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
克林顿政府在肯定行动中的两难处境
朱世达
【注释】朱世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注尾】
自从林顿·约翰逊在１９６５年９月２４日签署了第１１２４６号行政命令之后，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 programs)已经在美国实施３０年了。关于肯定性行动计划是否有存在与实行的必要的辩论，３０年间几乎没有间断过；近几年，在克林顿在任的几年中，这种辩论变得更为尖锐而激烈了。美国主流政治文化中的自由主义者，出于其政治的目的与理由，为保护其选民基础——黑人与劳工组织的支持，竭力维护肯定性行动的合法性与合理性；而保守主义者同样出于其政治目的与理由，竭力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实施，认为由于在劳务招聘、合同授予和大学入学等问题上实行了旨在照顾少数种族——主要是非洲裔美国人的“比额制”，造成了“反向歧视”现象。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也即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之间在这一问题上的辩论，成为当今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是１９９６年美国总统大选中争论较为激烈的诸国内问题之一。
一
早在１９６１年小霍巴特·泰勒(Hobart Taylor Jr.)在为第１０９２５行政命令起草中首次使用了“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这一词。肯尼迪总统签署了第１０９２５行政命令。该行政命令主要要求合同承包商雇佣更多的小数种族。肯尼迪总统的远见就在于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总统在劳务雇佣政策上用行政命令的方式要求雇主在雇佣劳工时注意雇佣少数种族。１９６４年约翰逊总统签署了民权法案，禁止在工作场所有种族歧视的现象。
１９６５年８月１１日，洛杉矶黑人在瓦茨暴发了大规模的骚乱。在这次骚乱中，３４人死亡，４０００人被捕入狱，财产损失逾３５００万美元。〔1〕。继这次种族骚乱之后，翌年在芝加哥、克利夫兰、纽沃克、底特律和其他４０座城市也暴发了种族骚乱。美国政府在底特律不得不使用第１０１空降师和坦克弹压种族骚乱者。
美国黑人在经济上的困境是造成这些骚乱的直接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从１９４５年到１９６０年国民生产总值几乎增长一倍，６０年代的增长更为迅速，到１９７０年占世界人口６％的美国人生产并消费世界２／３的产品。〔2〕但是，在６０年代中期，７０％的黑人生活在城市中心的贫民区，美国战后的经济繁荣与他们无缘，他们无法享受到５０、６０年代经济繁荣所带来的任何实际利益。
美国的实际生活迫使约翰逊总统不得不考虑采取缓和国内种族矛盾的步骤，其步骤之一便是签署第１１２４６行政命令，用总统合作的方式实施肯定性行动计划。根据总统行政命令的定义，肯定性行动旨在要求雇主积极地通过诸如广告或特殊的招募方式寻求合格的申请就职的少数种族。这些申请就职的少数种族的人与任何其他申请就职者一样平等地接受以不分肤色为原则的挑选。这一初始的原则——即不分肤色的原则——得到大多数人的首肯。
肯定性行动计划之所以能在美国推行达３０年之久，在很大程度上它得到利益集团——少数种族组织和妇女组织的政治上的支持；同时，白人的权力精英——特别是自由派人士——需要肯定性行动来润滑美国的种族关系，巩固与延续美国现行的政治体系。他们试图通过肯定性行动建立起一个统一的权威机制，给人们一个印象，即他们正致力于通过给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社会机会，以纠正美国历史上令人感到耻辱和难堪的种族歧视。
然而，肯定性行动计划在总统平等雇佣机会委员会和联邦合同管理办公室(the Office of Federcl Contract Compliance)积极运作不久，便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是肯定性行动本身而悖论所造成的内在的机制性的问题。在执行的过程中充满了自相矛盾。
肯定性行动与以教育和标准测验等美德为标准的精英原则背道而施。主张精英原则的保守派人士认为，受教育的程度与机会挂钩，这是美国民主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对任何样式的社会与种族歧视的一个致命的打击。
白人学生马科·德夫尼斯(Marco Defunis)于１９７１年首先向肯定性行动发难。他的入学分数比所有进入华盛顿大学法学院的黑人学生都要高，但他却没有被录取。他认为，为迁就黑人而降低学校遴选标准则是对其他的合格的白人的反向歧视。他以反向歧视为向联邦地方法院控告华盛顿大学。地方法院判决敦促华盛顿大学录取该生。华盛顿大学不服地方法院判决，向华盛顿州联邦巡回法院上诉。巡回法院否决了地方法院的判决，裁定该生必须退学。德夫尼斯向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上诉。作出最终判决的大法官威廉·Ｏ·道格拉斯(William O. Douglas)在这一问题上处于退维谷的境地。他一方面觉得，正如他所理解的宪法和民权法院那样，美国民主的理想必须要有一批精英人物来完成；所有种族的人都应该有权参加竞争，以成为精英阶层的一员。而另一方面，他又感到虽然在录取新生时，不应有种族的分类，但大学应该照顾那些来自较为不利的家庭背景的人。他是一个真诚地信仰精英原则的人，反对反向歧视。虽然他并不认为学校没有录取他是一种反向种族的歧视，他仍然判定华盛顿大学录取德夫尼斯。
除了精英原则外，配额制是另一个争论的焦点。学校在录取新生时，按照肯定性行动精神，是否可以为少数种族学生设立专门的录取配额呢？在联邦授予合同中，是否可以截留一部分专门授予少数种族呢？白人学生艾伦·贝克向联邦法院控告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戴维斯医学院为少数种族学生设立专门的录取配额，从而使他未能入学。联邦大法官们的裁决反映了他们的矛盾心理。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以５票赞同４票反对的多数否定了戴维斯医学院的入学比额制，裁定贝克入学；同时，他们又以同样的多数认可在录取新生时对种族作为一个因素加以积极的考虑。在７０年代后期和８０年代中期，联邦最高法院在诸如联合钢铁工人诉韦伯(United Steelwnlens v. Weber)、富利洛夫诉克卢茨尼克(Fullilove v. klutznick)、约翰逊诉圣克拉拉__(Johnson v. Santa Claca County)的诉论中对私营雇主主动采取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表示认可，同意实行为少数种族截留一部分合同的做法，少数种族有雇佣优先权，以达到工作场所的种族平衡。
然而，联邦最高法院在嗣后的岁月中立场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１９８９年，联邦最高法院以限止反歧视法律为名，在弗吉尼亚州里士满市对Ｊ·Ａ·克罗森公司(Richmond V.J.A. Croson Company)的诉讼中，否定了里士满为少数种族保留３０％城市合同的做法。伦奎斯特法庭(Rehnquist Court)在瓦德湾包装公司对安东尼奥(Ward's Cove Packing Company V. Antonio)的诉讼中裁定如果一项带有明显歧视后果的雇佣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为雇主的合法目的所需，那么，这样的雇佣行为便是合法的。
由此可见，肯定性行动是一个充满悖论的计划。第一个悖论是，虽然少数种族有权平等进入就职申请人的队伍之中，然而，在整个以精英原则排队的就职队伍中却根本排不上名次，就职机会仍然等于零。第二个悖论是，虽然测验手段在理论上应该是对所有的人是平等的，但由于美国主流文化是盎格罗——撒克逊的，测验的内容有可能有偏向，偏向于白人，面对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不利。第三个悖论是，无论是在招工与招生中实行美德为标准的精英原则还是实行照顾少数种族比额原则，都欠公正。如果实行前者，那么，在目前美国的大公司和大学中，黑人的比例将大大降低。如果实行后果，那么，在雇工、招生与合同授予中则会造成对白人的反向歧视。第四个悖论是，“错误的婚姻”心态。许多有色年轻人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被推进了大学，这无疑像是一场错误的婚姻，使他们产生了绝对的失望感。
二
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在美国出现了有组织的反对肯定性行动的思潮。这种思潮由于共和党１９９４年在国会的胜利形成了对肯定性行动的极大挑战，使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运动从纯然限于保守主义者范围进而成为美国主流政治文化关注的主要问题之一。
１９９０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莱分校出现了一个组织“没有战争的世界委员会”(The World Without War Council)。这是反对在美国实行“政治正确”(PC)的美国全国学者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cholars)的一个分支机构。自１９９５年起该委员会成为公民动议中心，集中攻击肯定性行动计划。公民动议中心(Citizen Initiative)创始人物是两闰白人社会科学家汤姆·伍德(Tom Wood)和格林·卡斯德里特(Glynn Custred)。汤姆·伍德是一位哲学家，现任加利福尼亚州学者联合会主席；格林·卡斯德里特是加州州立大学海伍德分校人类学终生教授。他们认为，肯定性行动背弃了人人平等的原则，将以肤色为基础的权利置于公民权利之上。
加州公民动议中心成为加州乃至全国反对肯定性行动的中心和大本营。这股社会思潮说明在美国政治的深层涌动着一股压抑的愤怒。一旦政治经济气候合适，一旦中产阶级，主要是白人中产阶级的发展受阻，这股愤怒的潮流就会表面化。加州议会通过反移民的１８７提案是一例，公民动议中心则是另一例。根据《国民新闻》的调查，在１９９０年一年中向平等雇佣机会委员会上诉的案件是６２１００件，而１９９４年达９１２００件，三年间增加１９１００件，增幅达４６％。调查还表明，５１％白人认为肯定性行动计划在美国推行过了头。〔3〕根据《洛杉矶时报》一项调查，７３％加州居民支持加州的公民动议中心〔4〕；《华尔街日报》和全国广播公司新闻部联合调查表明，２／３的美国人，包括一半１９９２年支持克林顿总统的选民，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5〕该报的另一项调查显示，１９９５年有３９％的被调查者认为肯定性行动走得太远，而在１９９１年才２４％的人这么认为。〔6〕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调查，有５１％的白人认为平权运动在美国走得太远。〔7〕
这股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潮流之所以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表面化，主要是因为：
１．虽然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美国经济略有好转，但增长缓慢。美国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３年的“黄金时期”，平均年增长率为３．６％，而在１９７４－１９９１年的“隐形萧条”时期，平均年增长率便下降到２．０％。〔8〕如果再作一下微观的考察，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０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为３％，从１９７１年至１９７５年则降为２．２％，从１９７６年至１９８０年升为３．４％。在８０年代，从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７年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３．８％。８０年代的实际增长率为２．８％。进入９０年代后，１９９５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２．５％，〔9〕仍在８０年代平均增长率左右摇摆。１９９３年美国贫国率为１５．１％，１９９４年为１４．５％，〔10〕哥伦比亚特区的贫国率１９９５年高达２１．２％。美国在１９９５年有７４０万人失业，其中白人５４５万，黑人１９４万，１９９５年失业率为５．６％，比１９９２年下降１．８％，比１９９４年下降０．９％，失业状况虽略有改善，但改善的幅度很小。消费者的信心指数也反映了这种经济状况，１９８２年消费者信心指数跌入低谷，１９９０年有所回升，１９９２年又坠入低谷之中。
２．呆滞的中产收和。按人口调查局的统计，按１９９２年价格计算，白人家庭平均收入１９７４年为３．７万美元，７０年代后期略有上升，８０年代初期下降，８５年到８０年代后期再度上升，９０年代初期仍保持在３．８万美元左右。黑人家庭平均收入为２．２万美元左右，从７４年到９３年基本呆滞，上升与回落的幅度均不大。〔11〕）按１９９４年价格计算，年平均收入２．５万至５万美元的家庭从１９７４年的４０％降至１９９４年的３２％，年平均收入低于２．５万美元的家庭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９４年基本保持在３０％左右，变幅很小。〔12〕根据人口普查局１９９５年年度报告，在把通货膨胀因素考虑进去之后，中等家庭的收入几乎保持在３．２２６４万美元，还没有从９０年代初期的经济衰退中恢复。中等收入的最高峰是１９８９年，达到３．４４４５万美元。〔13〕
３．许多大公司缩编，公司倒闭数居高不下。美国公司年倒闭数进入９０年代之后均在６万家以上，１９９０年为６０７４７家，１９９２年达９７０６９家，１９９５年为７１１９４家〔14〕。公司倒闭的后果之一就是使大批白领职员进入蓝领工人的阶层。公司缩编，如１９９４年At ＆ t一分之三，面临的棘手的问题之一就裁减什么人，这中间就会牵涉到种族的问题。
共和党利用目前美国社会中存在的对肯定性计划的愤怒与怀疑作为攻击克林顿民主党人的一个政策起点。参议院共和党多数派领袖、共和党总统竞选人鲍勃·多尔(Bob Dole)、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菲尔·格拉姆(Phil Gramm)和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Pate Wilson)均发表声明，反对以种族为基础的优先待遇。加州州议会１９９１年通过一项提案，要求学校毕业班成员的种族构成与全州的种族结构相一致。州长皮特·威尔逊否决了这一提案。他在１９９５年批准了反对在加州实行肯定性行动的公民动议提案。
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保守派人士认为：
１．以种族为基础的优先待遇是一项极不公正的政策，与美国主流价值观念和所有的人机会均等的社会政策背道而驰。保守派人士引用《独立宣言》，认为《独立宣言》载明：“人人生而平等，他们都从他们的‘造物主’那边被赋予了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15〕他们认为，白人和黑人应该是平等的，机会是均等的，从此来反对反向歧视。
２．勤奋和美德，而不是种族、宗教、性别与降生的条件来决定谁在美国社会中兴旺发达。保守主义者认为，这是美国精神的核心，是美国主要的价值取向之一；损害了以勤奋与美德为基础的精英原则便是损害美国立国的根本精神。
３．肯定性行动是干预性的与没有效率的大政府的一个反映。保守派人士认为，使用政府的资金以对付种族为基础的不平等现象是一个政治错误。如洛杉矶政府１９９２年种族骚乱后所获得的７亿７千万美元的预算中，３亿美元用来支付与镇压骚乱有关的警察与国民卫队的加班费；２亿８千万美元用来在贫困少数种族社区建设２８个超级市场，以降低当地黑人的购物支出。
４．现在有的种族不再在社会生活中处于不利地位，照顾少数种族实际上照顾了业已成为中产阶级的人。根据《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１９９５年２月１５日杂志的调查，３０年代前，美国黑人家庭达中产阶级水平的为１８％，而１９９５年达４０％。在这３０年代中，黑人在管理与技术领域中的就业率增加两倍。根据《新闻周刊》的调查，７５％的人认为黑人在入学和就业问题上不应享受优于同样有资格的白人的照顾。〔16〕反对的人们认为，在相同的条件下，难道一个中产阶级黑人应该优于一个有同样资格的白人而获取联邦合同？难道一个中产阶级黑人的孩子应该取代一个穷困的白人的孩子的名额而入学吗？他们主张应该以贫困状况作为照顾的尺码。
５．肯定性行动有可能使美国巴尔干化。近几年来，最高法院在对待以种族为基础的优先照顾的问题也产生了分歧，产生了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思想。如大森德拉·戴·奥康诺(Sandra Day O'Connor)警告说，以种族为基础的不公正现象，即使其初衷是为了弥补历史上种族歧视造成的后果，也将使美国巴尔干化，使美国民族分裂成相互竞争与仇视的种族的派系。〔17〕美国的多文化主义，强调拒绝融入主流文化的种族性，加深了这种巴尔干化的可能性。共和党分析家威廉·克里斯托尔(William Kristol)在政治分析访问 多次警告美国巴尔干化的可能性。由于白人总是以为黑人是凭肯定性行动计划的照顾而进入工作场所和大学的，白人对黑人有怀疑感，同事之间相互猜忌。这种怀疑感往往使黑人处于守势，并成为工作场所的一种毒化剂。毒化了的种族关系造成了一种新的无形的更为可怕的社会隔离状态。
６．在全国的政府机构中，黑人中产阶级就职的比例大大高于其他种族。随着大批新移民的涌入（在８０年代约有１０００万合法和非法移民来到美国），黑人在政府部门中就职的数目较之黑人在少数种族人口中所占的日益缩小的百分比，便显得越来越多了。其结果新来的少数种族要求按照肯定性行动计划给予公平待遇就会损害黑人的既得利益。越来越多的黑人以外的少数种族正在寻求在种族问题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希望美国社会更多地注意少数种族对其他种族采取的歧视性行动。美国《华盛顿邮报》在援引一位在芝加哥市北部长大的名叫戴维·张时，说：“我们总是只谈论黑人遭受种族歧视。为什么我们不能从人人都遇到种族主义——甚至黑人也有黑人也有种族主义行为——这一立场出发呢？”哈佛大学非洲美洲研究所哲学教授康纳尔·韦斯特(Connel West)说：“为什么我们没有听到拉丁美洲裔美国人想些什么？日本裔美国人想些什么？”〔18〕
主张实行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自由派人士则认为：
１．如果没有肯定性行动计划，人们对美国制度的公正性的怀疑会更严重。当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完全被排除在美国社会生活和机会之外时，他们所要求的便不仅仅是职业、合同和就学了，而是资源本身。他们将对制度本身提出疑问。这对白人政治家来说，无异会更恼人和令人头痛。
２．肯定性行动计划并不是拒绝民族的融合，而只是主张肤色意识而已。其目的是旨在帮助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与美国“神话”认同，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美国目前仍然是一个种族非常隔离的社会，一般白人不顾与黑人接触。黑人在居住上仍然处于与白人隔离的状态，黑人与白人之间通婚更是微乎其微。所以，有必要创造一种社会机制，例如肯定性行动计划，使人们在招工、招生和授予合同时超越惯常的社会圈子来考虑少数种族的可能性。白人与少数种族之间存在巨大的社会经济鸿沟。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在１９９３年，黑色男子的平均收入仅为白人的７４％，西班牙裔男子的平均收入仅为白人的６４．８％。〔19〕因此，仅仅要求是不够的，必须要建立某种政府和法律的机制来执行。
３．以学业与美德为基础的精英原则过份强调了教育的作用，使教育成为获取报酬丰厚的职业和走向上层领导职位的唯一手段。但不是每个孩子都降生在一个鼓励学业、或有钱供养进长青藤学校的家庭里的。许多贫困的黑人和少数种族的孩子生活在最糟糕的贫民区，进最糟糕的学校。所以，当他们成年以后，要求他们与白人处于同一条起跑线上去竞争，认为他们教育水平低就将他们排斥在就业大军或大学门外，是荒唐和不公正的。林登·约翰逊总统在１９６５年便指出，由于几个世纪的偏见，黑人和白人不可能平等竞争。过份强调精英教育原则，实际上否定了个人的机会原则。在中学毕业生中，６７％白人进入大学，而黑人仅为５３％。〔20〕
４．只有实行多样化，才能适应美国的多文化的社会现实。正如霍丁拉斯·卡伦(Horace kallen)指出的，种族多样化丰富了美国文明。〔21〕多样化是保持美国社会活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种族多样化是学校与公司获取最好的英才的前提之一。正如詹姆斯·沃尔(James Wall)，德勒瓦特与都西管理咨询机构(Deloitte to Touche LLP)人事部长说的：“如果你不使用最好的英才，你就不可能赚钱。”据《幸福》杂志在公司总裁中的调查，６４％的总裁赞成继续执行肯定性行动计划，即使政府不再要求他们这样做，他们还将执行下去。〔22〕
５．肯定性行动确实帮助了不少处于贫困线以下的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它在缓和种族矛盾方面的功绩是不容抹煞与忽略的。肯定性行动为黑人打开了许多在传统上为白人男子所独占的堡垒，如救火和警察。乔治·梅逊大学历史教授罗杰·维尔金斯(Rogen Wilkins)认为，肯定性行动“在很大程度上令人惊讶地成功了。如果中心肯定性行动计划，我们将倒退。”〔23〕
６．实际上，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从肯定性行动计划中所获取的好处是微乎其微的。据华盛顿的“政治经济研究中心”(Joint Center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udies)的调查，“虽然肯定性计划有可能成为一项有力的政策性工具，但它的影响力与执行的力度成正比。”“虽然它 为黑人开拓__的机会方面有积极的成果，但就工资与就业而言效益是很微小的。”劳工部统计显示，白人在１９９４年占有８８．８％管理与专业职业，比１９８３年的９１．６％略有下降；而黑人在这一时期在管理与专业职业的占有率仅仅从５．６％上升到７．１％而已。
三
克林顿总统面临来自共和党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加利福尼亚州的公民动议中心更使他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克林顿总统无法赢得加州的支持的话，他想赢得重新当选就十分困难了。当汤姆·伍德和格林·卡斯德里特的公民动议中心在加州的影响日益扩大，白人同情者日益增多时，如果克林顿总统逆潮流面上，势必会失去加州选民的支持。这是克林顿总统权不愿看到的。但另一方面，克林顿总统在肯定性行动问题不能走得太远，不能激怒加州民主党的基础，特别是加州议会主席、黑人百万富翁威利·布朗(Willie Brown)；不能有任何损害作为城市同盟的民主党的两大支柱——黑人和劳工的做法。
克林顿总统迫于形势，不得不公开命令对肯定性行动作一个调查。这是自林登·约翰逊总统以来还没有一位美国总统这样做过。这表明，克林顿总统并不是完全支持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总统的顾问们劝说总统采取一条中间的路线——承认肯定性行动的原则与精神，对肯定性行动中的某些做法持批判态度，对白人反向歧视的受害者表示同情；在两种极端的意见（正如我们在上面陈述的）中当一个仲裁者的角色，既不激怒愤怒的白人男子，也不激怒传统的自由主义的权力基础。１９９５年初在加州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记者的谈话中，克林顿总统说：“我希望在这里，在加州，不会发生由于对一件事的不同处置而使我们处于一种分裂的状态，必须决出赢家与输家，而不考虑另一种可能的抉择。”当他被问及对肯定性行动的态度时，他说：“毫无疑义，许多人受益于肯定性行动。有因此而受害的人吗？受害到什么程度？在当前削减预算和反对大政府的浪潮中，另一种可能的抉择是什么？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加以探讨。”〔25〕
民主党人承认，在肯定性行动计划这个棘手的问题上寻找中间路线是十分不易的。如果克林顿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少数种族组织、民权组织和妇女组织就会认为克林顿政府完全偏向反对肯定性行动。这一问题在白宫内部也造成某种紧张。白宫办公厅主任利昂·佩内特(Leon Panetta)私下在国会山朋友们中间探询总统是否应该批准加州的动议。一旦克林顿总统批准这一动议，这会极大地动摇自由派的政治基础。
１９９５年２月底克林顿总统在与众议院民主党议员私下会见时说，这是共和党“的老伎俩，一贯伎俩。”当经济状况对中产阶级不利时，共和党便制造出突破口来。它的任务是做得比共和党更好，仔细斟酌“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然后公布于世。”〔26〕克林顿总统仔细审视了１６０项肯定性行计划。据白宫助手说，白宫可能作出某些修正的建议，例如限制政府补贴的数额，减少为少数种族预留的联邦合同份额，并增加经济条件这一考虑因素。
克林顿政府高级顾问劝总统研究制定一个详尽的城市战略，以应付国内日益严重的种族矛盾、少数种族的盆困化、犯罪、吸毒等问题。国会有六名议员敦请克林顿总统成立一个种族关系委员会，研究处理美国的种族问题。来自洛极矶市中心南部的众议员马克辛·沃特斯(Maxine Watens)主张实行一种长期保障计划(long-guarantee program)，政府发放少量贷款资助贫民区的私人零售业。沃特斯的观点眼下在美国很流行。曾在布什政府中任房屋与城市发展部部长的杰克·肯普(Jack Kemp)主张在城市贫民区取消资本收益税以及采取其他刺激手段，以促进贫民区零焦业的繁荣。
肯定性行动计划使民主党本身也处于分裂的状态。民主党右翼、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eticLeadwship Council)主席、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也参加到反对肯定性行动的行列。１９９５年３月担任该委员会主席时说，“基于种族的照顾是绝对地不公正的。”〔27〕他警告克林顿，如果民主党在１９９６年大选中希望赢得白人男子的支持以保持多数的话，肯定性行动计划必须改革。该委员会的米尔·马歇尔(Mile Marshall)说，肯定性行动计划的“政治含意是经济。许多共和党人正把肯定性行动看成最后可以扩大其在选民中影响的问题。”〔28〕正如安德罗·海克尔(Andrew Hacker)在《两个民族》(Two Nations)中指出，关于肯定性行动计划的辩论“甚至在自由主义者中间也产生了一种疲惫的感觉。”〔29〕
而共和党在这场《新闻周刊》称之为“肯定性行动计划战争”中则加强了对克林顿总统的攻势，把这看成是一个可以逐渐扩大共和党在选民中的影响的问题(a wedge issue)和一个突破口。共和党在1994年美国中期选举的胜利意味着对肯定性行动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保守派人士控制国会的专门委员会和国会的日程，这对克林顿总统和民主党是一个极大的威胁。加州州长、共和党人彼得·威尔逊(Peter Wilson)是一个极端的保守主义者，在堕胎、同性恋权益和控制枪支的问题上均取保守立场。他在一次对《新闻周刊》的谈话中说：“如果别人提起他曾经支持过肯定性行动，他也不会云狡辩。他只是现在认识到肯定性行动提供的照顾是不公平的，是无法操作的。”〔30〕保守派智囊传统基金会在1995年2月11日召开了一个专门的讨论会，议论在肯定性行动问题上保守党人应采取的战略。佛罗里达州共和党人、众议院小组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卡纳迪(Charles Canady)向司法部索要一切与肯定性行动有关的文件，以清查克林顿政府在民权问题上是否有超越国会意图的过头行为。共和党人、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菲尔·格拉姆在1995年3月宣布参加总统竞选的大会上，肯定性行动计划成为他演说的主题，他宣布他如当选他将废除肯定性行动计划。他承接了拨款小组委员会，他将利用拨款小组委员会主席的权力来反对配额制；共和党人正在考虑提出有关拨款的修正案，以缩小克林顿政府在肯定性行动问题上的回旋余地。甚至有的共和党人主张提出全部废除对少数种族的优先照顾的提案。〔31〕共和党总统竞选人布坎南(Pat Buchanan)更是反对肯定性行动计划，他在新罕布什尔州演说中主张“纯而又纯”的政策，讽刺反对他的人为“年的保守主义者”。〔32〕多尔试图走中间路线。他自认为有一个很好的为民权而奋斗的记录，也曾经赞同过在联邦合同授予的问题上为少数种族保留一定的份额。他希望能找到一条在立法上解决矛盾的办法。为此，他专门找了哥伦比亚特区民主党参议员埃莉诺·霍姆斯·诺顿(Eleanor Holmes Norton)、布什政府白宫顾问博伊登·格雷(Boyden Gray)和保守的黑人专栏作家阿姆斯特朗·威廉斯(Armstrong Williams)商讨可能采取的良策。〔33〕
四
正如在６０年代中期大规模种族骚乱之后克纳委员会(Kerner Committee)在报告中指出的，在美国存在两个机会，一个白人机会，一个黑人社会。两个社会之间是相互分离的，是不平等的。
美国在国内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便是种族问题。盎克罗—撒克逊白人后裔所形成的主流的白人社会在历史上与在现实生活中始终处于政治文化的中心位置；而黑人和其他少数种族则始终处于一种受到有形的与无形的歧视的“边缘人”。这是两个分裂的社会，分裂的阵营，分裂的、甚至是对立的文化。近年来，社会学家谈论美国巴尔干化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这种认识。
他们从少数种族的潜力看到了这种巴尔干化的趋势。少数种族的狂热，献身于祖籍国家会破坏美国作为一个国家的凝聚力。亨廷顿也认为，人口结构趋势表明，由于对“有亲属关系的国家”的忠诚比起自由民族同化论者愿意承认的要深厚得多，美国的少数种族冲突将变得越来越经常。〔34〕
美国社会中种族矛盾之所以尖锐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非洲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种族的经济地位的低下，贫富悬殊。非洲裔美国人的经济状况从１９７０年到９０年代上半期并没有多大改善。１９７０年，１０％的白人和３４％的黑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到１９９３年克林顿执政期间，则有大约１２％的白人、３３％的黑人和３１％的拉美裔人生活在贫困之中。〔35〕按照美国人口普查局的统计，美国１９９５年人口为２．６３亿，黑人占１３％，为３４１９万人。在３４１９万黑人中便有１１２８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之下。根据１９８８年的统计，占美国人口１／５的富有者囊括了全国总收入的４３．７％（１９６７年时这一指标为４０．４％）。〔36〕根据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埃特·沃尔夫(Ed Wolff)的统计，１９９５年美国占总人口０．５％的最富有的阶层占有全国资产（股票、债券、现金、人寿保险保单、名画、首饰等）的３９．３％。他发现，美国纯财富１９８３年到１９８９年从１３．５万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２万亿美元，而占人口０．５％的富豪就占有其中的３．９万亿美元，平均每家占有３．９百万美元。〔37〕
美国约翰逊总统１９６４年签署的和布什总统１９９１年签署的民权法案并不能真正改变美国社会中的种族矛盾。在美国社会中仍然普遍存在着无形的、心理上的歧视。由于深层的经济、文化原因，黑人与白人普遍地分别居住在各自的聚居区内。白人聚居的郊区与黑人聚居的市中心地区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天地。据对１９９０年美国人口普查结果的分析显示，在美国的一些大城市，每进入一名移民，就有一名白人迁走。〔38〕同时，在美国在司法制度上存在种族歧视。据司法部估计，从１９９１年到１９９３年期间使用固态可卡因的人数，白人为２２８万，黑人为７８万，拉美裔人为３０万。但从１９９４年这一年被起诉的被告来看，白人仅占３．５％，而黑人和少数种族都占９６．５％。〔39〕
创造肯定性行动计划的人们原来想借助肯定性行动计划来缓和国内日益尖锐的种族矛盾。但事实证明，仅仅依靠肯定性行动非但不能改善种族矛盾，反而使其更为复杂化了。
肯定性行动的称天不足主要在于当初创立的人们基于的是一种良心原则，一种道德原则，认为少数种族的问题，主要是黑人问题，是一个道德问题。正如瑞典社会学家冈纳·米尔德尔(Dr. GunnarMyrdal)在他的经典的《美国的两难处境》(An American dilemma)中指出的，对于大多数白人来说，黑人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社会中，或者说黑人不是属于同一个道德的秩序中。但当黑人作为人、作为道德秩序的一部分而存在时，对于黑人的歧视便会引起白人良心的自责。当种族的关系达到一定程序的互适，摩擦与冲突减至最低点时，黑人的问题就不会在白人的良心上引起自咎。〔40〕这种良心原则、道德原则从一开始就决定了肯定性行动的脆弱性和致命的弱点，就决定了它必然会在种族歧视与反向种族歧视的怪圈中徘徊而不能自拔。
肯定性行动的脆弱性还在于美国所面临的本身的社会文化矛盾。正如丹尼尔·贝尔指出的，由于非市场性的公众决策方式开始得到发展，由于社会权利开始从群体（而非个人）的角度加以诠释，群体社会便产生了。正因为这种非市场性的公众决策方式变得日益不可缺少，于是便产生了奠定在群体全体成员基础上的向社会提出要求的群体权利。黑人希望许多权利能够成为肤色的“财产”。这种群体社会属性与以个人的成就和个人的机会均等为基础的美国价值体系相矛盾。〔41〕随着种族一体化趋势的发展，黑人在心理上确定了群体身份，他们从要求机会均等转而要求利益均等。〔42〕这种以种族与肤色为基础的群体社会属性的要求与美国的基本信条相违背。艾伦·布卢姆(Allan Bloom)注意到了社团政治的加强与合法化与个人权利的衰微之间的关系。他说，“我们在美国所见到的种族的歧异不过是迫使我们祖先互相残杀的古老的歧异的一种逐渐衰微的回音而已。……文化运动给美国文化多样性的整个概念所带来的福音促使社团政治的加强与合法化，与此同时，对《独立宣言》所载明的个人权利的信念也随之渐渐衰微，以至成为不过是过时的说教吧了。”〔43〕所以，保守主义政治家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肯定性行动和多元文化主义成员到“美国政治一贯性基础的基本原则。”群体社会属性与美国基本原则的社会文化矛盾决定了肯定性行动的内在悖论。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审视这一问题。美国的白人中产阶级不希望政府利用道德的藉口来限制他们的欲求，作为美国精神精髓的个人主义激励他们逃避群体社会所规定的个人应负的社会责任。生活在郊区的白人中产阶级不希望有任何政府的或法律的行为阻碍他们的进取精神。
亚里士多德说，产生不公正的现象有两种，其中一种是平等的人与事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保守主义者认为白人与黑人在法律上完全平等的条件下，由于实行了肯定性行动中的配额制和照顾原则，白人受到了不平等的待遇。这有悖于亚里士多德的社会公正原则。而传统的自由主义认为，人们因其个人的能力、权威、天性、才干而有所不同。使人平等的努力必然导致行政机构在补偿的问题上实行社会干预，因而也就会不平等地对待群体或个人。所以，丹尼尔·贝尔认为，“由于种种原因，不平等地对待人们可能在所难免。”〔44〕
自由派认为，对于所有的美国人，平等不仅作为权利和作为一种理论，而且作为一种社会现实和后果是极为重要的。这是一种“后果的平等”的理论。在社会中，人们通过自然的能力相互竞争，竞争的结果便是在社会地位、个人收入和权威上形成远大的差异。这在保守派看来是理性的，而在自由派看来是非理性的。自由派认为，当这种差异和鸿沟过于突兀时，公众家庭(public household)应该通过行政决心或官僚机器进行干预，用公共政策——例如肯定性行动——来调节以达到后果的平等。
总之，肯定性行动是在一个多种族的、种族之间存在远大经济、文化、习俗(mores)差异的美国实行统治的现实政治的需要；然而在的过程中又与美国民主与自由的信条(creed)相冲突。于是，它不可避免地要陷入歧视与反向歧视的恶性循环的怪圈之中。克林顿政府和民主党试图维护它的原则，会失去一部分选票，同时又会获得另一部分选民的支持；同样，共和党将它作为一个可以逐渐扩大其在不满的白人选民中影响的一个突破口，同时它也会失去一部分选民——少数种族和妇女——的支持。正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教授伊莱贾·安德逊(Elijah Anderson)认为的，“共和党在玩火。肯定性行动是一个可能在社会上造成分裂的词。”〔45〕谁胜谁负就要看在整个美国的政治天平上谁的砝码沉了。
注释：
〔1〕George B. Tindall to David E. Shi,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to Company, 1989), p.881.
〔2〕Ibid., p.816.
〔3〕National News, Feburary 13, 1995, p.32.
〔4〕U.S. News to World Report, February 13, 1995, p.32.
〔5〕Ibid.
〔6〕Time, March 20, 1995, p.37.
〔7〕U.S. News to World Report, February 13, 1995, p.37.
〔8〕雷蒙德·Ｍ·弗罗斯特：《正在丧失的经济霸权：１８５０－１８９１年的英国和１９５０－１９９０年的美国》。韦伟译：《美国研究参考资料》。１９９２年第１１期，第２１页。
〔9〕Time, October 30, 1995, p.62.
〔10〕Washington Post, October 6, 1995。美国贫困家庭以四口之家年收入在１．５１４万美元以下为标准。
〔11〕Time, January 30, 1995, p.62.
〔12〕Time, October 30, 1995, p.62.
〔13〕Washington Post, October 6, 1995.
〔14〕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Economic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1996, WashingtonD.C. February 1996, p.386.
〔15〕李道揆：《美国政府和美国政治》。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７４６页。
〔16〕Newsweek, April 3, 1995, p.25。普林斯顿调查研究公司在１９９５年３月２３日至２４日给７５２名成年人打了电话作为专项调查，误差率为＋／－４％。
〔17〕U.S. News to World Report, February 13, 1995, p.38.
〔18〕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5, 1995.
〔19〕U.S. News to World Report, February 13, 1995, p.35.
〔20〕Ibid.
〔21〕Quoted from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to Company, 1992), p.36.
〔22〕U.S. News to World Report, March 6, 1995, p.34.
〔23〕Times, February 20, 1995, p.40.
〔24〕Times, March 20, 1995, p.37.
〔25〕U.S. News to World Report, February 13, 1995, p.35.
〔26〕Times, March 20, 1995, p.36.
〔27〕Newsweek, April 3, 1995, p.25.
〔28〕U.S. News to World Report, February 13, 1995, p.32.
〔29〕Times, February 20, 1995, p.39.
〔30〕Newsweek, April 3, 1995, p.26.
〔31〕U.S. News to World Report, February 13, 1995, p.38.
〔32〕Newsweek, April 3, 1995, p.25.
〔33〕Ibid.
〔34〕到２０５０年，预计白人会失去在美国人口中占大多数的地位，随着少数种族集团在人数上的优势的增强，他们的文化和政治力量也会加强。
〔35〕美新署华盛顿１９９５年１０月３１日英文电。
〔36〕贾浩：《一九九二年大选与美国政治潮流的新变化》，《美国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２期，第５２页。
〔37〕Time, January 30, 1995, pp.60-63.
〔38〕New York Time Magnzine, August 20, 1995.
〔39〕佐藤成文：《种族问题依然是美国的难题》、《日本世界周报》１９９５年１２月２０日。
〔40〕Thomas F. Pettigrew ed., The Sociology of Race Relchions (The Free Press, 1980), pp.161-162.
〔41〕丹尼尔·贝尔著，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８９年版，第２５０－２５１页。
〔42〕同上，第２５１页。
〔43〕Allan Bloom: “The Closing of the American Mind,” (New York: Simon to Schuster, 1987), pp.192-193.
〔44〕丹尼尔·贝尔，前引文，第３２１页。
〔45〕Time, March 20, 1995, p.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