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
日美关系 ：从战后到冷战后
冯昭奎
【注释】冯昭奎：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注尾】
战后的日美关系是以日本被美占领作为起点的。在被占领期形成的日美之间的上下主从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战后日美关系的“原型”。本文将讨论日本独立后的日美关系的变迁，以及从战后时代进入冷战后时代日美关系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变化。
一、亲美外交的实质：最大限度地利用冷战格局
1952年日本独立后,虽然摆脱了美国占领,却仍处于美国的强大影响力之下。在安全方面,日美安保条约签订意味着正式将日本置于美国军事保护之下；在经济方面，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体制为战后日本的发展提供了“温室”般的条件,美本身又是日最大贸易伙伴,并且是日获取先进技术的最重要来源；在意识形态方面,美国民主主义等思想文化影响日益深入日本的社会。总之,"独立"虽意味着美占领的结束,但并非意味着日美特殊关系的结束,而恰恰是意味着这种特殊关系的新的展开。
关于独立后日本外交的基本方针,日政府在1957年发表《我国外交近况》（即战后日本第一号《外交兰皮书》）提出了“日本外交三原则”：
（1）以联合国为中心；
（2）与自由主义各国协调；
（3）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
战后日本外交的实践表明,上述三原则实际上变成了“一原则”,即“以日美关系为基轴”。所谓“以联合国为中心”实际上变成了在联合国舞台上紧紧追随美国(据统计,从联合国第11届大会到第17届大会期间,在国际纷争问题上,日与美保持同步调的案例占全部案例的比例高达94%)；〔1〕与自由主义各国的协调突出的是与美国的协调；至于坚持作为"亚洲一员"的立场实际上被“脱亚入美”所取代。总之,“三原则”是招牌,“一原则”才是真实。
战后日本推行“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外交是为了"对冷战格局加以最大限度利用"，使日本在冷战格局下定位为“美国保护下的通商国家”，成为冷战格局的最大受益者。如果借用战前日本军国主义者使用的所谓“生命线”、“利益线”的说法, 战后日本的“生命线”正是《日美安保条约》，战后日本的“利益线”正是以美为主导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总之,日美关系对于战后日本来说是“巨大利益的源泉”。
战后日本利用冷战格局获益，还包括利用冷战格局下发生的局部“热战”获益，特别是朝鲜战争引起的“特需”给频临崩溃的日本经济送去了救命稻草,在朝战中日本初试作为美在远东的战略据点的锋芒,又起到了促进日美同盟纽带的作用。越南战争也给日本经济带来好处。还须提到,正是在朝鲜战争中日本成立了警察预备队并实现了独立，正是在越南战争中日本实现了冲绳的归还。
从美国方面看,它之所以“乐于”充当日本的保护者和扶植者，是与战后时代的两个基本特征分不开的：（1）美苏两极尖锐对立；（2）美苏在各自阵营内居于突出强大的地位。正是由于美苏尖锐对立,使美感到需要利用日本在地理上、经济上的巨大战略价值（美国一份报告曾指出：“从全面的战略观点看,日本是世界四大工业地带之一，如果被共产阵营所利用，将引起世界力量平衡的重大变化”）〔2〕。同时,在西方阵营中美国的突出强大与日本的相对弱小,则意味着美拥有保护弱小盟国的余力而日本具有接受保护和扶植的必要(或资格)。总之,正是美国需要利用日本的特殊战略价值才使它容忍了日本对冷战格局、也就是对美国保护与扶植的利用，而且是“最大限度的利用”；正是美国的突出强大才使它对支援日本这个弱小者表现出一定程度的"慷慨"和大度。1952年艾森豪威尔政府担心日由于失去中国市场和不再能利用朝鲜战争“特需”,其经济会陷入困境，而急忙给予日本“最惠国待遇"，还为推动日加入关贸总协定而尽其努力,正是这种“慷慨”和大度的表现。
二、战后日美关系的不断调整
对于日本来说，在构筑了“以日美关系为基轴”的框架之后，如何在这个框架之中，为了执着地追求自身的利益，为了对作为“被保护者”必然要付出的政治代价——自主外交权力的丧失加以弥补，而不断调整同美国的关系，成为外交上的一个重要课题。
“战后的日本选择了作为‘商人国家’的生存之路。商人是德川时代的社会阶级。可以说，‘……商人虽在士工农商中处于最低等级,但另一方面却拥有(日本全国在外表上是武家的领土而在实际上是商家的领土)那样的实力’。
“尽管如此，由于政治、警察、军事的权力握在武士手中,商人为了维持其经济上的实力,不得不小心翼翼，不断调整同武士之间的关系。”〔3〕
1960年修改日美安保条约，是日本调整同美国的关系的一个重要事件。由于旧安保条约是在被占领期酝酿的,当时日本的心情是急于达成媾和,早日实现独立,同时该条约酝酿期间日本还处在被占领地位,是被占领的日本与占领者美国之间结成的条约,难免带有较大缺陷。1957年上台的岸信介内阁把修改安保条约作为最重要课题，采取了“强行通过”等反民主的做法，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美、反岸信介的群众斗争，以致实现日美安保条约修正后岸信介内阁也随之下台。1960年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标志着50年代日美关系“磨合期”的结束，两国关系进入了60年代的“黄金期”。在当年担任美国驻日大使的赖肖尔为了消除在安保斗争中高涨起来的反美情绪，在就任期间与在野党、工会、学者等日本各界人士开展了广泛的交流，努力培养美日之间相互信赖的感情并增多双方相互通气、交流的渠道，对发展日美之间的“信赖关系”作出了贡献。
另一方面，日本“再军备”问题是日美关系调整的一个长期课题。美作为西方盟主，一心牵挂的是反苏反共全球战略；日本作为西方同盟一员,满脑算计的是本国经济发展,是“大树底下好乘凉”，两种不同的立场导致了美日在日本再军备问题上难以弥合的分歧。
吉田茂坚持渐进的扩军路线、拒绝美要日迅速重新武装的要求，反映了吉田“亲美外交”的实质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冷战格局以迅速壮大日本的经济实力，为此，既想获得美国的军事保护，又不想使本国被置于美对苏战略的“马前卒”位置。日本作为一个岛国,不象西欧国家那样直接面对苏联地面部队的威胁,因此更适于在安全方面依赖美国的核伞而不急于发展本国的军事能力。同时,从政治上考虑,吉田对战前“军部”那种势力趁迅速重新武装之机再次抬头存有戒心,而希望通过一个比较缓慢的过程逐步建立一支由文官控制的军队。再者，如果不顾国内外和平思潮和力量的强烈反对,冒然实施大规模重新武装,必然影响国内的政治安定,这也有悖于优先复兴经济的目标。
美虽不愿看到日重新成为一个可能威胁到它自身安全的军事强国,但为了对付苏联的需要,美迫切想让日具备一定的自卫能力,而日拒绝这样做,无异是只想享受战后秩序的好处而不愿为维护战后秩序尽其应尽的义务,其结果只能是增加美国的负担。
日美在日本加快重新武装等问题上的矛盾,反映了战后日美关系从一开始就是日本既依附美国、又要争取与其国力相应的自主性这种矛盾的展开过程。总的来说,亲美外交在全局上符合日本国益,这是日本之所以实行亲美外交的根本原因,但是,在一些比全局虽小但仍是十分重大的问题上,在坚持亲美外交与追求国益之间也会发生矛盾,而日本为了谋求自身的利益，就需要不断增强其外交上的自主性。
从60年代后半,侵越战争使美国大伤元气。1970年发生的“尼克松冲击"（美元政策）成为美实力地位下降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由于相对实力下降,美对相对弱小的盟国进行保护、扶植的“热情”趋于减弱,以致想从战后以来在军事、经济方面“发挥过大的国际作用”作一定"收缩"。美国之所以在1972年同意将冲绳归还日本，也是想借此促使日在亚洲负起更大“责任”。但是，鉴于冲绳的地理位置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美国至今仍在冲绳保持着大规模的军事基地，美国军人在当地的犯罪事实不断损伤着冲绳乃至整个日本国民的民族自尊心(1995年8月3名美军士兵强奸当地女学生的暴行发生以后，在整个日本又一次激起了国民的愤怒)。因此，与1951年签订日美安保条约、1960年修改日美安保条约并称为“战后日美三大交涉”的归还冲绳谈判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冲绳问题的彻底解决和日本“战后”的真正结束。〔4〕
随着经济迅速增长,日本在60年代末成为西方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其后又不断缩小同美国的经济差距,这使日本日益失去作为相对弱小国家获得相对强大的美国的保护、扶植的“资格”并日益成为美国在经济上的竞争对手,日美之间由于“力量差距带来的协调关系日趋减弱”,并开始了“对等关系的危机”。〔5〕1970年发生的日美纺织品摩擦正式揭开了日美经济战的序幕,促使美国不得不正视这个曾由自己亲手保护、扶植的国家正在转变为自己的棘手的竞争对手。同时,日本基于追求自身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一些国际事件作出与美国不同的反应的情况也开始出现。在1973年爆发的石油危机中,日本第一次在对外政策上不听美国制止而采取自主行动,表现出“只要是为了日本自身的存在和利益,做什么事情也在所不辞”的“气概”。70年代发生的两次石油危机暴露出作为有资源大国的美国与作为“资源小国”的日本在国家利益上的巨大分歧。
在石油危机爆发之际，访问东京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对田中首相说：“不要屈服于阿拉伯国家的无理恫吓。”田中反问道：“那么，美国能给日本保证石油的稳定供应么？”基辛格答道：“眼下谁也做不到这一点。”田中说：“这样说来,日本只好作出自己的反应了。”〔6〕
如果说,50年代是日本推行“利用冷战格局外交”的国内机制的形成期,60年代是日本通过扩大与深化同美国的关系,达到从冷战格局受益的“高峰期”,整个五六十年代是在日美关系 上采取“对美一边倒”方针的时期,那么,70年代则是日美矛盾公开化、日本利用冷战格局的难度趋于增大的时期,也是日本开始探索“自主外交”的时期。到了80年代,日本进一步提出了走向“政治大国”的战略目标。 七八十年代以来日美矛盾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其一是从战后以来一直作为日美矛盾“保留节目”的美国要日承担更多防务负担问题；其二是日美贸易摩擦；其三是在一些重大国际事件上日本作出与美国不同的反应。在美国要日本承担更多防务负担问题上，随着日本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美国越来越认为日本对于分担西方安全责任是有能力而不肯尽义务，美国则是能力下降却仍然处于“超负荷”状态，因此不仅怨气越来越大，而且越来越把这个问题上纲到日本作为盟友的可信赖性的高度。至于日美贸易摩擦，自70年代以来也是愈演愈烈，尽管苏联“大敌当前”、西方共同的战略需要对日美贸易争吵起到了一定抑制作用,但却并不能阻止这种摩擦不断激化、升级。再者，在1979年爆发第二次石油危机时，日美在对中东外交上又一次出现分歧，日本在美国因为“人质事件”对伊朗实施石油禁运的情况下以高价购入伊朗原油，引起美国的极大不满。
总之，在战后日本对美外交姿态中，存在着“追随外交”与“自主外交”两种成分，这两种成分的相对比重不断发生变化。总的来说,追随美国是冷战格局下日本外交的基本特征,但随着日美相对实力关系的变化、日与美实力差距的不断缩小,“追随外交”比重趋于下降,“自主外交”比重则不断上升。如前所述,与这种“直线型”变化有所不同的是,美苏紧张与缓和局面的交替出现则使日追随美的外交姿态发生一定的摆动,每当美苏间出现缓和时,自主外交成分相对活跃,每当美苏间趋于紧张时,追随外交比重趋于增大。例如,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的80年代前期，日本就把积极主动配合、支持美国全球战略作为提高其在西方同盟中的地位,争做“政治大国”的手段。
换个角度说,战后以来日美关系是沿着日美两国追求日美乃至整个西方同盟反苏战略利益（即“盟益”）和日美两国追求各自国家利益（即“国益”）这两条主线展开的。冷战格局决定了在全局上“盟益”高于“国益”,而“国益”寓于“盟益”之中,但是,在局部上,“盟益”与“国益”之间的矛盾不断发生,各个盟国对各自国益的追求表现得相当顽强，这典型地反映在日美经济矛盾上，以致到了80年代后半至90年代，日本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要对美国“说不”的呼声，特别是新民族主义思潮活跃一时，其代表人物、《日本对美国说‘不’》的作者石原慎太朗等人甚至鼓吹“不向美国提供军事技术”，而在美国则出现了“日本威胁论”盛行一时的状况。
三、冷战后日美关系的变化趋势
虽说战后日美联姻的特殊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仰赖于冷战这个“媒婆”牵线,然而,冷战结束却并没有带来导致日美特殊关系“散伙儿”的后果，因为尽管苏联解体使日美共同的“盟益”有所削弱，但两国各自的“国益”仍在很大的程度上相互重合，成为继续维持日美同盟关系的纽带。但是，冷战结束毕竟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日美同盟所要针对的对象苏联已经解体，因此，在日美两国要求重新看待日美安保体制的议论十分活跃。针对这种情况，日本外交评论家冈崎久彦分析说，“冷战后的现状与日本在1922年废弃日英同盟、尔后走向军国主义的那段‘过渡期’非常相似。如果建立在《日美安保条约》和《日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的基础上的战后日美关系崩溃的话，日本又将不得不在黑暗中摸索今后的生存之路，……”“日本近百年外交的真谛是：日本的最佳政策是和美英结盟并与之合作，而非与别国结盟或保持中立。”〔7〕冈崎的主张很像是50年代吉田茂对日本外交提出的下述“忠告”的“回声”：
“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上，…这不单是战争结束后的暂时惰性，而是遵循明治以来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8〕
目前，日美同盟关系的继续维持，是否是“冷战结束后的暂时惰性”？还是遵循“明治以来日本外交的正确路线”的必然方向？尽管日美两国政府都在表示要继续保持两国的同盟关系，但却不能否认，由于冷战结束，由于失去了共同的反苏战略目标，日美关系确实增加了不确定性，而这种不确定性来自于日美两国各自的战略选择可能出现的变化。
不久前，美国阿斯本战略研究所提出报告书，分析日本今后可能选择的国家战略，认为有4种可能性：其一是单独大国战略，即在军事上脱离美国的保护伞，发展独自的军事实力，走“军事大国”的道路；其二是地域战略，即在日本所处的东亚地区营造包括该地区多数国家在内的经济集团，将美国排除在外；其三是现状维持战略，继续以日美安保体制作为对外关系的轴心；其四是全球性的非军事强国战略，以其强大的民生产业实力在全世界扩大影响。
该报告认为，在上述4种可能性中，第一、四种可能性较大，而对美国来说，第一种可能性最为不利，第四种可能性最为有利。〔9〕
在对以上预测加以分析之前，需要首先讨论两个问题，其一是日本安全保障的“全球化”趋势，即日本需要保护的经济利益既包括日本在其国内的利益，又包括日本在其国外的利益，随着日本经济日益趋向国际化，日本的经济利益也日趋全球化，即日本需要保护的“在国外”利益越来越大，分布范围也越来越广，这意味着日本的经济利益在安全方面的脆弱性日益增大，仅仅依靠日本自身的力量来加以保护几乎不可能，特别是日本所消费的石油及其它矿产资源的99%以上必须从海外进口，而这条可称为日本之“生命线”的海上运输通道仍要靠美国远洋舰队保护。而且，日本即便对其“在国内”利益，也难依靠独自的力量加以保护。总之,对日本来说，日益增大的经济实力既是其安全保障的巨大“财源”，又是其安全保障的沉重"包袱"。鉴于此，日本更可能推行“借力政策”而不是独立的“实力政策”。
其二是军事技术革新的发展趋势。战后在美国军事保护之下长期推行“富国轻兵”路线的日本今后更可能转向“富国精兵”而不是“富国强兵”。这是因为军事技术的革新趋势是：与核武器相比，非核或“超核”高技术武器的重要性日趋上升；与大炮巨舰相比，轻小、灵敏、精确型武器的重要性日趋上升；与单项、非信息化武器相比，C3I等系统化、信息化武器的重要性日趋上升。
在战后美苏核僵持这种恐怖平衡之下，美苏一方面在武器试验场上通过千百次的核试验，日益加大核武器的破坏威力，从而促使核武器日益趋于无用化和偶象化，另一方面又在其幕后支持的或直接参战的一个个局部战争的战场上，通过千百次实际的战斗，日益证明高技术常规武器的有效性。这样，美苏仿佛是在用技术、金钱、鲜血和硝烟“孜孜不倦”地撰写可供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参考的、走向未来“军事大国”的崭新而又生动的教科书。〔10〕
这说明，对于日本来说，急进扩军不仅会给经济发展造成沉重负担，而且会造就一个可能很快变得陈旧、过时的庞大武库，精明的日本人不大可能走这条路，反之，继续依靠美国的海上军事“保护线”和核保护伞为条件的渐进扩军、“富国精兵”道路，将是一种廉价的、合算的战略选择。反过来说，美国的核伞虽然具有抑制日本走向核武装的“瓶塞”作用，却不具有抑制日本逐步走向高技术军事强国的作用，甚至可以说，还会给日本加速提高高技术军事能力水平提供有利条件。因此，日本即使要走“军事大国”之路，也需在较长时间继续利用日美安保体制。可以认为，今后日本的对外政策仍将会取决于现实主义的考虑，而不至于被80年代后期以来有所增长的新民族主义思潮所左右。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再回到上面提到的日本可能作出的4种战略选择，则不难看出，如果日本不实行第一种战略，继续依靠美国军事保护伞，它就不大可能实行第二种战略（搞排除美国的经济圈），因为这样做就会得罪给它提供保护的美国，近年来日本对马哈蒂尔倡导的东亚经济论坛（EAEC）表现出的避嫌态度正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如果日本要实行第四种战略（依靠其民生产业来扩大全球影响），也离不开日美安保体制即离不开实行第三种战略，因为在强权政治依然横行于世的当今，离开美国在军事、政治等方面的支持，仅仅依靠经济力量在全世界扩大影响，会受到很大限制。因此，上述4种战略中，实际可行的只有两种，即第一种“军事大国”战略和第三种“维持现状”战略。在日本尚不具备迅速发展独立军事力量的条件下，唯一可行的是在维持日本安保体制现状的前提下，逐步增强“独自的军事力量”和“政治自主性”。这意味着日本仍然需要依赖美国，而只要日本在安全等方面继续依赖美国，日美之间在实际上还是没有达到真正的平等关系，因为自己国家的防卫要靠人家，谈何与人家平起平坐呢?何况，即使在作为日本的“强项”的经济方面，进入90年代以来，美国以“日元升值”和经济制裁(适用“超级301条款”)两手，使日本深感到美国的厉害，事实上，光是日元升值这一手就让日本引为自豪的竞争力“亮了底”，在1995年春甚至使缓慢复苏的日本经济停下了复苏的步伐，这意味着日本即使在经济方面也仍然不能与美国“平起平坐”。
当然，日本欲继续维系日美同盟关系，并非仅仅是日本的“一厢情愿”或“无可奈何”。日本需要依靠美国，美国也需要依靠日本。战后“美国支配下的和平”(PAX AMERICAN)由于美国实力地位的相对削弱而难以为继，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趋于动摇，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更显得力不从心，因此，美国需要在世界上“结伴而行”，尤其是需要找“有钱的伙伴”，而在亚太地区，这个伙伴非日本莫属，虽然在冷战快要结束的80年代后期，由于日本经济实力使美国感到太强大，“日本威胁论”曾在美国盛行一时，日本甚至曾被美国当作“假想敌”，但是，随着进入90年代日本经济的衰退以及80年代末中美关系发生的变化和中国经济迅速增长，日本作为美国“假想敌”的位置又一次被中国所取代(类似的变化在二战结束后的几年内也曾发生过，因此说这是“又一次”)。
但是，对于当前表现为“现状维持”的日美关系，也需避免仅仅以静止的、表面的观点看问题，而须注意从动态的、发展的观点出发，看到在维持日美安保条约的现状之下，日本的战略意图和在日美安保框架中日美两国各自所占的比重将会发生静悄悄的“量变”，同时日美关系的重新定位还关系到日本与亚洲各国、特别是与中国的关系。从日本与美国、中国的关系来说，一个日美关系，一个日中关系，目前这两个关系的天平仍然倾斜得太厉害，日本要逐步拉平这两个关系，将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美国的制约，即美国不想看到由于日中接近而影响它同日本的关系；其二是日本出于本国的安全利益，如果减轻日美关系的分量，就需要从增加日中间的相互椎任来获得补偿，当然还有个朝鲜问题。总之，不能忽视日美关系在“维护现状”的表面下发生的“量变’，由于这种量变的积累，日美关系也可能在将来某个时候发生“出乎意料”的“质变”。换个角度说，这种变化也可看作是日本从第三种"维持现状战略”逐步向第一种"军事大国战略”过渡的过程。而围绕过渡的快慢，围绕对美“亲善”程度，围绕是偏重先发展独自军事力量还是偏重先增强政治自主性这些问题，又可能在保守政治内部产生不同的路线分歧。例如，作为当今日本两个最大的保守政党党首的桥本龙太郎和小泽一郎，虽然都表示要坚持日本安保体制，但在对美态度上仍然存在着差异：桥本比较强调日本应成为一个“政治自主国家”，把重心放在亚洲，在日美贸易谈判中具有较强的“斗争性”，敢于对美国说“不”，因此桥本执政将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独立于美的倾向；小泽则特别强调重视日美关系，亲美色彩较浓，强调“日美安保是日本的生命线”，如果他上台，将可能奉行比历届内阁更加追随美国的政策。
注释：
〔1〕〔日〕松本三郎：《日本在联合国的态度》。转引自〔日〕永野信利著：《日本外交的全貌》。行政问题研究所出版局，1986年版。
〔2〕引自NSC6008，1960年5月20日。
〔3〕〔日〕天谷直弘：《商人国家·日本——二掌柜的絮叨》。《文艺春秋》1980年3月号。
〔4〕1965年佐藤首相访问冲绳时，在那霸机场向冲绳当地居民的致词中表示：“只要冲绳回归祖国没有实现，对于日本来说，‘战后’就没有结束。”参照〔日〕池井优：《日本外交史》(三订)。庆应通信，1992年版，第289页。
〔5〕〔日〕神谷不二著：《战后史中的日美关系》。新潮社，1989年版，第29页。
〔6〕〔日〕《外交论坛》，1996年1月号。
〔7〕〔日〕冈崎久彦：《日本防卫的大战略》(A Grand Stratage for Japanese Defense)，美国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91-92页。
〔8〕〔日〕吉田茂：《十年回忆》。中译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
〔9〕《光明日报》1993年11月26日。
〔10〕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高技术与日本的国家战略》。东方出版社，1990年，第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