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
——评王旭《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
黄柯可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
在我国，关于美国城市的研究起步于８０年代，虽然比美、英等国晚了３０年，但也充分体现我国的美国研究领域在不断拓宽。在为数不多的先行者中，东北师大先声夺人。美国研究所的学者最早开展了美国城市史的研究工作，成为我国这一学科的基地。丁则民教授在多年研究美国移民和边疆问题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对城市史产生兴趣，并在其主持的国家项目《美国内战与镀金时代》中，把城市列为专门研究课题。王旭便是丁先生一手培养的学生。现今已荣升教授，担当美国所所长重任。
《美国西海岸大城市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下称《西海岸》）一书是王旭教授十几年来研究工作的结晶，具有扎实雄厚的基础。他曾就美国城市问题发表过几十篇论文，并于１９９０年以论文《美国西部城镇与西部开发（１８６０－１９１０）》获得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可能是我国关于这方面的首篇学位论文。他在文中已建立了自己鲜明的学术观点，并以充实的资料作了详细论证。可以说，这份论文即是《西海岸》一书的雏形。然而，作者并未就此止步，又利用出国开会和考察的机会，广泛搜集资料，拜访城市史专家，并对美国太平洋一线的大城市进行了实地考察。
该书的最大特点在于，自始至终围绕一个中心，即美国西海岸城市发展的独特道路，与东部和中西部迥然不同。这便是作者树立的基本观点。在美国，以城市史奠基人之一理查德·韦德为首的西部城市史学界普遍认为，西部城市化起步虽晚，但很快便移植了东部的模式，基本上重复东部的老路。王旭明确提出，这种观点过分强调了西部与东部的共性，进而忽视了乃至妨碍了对西部城市化特点的研究。这一评论切中要害。
书中以令人信服的论证，反驳了美国的上述观点。作为中国学者，无论资料占有，还是实地考察，均无法与美国学者相比，能够作到尊重历史，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实为难能可贵。大概正是这种科学的研究态度，使作者赢得了美国同行的赞赏。华盛顿大学太平洋沿岸西北部研究中心主任约翰·芬德利教授等人都认真阅读过本书提纲，提出中肯建议。有关机构还引见作者与前总统里根会面。
《西海岸》一书指出，西部的独特道路体现在，它的开发是以城镇为先导和主体。开拓者根据当地历史和地理条件，没有步东部后尘，走传统的农业垦殖先行，而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循序渐进式道路，而是超越农业发展阶段。此观点的依据基于西部的特定环境。首先，开发之初，矿业开采先行，矿业营地便成为城镇的雏形。这里是投资者、工人和商人的集中地，随之为采矿服务的各类行业也应运而生。为维护治安，各类管理机构也相继产生，营地呈现了城市文明的初级阶段。不可否认，大部分采矿营地随矿源枯竭而逐步消失，只有少数日后发展为固定的城镇。然而，在此过程中，城市文明并未随之而去，相反，在人们的流动当中得以繁衍和升华，为以后城市的大规模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其次，内战后，美国政府为鼓励向西修筑铁路，颁布各项对铁路公司的优惠政策。铁路公司利用政府赠与的土地和贷款，下设城镇开发公司，沿线选址建镇。在美国五条横贯东西大铁路两侧，一批城市在短期内拔地而起。书中指出，铁路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部门，在矿业开发的基础上更有力地促进了西部的全面发展，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以后，这种作用大为突出。时至今日，在西部仍旧发挥重要作用的各大城市，无一不是铁路时代的佼佼者。
《西海岸》一书的功力不仅在于提出一种观点，还体现在通过对西部道路的深入分析，总结出几点有价值的规律。笔者将其简要概括如下：
第一，西部城市化带有跳跃性特征。由于地区发展的不平衡，西部在开发初期人口稀少，又远离经济发达地区。所以，迫切需要能够沟通内地和东部的“支点”，而不是分散的大面积农业垦殖。于是，西部以工业化先行的东部为依托，大城市以惊人速度得到发展，在短期内经历了从小城市到一般城市，再到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几次过渡，阶段性不明显。作者对美国各地城市进行纵向解剖，截取它们由几千人的小城市到拥有２０万人的大城市所需的时间，进行对比研究，其结果说明，完成这个跨度在中西部（除芝加哥外）需约５０－７０年，东北部需１３０－１７０年，而在西部仅用３０－４０年。可见，同类城市的发展速度在西部最高。
第二，城市是地区经济的集中反映。它们通过自己的经济辐射区，又相互交叉，形成地区生产力布局的网络。几个地区性中心城市的崛起，无疑提高了城市化的整体水平。到２０世纪初，以太平洋沿岸城市为主体的西部城市化的基本结构已经形成。
第三，大城市的发展与垄断性组织的集中程度有关。书中列举旧金山的“银行大王”和铁路业“四巨头”，说明旧金山的地位是在垄断组织的发展中得以巩固的。他们以旧金山为大本营，控制采矿业和交通命脉，乃至财政金融。财团组成的上流社会贿赂议员，买通新闻媒体，压制社会舆论，起着幕后操纵，左右政局的作用。垄断组织与州、市一级政府的结合，反映了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形成时期的特有现象。
第四，政府投资与大城市形成关系密切。本书详细论述了两次世界大战对西部城市工业的刺激作用，尤其对二战后联邦政府的投资着以浓墨。该书认为，军火工业和战时必需品的生产改变了西海岸工业的结构。二战后，联邦政府下达的巨额国防开支，以及鼓励开发高科技产业的政策，均在西海岸大城市见著成效。飞机制造业、造船业、导弹和宇航业发展迅速，斯坦福大学和硅谷微电子工业的崛起，导致高科技产业成为西海岸城市经济的主导。
《西海岸》一书对西部城市化特色的论述，引申出一个深刻的结论：在一个国家，尤其是大国，即便经济已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只要依然存有地区差异，那么，对于边远地区的开发，就不能简单重复发达地区城市化的老路，而应该根据实际情况，走适合于当地城市化的道路，从而带动地区经济发展。这一点，对于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城市化，无疑具有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
本书围绕西部城市化的独特道路而向美国一派观点进行的挑战，应该说是成功的。此外，作者还在多处以自己的研究成果纠正了一些看法。
西部城市具有工商业混杂的性质，这是公认的。但究其原因，美国不少学者认为，西部城镇只不过是东部经济的“代理点”，在全国城市等级结构中居较低的地位，甚至将其与南部等量齐观，说它们是东部的殖民地。王旭指出，这些看法固然有其依据，因为从总体上讲，西部城市起步晚，又主要处于原料产地，很难在短期内摆脱对东部工业品的依赖和资本的控制。但是，王旭认为，由此也不能得出上述结论。理由是，首先，分析一国之内不同地区的关系，使用“殖民地”这一概念，本身就没有科学性。东、西部经济的差异，只能是地区专业化发展不同层次的反映。其次，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等城市的发展历程说明，到１９世纪末，太平洋沿岸城市经济已趋于成熟，地区经济的独立性大为增强。再次，南部和西部经济具有本质不同，南部城市多为纯商业性，靠与东北部大城市的单线联系生存，故对东北部有很深的依赖性。而西部城镇在本地区开展横向联系，显示了地区经济独立发展的趋势。
国内外学术界普遍存在一个观点，加州淘金热开启了美国西部，尤其是西海岸的城市化大门。王旭认为，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但他提出，对于淘金热的作用不宜估计过高。淘金热是开采河中的沙金，属浅表层采矿，数量有限，持续时间很短，对于西部城市化的影响远不如深层采矿。正是后来在西部发现的深层金、银矿，以及铜、铅、锌等金属矿藏，使采矿业走上机械化、大规模经营的道路。同时，由于浅表层矿源枯竭很快，淘金者以单身作业为主，流动性大。然而，深层采矿所需资金和技术都远非个人能力所及，故使矿业公司应运而生。它们把采矿业推向工业化，并带动机械、能源、服务等其他产业的开发，形成城镇。
关于郊区化问题，《西海岸》一书指出，我国学者目前仍局限于对美国郊区化的探讨。实际上，仅仅使用“郊区化”这一概念，已无法圆满解释二战以来的城市发展。大都市区化才是二战后城市发展的主导趋势。该书认为，城市郊区化经历三个步骤：郊区形成新的居住区；零售业外迁；新兴企业建于郊区。所以，郊区是城市功能外延的产物，是大城市的有机组成部分。二战前后，中心城市与郊区出现的次中心结合起来，构成大都市的复中心结构。书中详尽论述了西海岸大都市区高速发展的原因，解释了土地兼并、交通运输、振兴市中心区等重大问题。作者颇有预见地指出，今后城市发展的趋势是在大都市区的基础上建立大都市连绵区（又称大都市带）。
《西海岸》一书作为我国研究美国城市史的创始之作，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比较明显的问题是第四部分的结构与前三部分不尽一致。在一本论述性较强的著作中，第四部分采用类似词书的体例，就洛杉矶、圣迭戈、旧金山和西雅图四大都市区，分别列出其地理环境、人口、经济、文教、风景名胜、城市布局和历史补遗等项目加以叙述，显得与前文很不谐调。其实，这四大都市始终是全书论述的主要对象，第四部分所及问题完全可以自然地溶于前三部分。如果需要突出它们在当代的地位和作用，亦可保留第四部分，但若把体例改为横向比较，或许胜于个案说明。通过几个方面的问题，诸如：在地区和全国经济中的作用、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发展前途（可将第三部分的第１６章移入）等等，进行比较研究，定会达到深入说明前文理论的良好效果。
不言而喻，作为专著，论述时自然要分重点、次重点，甚至一笔带过之处。然而，如果对与主题关系密切的重要问题文字欠缺，便会产生不够深入之嫌。书中指出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对西部城市化的促进作用，但对汽车作用的分析不足，与叙述铁路的章节比较相形见绌。铁路对美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崛起曾起过巨大作用。然而，当６０年代高速公路风起云涌时，铁路和火车已完成历史任务，走向拆毁里程与日俱增的阶段。汽车以其特有的便捷功能，将铁路时代出现的城市彻底改观，发挥的作用更加深远。在论述当代城市化问题时，还应更多地着眼于汽车，甚至于飞机等现代化交通工具，以及现代通讯设备的作用。
总之，《西海岸》一书是一部颇有学术价值的佳作。王旭教授在已经取得的成果基础上，现又步入美国西海岸与中国沿海城市化进行比较研究的新阶段。我们期待着他的新作早日问世。
——读胡国成先生《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一书
刘笑盈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在我国的美国史研究中，关于罗斯福新政的研究是一个极为热门的课题。自１９８０年史学界对新政展开讨论以来，８０年代前中期逐步深入并达到了高潮。据笔者统计，至今为止，关于新政的专题论文就有上百篇之多。胡国成先生早在１９８２年就以他的硕士论文《罗斯福新政的主要经济措施及意义》参加了这场讨论，以后十几年间，他继续在这一领域埋头耕耘，终于向史学界捧出了其深入研究的新著《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中国经济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读此专著，颇有感慨和体会，特表述出来与广大读者及该书作者共享。
作为美国史研究领域中为数不多的专门性研究著作，作者耗费了十几年的精力与心血，这本书的优长之处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本书的显著特点是突破了传统历史学研究的狭窄范围，将历史学研究深入到了过去史学研究者不太重视的经济及经济制度领域。本来历史学是一门古老的涵盖范围极宽的传统科学，但是，随着１８世纪末１９世纪初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历史学的地盘不断地被其他学科所挤占，政治史成了历史研究的主线。这种情况到本世纪上半期以来受到了史学界的注意。史学开始了向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渗透和借鉴的尝试。法国史学家弗朗索瓦·菲雷曾指出：“如果说史学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有其特殊性的话，确切地说，就是史学没有这社会科学所具有的特殊性，它试图探索时间的一切维度。”（诺拉·勒高夫主编《新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１２８页）开放史学成为现代史学的发展趋势。一方面，史学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扩展——这不是从其他学科中重抢地盘，而是用特有的历史研究观念和方法来重新关照这些领域。另一方面，史学又在不断地借鉴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客观地讲，这个过程在我国史学界进展得并不顺利，而胡国成先生的这本著作，正是反映这一趋势的一次有益尝试。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恩格斯指出：“我们认为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的发展”。（《马恩全集》第３９卷第１９９页）但这个最一般的原理在我国的一些研究者那里却没有得到正确的理解和运用，经济成了政治的陪衬。就罗斯福新政而言，毫无疑问经济是其主要内容。没有１９２９－３３年的经济危机，没有罗斯福政府的经济措施和经济立法，就没有罗斯福新政。对新政的研究中，在许多学者舍本逐末用大量篇幅于缺乏基础的非实质性问题研究时，胡国成则始终抓住经济问题的研究不放，终于有了这本研究成果的问世。在本书中，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本书的主要任务是，从对１９世纪后半期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美国经济史的考察中，探索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形成”。“本书的考察重点是放在美国的国家政权及其代表——联邦政府与经济的联系与关系上。”（胡著第１页，以下凡未特别注明者均引自此书）将历史学研究与经济史的研究相叠加，或者说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及政府与之关系，是需要作者表现出相当勇气和一定功力的。而这种尝试，却为我们开辟了美国史研究的一个新侧面，提供了一种正确认识美国１９世纪末到二战以前美国历史发展，特别是正确认识罗斯福新政的新思路。
其次，正是由于本书采用对经济现象进行历史学关照的独特视角，所以本书线索清楚明确，而且在充分吸取了国内外各学科对本书所涉及的领域的研究成果之上，作者还提出了许多属于自己研究得出的独到见解和重要结论。从宏观上讲，本书的重点在于阐述新政及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的产生，但本书在对新政进行溯源时，以国家是否干预经济及其干预的程度为线索，找出了美国早期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现象在１９世纪末即开始出现的某些证据，分析了一战期间国家对战时经济的干预和管制对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产生的影响，阐述了战后“恢复常态”和自由放任主义的复兴，特别是在３０年代大危机到来时胡佛在坚持自由放任原则时被迫的有限干预，从而对新政这一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性事件做了历史的铺垫，进而作了全面分析。作者认为新政全面抛弃了美国政府在自由资本主义乃至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一直坚持的自由放任原则，“在美国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深度和广度上建立了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和管理体制，使美国的经济制度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第１１页），即美国的现代经济制度。作者所勾画的历史线索相当清楚，即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经济——一般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干预和自由放任相交织——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时期：国家对经济的全面干预和现代经济制度的形成。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在把握这条线索时，始终从经济运动本身的规律出发来关照历史现象，例如在探讨早期国家干预因素时强调了第一次企业兼并浪潮及后果与反托拉斯法的关系，在探讨新政的产生时强调了第二次企业兼并、经济危机以及企业社会本身要求国家干预的背景等等，这是难能可贵的。从宏观角度讲，书中也有一些自己的鲜明特点，例如对新政的全面阐述和研究，可以说达到了国内著作对这一问题认识的最高水平。再如对早期国家干预因素的分析，对１９３７年经济危机的认识和评价，也都显示了作者的研究功力。再从微观方面来看，显示作者研究特点的地方就更多了，可以说不胜枚举。总之，本书在内容、体系、线索、层次和观点方面都是独具特色的。
最后，本书毕竟是一本历史学的专著而非其他学科的著作，在显示上述特点的同时，本书也表现出了“厚重加实证”的浓厚的历史学学科特色，呈现了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力。
本书全书仅２６万余字，但据笔者不完全的统计，本书所引用的各种中外文统计资料、历史文献、回忆录、传记、专门性著作和一般性著作就达１２０种以上，全书注释竟有５１０条以上之多。翻阅全书，作者绝少空论，甚至使人有“无一处无出处”之感，有时同一个数字作者能同时引用几本书来证明，有时通过互证，作者还纠正了一些其他著作的错误。每一个认真的研究者都知道，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没有长期坐冷板凳的精神也是绝难作到的。正是这种扎实的学风和严谨的治学态度才保证了本书立论的成功，同时又构成了本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使本书达到了这一领域研究高峰的具体体现。
显然，本书也并非完璧无瑕，也有可商榷之处。例如，作为一本历史学家研究美国经济史的尝试，本书在对经济理论和思想的分析和阐述比较薄弱。尽管美国是一个注重实用和往往实践走在前面的国家，作者也指出了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形成，“基本上是出自经济发展本身的需求和要求，并且没有什么真正可称得上是从美国本土产生的经济理论作指导。”（第１页）但作者同时也指出与上述历史进程相对应，还是存在着主要理论和思想线索的，“即重商主义——重农主义和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第２页）而对这些流派和理论以及与美国经济制度发展进程的关系，本书则缺乏分析甚至很少提及。虽然这些流派和理论，包括１９世纪末到２０世纪上半期在西方经济学中曾占有统治地位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都不产生于美国，但它们毕竟对美国的经济实践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如果能对这些影响加以分析，也许会使本书更显丰满。再如对新政的某些认识问题，可以认为新政在各个方面为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加强了国家的经济职能，但是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国家在充当经济运转的仲裁者、调解人的同时，是否也过多地直接参与了市场本身的运作呢？对于美国现代经济制度的后来发展，本书虽然为“美国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史，但似乎也结束得过于突然而缺乏必要的简单阐述。又如本书的文风极为朴实，基本上是平白的叙述性语言，缺乏变化，如果再恰当加上一些思辨性的分析语言，也许会使本书的现代性更强一些。作为史学著作，本书的另一个小小缺陷是缺少书后的参考书目，不方便读者以此书为门径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了解和研究。
不过，瑕不掩瑜。《塑造美国现代经济制度之路》仍然是一本不可多得、值得一读的好书，它是我国美国史研究领域的一个新成果，一种新收获。
熊志勇
春节之前接到美国著名中国学学者韩德(Michael Hunt)的两本新书，其中一本名为《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起源》(The Genesis of Chinese Communist Foreign Polic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我深知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外交政策起源这个题目在搜集资料方面的难度，而韩德的特长就是挖掘各种资料，这从他已被翻译成中文的专著《一种特殊关系的形成——中国与美国，1784-1914》中就可窥见一斑。这一次，他又广泛地搜集和利用了近年来在中国出版的各种文件集、日记、回忆录、文集和其他专著论文等。
全书共分为4个部分和作为附录的一份的详细的参考资料介绍。第一部分：背景。这个部分介绍了历史传统对中国近代对外关系的影响，特别指出中国在列强侵略下莹受的屈辱。在清朝晚期，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维护原有的帝国疆域，但其外交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它们财政困难、国内冲突、领导软弱、权力分散、机构效率低下、缺乏人材和指导思想的困境等等。
第二部分：知识分子的骚动。这部分在分析了大量知识分子的言论之后指出，19世纪末面临崩溃和瓦解的中国人产生了爱国主义的情绪。其结果是如何拯救中国的问题在爱国者之间引起了争论。这涉及到3方面的问题。一是国家应该遵循什么样的意识形态，人们怀疑现存的王朝的价值观体系能否解决国家危机；二是什么样的人可以承提起国家领导责任和管理官僚机构。旧的王朝体系是改革的基础，但越来越为人们所抛弃。三是谁作为基本民众，他们同国家的关系基础是什么。民众被视为国家的基础，但实际上人们对这种关系有不同的看法。直到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才逐渐形成对国际关系的正统观念。这种看法包括三个方面。1中国受到帝国主义的围攻；2有必要同苏联建立特殊的关系；3弱者和被压迫者需要联合起来。从这一世界观出发，中国人开始提出自己的对外主张。中国共产党在其成立不久，即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也提出对外主张，把世界分为三个部分：帝国主义、苏联和民主革命运动。中国思想家和政治家对“帝国主义”有不同的理解，其中中共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把爱国主义和马列主义相结合。
第三部分：毛泽东取得领导权。这部分指出，在30年代初之前，中共领导人虽有对国际形势的看法，但谈不上外交政策。直到30年代末，才由毛泽东奠定了外交政策的基础。他要促使美国和苏联以有利于中共获取政权的方式来介入中国事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毛泽东采取了“弹性的外交政策”(见第157页)。虽然毛泽东谴责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但不是简单的抨击。毛泽东还是希望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只要不是以领土和主权为代价。为此中共作了大量的记者工作和采取了其他措施，使外国人了解自己。由于赫尔利破坏了中共的一切外交努力，才使毛泽东对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感到提忧。对于苏联，毛泽东虽想保持密切关系，但由于在统一战线等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以及苏联不向中共提供援助，毛泽东对苏联感到失望。战后毛泽东的对外政策仍是随着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初期由于美苏都表示不干预中国内政，国共和谈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从马歇尔在华后期起，美国执行了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中共寻求和平的努力未能成功。在毛泽东批评美国的同时，中共军队作出防止美国军事干预的准备。尽管如此，中共还是留下了建立外交关系的余地，期望美国能改变政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中共还是希望能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建立外交关系，条件是对方断绝同蒋介石的联系和相互承认主权和平等。但由于“杜鲁门政府不承认共产党的胜利”，他不让司徒雷登去北京。美国方面要求外交特权，但又不承认中共方面的权威；美国支持蒋介石轰炸封锁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美国反对中共进入联合国。总之“美国的敌意造成中共更多地依赖苏联”(第178页)。与此同时，中共在一些事件上的作法也不利于中美关系的缓和，如对沈阳总领事的宣判和对待美国在北京军营的处理。
第四部分：历史模式和解释实例。这部分先是从毛泽东个性和思想意识对决策的影响总结了作者对中共外交政策起源的看法，然后分别介绍了中美两国学者是如何论述这个起源问题的。作者认为对中共外交政策的起源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两个因素是毛泽东个人的作用和不断变化的思想意识。
在这部著作中，韩德是在拥有大量材料的基础上作出自己的判断的。但有些观点还需进一步研究和商榷。如作者认为毛泽东要“恢复旧时帝国的边界”，(见第211页)甚至用乾隆皇帝来进行比喻，但又没有举出具体根据。事实上，虽然毛泽东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他要打碎列强在过去近百年的时间里加给中国的桎梏，但是毛泽东领导时期，中国政府在边界问题上的处理是十分谨慎的。解放初期，尽管毛泽东对苏联大国主义的作法不满，但还是承认莹古的独立，接受了苏联的一些特权要求。后来，中国在处理同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朝鲜等国的边界问题上都作出适度的让步，以求得和解。在中印边界问题上，虽然中国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但并没有用军事手段来解决这个问题，而是耐心地通过谈判以求妥善处理。还譬如作者认为在日本投降后的几个月时间里和在朝鲜战争处于僵持阶段时，毛泽东身体伊朗不佳妨碍了他对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这二者间看来还缺乏事实来充分证明其必然联系。
无论如何，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读的专著。作者在最后一节提出的建议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考虑。一是在研究中国对外关系时，不仅着眼于两国间的关系，更要深入探讨这种关系对两国自身的实际影响及反影响。本书在不少地方采用了把内政与外交紧密联系起来的研究方法。虽然大家都常说，外交是内政的延续，也承认外交对内政的影响。但很少见中国学者把两者联系起来研究中国的对外政策和对外关系。二是目前研究中国对外关系的论著中大量借用了国外的词汇，如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的、地缘政治的、马列主义的等等。这些词汇不能充分表现出中国外交的特色，应该在史料越来越丰富的条件下，把中国外交置于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环境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作出更深刻更有说服力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