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2期
不应该误解乔治·凯南的“遏制”概念
张小明
【注释】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注尾】
《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发表了吴国光、刘靖华的长文《“国堵中国”：神话与现实——兼析“中国威胁论”的战略企图》。该文论及时下一个热门话题，即：美国是否要“遏制”（containment，国内一般译为“遏制”，台湾、香港地区习惯称之为“围堵”）中国？当前讨论这样的问题实属必要，吴、刘在文章中所阐述的一些看法也能给人以启示。但是，笔者细细读完两位先生的长篇大论之后，感觉到乔治·凯南在战后初期提出的“遏制”概念在这篇文章中被误解了，说得更严重点，是被曲解了。
误解之一：凯南的“遏制”同“和平演变”是两种截然相对的战略选择。文章把凯南提出的“遏制”或“围堵”主张称之为冷战时代的“经典式的围堵战略”，其要旨是“直接对峙”或者“美国与苏联直接的军事对抗”。该文作者认为，凯南这个“经典式的围堵战略”同“介入”或“和平演变”是两种不同的战略选择。
这种看法同凯南提出的“遏制”概念之本意是相违背的。凯南在１９４７年发表的那篇著名的“Ｘ”文章中比较全面、系统地提出了“遏制”苏联的主张，即：“苏联对西方自由制度的压力可以通过在一系列变化着的地理和政治点上，灵活、警觉地使用抵抗力量而被遏制”；“在俄国人露出侵犯世界和平与安全的迹象之每一个点上，使用不可更改的抵抗力量”。凯南声称，美国以足够的资源和力量对苏联政权进行遏制，将迫使克里姆林宫的行为变得较为“温和与明智”，从而导致俄国政权的“瓦解或逐步软化”。〔１〕但是，凯南的这篇文章没有解释“抵抗力量”（counterforce）的具体含义，由此造成许多人包括美国著名专栏作家华尔特·李普曼望文生义，认为凯南所说的“遏制”就是以军事手段和军事对抗来抵制苏联的威胁。〔２〕凯南在１９６７年出版的第一部回忆录中说，他的“Ｘ”文章被李普曼“误解”了。凯南指出，李普曼从军事的角度解释“遏制”概念，这并不是他的本意。他明确表示自己所说的“遏制苏联，就是以政治手段遏制政治威胁，不是以军事手段遏制军事威胁”。〔３〕凯南的这个解释有为自己辩护和修正他早期思想的成分，事实上他没有否定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含有军事性质，也从不忽视军事手段（如军事威慑、有限战争等等）在遏制苏联中的作用。但是，纵观凯南在战后各个时期的言论，他是把政治手段视为遏制苏联的主要手段。〔４〕也就是说，“Ｘ”文章中所说的“抵抗力量”应主要指政治力量，至少不能仅仅解释为军事力量。
那么，凯南所说的遏制之政治手段或“政治力量”又指的是什么呢？概括起来说，它大致包括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保持西方社会内部的健康与活力。在凯南看来，如果西方世界较好地解决了自己内部的各种问题和弊端，保持社会内部的健康与活力，就可以抵制苏联的影响和渗透。“8000字电报”说得很清楚：“问题的很大一部分取决于我们自己社会的健康与活力。……凡是解决我们自己社会内部问题，加强我们人民的自信、纪律、士气和集体精神的每一项果断有力的措施，都是对莫斯科的一次外交胜利，其价值可以抵得上一千份照会和联合公报。如果我们在自己社会的缺陷面前不能抛弃宿命论和漠不关心的态度，莫斯科就将从中得到好处。反之，莫斯科在它的外交政策方面就不会从中得到好处。”〔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凯南把美国同苏联的斗争，看成是一场竞赛，“看谁最快、最成功地解决各自的问题和实现自己的理想。……我们能否赢苏联主要取决于我们能否战胜自己”。〔６〕它与我们今天所熟悉的说法，即“和平竞赛”，有多么相似！第二，鼓励和利用苏联同其盟友之间的矛盾。凯南认为，苏联“势力范围”向外扩展，是增加苏联“帝国”的负担和压力，因为它无法使别的民族与国家永远处于从属地位。〔７〕因此，美国可以，而且应当鼓励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同苏联闹独立，其方法包括改善同东欧国家的关系，并且向它们提供经济援助。凯南以此作为自己１９６１－１９６３年出使南斯拉夫的重要目标。第三，促使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凯南遏制战略的最终目标是使苏联的内政、外交按西方的意愿发生变化。凯南一贯认为，外界影响苏联行为的能力是有限的，苏联变化的根本动力在于其内部。但是，这并不是说，凯南的遏制仅仅指西方坚守阵地、坐以待变。在他看来，西方可以影响苏联内部的和平变革进程，尽管西方的作用只是“辅助性的”。他所主张的促使苏联和平变革的手段和方法主要有：榜样的作用，即为苏联树立一个真实的、令人羡慕和值得效仿的榜样，它是“美国对俄国内部发展所能施加的最重要的影响”；〔８〕谈判与缓和，１９４８年以后，凯南坚决主张美国同苏联进行谈判和改善关系，认为这比孤立和对抗更有助于苏联的“软化”，他是美苏缓和的积极倡导者和支持者，因此曾经在很长一段时间被人指责为“绥靖主义者”。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凯南所提出的“遏制”概念不仅同“和平演变”或者“和平变革”的主张不相对立，而且前者是包容后者的。完全可以这么说，乔治·凯南遏制思想就是一种和平变革或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９〕吴、刘文章对凯南“遏制”的误解是显而易见的。与此相适应的是，这篇文章甚至认为“当初美国对苏联更多的是采取围堵战略，而不是采取卷入的战略，也没有发展出两手并用的战略”。这个结论同样令人不解。战后从杜鲁门到布什，美国历届政府的对苏政策从来都是软硬兼施、两手并用的。
误解之二：凯南“遏制”战略的主要目的是对抗“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文章这样写道：“……乔治·凯南经过在苏联社会的生活和考察，在他的‘Ｘ’文章和８０００字电报中下的结论是，苏联的外交政策不是根植于领导人的心理、愿望当中，而是根植在共产主义制度这样一种结构当中。只要这种共产主义制度还在，苏联的政策就永远是扩张的，永远是对西方充满敌意的。所以，美国只能用围堵的办法来结束苏联的制度。后来美国决策界采纳了乔治·凯南的意见。”换句话说，在作者看来，凯南所说的苏联的“威胁”就在于其信奉的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制度，“遏制”的主要目标乃是消除这种威胁。用该文一句概括性的话来说就是：“……当年乔治·凯南的围堵苏联是着眼于苏联共产主义制度对西方的威胁，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的色彩。”
上述对凯南“遏制”战略目的之概括是极端片面、简单化和不准确的。无疑，凯南十分敌视共产主义思想和制度，认为苏联政权将意识形态当作“扩张”的工具，因为苏联宣传机器所鼓吹的意识形态在其他地方有一定的影响和吸引力。〔１０〕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苏联对西方的威胁含有意识形态威胁的成分。凯南因此在“Ｘ”文章中明确提出美国要迫使俄国政权最终“垮台或逐渐软化”。他在１９５１年发表的被称为“第二个‘Ｘ’文章”的论文中提出，美国所期待的未来的俄国是一个不再实行“极权主义”的国家，美国应当支持“卫星国家”中具有“西方思想”的领导人与组织，在东欧建立“非极权制度”。〔１１〕而西方人所说的“极权主义”通常是“斯大林主义”、“社会主义”的同义语。换句话说，消除苏联共产主义的威胁，是凯南“遏制”战略的重要目标。然而，这并非凯南“遏制”战略之一或首要目标。
凯南在分析苏联对西方“威胁”时，主要是把苏联视为一个追求传统目标的民族国家而非追求意识形态目标的革命国家。“8000字电报”认为苏联是“深厚强大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潮流孕育出来的”。该电文和“Ｘ”文章一样，都一再强调苏联对外行为动机从根本上说不是意识形态目标，而是从历史上继承下来的不安全感。至于意识形态，在他看来主要是说明苏联不安全感的理论依据和对外扩张的工具。他在“Ｘ”文章中用很刻薄的话来表述这一论点：“马克思主义是他们在道德上和思想上受人尊敬的一块遮羞布。他们在历史面前没有这块遮羞布，充其量不过是那种残暴而不惜民力的俄国统治者绵绵世系中的最后一代罢了。”〔１２〕他在１９７７年出版的一本著作中重申了这个观点：“（战后）苏联基本上是作为一个正常的大国行事，在苏联领导人的心目中，俄国统治者传统的关注和野心超越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关注和野心。……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就国际事务来说，事实上是在一边倒地按照早些时期俄国民族主义统治者的传统行事。他们主要而明确的关注是保护他们自己在俄国境内的统治和俄国中心地区的安全，这是他们的政权不可缺少的基础；尽管他们拥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强有力的民族感情还是把他们同这种关注牢牢地联系在一起。”〔１３〕由此认识出发，凯南批评美国政府习惯从道义和意识形态的角度考虑美国的对苏战略，声称美国所要遏制的主要是苏联的不安全感与扩张倾向而非共产主义，美国对苏战略应以阻止和减少苏联对美国与西方国家利益的威胁为目的，而不是以反对共产主义和传播美国的价值观与社会制度为基本目标。他在１９４７年初对“杜鲁门主义”演说稿提出异议，其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他认为该演说稿过分渲染反共思想，把战后美国对外政策描绘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东征。〔１４〕也就是说，凯南在阐述其遏制战略的目标时，不但没有仅仅着眼于苏联共产主义制度对西方的威胁，而且认为反对共产主义并不是西方遏制苏联的主要目标。
综上所述，《“围堵中国”：神话与现实——兼析“中国威胁论”的战略企图》一文误解了乔治·凯南的“遏制”概念。凯南的“遏制”主张本身就是一种和平演变的战略思想，它同“和平演变”不是两种不同的战略选择；对抗“苏联共产主义”不是凯南提出的“遏制”战略之唯一或主要目标。吴、刘用一个被严重误解了的概念来分析美国对华战略到底是“遏制”还是“介入”，让人产生某种似是而非的感觉，从而影响文章的说服力。最近一段时间，“遏制”、“冷战”之类的概念频繁见诸报端，但是很少有使用者花时间和精力去界定其含义和考证其来源。你用我也用，解释五花八门，其混乱状态十分严重。虽说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概念难求准确和统一，研究者们还是力求严谨为好。
注释：
〔１〕George F. Kennan, “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 (July 1947).
〔２〕〔美〕华尔特·李普曼：《冷战——美国对外政策研究》，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版；Charles Gati, “What Containment Meant?”Foreign Policy (Summer 1972); Edward Mark,“What Kind of Containment?”in Thomas Paterson, ed., Containment and the Cold War (Massachusetts: Addison-Welsey Publishing Co., 1973), pp.96-109; C. Ben Wright,“Mr.‘X’and Containment,”Slavic Review (March 1976).
〔３〕George F. Kennan, Memoirs 1925-195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67), pp.358-360.
〔４〕拙作：《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第４３－４６页。
〔５〕Moscow Embassy Telegram, No.511, Feb.22, 1946, FRUS, 1946, Vol.6, pp.696-709.
〔６〕George F. Kennan, Russia, the Atom, and the West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pp.13-14.
〔７〕Moscow Embassy Telegram, No.511, Feb.22, 1946; John L.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OxfordUniversity Press, 1982), p.43.
〔８〕George Kennan, “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uture,”Foreign Affairs (April 1951).
〔９〕《乔治·凯南遏制思想研究》，第１４１－１４４页。
〔１０〕乔治·凯南：《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危险的阴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０年版，第１８６－１８８页；George F. 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１１〕George Kennan,“America and the Russian Future.”
〔１２〕Moscow Embassy Telegram, No.511, Feb.22, 1946; George F. 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１３〕《当前美国对外政策的现实——危险的阴云》，第１７５页。
〔１４〕George F. Kennan, Memoires 1925-1950, pp.319-3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