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1期
从社会文化视角看1996年美国总统大选
朱世达
【注释】朱世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注尾】
一
比尔·克林顿在美国历史上一次缺乏戏剧性的大选中以４９％的选民票 （４５，６２８，６６７）、 ３７９张选举人票击败罗伯特 · 多尔 （３７，８６９，４３５，占４１％选民票，１５９张选举人票），而连任美国总统。〔1〕
选举年的民意测验显示，克林顿一直处于领先地位。ＮＢＣ早在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６日和２７日民主党代表大会头二天对登记的选举人的调查便显示，比尔·克林顿领先于罗伯特·多尔１３个百分点，而在８月初，克林顿仅领先８个百分点。ＡＢＣ在８月２７日的调查，克林顿在登记选民中领先１５个百分点，比８月２５日增加了５个百分点。〔2〕
克林顿在竞选年的领先与他在１９９４年的民众支持率恰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在１９９４年春季，民意测验显示，对克林顿的支持率降到最低点，只有３６％。〔3〕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历届总统在任期中最低的支持率。这是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控制了国会，并开始其共和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在民主党代表大会期间，克林顿的支持率明显上升，美国政治分析家将这称之为一个“政治奇迹”。事实上，美国政治分析家认为，克林顿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总统人选，作为政治家，其个人魅力不足。然而，在当今的美国政坛上，没有任何其他政治家有可能超过克林顿，克林顿仍是最理想的人选。克林顿真正代表了新政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代表了冷战后面临一个意识形态淡化、经济贸易问题突现、民族问题复杂化的世界的一代政治精英。这代美国政治精英，年纪轻轻，雄心勃勃，充满热情，是“通向２１世纪的桥梁”。这代政治精英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家，他们带有许多美国当代政治文化的烙印，他们是善于适应环境的、在传统的主流价值与前进的思潮之间作出调和的人们，他们兼有经济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和文化自由主义；他们既支持同性恋权利，同时又主张传统的家庭价值；他们既主张堕胎选择的自由，又信奉宗教的信条。
克林顿支持率的上升与他在１９９６年８月２２日签署一份共和党提出的福利改革法案有十分密切的关系。克林顿８月２０日签署最低工资法案。根据这一法案，最低工资由４．２５美元提为５１５美元，１000万工人将因此而增加工资。联邦政府将在１０年内通过减税２１４亿美元以帮助小型商业和企业因此而蒙受的损失。他２１日签署卡塞鲍姆－肯尼迪法案(KassebaumKennedy)。法案规定人们更换职业或丧失职业将继续享受保险，这将使２５００万美国人受益。在８月２２日距民主党芝加哥代表大会仅４天之遥，他签署了由共和党新墨西哥州参议员彼得·多米尼奇(Peter Dominici)、佛罗里达州众议员克莱·肖(Clay Shaw)和特拉华州众议员麦克·卡斯尔(Mike Castle)提出的法案，并将共和党认为是其竞选最有力的武器——福利改革法案占为己有，声称这是他自己的方案。这使原来期望克林顿再次否决此一法案，从而使自己处于更为有利竞选地位的多尔大失所望。多尔原来指望指责克林顿对福利改革法案进行“第三次打击”，以拉取更多选民的支持。克林顿总统在玫瑰园记者招待会上说，“从此之后，我们民族对这一重大的社会挑战的回应不再是没完没了的福利，而是尊严、力量和工作伦理。我们今天正抓住这一历史性的机遇使福利制度像它本身所意味的那样成为一个第二次的机会，而不再是一种生活方式。”〔4〕
二
目前实行的最有争议的福利计划便是“对赡养无法独立生活儿童的家庭资助计划”(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简称ＡＦＤＣ)。这一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变形物。罗斯福总统１９３５年５月６日根据紧急救济拨款法发布７０３４号行政命令，建立工程振兴局，旨在以一个工作计划更换他称之为“鸦片的”对身体健全的穷人发放现金资助的计划。克林顿总统１９９６年８月１４日签署的社会保障法中规定的各项资助计划，包括失业补助、老年保险、对残疾人以及不能自己养活自己的母亲与儿童提供资助的计划，都是以工作伦理为基础的。其中有一个例外，就是对寡妇的资助计划。这一计划后来就演变成“对赡养无法独立生活儿童的家庭资助计划”。这一计划目前资助达４００万单亲母亲，成为公众痛恨的根源。
福利改革法案以刺激福利受益者逐渐摆脱对福利的依赖性，逐渐成为从事一项职业的工作者为其宗旨，比国会提出的前两个法案较为完善，获得了国会两党的广泛支持。正如克林顿总统说的，这是“共和党和民主党政见一致的一次少有的历史性机遇”。〔5〕
多尔在他的圣迭戈共和党代表大会接受总统竞选提名的讲话中指出，“在美国家庭——美国立于其上的基础——破裂以后，我们发现要由村庄——就是说集体，就是国家——来养育一个孩子。”“不应该由村庄来养育孩子，应该由家庭来负起责任。”〔6〕
福利改革法案突出了美国的基本价值观念，即“提供机会，同时要求与之相适应的责任心”。
根据这一法案，联邦政府将削减给赡养无法独立生活儿童家庭的拨款５６０亿美元。〔7〕穷人在一生中最多只能获取五年的现金资助，并限制在两年之内来找到工作。
联邦政府给地方政府的福利拨款不得支付给１８岁以下的未婚的父母，除非他们与一个成年人一起居住，并坚持上学。地方政府有权选择拒绝给１８岁以下的父母提供现金资助。
虽然食品券作为“分享”计划(entillement program)的一部分将继续存在，但入选的条件变得更为严厉了。新的法案要求身体健康的、１８岁与５０岁之间的食品券分享者积极寻觅工作，每星期至少工作２０小时，或参加职业训练计划。
年迈的移民，除非他们已成为美国公民或在美国工作１０年以上并在此期间付税，将不能再享受“补助性的保险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简称SSI)。
克林顿签署这一法案，从而结束了由罗斯福总统新政时期创始、约翰逊总统“伟大的社会计划”使之强化的长达６０年的福利制度。克林顿认为，现在依赖福利资助的家庭与６０年前已本质不同：６０年前资助的家庭是因为大萧条造成的失业而陷于贫困与无助；而现在的福利资助的家庭则每每完全依赖于福利，完全丧失了工作挣钱养活自己的兴趣。
克林顿这样做，顺应了民主党内部温和派，如民主党领导委员会(Democratic Leadership Council)的意愿。美国政治分析家认为，这是白宫两年来有关政策性辩论(intellectual arguments)温和派占上风的一个明显的例子。自此，福利制度就不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问题，两党也不可能再在福利制度上相互攻讦。金里奇(Newt Gingrich)攻击的“腐败的自由主义的福利国家”、“低层阶级文化”(the culture of an underclass)就此不仅是民主党的问题，也是共和党的问题了。因为美国大多数，特别是白人中产阶级——保守的共和党的选民基础——对美国在福利制度上花费大量的人力与财力不满。克林顿签署这一共和党法案有利于使民主党进入美国政治中心，有利于他争取摇摆于他和多尔之间的大批选民(swing voters)，有利于他重新当选。
三
对克林顿签署这一法案褒贬不一。
有的政治分析家认为，克林顿总统此举改变了民主党近年来专注于所谓的“文化问题”而忽略社会问题的做法。关注文化问题，诸如多文化主义，赢得了少数种族的欢迎，却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民主党在法案签署之后，摧毁了“依赖文化”(culture of dependency)，可以在一个更为可自圆其说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一个积极的政府。他们认为，克林顿是自肯尼迪总统以来第一个民主党总统在白人工人和黑人工人中找到一个共同的契合点。
克林顿此举顺应了大部分选民希望改革福利制度的要求。美国１９７０年在社会福利上花费１４５６亿美元，到１９７８年猛增到３９４０亿美元。１９７６年，社会福利支出占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９５％，自此，社会福利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均在１８％至１９％之间摇摆。〔8〕人们普遍认为，如果美国想改变财政危机的话，它必须对其福利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革。生育潮出生的一代人将在２１世纪初退休。如果福利制度不改革，在退休者和从事工作的纳税者之间将发生两代人的“代间战争”。
在表决福利改革法案时，众议院一半民主党议员投反对票，参议院４６张民主党人票中有２１张投反对票。反对的人中包括民主党主席、参议员克利斯多弗·达特(Christopher Dodd)。国会黑人同盟(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所有成员投反对票。不少妇女运动领袖和拉裔选区领袖也对福利改革法案持异议。民主党内有影响的利益集团——如工会、民权组织、儿童保护组织——均卖力地谴责这一法案。民主党州长、市长和高级官员则认为，改革法案废除了联邦对合法外国移民的资助，而这一切均要依靠地方政府自行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地方政府福利资金不足，难以为继，一旦发生经济衰退，就根本无法施行。杰西·杰克逊(Jesse Jackson)认为，这一福利改革法案是一个“坏法案”，它分裂了白宫，分裂了国会中的民主党人；他并说，他和克林顿的分歧是“意识形态的”。〔9〕
民主党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一生从事贫困研究，认为促使福利母亲放弃依赖福利而去从事工作的试验表明，这所能减少的依赖福利的人数是极少的。他认为，关键在于投资进行职业训练、咨询、建立照管儿童的设施和实施交通费补助，才能奏效。从历史上看，职业训练计划均遭到失败的命运，真正接受训练而走上工作岗位的人数极为有限。这次福利改革也可能面临同样的结局。原因是法案只谈促使穷人去工作，却并未列出具体的为穷人提供教育、训练和其他的必要措施。
根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的核算，在未来６年中至少还要提供１２０亿美元才能使法案具有现实的操作性。〔10〕仅纽约市在２００２年之前每年将为此而花费７２亿美元，加利福尼亚州将花费３０亿美元。〔11〕由于法案规定，如果州政府在２００２年之前未能促使至少一半依赖福利的穷人去工作，联邦政府将削减给州政府的拨款，这样，州政府将更难以维持为穷人提供职业训练所需的各项资金。州政府就很可能宁可接受联邦政府的惩罚而不去积极推行促使穷人工作的计划。
反对派认为，促使福利母亲去工作所花费的钱也许比给她们发补助现金更多。
共和党福利改革法案冲击的对象首当其冲的是“移民”群。根据这一法案，各州有权不给予非法移民的孩子以福利和教育的好处。７５岁以上和残疾的合法移民在移民归化的前五年中将不能受到照顾。合法的外国移民将不再可能领取食品券，仅这一笔费用就占福利节省费用的２／５。据国会预算办公室统计，受到福利改革法案打击的老人和残疾人将达５０万，受到打击的合法移民将达９０万。占福利受益者５％的人群却要承受４０％削减费用的影响。〔12〕根据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的研究，该福利法案将增加２６０万穷人，其中１１０万为儿童。〔13〕
政治分析家约翰·赖尔斯顿·索尔(John Ralston Saul)把这描绘为这样一幅图景：“有一种普遍的感觉，我们的文明似乎处在一个长期的危机中。我们漂流进了一个寒冷的、不友好的、令人困惑的大海之中。那些处于水面上的掌握权力的人们确信，（消除危机的）唯一的办法是削减救生圈。”〔14〕福利改革法案打击的不仅是合法移民，而且是美国的根本的属性。
美国社会学家指出，促使依赖福利制度的人去从事一项职业，除了给予必要的培训之外，帮助其很大一部分人解除毒瘾（对于很大一部分人来说，这是贫困、单身的根源）是一个很关键的工作。据统计，在依赖福利制度的妇女中至少２０％的人有毒瘾或酗酒。纽约市每年花费７７5亿美元用于收容无家可归者，其７７％用于收养瘾君子和酒鬼。〔15〕然而，促使这些瘾君子摆脱毒瘾，谈何容易。
这一新的福利法案将染有毒瘾的妇女列为“身体健全者”，而身体健全依赖福利的人必须在两年之内自谋生计，否则将由各州剥夺其福利待遇。如果一位福利母亲平均生有两个孩子，这就意味着在１９９８年下半年无数的儿童将沦为无家可归者。所以，美国政治分析家(如Joseph A. Califano Jr.)认为这一新的法案实际上是不可操作的。
四
美国社会、任何美国总统候选人、美国总统都面临一个两难的抉择：一个社会如何保护那些自己不能保护自己的人而不至于过于慷慨而有损于个人的责任感。
综观美国纷纭繁复的社会现象，我认为，造成这一两难抉择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的颓败(cultunaldetereoration)。美国传统价值在２０世纪下半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由于文化颓败，在社会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的蜕化现象。
５０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和６０年代初民主党自由主义思潮引发的“性革命”助长了美国社会中的反文化倾向。传统的家庭价值已经不再奉为神圣，传统的婚姻制度似乎已不复有存在的必要，个人的价值膨胀到极致。于是发生了种种道德衰落、沦丧的现象。未婚生育的孩子占美国少年总数的２９％。政府数据显示，１９９４年在整个新生儿中未婚生育占３２．６％，而１９９０年则只有２８％。〔16〕贫困的破碎的家庭导致第二代教育水平与技能低下，未婚先孕；而非婚生育又导致更为深刻的新一轮的贫困——这一切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多尔在攻击民主党时说：“在几十年来攻击使美国伟大的、被认为是过时的价值之后，我们赢得了什么？我们创造了什么？我们现在拥有什么？……我们拥有的是犯罪、毒品、非婚生育、堕胎、亵渎职责、遗弃孩子。”〔17〕印第安那州州长伊凡·贝赫(Evan Bayh)在民主党代表大会上谈到了传统价值，以及美国如何发扬这种传统价值。他认为最重要的是为美国儿童创造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他呼吁在所有美国人中恢复一种社团精神(sense of community)。
然而，发扬美国传统价值是一项比恢复经济发展更为严峻的挑战。在美国，甚至有的政治分析家认为，如果９６年选出的总统无法面对这一挑战，那么，将有可能出现第三党在２０００年竞选，并有可能获得成功，这像共和党在内战前夕取代辉格党人一样。
克林顿总统签署的这一法案仅仅旨在使目前依赖福利的母亲们去工作，以节省联邦惊人的福利开支。然而，这仅仅是治标的办法，并非治本。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没能扼住美国文化颓败的这一势头，解决这一旷日持久的文化矛盾。只要文化颓败现象存在，便有可能不断制造出成千上万的单亲母亲和需要社会赡养的无助的孩子来。如果联邦政府不想看到成千上万的母亲和孩子沦落街头成为无家可归者的话，福利开支的天文数字就无法削减下来。
从社会文化角度来看，克林顿之所以能赢得连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列诸点：
１．克林顿总统在一系列民主党在７０与８０年代鼓吹的文化与社会自由的问题上作了重大调整，提出了温和化的、调和的所谓“战斗的中间主义”(militant centrism)以吸引选民的社会文化政策，在关键的福利问题上与共和党作了妥协，使他得以拉拢城市郊区摇摆不定的选民，特别是妇女（支持克林顿的选民中，女性选民占５８％）〔18〕，以及那些经济地位日益下降的所谓的白人里根民主党人。
２．在经济稳定增长、通货膨胀率稳定的情况下，国内诸问题中福利问题成为选民最为不满的问题。克林顿抓住了这一关键问题。福利问题是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一个结构性的毒瘤，其根本原因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呈激烈化。美国政治分析家已经意识到，不在根本的福利问题上开刀，美国的工作价值观就要瓦解，在工作价值观上建立起来的个人主义冲动就要消失，这将给美国社会带来结构性瓦解的危险。３．克林顿抓住了在美国出现价值反思的思潮的时机。在美国存在的一系列社会问题都与家庭的瓦解有关。社会细胞－家庭的瓦解必然会带来社会生活的混乱。在保守与自由主义价值问题上，采取较为灵活的自我调节的总统候选人，也就是说采取温和的、调和的和中间立场的总统候选人，如克林顿，容易得到较高的支持率。
４．非洲裔和拉丁裔美国人对克林顿的支持增加。在１９９２年的大选中８２％的黑人选民，６２％的拉丁裔美国选民支持克林顿〔19〕，而在１９９６年的大选中，支持率分别上升为８４％和７３％〔20〕。在所有支持克林顿的选民中，黑人和拉丁裔美国人占２４％。〔21〕少数种族对克林顿支持率的增长不能说不与克林顿在试图修正共和党人严厉的福利改革方案、使之温和化的努力无关。
注释：
〔1〕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7, 1996, p.A23.
〔2〕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29, 1996, p.8.
〔3〕Ibid., p.7.
〔4〕Election '96 Campaiyn Spotlight, USIS, August, 1996, p.42.
〔5〕Ibid., p.44.
〔6〕Ibid., p.2.
〔7〕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12, 1996, p.25.
〔8〕June Axinn & Herman Levin, Social Welfare (New York: Lorgman, 1992), p.284.
〔9〕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ugust 28, 1996, p.3.
〔10〕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ust 12, 1996, p.12.〔11〕Ibid., p.27.
〔12〕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October 3, 1996, p.9.
〔13〕Ibid., August 6, 1996, p.8.
〔14〕Ibid., September 27, 1996, p.7.
〔15〕Ibid., August 27, 1996, p.9.
〔16〕Ibid., August 6, 1996, p.8.
〔17〕Election '96 Campaign Spotlight, August 1996.
〔18〕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7, 1996, p.A28.
〔19〕New York Times, November 5, 1992.
〔20〕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6, 1996, p.B7.
〔21〕Ibid., p.A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