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
美国的上层阶级
周 琪
【注释】周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注尾】
讲到美国的上层阶级，首先要搞清上层阶级的概念。
翻遍当代西方学者关于社会结构的著作，几乎看不到对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描述，所有的只是关于上层阶级或统治阶级的论述。究其原因我以为是因为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特点发生了一些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使得资本家阶级或资产阶级这样的概念已变得不那么明确了。根据惯例，资本家阶级一般指那些单独或少数共同拥有生产资料并因此掌握生产决策权的那样一批人，但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是，股份公司的产生，生产规模的扩大已使个人甚至家庭单独拥有一个大企业变得不可能了，公司的股份已广泛分散在大量小股东手里，而那些参与生产管理，甚至参与管理决策的人并不一定就拥有本公司的大量股票。在这种情况下，很难用一种严格的标准来划分哪些人属于资本家。至于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它首先无非是指拥有资产，而这些在当代主要是以股票、债券等来衡量的，它们现在已为大量的工薪收入者所拥有，尽管这些人的大多数所拥有的数量很小，其总量远不足以控制公司的管理权力。当然我们可以论证说，那些小量的资本所有者并不能算作资产阶级或财产所有者阶级，但这样一来资产阶级这一概念本身就不够精确了，因为依照传统的说法，拥有小量资本的，也属于资产阶级，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罢了。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就连那些旨在揭示资本主义社会不合理之处的分析社会阶级的西方学者的著作，一般也不提资产阶级，而是采用“上层阶级”(the upper class)或“统治阶级”(the ruling class)这样的概念。
不过，上层阶级成员占第一位的共同特征是拥有大量财产，而且上层阶级又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集团。从这两方面讲，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有相当大的同一性，在某些情况下可以互换。但是，它们也有一些非同一性。在讲到非同一性之前，我们先来看一看美国上层阶级的组成和特点。
一、美国上层阶级的组成和特点
Ｇ·威廉·多姆霍夫(G. William Domhoff)是一位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采取严厉批评态度的美国社会学家，曾撰写过许多关于美国上层阶级的重要著作，如《谁统治美国》(Who Rules America, 1967)、《上层集团：美国统治阶级》(The HigherCircles: the Governing Class in America)(1970)等。他的研究成果被大量社会学著作所引证。在我对资产阶级的分析中也会不断提及他的观点。
对于上层阶级的范围，多姆霍夫是这样看的：上层阶级的成员包括一个人本身，或者其父母、兄弟姐妹、或配偶的父母，这些人都被收录在《社会名流录》(Social Register)或相应的登记簿，或最大的城市发表的蓝皮书（即登录该城市社会名流的电话号码索引）中；出现在一个专设的私立中学的相当小的名单上的个人、父亲、兄弟或配偶的父亲；在一个排外的私人社会俱乐部名单中的上述人；那些个人的母亲、姐妹、配偶的母校，她们也在同类的私立女子中学或妇女的社会俱乐部的名单上。此外，一个人如果其父亲是拥有百万资产的企业家或年收入为１０亿美元的合伙律师，那么他也属于上层阶级。上述这些都是上层阶级成员的标志，而非进入上层阶级的规则。
以上这些标志表明进入这一阶级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出生和婚姻，只有那些拥有自己挣得的财产的人的后裔才能够得上上层阶级成员的资格。事实上，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关于上层阶级的西方著作中，那些作者谈论最多的是这个阶级成员的家庭纽带以及财产、权力和社会地位的继承性。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用Ｅ·迪格尔·巴尔茨尔(E.DigbyBaltzell)的说法，此人据说是第一个尝试研究美国上层阶级根源的人，他最初的研究成果发表于１９５８年。他认为上层阶级的独特特点是其财富、社会地位、权力和权威都是继承来的。〔1〕
这就是说，一个人是否属于上层阶级，不能只看他在有生之年是否获得了事业上的成功，取得了一定数量的财产，如果仅仅是这样，他就只是精英而非上层阶级成员（关于这一点，下文还会详谈）。他是否属于上层阶级，还要看他的家庭或前辈的社会地位。因此上层阶级的成员是成功的个人（一代、两代或更多代以前的精英分子）后裔。这些家庭处于社会阶级等级的上层；他们一起成长，相互结为朋友或连理，他们保持着独特的生活方式和集团团结，这使他们脱离于人口的其余部分。这种继承性在以下上层阶级的特征中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出来：
（一）上层阶级是大财产所有者
上层阶级的基本特征就是他们一般拥有大量财产。尽管上述论述可以推出：富有者不一定是上层阶级的成员（尤其是那些声名狼籍的暴发户，最初不一定能得到上层阶级成员的认同，甚至连同他们交往密切都会使那些自以为属于上层阶级的人感到耻辱），但上层阶级的成员却一定是富有者，这是他们起码的资格。斯科特(Scott)１９８２年估计，上层阶级在数量上非常小，只占人口的大约１％。希钦斯１９７９年估计，它拥有美国财产的1/4。这些财富大部分得自于遗产。上层阶级的收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资本财产，尤其是来源于股份所有权。反过来也可以说，要成为上层阶级的成员，一定要拥有相当数量的资本。美国国内岁入局的统计数字表明，虽然１９７８年只有１．４％的个人收入来源于红利和净资本收益，但那些年收入超过１００万美国的人其收入的５９％来自这一部分。布莱克本１９８７年提出，在美国，那些从投资中得到收入的人收入最高的１０％，其总收入的９９％来源于上述资本。总的来说，收入越高，来自资本所有权的比重就越大，尤其是股票和债券。〔2〕
如果我们大略流览一下当今西方国家的上层阶级，我们就会发现，正是财富在其中起了内聚力的作用，也正是财富使家族在精英机构中得以发挥作用。
（二）得到其他上层阶级成员的认同
上层阶级的成员必须以某种方式得到这一阶级的认同，其方式可以是获得封号或其他象征性的表示，如正式表示接纳其为这个圈子中的一员。富有相对来说更容易得到，因为资本主义的市场规律每天都在把大量的人变为一文不名，同时又使少数幸运者一夜之间成为百万富翁。然而，要想在富有的同时变得“高贵”，却不可能是一夜之功。
在欧洲，高贵者的象征是爵位封号，它不仅代表了血统的高贵，而且是教养、风度、举止甚至道德良好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封建社会的贵族封号在当今的欧洲上层阶级中仍然具有某种含义的原因，而且贵族爵位越古老越好，“封号的久远是一个非常重要之点”。〔3〕美国的上层阶级也通过联姻而加强了内聚力和团结感，在这方面它的确可以同欧洲的贵族相比。不过，在另一个意义上，美国的上层阶级又有所不同，由于没有经历过封建社会和缺乏正规的等级制度，美国的上层阶级要想使自己区别于大众就更加困难，为此，他们创造了自己的办法。20世纪启始前的一年，即１８９９年，索尔斯坦·维布伦(TeorsteinVeblen)发表了一本著作《有闲阶级理论》(Theory of Leisure Class)，在其中他描述了那些富有者如何进行获得贵族式地位的斗争，他把那些方式称为“炫耀性的消费”和“明显的浪费”。在世纪之交，新贵们为寻求显赫的地位而相互斗争，这一点最清楚不过地显示在如下的事例中：１９１０年两个美国纽约的阔佬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约翰·Ｄ·洛克菲勒(John D. Rocketeller)进行向慈善团体捐款的竞争，结果卡内基以１７９３０万美元比１３４２７．１万美元赢得了这场慈善兢争的胜利。〔4〕
洛克菲勒的做法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这位曾因１８７１年使上百个独立的炼油者遭到破产而招致憎恨的人，将４５００万美元赠与了芝加哥大学，从而赢得了声誉。洛克菲勒则在以后提及他对该大学的几次捐款时说：“它们是我所做的最好的捐款。”
当首批勤勉而无情的资本家家庭开始发迹时，他们得到的是“强盗大王”(robber barros)的称号，这方面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戴维·莱昂·加德纳太太——纽约老贵族加德纳家族的“皇后”，不让她的孙子同洛克菲勒的孙子一起玩耍，理由是，加德纳家族的人不会同一个歹徒的孙子在一起玩乐。”同样，在肯尼迪家族中出了一位总统时，一位波士顿老贵族夫人把致富的肯尼迪家族贬成是“在街上流浪的下贱爱尔兰人。”〔5〕可以想像，洛克菲勒、摩根(Morgan)、卡内基和范德比尔特等并不把自己看作是掠夺社会的罪犯。他们之中不少人赞同约翰·洛克菲勒于１９０５年所说的一句话：“上帝赋予我金钱。我相信赚钱的能力是上帝赐予的，……我为了人类的善而发挥和使用它。我相信，赚钱、再赚钱是我的使命；凭我的良知的指引为我的同胞的善使用金钱是我的责任。”〔6〕卡内基则是一个无神论者和达尔文主义者，因此他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也不怀疑社会的善来源于他的财产。
实际上，无论社会最初是否承认这些暴发户是“高贵者”，无论那些原有的上层阶级成员是否情愿接纳他们，在工业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有它自己的发言权。到了发迹者的第三代，金钱的力量已足以使它的拥有者取得上层阶级的地位了。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１９８３年美国最古老的尼克伯克(Mrs. Knickerbocker)家族的阿斯特(Mrs. Astor)夫人把自己的明片留给了范德比尔特(Mrs. Vanderbilt)夫人，后者是一个最贪婪的强盗大王的孙媳。这是一个愿意正式交往的示意。
到了当代，一个人如果先成为精英然后再致富，那他可能根本用不着等两代人的时间，就可以跃升为上层阶级，特别是如果他或他的子女还同上层阶级联姻的话。例如，尼克松的女儿嫁给了艾森豪威尔的孙子，这使尼克松家族的地位得以提高。而艾森豪威尔本人曾自称为“堪萨斯来的老农”，当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他由于担任盟军最高司令时的显赫功绩而被举国上下选为总统之时，人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他已是美国的上层阶级人士了。
（三）上层阶级共有某些作为阶级象征的风格
上层阶级的这些共同风格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明显。包括讲话、举止、穿戴、居住地、闲暇活动、消费模式、家庭和教育、价值观等等。在这些方面，他们的风格几乎具有不可渗透性。韦伯的身份理论对此有明显的适用性。
关于特权阶级的行为举止，出身于贵族和臭名昭著的米特福德家族的南希·米特福德(Nancy Mitford)（她的父母是阿道夫·希特勒的私人朋友）１９５６年曾写了一本既有趣又有思想性的小册子，讲述英国贵族标明身份的方式，书名为《贵人行为理应高尚》(Noblesse Oblige)。她在书中说，“英国，判别一个人阶级身份的最好方法就是听他讲话，正是恰恰通过其语言，上层阶级明显地区别于其他阶级。”〔7〕上层阶级倾向于温和地表达，对于现代许多令人窘迫的局面，沉默是上层阶级的独特反应。沉默是感情的保留，它反应了上层阶级的价值观。
在美国，语言的分界并不那么明显，不过根据一些资料来看，它对于把上层阶级区别于其他阶级并非不那么重要。克利夫顿·法迪曼(Clifton Fadiman)１９５６年列出了一些上层阶级的标准词汇。他估计，上层阶级成员比其他人少使用２０％的词汇来表达同一意思，他们也谨慎地使用一些成语，而且他们象英国的上层阶级一样估价沉默。有些在一般讲话中被忽略了的词，可能对于其他旁听者是无意义的，但上层阶级的父母却可凭借它们来判断其在常春藤学校的子女的同屋是何出身。
上层阶级的成员还拥有自己的俱乐部。根据巴尔特泽尔(E.D. Baltzell)的说法，“俱乐部的作用是摆好社会的成年成员和他们的家庭在社会等级结构内的地位。”他以赞同的态度引用了历史学家克兰·布林顿的说法，即俱乐部“可能被人们看作取代了从先进社会中消失了的家庭外延的东西，诸如氏族和兄弟关系等”。在堪萨斯市的一次采访研究中人们也能得出类似的结论，该市上层阶级居民说，在他们的世界中，社会地位最终归结为一个问题：个人或家庭在私人俱乐部会员藉和非正式的小集团的阶梯上居于什么地位。
美国的这类俱乐部包括纽约的“世纪协会”、匹茨堡的“杜肯”、芝加哥的“芝加哥”、新奥尔良的“波士顿”和旧金山的“太平洋联盟”等，它们都从美国全国各地吸收成员。
多姆霍夫在另一项题为《波希米亚园林和其他别墅》的研究中记录了波希米亚园林（在２７００英亩的巨大红杉林中的豪华别墅）的历史，这是一个向非常富有的、有权势的人提供的北加州营地。一些社会名流和富豪，如赫伯特·胡佛、伦纳德·法因斯通、鲍勃·霍普、亨利·基辛格、里查德·尼克松、怀特·Ｄ·艾森豪威尔、雷纳德·里根都是这个绅士俱乐部的成员。这个由统治阶级成员组成的组织每年聚会一次以上，同时大公司的董事长也可以出席聆听政府部长或其他高级顾问的谈话，这些谈话是不允许记录的。
多姆霍夫对这种私人社会俱乐部的重要性举出了许多据说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波希米亚园林以及其他的冷饮点和社交俱乐部，在两方面与阶级团结问题有关。首先，从全国各地来的富人紧密地聚集在像波希米亚园林这样的地方，这本身就是上层阶级确实在社会上结成一体的证据。它证明，这些人当中的许多人是互相认识的，是面对面打交道的，而且形成了一个社会网。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把俱乐部看成是导致阶级团结的一种社会进程的结果。但是这种机构也可以被看成是促进社交联系的场所。这些集团一旦形成，就成了上层阶级维护其团结的另一种途径。〔8〕这些俱乐部的确为社会各行各业掌权人物提供了非正式接触的机会。它们在加强掌权人物的团结一致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迪格比·鲍尔茨泽尔对此也写道：“在美国上层阶级中，……俱乐部（一种自愿参加的私人团体）处于通向权力和权威的社会组织的核心地位。”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同样认为：“私人俱乐部是掌权阶层最‘核心’的东西。这些俱乐部构成掌权阶层的社会控制中枢”。〔9〕
(四)在特殊的学校里接受教育
在美国，若要进入城市上层阶级，就必须在有声望的私立寄宿学校接受教育，那些名望最高的寄宿学校通常比较古老，位于新英格兰，或者属于圣公会。１９３６年，《幸福》杂志刊登了一张名单，列出１８所时髦的私立学校，到８０年代这张名单几乎没有变化。其中１４所位于新英格兰，而６所属于圣公会。从这１８所学校中依次选拔出最有名望的学校是“圣格罗特塞克思”诸校，这是圣保罗、圣马克、圣乔治、格罗顿和米德尔塞克思等学校的一个统称。〔10〕上层集团的子女往往在诸如哈佛、耶鲁、普林斯顿和斯坦福这样的精英大学学习，并且是象波里利恩(Poreelian)这样的大学兄弟会或女子联谊会的成员。
这样，对于美国上层阶级成员来说，从幼儿园到大学，他们的正规学校教育和大多数美国人很不一样，而且这种教育会教会他们在许多方面与众不同。在一个高度重视教育，绝大部分人都上公立学校的国家，只有不到１％的学生是这种私有制度的产品。这种制度主要有利于上层阶级的成员，并且向他们提供与一生都和他们在一起的男女老同学联络的一个基础。
这种自成一体的教育体系在多姆霍夫看来是上层阶级内部存在着与众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生活方式的重要证据，因为在把阶级结构传给学生方面，学校起了很大的作用。社会学家德尔·科林斯在考察和概括对学校所作的许多一般性的研究报告以后，得出结论说：“学校主要强调词汇和语法的曲折变化、衣着时尚、审美的鉴别力、价值观念和举止礼仪。”〔11〕这一网络也是一个亲族关系的网络，它由于彼此之间比例很高的通婚而结合得更加紧密并且相互渗透，这个身份集团执行着对进入精英职位的相当大的控制。虽然要担任这些职位，某种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是必需的，但这些人并非故意这样要求，即他们不是蓄意保留这个联系紧密的特权集团，这不过是一种自然的偏好和对同类人的偏好，以及被反复灌输的信念所驱使的结果，即只有他们的价值观和处事准则才最适合于有效地执行那些重要职位所承担的责任。
当然，教育并不是成为上层阶级的充分条件，就如一个哈佛的毕业生未必能进入上层阶级一样；但它却日益成为一个必要条件，上层阶级的成员现在越来越需要它来确保他们在商业和其他行业中的精英地位。财富和出身已不再能自动地确保这一地位，专业和技术资格已成为一个重要因素。然而，无论如何，上层阶级在教育方面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他们拥有最重要的后盾——金钱。正如凯勒所说：“财富和高级社会地位已不再是进入商业、政治和文化上层梯队的决定性通道。不过，由于财富（或收入）与教育之间存在着持久的联系，各种达到成功的条件在各社会阶级中被不平等地分配。”〔12〕
二、美国资产阶级、上层阶级和精英的重合与差异
在论述了美国上层阶级的范围和特征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情况：资产阶级这一概念强调的是经济地位，而上层阶级的概念则强调的是身份地位。上文所提到的教育、独特的语言、社会集团的认同等都属于身份地位的范畴，唯有财产所有状况属于经济地位的范畴。而且，即使在经济方面，如果强调财产主要是继承的财产，那么其中对身份地位的侧重就更大于对经济地位的侧重。这样，上层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个概念就至少有如下的差别：
（一）上层阶级是指已处于资产阶级地位至少一代人以上的社会集团，因此如同身份地位是较稳定的因素一样，上层阶级也是资产阶级中地位较为稳定的集团，而一部分靠“自我奋斗”刚刚成为资产阶级成员的人，也许一时还不被看作是上层阶级的成员。
（二）上层阶级是资产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集团，作为财产所有者，它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是真正掌握国家权力的那一部分。
因此，我们可以说，上层阶级是资产阶级中地位最稳定、最有权势的集团。我在下文中，也将在这一意义上使用它。
至于精英的概念，在这里，我在一般的意义上使用它。我借用朱达·马特莱斯(Judah Matras)的提法：精英指的是一些个人，“他们在所选择的职业中是领导者；他们在政治、经济或军事领域以及在法律、工程、医疗、教育、宗教和艺术领域是最后的决策者，无论他们的家庭出身或家庭地位是什么，无论他们是黑人、非犹太人或犹太人，所有获得成功的和有成就的男女都包括在精英概念之中。”。〔13〕这样，精英同上层阶级最大的区别就在于，他们与家庭背景无关，与种族无关，他们必须是有成就者，不像上层阶级的成员可以通过出身取得这一资格，而不论其成就如何。若从精英同资产阶级的关系看，一些精英虽然没有被包括在上层阶级范围内，但他们却可能属于资产阶级。
然而，精英虽有别于上层阶级，但是这两个概念却有很大部分的重合。我们知道，上层阶级是资产阶级中地位最稳定和最有权势的部分，这样，精英和上层阶级的重合就恰恰显示出资产阶级如何在工业、商业以及各政府部门中起重要作用，成为名副其实的统治者。
上层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职位和职业中任职的比例大大超过了其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尤其是在商业和金融业的上层位置上，而这两种位置又能通过各种途径影响政府各方面的政策。据统计，在美国的大银行、保险公司和制造业中，５０％的高级职位是被具有上层阶级背景的人所占据。
在考察上层阶级和精英的重合方面，巴尔茨尔的方法是把美国的《社会名流录》(Social Register)和《名人录》(Who's who)分别作为上层阶级和精英的参数，并特别使用它们来分析上层阶级集团和精英的相互渗透。《社会名流录》是已形成的上层阶级或高级身份集团的指示器，出现在其中的家庭是根据它们同已列在其中的那些人的联系和关系以及它们是否为那些人所接受而制定的；而《名人录》中的精英个人则是根据个人成就选择出来的。巴尔茨尔发现《名人录》中７５％的银行家、６０％的大工业和金融业董事以及８０％的最大的六家法律事务所中的合伙人都被列入了《社会名流录》之中。〔14〕虽然巴尔茨尔对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和其后二次大战中国家政治权力和统治权力集中点的转移保留了一些疑问，但他确信，在整个美国历史上，上层阶级统治着“功能精英”，包括政治、经济、宗教、教育和艺术精英。〔15〕
多姆霍夫也通过对大公司董事的社会背景的研究发现，他们之中上层阶级人员占多数比例，这些来自上层阶级的人拥有私人公司股份的６０－７０％。因此他推论说，一般来说，公司仍然是受上层阶级成员指导的。他的研究还表明，除了商业和金融业之外，拥有财产的上层阶级成员所占据的高级职位的比例在美国要低于英国。美国的政治家、高级军官、宗教领导人更多地是出身于中间阶级。不过尽管如此，多姆霍夫指出，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国家层次的权力位置上，就可以发现，上层阶级的人数多得不成比例，上层中间阶级的成员也同样出现在权力位置上，但在这些位置上却明显缺乏来自下层中间阶级和工人阶级的人，虽然他们之中有些很快上升到上层商业地位的人可能顺利地得到上层政治地位。马威克指出，出身于上层阶级的人可以自动地成为精英蓄水池中的成员，而各种精英就是从其中吸收其成员的。出身于中间阶级的人也可能成为精英，所不同的是，他们需要特殊的才能、精力和献身精神，他们也有机会并受到鼓励，但进入精英范围可能会稍迟。
精英的社会出身也能说明问题。苏珊娜·凯勒(Suzanne Keller)１９６３年检验了一些机构中的精英成员的出身，发现虽然一些证据表明出身于工人阶级的人数量在增长，但社会阶级因素在精英录用方面仍然起重要作用。R.D.普特南(R.D. Putnam)１９７６年在检验了对精英录用的大量调查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商业精英更多地出身于最有特权的阶层，上层联邦政府官员和联邦议员也是如此。〔16〕
T.R.戴依(T.R. Dye)１９７９年的著作强调了一个基本观点：在各重要部门中，至少２５％的精英出身于上层阶级。筛选是通过教育来进行的，而出身于上层阶级的人具有优越的受教育条件。〔17〕
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政府的决策集团及中央情报和司法部门大都从社会上层阶级中吸收其高级人员。而且，社会精英和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层次明显地参与联邦政府作出的重大决策。多姆霍夫引证了１９５６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告》(U.S. News and World Report)中的一则很有代表性的事例来说明这一点，该报告的题目是《艾克（艾森豪威尔）如何作出重大决策》，它提到哪些人员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政策制定者。我们知道，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对战争与和平和外交政策作出重大决策的核心小组，而名单告诉我们它主要是由上层阶级人士组成的。还需补充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的社会阶级背景自艾森豪威尔以来至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虽然政策的内容和风格有所变化，但它仍是以一种把“国家利益和权利精英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指导外交政策。”〔18〕
１９５０年艾森豪威尔即将上任的内阁成员都是工业巨头，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因此称之为“大亨施政”。有人在《新共和》杂志里写道，这个内阁有“八个百万富翁，一个管子工”。这个管子工就是工会领袖马丁·德尔金，他是被选中作劳工部长的。〔19〕对内阁任命所作的学术研究以更加系统的方式表明法人社团在政府中的代表大大超过了比例。明茨的研究集中在１８９７年至１９７２年曾在总统内阁中工作的２０５人上。她规定“社会名流”的标志，是除了列名《社会名流录》以及那些特殊的学校和俱乐部外，还包括参加了《社会名流录》扉页上列举的１５０个社交俱乐部。她发现６０％的内阁成员是上层阶级成员，７８％的内阁成员是企业界的成员。
伯奇所作的长达三卷的报告支持了明茨的观点。他研究了从乔治·华盛顿一直到吉米·卡特的每一届政府的内阁官员，外交人员和最高法院法官。伯奇对他称之为“经济界名流”的人，使用了比明茨的研究报告要严格的定义，但除了富兰克林·Ｄ·罗斯福的新政时期以外，伯奇得出的结论与明茨相似。在伯奇看来，经济界名流是那些在政府任命时或任命前后在大公司或在法律事务所里占据行政负责职务、董事或合伙人地位的人，或是出身于拥有“可观的”财富或与第一流行政人员或董事有联系的家庭。伯奇认为，１７８９至１８６１年９６％的内阁官员和外交官员属于经济界名流，在这个团体中有许多土地所有者、律师和商人。１８６１至１９３３年，这个数字是８４％，１９３３－１９８０年，总百分比降至６４％，在新政时期，只有４７％的官员来自最大的公司和律师事务所。在这份报告中，较近的三个时代的百分比不相上下——肯尼迪－约翰逊年代是６３％，尼克松－福特年代是６９％，卡特年代是６５％。〔20〕
上层阶级与精英的重合至今仍是一个不容置疑的社会现象。不过，重合并不是完全的，上层阶级并没有垄断精英地位。凯勒在这方面指出，在所有的领导集团，除了“高级社会”的领导集团（它相当于多姆霍夫的上层阶级概念），社会地位和社会层次遗传因素作用的一直在下降，因而虽然在一些精英中特权集团占重要的比例，但非特权阶级出身的人也可能获得精英地位。
三、“上层阶级”是统治集团
如果说美国的某一阶级是统治阶级，就是说国家各个方面的控制权集中在这个阶级手里，这也就意味着承认权力的集中。然而关于这一问题却有不少争论。
在美国主要有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一种称作“多元化政治”，它认为，应当把美国的权力看作是分散的、多元化的，无垄断的。它把美国的重大决策描写成是各利益集团通过竞争、讨价还价和相互妥协的产物。另一种观点被称为“精英政治”，它认为美国社会是由上层的少数人控制的，权力集中在利益和背景一致的少数“权力精英”手中。
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Robert A.Dahl)主张第一种观点，即美国是一个权力分散的社会，而不是由某个集团操纵控制的社会。他是这样概括其观点的：美国存在很多权力中心，其中没有一个其权力至高无上。他研究了一些地区行使政权的具体情况，详细地分析了这些地区在解决社会福利、城市管理和公共教育等问题时各权力中心发挥作用的整个过程，由此发现，在不同的问题上，有不同的发言权最大的团体，但没有任何一个权力中心能做到在一切问题上说了算。在公共教育问题上影响力最大的团体，在公路建筑问题上也许不得不向其他的团体妥协让步。总之，他的研究结果表明，这些地区的政治并非集中在少数人手里。
但是，对“多元化政治”观点持批评态度的人认为，达尔并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事实上，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少数人是在暗地里行事或操纵。那些拿来讨论的问题也许在讨论之前就已由少数人拿定了主意，讨论、表决不过是走过场而已。
提出“权力精英”(power elite)这一概念，并在１９５６年著有《权力精英》一书的赖特·米尔斯(C. Wright Mills)的看法与达尔正相反，他是“精英政治”观点的代表。他认为美国不再有什么经济、政治和军事方面互不相关的权力中心。相反，军界的、政界的和实业界的领袖们早已狼狈为奸结成一伙。他们的共同利益需要他们把各方面的大权垄断在自己手中。这些人便是“权力精英”。“权力精英由政治、经济和军事人员组成。”
米尔斯虽然论证了权力的集中，但他并没有把权力精英同上层阶级紧密联系在一起。而在另一些批评者看来，“权力精英”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同上层阶级有密切的联系。费迪南德·伦德伯格在他１９６９年出版的《富豪与超级富豪》(The Rich and the Super-rich)一书中说：“米尔斯所说的美国政治精英充其量是美国大财阀的僚属谋士，说得客气一点，甚至可以把他们看作是这些大财阀雇佣的勤杂工、办事员、听差和宠臣之类。”〔21〕
多姆霍夫也强调上层阶级（它是资产阶级的权势集团）是真正的统治阶级，认为它是通过形形色色的组织机构来体现的。这些组织和机构接受上层阶级人物的资助和指挥，他们有兴趣也有能力办事以保护和提高他们本阶级享有特权的社会地位。〔22〕他还认为，上层阶级不仅控制了主要的非政府组织，如大公司、基金会和私人学校，还控制了政治过程。上层阶级本身是政府机构的主要任职者，他们确定问题，形成政策建议，制定政府政策。此外，上层阶级的成员也加入许多重要的基金会、协会、委员会和机构，它们是“一些城堡，在其中形成了舆论，从它们之中产生了自然的领导。”〔23〕而米尔斯所说的“权力精英”在很大程度上以上层阶级的名义工作，它是上层阶级的“操作臂”。
关于上层阶级和权力精英之间的关系，多姆霍夫是这样说的：“上层阶级中的领导人不是单独活动来控制政治过程的。他们有雇员、公司中的高级管理人员和官员、法律事务所和基金会以及协会成员的帮助，这些机构被上层阶级的成员所控制。这些上层阶级领导人及其高级顾员构成了权力精英。我把权力精英定义为上层阶级中积极的、工作的成员和由上层阶级成员所控制的机构中的雇员。权力精英扎根于并服务于社会上层阶级的利益。它是上层阶级的操作臂。它的功能是维持并管理社会经济制度，这一制度以这样一种方式管理，以使它为大商人及其后裔的一小部分上层阶级生产令人惊叹的财富比例。”〔24〕
多姆霍夫还断言，“美国的统治权是由权贵层来行使的，它是以财产为基础的统治阶级的领导集团。不管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种种混乱以及喋喋不休地谈论着的老是跟着我们的经济危机，美国仍然有一个人数很少的上层阶级。其成员握有全部私人财富和２０％至２５％，全部私人股票的４５％至５０％。从法人社团到联邦政府，他们登上了正规权力的宝座。他们在一系列问题上——从税收结构的性质一直到在消费者保护、环境保护、劳工法等这样一些重要领域内阻止改革为止——经常是得大于失。”〔25〕
那些认为上层阶级或财产阶级的成员也是统治阶级的人一般认为他们通过以下途径来进行统治：(1)直接占据政府、行政和政治、司法部门的关键位置；(2)有权雇佣或解雇占据这些位置的人；(3)为维持保护他们的政治机器解囊出资。此外，广泛的制度系统通过上层阶级或以他们的名义来支持统治和使其合法化。
大公司以许多方式主动地影响政治过程，最明显的莫过于拥有大批成员的公司行动委员会，它向所选中的政治候选人提供大量捐款。公司的领导人还同法人的领导人一起资助并指挥着一张由免税基金会、政策讨论集团、智囊团和其他组织结成的网，它们制定各种可资选择的政策，并企图制造社会和政策气候。这些集团的领导人连同那些活跃在法人社团的高级职位上的男男女女，是整个上层阶级的领导集团，也即权力中坚的核心。〔26〕在这些基金会和委员会中，我们可以举经济发展委员会和布鲁金斯学会为例，前者声称：“经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建议，对于达成制定国内或国际政策的一致意见具有深远的影响。”〔27〕而后者的目的是要影响公共政策，并鼓励其人员担任和退出政府高级职位。
至于上层阶级家庭成员暗中参与政治的事例，我们可以在洛克菲勒家族成员的身上明显地看到。关于这一家族的佚事和参与的阴谋在美国几乎尽人皆知。纳尔逊·洛克菲勒曾在共和党内进行政治拉拢，他曾对监狱暴动和凶杀负有责任；其兄弟戴维·洛克菲勒１９７９年冬卷入了把伊朗国王带回美国的事件，这一事件又引发了伊朗扣压美国人质和其后的一系列事件。又是这个戴维飞往许多拉美国家，向它们的政府保证，在新的里根政府期间对人权的考虑对有利可图的贸易并不构成障碍。这些事例说明，纵然财产只具有在舆论允许的范围内形成权力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却没有大的障碍。
关于资产阶级统治的另一个重要的争论是，资产阶级是否能够作为一支统一的力量行使对社会的统治权。著名的希腊马克思主义者普朗查斯(NicosPoulantzas)曾于１９７３年说，资本主义阶级从不能根据它的政治利益联合起来，因为像工人阶级一样，它在短期内在直接的目标上有太多的冲突。这个观点遭到了另一些人的批评。他们认为，这个观点在一定的意义上是有道理的，因为资本主义阶级中的确存在利益矛盾，例如高利率政策可能有利于银行或储蓄协会（金融资本），但却不利于住房建筑商或汽车推销商；进口可能有利于商业，但却损害了制造业的利益。然而，关键之点在于，执掌权力的那一部分上层阶级必须而且懂得用更广泛的眼光来观察问题，尽可能地对这些冲突实行仲裁，以使它能够沿着支持公司财富和大规模财产的方向作出决定。
无论资产阶级中政府政策的决策者意识与否，他们制定政策的总方针是：只有有利于大公司，才能使整个国家获益，尤其是在国际商业竞争日益激烈的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国内开支、福利措施等虽然是面向公众的，也确实救助了不少贫困人口，但它们本质上考虑的是如何控制总需求。在法国的封建社会临近终结时，路易十六宣称“朕即国家”，而在１９５０年的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的前董事长，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国防部长查理斯·威尔逊的一句被广为流传的话道出的资产阶级的心声：“对通用汽车公司有利的，对国家也有利”。虽然在参议院的一个有关委员会讨论批准威尔逊的任命时，他证明他只是说过“对我们国家有利的，对通用汽车公司也有利，反过来说，也是一样”，但通用汽车公司接受五角大楼的定单达７．８％，这本身已经多少说明了问题。〔28〕
统治阶级的“思想库”也能起到协调对策的作用。它的成员是由一些与统治阶级根本价值观相同的人组成的。他们的任务是在不重新分配权力和私人财产的前提下寻找一个协调统治阶级各派别利益的解决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法。从这个意义上说获利性和政治权力在新的资本主义条件下都需要“计划”，因而要对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个人利益做适当的限制，而这在１９世纪主张自由放任的资本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的确，统治阶级之中是有分裂，正像有人说的那样，在美国，新的金钱向老的金钱挑战，阳光地带的金钱向东部地带的金钱挑战。一项政府政策可能得到一些富有的利益集团的反对，但同时得到另一些集团的支持。但是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的立场：保护特权公司对资源的控制，有组织地抵制财产的再分配。为了这一基本目标，它们既有妥协的愿望，也不乏妥协的经验。
总的来说，现在在美国，虽然所有者阶级的政治权力表面上已经明显地小于过去，但由于除了直接任职之外，这些人乐于并且有能力为那些竞争公职的候选人提供必不可少的财政资助，他们在政治领域里保持了相当大的影响，同时，他们通过在政府中的代理人，保护着真正的政治权力。不仅如此，还必须特别强调的是，由于当代国家在干预经济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财产所有者阶级个人对政治权力的直接控制可能被削弱了，但作为一个整体，他们可以通过游说，贿赂或其他手段来影响政府政策，使政府采取同他们利益一致的减税、补贴、预算、货币的升值或贬值的政策，使那些管理国家的人采取同资本主义发展相一致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因此，就这个意义来说普朗查斯的话说得不错：统治阶级仍然直接参加资本主义国家机构（政府、政府的上层人员或国家行政部门的首脑），虽然现在的形式较之过去有所不同，但实质是一样的。〔29〕
注释：
〔1〕Judah Matras, Social 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Englewood Cliffs, New Jersey: Pretice-Hall, Inc., 1984), p.191.
〔2〕Malcolm Hamilton ＆ Maria Hirszowicz, Class and Inequality inPre-industrial,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 (New York:St.Martin's Press, 1987), p.123.
〔3〕Ron E. Roberts and Douglas E. Brintnall, Reinventing Inequality, An Inquiry Into Society and Stratification (Cambridge: Schenkman Publishing Company, Inc., 1979), p.230.
〔4〕Ibid，p.241.
〔5〕参见〔美〕尹恩·罗伯逊：《社会学》，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３６９页。
〔6〕Reinventing Inequality, An Inquiry Into Society and Stratification, p.242.
〔7〕Ibid., p.239.
〔8〕〔美〕托马斯·戴依：《谁掌管美国——里根年代》，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７３页。
〔9〕戴依：《谁掌管美国——里根年代》，第２７３页。
〔10〕〔美〕威廉·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１９８５年版，第２６－２７页。
〔11〕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第２５页。
〔12〕Matras, Social 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p.194.
〔13〕Ibid., p.191.
〔14〕Hamilton & Hirszowicz, Class and Inequalily in Pre-Industrial, Capitalist and Communist Societies, p.124.
〔15〕Matras, Social 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p.196.
〔16〕Peter V. Marsden and Nan Li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Beverly Hills, London, New Delhi: Sage Publication, 1982), p.40.
〔17〕Matra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p.56.
〔18〕,Roberts & rintnail Reinventing Inequality, An Inquiry Into Society and Stratification, p.246.
〔19〕〔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蒙想，１９３２－１９７２年美国实录》第三册，商务印书馆，１９７９年版，第９１７页。
〔20〕参见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第１４５－１４６页。
〔21〕〔美〕乔恩·谢泼德、哈文·沃斯：《美国社会问题》，山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９３页。
〔22〕《当今谁统治美国》，第１－２页。
〔23〕Matras, Social Inequality, Stratification, and Mobility, p.193.
〔24〕Ibid., p.193.
〔25〕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第２２６页。
〔26〕多姆霍夫：《当今谁统治美国》，第１５页。
〔27〕参见戴依：《谁掌管美国——里根年代》，第３１７页。
〔28〕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１９３２－１９７２年美国实录》第三册，第９１７－９１８页。
〔29〕NicosPoulantzas, Classes i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London: NLB, 1975), p.1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