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3期
架起理解的新桥梁
——改革开放十五年中美关系史研究成果评析
【注释】本文是为《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一书所写的序，该书将于近期出版。【注尾】
资中筠
【注释】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注尾】
这是中美关系史研究会1994年3月在北京举行第一次学术讨论会的论文集的题目。那次会议的主题是对自1979至1993的15年间我国有关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作一总的回顾，也可以称作是“对研究的研究”。从1949年以来，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论述不断有所发表，但是从1979年以后，不论是在“量”还是“质”两个方面都有一个飞跃性的发展，并且逐步形成相对独立的学术领域，汇集了全国各地一大批分布于各个学科，在这方面卓有成果的学者，于是水到渠成，遂有1993年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之成立。研究会理所当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阅一下过去一个时期的成绩，以便大家对本界的状况心中有数，从同行的成果中得到教益，并在已有的基础上开拓新的课题，更加明确努力的方向。 1979年成为一个新的起点的原因是不言而喻的：一是改革开放，一是中美建交。这两件大事对推动中美关系的研究直接、间接所起的作用也不必在此赘言，本书第一篇“回顾与前瞻”己作了全面的概括。为方便计，本文称自1979年以来的这十几年为“新时期”。
中美关系史始于1784年美国快船“中国皇后号”首航中国。早期交往不多，有关事件也寥寥可数，而越到晚近，交往越密，关系越复杂，或为敌，或为友，结下了难解的情结。中国的近代对外关系史基本上是与列强的不平等交往史，自《望厦条约》以来，美国也加入了西方列强向中国攫取特权的行列。特别是二战以后美国曾经介人中国内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中美长期敌对，两国又曾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长期执行分裂我国领土的政策，等等。因此1949年以来的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论述习惯于把二百年的历史笼统纳入帝国主义侵华史，几乎把美国的每一项政策和举动，除了极少量而短暂的与中国共产党友好交往的部分，都作负面的解释。新时期的研究不同于过去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客观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取向，至少是力图这样做。于是就有了对不同历史阶段区别对待，对复杂的事件和人物采取分析的态度，自然也就既有共识，又有争呜，很多问题学术界至今意见分歧，正常而繁荣的学术气氛于焉形成。
名为“中美关系史”，实际也包括当代的现实问题，在我国这一领域的学者就其素养而言，大致属于两大类：从事历史研究的和从事国际关系、外交政策研究的，前者又特指外交史，从中国角度说，则同对外关系史；而后者又包括一部分有外交实践经验的学者。总的说来，对前期的研究主要以各大学的历史系或有关历史的研究所为主，对当代的研究，则以大学的国际政治系和附属于政府部门的研究所为主。当代研究也还有偏重于理论或偏重于政策之分。有少数学者和研究机构兼跨历史和当代、理论和政策两方面的研究，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即是。至于涉及的学科则方面极广：除历史学外，有政治学、经济学、法学、乃至教育学，等等。总之，中美关系的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越来越显示出其多学科性，而且随着研究的深入，涉及的学科面将越来越广。
本书各篇论文的分题基本上按历史顺序排列，还有几篇作横向的分类如经济、教育、中共对美政策等。尽管对各个历史时期着力不均，但基本上每个时期及其重大事件和问题都有论述。宏观地、粗线条地概括起来，在以下几点上学者们有较广泛的共识：
《望厦条约》以前的早期中美关系基本上是平等互利的贸易关系，其间美国商人为扭转贸易逆差也进行过非法的鸦片交易，但不是主流。《望厦条约》是中美之间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在此以后随着美国资本主义日益发达和对外扩张的需要，以及中国的日益衰落，中美关系基本上与中国与其他强国的关系相同，是不平等的关系，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又与英、法等国有所区别，至少没有参与瓜分中国领土（关于美国和其他强国究竟有多少区别，美国对华政策有什么特点等问题有许多不同意见，下文将述及）。“门户开放”政策标志着美国开始向亚洲扩张的新阶段，自那时以后，美国政府对中国给予一定关注，但是直到珍珠港事件之前，中国在美国外交中始终不占重要地位。而从．晚清到北洋军阀到国民党的历届中国政府却都十分重视对美外交，并寄希望于用美国来平衡或牵制对中国威胁最大的外国，但最后终归失望，这也是另一种不平等关系。最明显的是对待日本侵略中国的态度，在日本对中国得寸进尺步步进逼时，美国在大多数情况下姑息迁就日本，有时不惜违背其“门户开放”政策。
从抗日战争，特别是抗战后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或延伸至朝鲜战争爆发这段时期是学者研究得最多、最细的，涌现出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和论文，既有宏观的综合研究，又有关于个别事件或问题的专论：例如美军延安观察组、史迪威事件、赫尔利使华、马歇尔调停、司徒雷登作为大使的作用、艾奇逊的“脱身政策”等等，都有详细论述。关于美台关系的研究当然是题中之义，以翔实的史料弄清了中美关系中台湾问题的由来是学者们的一大贡献。这段历史涉及的问题复杂而敏感，而学者的研究普遍都体现了新时期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特点；同时也充分利用了因开放而能得到美国第一千档案资料的有利条件，在详细占有材料的基础上对美国的政策和意图作过细的分析，而不是像过去那样作简单化的批判，而且多数都能与国际大背景的发展联系起来考察分析，不是孤立地静止地看问题。关于这段历史，大陆的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出发，却殊途同归，在大的脉络上的结论高度一致。如果说前期中美关系中日本因素占重要地位，那么二战以后苏联在美国对华政策中更是主要因素。从杜鲁门一艾奇逊的“楔子”政策（即企图离间中苏关系）到杜勒斯把中苏看成铁板一块，到肯尼迪在核武器问题上联苏压华，到尼克松以后几届政府的联华抗苏，直至苏联解体后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下降（至少是一度如此），无论是为敌为友，无不说明美国总是把对华政策从属于对苏关系。而这样一种过于简单化的政策思想往往导致判断失误，这与中美长期隔绝互为因果。反过来，学者们也承认在长期隔绝状况下，中国政府也有判断上的失误。另外，双方都有内政影响外交的情况，但是中美长期敌对的主要责任在美国，中国是受害者，因为从一开始，是美国介人了中国的内战。这一看法，以及在许多具体问题上的结论与美国学者的观点有同有异，与台湾同行异多于同，尽管所依据的资料几乎完全相同绝大部分是美国外交档案。以对马歇尔调停为例，大陆学者较普遍的看法是马歇尔前期对国民党批评较多，后期越来越袒护国民党，但是从根本上美国支蒋的大政方针已定，所以调停注定要失败；台湾的论著则认为是马歇尔调停束缚了国民政府的手脚，导致国民党在内战中失败；美国学术界各种意见都有，比较接近官方的论调是，国、共都无和谈诚意，马歇尔夹在当中吃力不讨好，以后美国不应再做这样的事。另一例子是台湾问题，根据同样的美国档案资料，大陆学者强调以杜鲁门、艾奇逊为代表的决策的主流是分离台湾，而美国学者多强调杜鲁门政府曾准备放弃台湾这一面。诸如此类，见仁见智，不一而足。无论如何，由于依据的是基本上相同的材料，就有了交流、讨论，乃至争论的基础。自80年代以来中美学者之间在这些问题上有很多的合作和交流，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如果没有中国学者自己独立的、深入的研究成果，这种交流显然是不可能的。
关于五六十年代的著述数量没有前一个时期多，而且起步也较晚，但是在几个问题上都有所突破：朝鲜战争、台海危机和毛泽东的美国观。前两个问题的研究已触及中国领导人的思路和决策，后一个则进一步加以直接论述，固然只是初步尝试，仍有很大局限性，但毕竟是突破了禁区。另外，关于美国舆论对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影响的研究也拓宽了视野，从美国政治的实际出发，提醒人们注意决定政府决策的国内因素，以及政府意图与精英舆论相辅
相成的关系。这也标志着对美国本身了解的深入。
进入70年代的研究越来越脱离史学范畴，而更多是对中美关系史的现实问题的情况综述和分析，材料来源也更多依靠报刊公开的报道、官方文件以及美国学者的著述。学术研究与对策性研究结合较紧，不过二者仍有所区别：学术界多侧重于对决定美国对华政策的诸多因素的探讨，发表长篇论文较多，不少属于国际关系学的领域，并仍有争呜的余地；而隶属于政府部门的研究机构则侧重当前的具体问题的来龙去脉和提出政策建议，成果多为内部
报告，或讨论会上的发言。愈接近当前则公开的、研究性的文章愈少。并非是我国学者不关心或不研究当前中美关系中的问题，恰好相反，当前问题总是学术界最热衷的话题，例如80年代初的美国售台武器、90年代初的最惠国待遇问题等等，几乎是所有有关研究机构和学者集中关注的问题。只是由于其“敏感”性质，公开的，特别是形诸文字的议论受到一定限制。这样，对这部分研究的论述也不得不有一定的局限性。
在学术观点上不同意见的争鸣本来是正常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我国的特定条件下，中美关系一直是被认为高度政治性的，而且往往牵动感情，即使是历史问题，发表与传统不同的观点也还是近十年的事。80年代中期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争论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开端。主要是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与传统略有不同的看法，认为美国因处境与其他强国有所不同，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客观上对列强瓜分中国起到一定的遏制作用。而另一些学者则坚持美帝国主义与其他帝国主义共同瓜分中国的观点。以后在很多具体问题上都有类似的不同的看法，不过这种不同多在强调之点或程度上的差异，截然相反的观点较少。就是关于“门户开放”政策的争论，尽管有些用语比较尖锐，双方观点也并非截然对立，而以后的不同观点大多是各抒己见，很少有正面交锋的争论。
以上是按纵向的历史顺序而言。这方面的研究主要侧重在政治外交关系，而且严格他说，与其称作“中美关系史”，不如称作“美国对华政策史”，因为双向研究不成比例。对于清朝和民国时期的中国对美政策有所论述，但多数比较简略，且多因袭定论；中共和建国以后的对美政策则长久以来元人敢问津。80年代后期一些主要是研究中共党史的中青年学者开始突破禁区，做了大胆的尝试，取得了初步成果，为此，本书专有一篇《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对美政策》，这是特别值得一提的。
美国在华传教士和美国教会、基金会等在华办教育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也是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敏感”问题。但是要全面、深入地了解中美关系史，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方面。随着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重新开始，大批中国留学生源源不断奔赴大洋彼岸，这段历史自然而然吸引学者去探究。自80年代后期，这个方面的研究开始在一些大学中兴起，很快成为热门课题，至今方兴未艾。《教育交流》一文概述了这方面的研究。如文中指出，这个问题之所以成为争议问题，主要是传教士和教会学校一向被归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但是客观上它对中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人才的培养、先进科技的传播乃至中国的近现代化进程都起了无可否认的历史作用。这就产生了动机和效果的矛盾和统一的问题。这实质上又涉及向西方学习中的“体”和“用这个古老的话题，又与当前向西方开放中时隐时显的对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和平演变”意图的警惕相联系。所以此项研究既是历史问题又有现实意义；是文化教育，又有较强的政治敏感性。新的一轮研究大多持分析态度，不是全盘肯定也不是全盘否定，但是在两个极端之间的不同观点还是有很大差异的。
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史中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有关这一研究领域的成绩和弱点《经济关系》一文已述之甚详。如果说中美不平等关系始于《望厦条约》，那么其主要表现首先在经济关系上，如文中指出，《望厦条约》的实质条款都是关于贸易关系的。美国从19世纪后半叶开始向亚洲扩张主要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不是谋求领土。以当时中美力量的悬殊，特别是自那时以后两国兴衰相反的趋势，关系不可能平等，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1949一1971年发表的为数不多的著述主要也是把它作为美国对华经济侵略史来研究和揭露。1972年以后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却是引人注目的一片空白。从文章的统计表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状的研究，新时期都明显地有一个新的发展。但是与政治外交的研究相比，以及相对于这个领域本身的重要性而言，都是不相称的。原因之一可能是我国一批实力很强的经济学家注意力大都在改革开放的现实问题上，涉及中美经济关系时注意力多在一个时期障碍这一关系发展的具体问题，对全面的综合性研究着力较少，把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的研究就更少。在经济史的领域内，中美经济关系史也还没有像文化教育关系那样成为一个热门话题。总的说来，这一领域是历史学界和经济学界都关注不够的一个薄弱环节，有很大的开发余地。
大批中国留学生赴美攻读博士学位是新时期的特点。他们之中学习历史、政治和国际关系专业的，不论初衷如何，不少人或在老师的鼓励下，或根据现实需要和发挥自己的优势，都做起与中国问题有关的题目，其中中美关系又是重点，近年来已陆续有成果发表。留学生在国外在美国导师指导下研究中美关系可以提供与国内学者不同的视角、方法，并及时得到更丰富的资料，可以补国内学者之不足。陈兼的文章介绍了部分在这方面学有专长的留学生及其成果。正如作者自己说明的，文中介绍的主要是历史专业方面的情况，还不足以反映目前在美留学生这方面工作的全貌。另外，这篇文章对留学生本人情况作了一些介绍，有些正在进行而尚未出成果的工作也包括在内，这超过了本文集规定的范围，不过考虑其特殊性，予以保囹。不言而喻，这里所说留学生是指1979年以后从中国大陆赴美的学生，以前去的，以及从台湾去的大批旅美学者未包括在本书范围内。
最后一篇是介绍美国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这原不在本书题义之内，放在这里是作为一个参照系，有助于对自己的成绩作出更加客观的评价。同一个时期美国关于中美关系史的著述在深度、广度和数量上都大大超过我国，而况这篇文章所包括的时期是从1969年开始，所以实际是把可以写成一本书的材料压缩在一篇文章中，其详略与其他的文章不成比例，只是使读者有一个概括的印象。美国学术界对中美关系史的研究与我国相比，有几个优越条件：一是起步早，若不算早期，他们的“新时期”至少比我们早十年；二是相对说来有延续性，尽管50年代一度受麦卡锡主义影响，但是时间不长，人和资料都在，一旦情况改变很容易在原有基础上蓬勃开展起来；三是其物质力量，包括图书档案资料的开放和方便，是中国学术界不能望其项背的。另外，除麦卡锡主义时期外，美国学者研究基本上元禁区，学者得以元滞碍地对中美关系进行双向研究，并且在发表观点上不受美国政府当前政策的约束。事实上无论是对历史还是现状，研究其本国方面的比研究中方的要详尽得多。这一方面是资料来源决定的，一方面也与美国学术界有不断对本国政府作分析批判的传统有关。相形之下，对中方的研究显得单薄、一般化，有时失之主观片面，或隔靴搔痒，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与大多数美国研究中美关系的学者（不是泛指所有研究中国的学者）中文程度不足以流畅地阅读大量中文资料有关，与中国方面一样，美国出版关于中美经济关系研究的著作较少。目前对中国经济史，特别是明、清经济史的研究在美国是一热门，但不是中美经济关系史。一批关注现状的经济学家主要研究中国当前的经济情况，特别是改革开放的问题与前景等等，其目的是为美国对华经济关系服务，但其著作很难列入“中美经济关系”类，这点与中方的情况有类似之处。
有了参照系，再回头来看我们自己，问题就可以看得清楚些。首先，如上文已指出的，名为“中美关系史”，实际我们对美方的研究远超过对己方的研究，这两个方面严重失衡。本书能收进一篇关于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政策的专论已属难能可贵。但是，能作这方面研究的还是极少数学者，或由于研究党史而有机会接触到某些档案资料，或由于某种特殊关系而能通过口耳相传了解到某些情况，或因亲身经历对某一段历史有感性认识，故而有条件作一些论述。即使如此，对材料的运用，意见的发表仍诸多忌禁，离正常的、学术化的研究尚有一段距离。这就出现这样一种现象：美国学者依据美国的资料研究美国对华政策，中国学者也依据美国资料，加上美国学者的研究成果，研究美国对华政策。当然中国学者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素养，不同的立场观点，还有不同的感性认识，即使依据同样的材料，仍可作出自己的诠释，得出自己的结论，这在前文已经详述。但是无论如何这种现象不能认为是正常的，令人满意的。本书绝大多数文章最后都不约而同地提到需要制订一项系统的档案开放制度，说明这个问题的迫切性和重要性。实际这也是一个与国际接轨的问题，否则有关我国的现当代重大问题，在学术界最重视的原始资料上只能以对方一面之词为依据，甚至在课题的选择上也不知不觉追随别人之后（因为国际学术界对现当代史的研究往往跟着档案的开放走），对中国这样的大国来说，这种情况造成的损失决不仅限于学术界。
另一种失衡现象是在学术交流方面：中国学者不但阅读大量的美国档案资料，而且对美国学者的著作和观点大多耳熟能详，并在著作中大量引证，从80年代以来，许多美国有关中美关系史的著作已在中国翻译出版，中国学者也一直以跟踪美国学术界的最新成果为己任。相反方向的情况就大不相同，美国学者并非不关心中国学术界的动态，但是真正下功夫阅读中国学者的著作的如果有也是极少数。一般说来，美国学者的注意力比较狭窄，很少了解中国有关学科的全貌，对中国学者观点的理解往往过于简单化。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语言上阅读能力的不平衡，以致于在美留学生和少数中国学者偶然用英文在美国发表的著作与整个中国学术界的成果所受到的注意不相称；二是前文所述档案资料问题，既然中国学者大量依据的也是美国资料，对重实证、讲实用的美国学者的吸引力就不那么大了，这是可以想见的；三是心态问题，与前一点相联系，美国学者在与中国交流中主要重视中方能提供的他们尚未了解的情况和资料，回答某些疑点，而不是中国学者对问题的看法和分析，至于方法论，则西方学者向来认为他们有绝对优势。中美之间相互重视的程度始终是不平衡的，不仅于学术界为然，此中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不属本题之内。不过学术界理应在摆脱历史的因袭和偏见，超越功利的考虑，心胸和视野的开阔方面走在前面，这需要双方努力，而对克服这种特定的不平衡现象而言，可能更多在于美国学术界。
十几年来中国学者在研究中美关系史方面走过的道路是曲折而艰难的，除了其他干扰外，也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受中美关系本身的曲折的影响。取得现在成绩询非易事。不过通过这一次“检阅”也可以看到，就在现有的客观条件下，仍大有可为，许多空白待填补，许多薄弱环节待加强。除前文述及有关经济关系的研究太少外，军事关系的研究（指公开的学术研究）几乎是空白，如果议论现状有诸多违碍的话，历史上还有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仅抗日战争时期就有极丰富的内容。本书第一篇《回顾与展望》一文对此作了全面的评估并就进一步努力的方向提出了中肯的建议。除此之外，从现有成果看，较之美国同行的研究，我国学者似乎在宏观上，在一些重大的历史关节上着力较多，而对一个个具体问题作微观的细致深入的探究显得不足，对众多在中美关系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人物（包括中、美两国人士）的研究更形缺乏。尽管环境、条件有种种限制，档案资料不如人意，现有的能见到的资料仍大有充分利用的余地。中国学者生于斯、长于斯，并植根于深厚的中国历史文化，又有语言的优势，除帮助国人“知彼”外，理应也能够对“知己”方面作出更大贡献。
如本文一开始所说，书中各篇论文是“对研究的研究”，对有些学者说来是新的尝试，不大习惯，因此体例很不一致，有的偏重于客观概括，有的自己对有关问题发表意见较多。各个作者对所论述的领域的情况熟悉的程度也不尽相同。有些文章有重叠和交叉，读者会发现，有时同一件事出现在不同的文章里，表述的角度和看法迥异。毋庸赘言，不论是对实质问题的看法还是对研究领域的评估，还是对今后的建议，都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在讨论会上并未强求一致，收集成书时也以尊重作者意见，文责自负为原则。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作者大多按照自己的理解概述他人的贡献和观点，都未经本人认可，不周全，不准确之处在所难免，相信同行们都会采取宽容和互谅的态度。本论文集只是对研究的研究的一个开端，希望它会对今后的中美关系史研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对过去这一段研究状况的评价，无疑尚有很大的补充和争鸣的余地，将以待来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