○新书架
《文明与国际政治——中国学者评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王缉思主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１２月第１版。除“丛书总序”、“拓宽国际政治研究的领域——代序言”（陈乐民）、“编后语”外，正文３９２页。全书共２７．６万字。
本书主编王缉思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全书集中收集了１９９４年中国学者对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所做出的广泛回应的代表性文章，共２８篇。其中“一类是从国际政治的视角评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作者多为国际政治学者。另一类是从世界各大文明和文化的历史发展、特点、对比和相互关系的角度进行评说，作者多为人文学科领域的专家。这两种视角相得益彰，观点也多有交叉之处。”（“编后语”）本书所收王缉思、徐国琦、刘靖华、张汝伦、陈少明等青年学者的文章尤具功力与识见。本书系冯绍雷、陈昕主编《当代国际政治丛书》之一。
《美国现代化道路》李庆余、周桂银等著。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１２月第１版。除“前言”（李庆余）、“参考文献要目”、“人名译名中英对照表”外，正文４３４页。全书共３４．４万字。
这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李庆余教授等合作撰写的一部综合论述美国现代化历程的学术专著。全书以财富的创造与分配为中心，重点阐述现代化进程中美国的财富、权力、价值及其体制的历史变迁。
《美国早期现代化的两种道路之争》张少华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４月第１版。除“序”（罗荣渠）、“中、英文主要参考著作和文献目录”等外，正文１８４页。全书共１７万字。
本书是在作者博士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修改而成的，从现代化的新视角探讨了美国建国初期汉密尔顿“工商立国”与杰斐逊“农业立国”这两种不同的发展方略之争。作者认为，汉密尔顿是“美国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积极倡导者和奠基人”，对联邦制的确立和国家的建构也起了积极推进作用。杰斐逊的主张“带有较为浓厚的政治色彩和理想成分”，其独特的建设农业国的设想“饱含着他对人类进步和社会文明发展方向的热切关注，体现着他对西欧式工业化方式弊端的深刻批判和揭示”，但也在很大程度上背离了世界工业化兴起的潮流。作者指出，杰斐逊与汉密尔顿“实际上提出了两条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但其主张都对美国的初期发展起了推进作用，也都在实践中被迫作出调整，“美国的实际发展道路就是在二者的合力和各种复杂因素的制约下形成的”。本书系罗荣渠教授主编《世界现代化进程研究丛书》之一。
《美国“棉花王国”史——南部社会经济结构探索》何顺果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８月第１版。除“自序”、“结语”、“后记”、附录外，计１０章，正文３０７页。全书共２６．３万字。
本书以１８世纪末叶至１９世纪中叶“棉花王国”的兴衰为历史线索，重点分析美国南部社会经济结构及其变迁。书中探讨了推动“棉花王国”兴起的主要因素、种植园制度、奴隶劳动制、南部社会经济结构、南部的财富分配与集中、奴隶制对南部经济的影响、南部在美国国内市场中的地位等问题。何氏认为，南部种植园集定居制度、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文化制度于一体，由种植园主、白人监工和黑人奴隶这三层结构构成。就性质而言，它“应当是商业资本主义的”（第４６页），奴隶制并非种植园唯一的劳动制度，同时它还存在“自由劳动”制度；奴隶制在普遍建立后，它“不是越来越削弱而是越来越强盛”。种植园在新南部经济的崛起中起了骨干的作用。美国内战前，南部农业结构及整个南部经济是“以棉花生产为主的多样性经济”（第１４３页），南部社会经济结构是以奴隶种植园主为核心的三大系统，即种植园主、自耕农、贫穷白人系统；种植园主、监工、奴隶系统；种植园主、商人、小店主系统。奴隶制影响扩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并有客观的社会基础即“农场主—工业家”奴隶主集团，它使南部在资本主义市场中处于依附性的“殖民地地位”，“延误了南部的工业化”，“但从整体上看南部在美国工业化进程中的作用仍不容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作用甚至是决定性的。这是因为，正如道格拉斯·Ｃ·诺思所指出的，在内战爆发之前，在美国已初步形成了三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专业化区，或者叫做三大‘经济模式’。它们之间的差别和联系，是推动１９世纪美国历史发展，包括美国工业化的基本动力之一”。（第２７１页）
《美国微观经济运行机制——成熟的市场与现代企业制度考察》萧琛著。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５月第１版。除“前言”、“英文参考书目”外，分８章，正文４０３页。全书共３４．１万字。
本书作者萧琛现为北京大学国际经济系教授，从政府、市场、企业、产业组织的视角研究美国微观经济运行机制，包括美国民主法治的经济功能、美国经济的基本要素和混合体制、居民户经济行为及企业经济行为的引导与制约。作者认为，美国作为“一个法的世界”，这“对于各个层面的经济主体的行为既是一种约束，也是一种刺激和促进因素。”（第１５页）居民户、公司企业、政府（国家)是美国经济模式中的三大基本经济行为主体，“现代美国经济是‘三部门经济’，也即‘有政府部门的简单的凯斯模型’的经济”。（第６５页）美国已逐步形成了一套现代经济管理体制，如“资本民主化”、“管理民主化”趋向、长期推行五高政策（高工资、高福利、高效率、高消费、高物价）等。本书还讨论了美国的企业组织理论和管理技术，劳工、商品和资本三大市场与个人的交接以及工商企业、农业体制。“综观美国企业制度变革的历史，放眼全球市场格局的巨变和企业机制的调整与改组潮流，可以断言，现今仍然处于主流地位的美国公司企业的等级组织制度(hierarchy organization)，正在逐步地转向更加适应信息时代的更加民主的‘网络型’的企业组织结构。因为，制造业追求产品数量的时代在今天的美国正在逐步成为过去，而服务业追求生活质量和个性满足的时代正在到来”。（第２９１页）从世界经济的角度看，美国经济将越来越依赖外部经济力量，而它对这些外部力量的影响能力却在相对缩小，但就对美国的挑战而言，关键是它“能否在世界资本市场上长期保持最大的吸引能力”。（第３５３页）
(杨玉圣供稿)
James A. Baker, with Thomas M. De Frank, The Politics of Diplomacy: Revolution, War and Peace, 1989-1992. New York: G.P.Putnam’s Sons, 1995.
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在这本回忆录中首次向人们展示了在１９８９－１９９２年间那段国际风云激烈变幻的历史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的层层内幕。作为布什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贝克亲历了天安门事件、苏联解体、柏林墙倒塌、德国统一、海湾战争这些本世纪末使美国外交政策面临严峻考验和重大挑战的历史事件。作者以这些事件为背景，以受命执行的外交使命为素材，完成了一部颇有文献和学术价值的现代美国外交政策史。这本书虽不能与迪安·艾奇逊和亨利·基辛格的著述相提并论，但贝克这本史料翔实、见解精辟的著作无疑是近年来出现的一部最具权威的美国外交政策史。书中除系统阐述了布什政府的基本外交政策思想和其应付国际危机的主要原则、策略，还入木三分地刻画了贝克眼中的一些世界级政治家的外交风格和个人特点。布什总统是当代美国历史上一个“内政失败而外交成功”的典型代表，作为总统的主要助手，贝克就此阐述了他的见解。至于他本人，贝克透露他的座右铭是海华沙的那句箴言：“力量来自于团结，分裂孕育着危险”。因此，他从来都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空想家，而是一个善于妥协的务实派。尽管在许多重大外交问题上他常常遭到新闻媒介的指责，但他始终采取了沉默而不是反击的姿态。
Robert S. Ross,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969-1989. Stanford: StanfordUniversity Press, 1995.
作者是波士顿大学政治学教授。书中以丰富的史料和缜密的分析研究了１９６９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历史和一系列微妙的变化。作者首先回顾了中美两国从６０年代末因面临苏联的共同威胁而消除敌对走向合作，到９０年代初因苏联垮台，两国合作的战略基础消失导致敌对态势再度抬头的历史变迁。作者用大量篇幅探讨了天安门事件之后两国意识形态领域冲突不断加剧的深层原因，并就中美贸易争端、台湾问题等两国间的棘手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作者的主要结论是，认为由于国际政治、经济情况的巨大变化，中美两国关系已经从７０、８０年代的“讨价还价的合作”转变成为９０年代的“无法避免的对抗”。作者对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持比较悲观的态度。他虽然坚信中美之间的合作仍然是重要的和可实现的目标，但他没有提出任何切实可行之策。
Michael J. Green, Arming Japan: Defense Production, Alliance Politics, and the Postwar Search for Autonomy. New York: ColumbiaUniversity Press, 1995.
冷战结束以来，日本寻求独立自主的强烈情绪与它需要维持与美国的联盟关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冷战后日本曾一度试图建立自己的国防，发展自己的国防工业，但很快便发现这是行不通的。日本国内经济关系的盘根错节使那些曾野心勃勃地打算在国防工业中实现技术自主的人士迅速变得心灰意冷。日本寻求成为亚洲政治大国的企图使它不得不对“技术民族主义者”(technonationalist)鼓吹的为了日本的“行动自由”而不惜放弃日美安全关系的主张进行反思。最后，日本人终于在继续保持与美国的密切联盟的前提下扩大自卫队的作用方面取得了共识。然而作者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放弃了实现独立自主的目标，而是找到了某种新的定位。日本发现发展自身的强大的武器计划增强了它对美国的价值和在日美联盟中的地位。因此，日本将不会放弃在这方面的努力。关于如何解决日美间连续不断的磨擦，作者提出，双方应首先认识到经济和技术不应成为导致分裂的因素；日美双边技术合作的前景十分广大；联合开发和利用军事技术可以给双方带来巨大利益。而且两国的紧密合作将会在防止核扩散，开发新能源，保护环境等双方均存在巨大利益的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高英东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