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1期
美国与1944年英苏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
任东来
【注释】任东来：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注尾】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反法西斯同盟各国进行了全面的合作，与此同时它们之间的利益也存在着重大分歧。解决分歧的办法之一就是按大国政治原则划分势力范围。1944年英国和苏联对待希腊和罗马尼亚的政策就是突出的例子。英苏两家是怎样划分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的？美国对此采取什么样的政策？美国政策与其战后计划有什么关系？这就是本文试图回答的问题。
一、1944年英苏“五月协议”与美国的态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巴尔干地区是英国的传统势力范围。1939年春，在意大利入侵阿尔巴尼亚和德国灭亡捷克之后，英国宣布保证属于巴尔干国家的希腊和罗马尼亚的独立与领土完整。但随后几年罗马尼亚参加了轴心国，希腊则被德国占领。希腊政府在英国保护下流亡到埃及开罗。1944年4月，在开罗的希腊军队爆发兵变，要求政府承认国内抵抗运动的领导组织——民族解放阵线（共产党为核心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合法地位，改组政府，消除政府内法西斯分子。英国很快镇压了兵变。苏联新闻机构为此猛烈批评英国的希腊政策，并对兵变表示同情。英国对此非常敏感和不满。与此同时，苏联红军攻抵罗马尼亚边界，占领了部分罗国土。英国对红军的迅速进军感到不安，担心会损害它在该地区的利益，因此迫切希望协调与苏联的政策，弥合双方分歧。
当时英国驻希腊大使雷金纳德·利珀向首相温斯坦·丘吉尔进言：俄国对英国政策的批评表明，它将借手民族解放阵线来控制希腊，丘吉尔同意这一分析，进而认为问题的实质是苏联在鼓励希腊共产党夺权。他认为这种作法将损害英苏同盟。1944年4月16日，丘吉尔向苏联外长维亚契斯拉夫·莫洛托夫明确表示，英国决心平息兵变，希望苏联停止敌意宣传，因为现在不是“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时候”。他最后特别提到罗马尼亚，声称由于它对苏联的切身利益，英国一向把苏联视为盟国处理与罗马尼亚关系的“主导力量”。〔1〕丘吉尔为什么要提到罗马尼亚这个不相干的问题呢？正如他向利珀解释的那样，“因为我们让苏联在所有罗马尼亚事务中居主导地位，所以我希望〔在希腊问题上〕有一特别的回报”。〔2〕
但苏联并没有给予这种回报，莫洛托夫在答复中毫不留情地批评英国“用最露骨的方式控制着希腊事务和政府”。该政府的组成和立场不能反映“希腊民族运动”的“合法愿望”。苏联对希腊事态以及在协调与英国政策方面无任何责任。〔3〕苏联这一答复使丘吉尔深感不安。他在5月4日向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表示，“我们会默认巴尔干共产主义化吗？……如果我们的结论是拒绝共产党的渗透和入侵，那么我们应当在军事上最有利的时刻相当坦率地向他们提出来。”据此，艾登在第二天召见苏联驻英大使费奥尔多·古谢夫，明确表示“苏联政府应当设法使罗马尼亚退出战争，……希腊是在英国指挥的战区内，我们认为有权要求苏联支持我们在那里的政策，作为我们支持苏联对罗马尼亚政策的回答。”〔4〕
苏联把艾登的评论视为英国划分两国在罗马尼亚和希腊活动范围的正式建议。5月18日，古谢夫告诉艾登说：如果美国也同意的话，苏联愿遵守这一安排。英国遂决定征求美国的意见。
认识到美国国务院对势力范围问题非常敏感，英国因此在照会中特别注意了措辞。它指出，由于英苏两国在巴尔干问题上出现分歧，双方试图达成一项实际的解决办法：“苏联政府在罗马尼亚事务上处于领导地位，同时我们在希腊事务中有同样的地位，双方政府在各自负责的国家中相互帮助。这种安排是现存军事形势的自然发展，因为罗马尼亚是俄军活动范围，而希腊则属于地中海威尔逊将军指挥的盟军区域。”同时，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斩勋爵当面向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强调，英国无意划分巴尔干的势力范围，更不会把美国排除在制订和执行盟国政策之外。这项安排只限于战时，因此不会影响战后和会上三大国的权力和责任，以及整个欧洲事务。尽管有这么多的限制，赫尔还是看出了其中划分势力范围的影子。他告诫英方，这种安排会助长划分势力范围的倾向，违反三大国倡导的合作建立战后国际组织的精神。〔5〕
在赫尔拒不同意的情况下，丘吉尔决定绕过国务院。他在5月31日直接呼吁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意英苏之间的协议。但罗斯福接受了国务院的看法，并用国务院为他起草的电报告诉丘吉尔，这种协议的后果将“超出军事领域……。我们认为这肯定会导致你和苏联人之间的分歧持续下去，势必把巴尔干地区划分为势力范围。……我们相信应该努力去建立〔三国〕协商机制，以便消除误会，克服朝独占〔势力〕范围发展的倾向”。〔6〕对此丘吉尔在6月11日回复了一份很动感情的长电，指出协商机制在外交中是不切实际的，“如果事事都要与所有人商量，那么结果是一事无成。”他特别提醒罗斯福注意，英美两国在罗马尼亚无一兵一卒，而苏联红军却最终可以在那里“随心所欲”。“俄国人已经准备让我们在希腊事务中居领导地位，这意味着希腊政府的力量将能够控制民族解放阵线及其所有的阴谋。”显然丘吉尔在向罗斯福暗示这样一个政治现实，苏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允许西方插手罗马尼亚事务，因此请它在希腊事务中发挥作用实在是迂腐之见。但通过英苏协议，却可以阻止希腊落入日益强大的共产党之手。最后他要求罗斯福允许这一协议试行三个月。〔7〕
丘吉尔的呼吁打动了罗斯福。6月12日，他决定接受丘吉尔的建议，条件是三个月后由三大国来重新审议这一协议。他告诉丘吉尔，应向苏联声明“我们不是在建立任何战后的势力范围”。在随后的一份电报中，罗斯福还对英国先与苏联形成协议，再同美商量的作法表示不悦，希望以后不要再发生类似事情。〔8〕罗斯福没有把这一决定通知赫尔，以致后者以为罗斯福并没有同意英苏“五月协议”，遂向英国提交了一份反对这一安排的照会，闹出一场误会，丘吉尔和赫尔为此均感不快。〔9〕
在罗斯福认可后，6月19日，英国正式向苏联提出一份协议。苏联可能对三个月的时限有异议，遂在6月30日以“苏联认为有必要进一步考虑这个问题”为由加以婉拒。〔10〕英国当时正在努力迫使希腊民族解放阵线加入到由它扶植的希腊流亡政府中去，因此，苏联这种不合作的态度在它看来是对其这一努力的一大打击。英国外交部甚至认为让苏联保证在希腊事务中恪守中立的唯一机会丧失了。7月10日，丘吉尔向艾登表达了愤愤不平的心情：
这是否意味着由于美国学究式的干预而使我们与俄国达成的所有谅解都要付诸东流？意味着罗马尼亚和希腊由于三方电报来往而将遭到惩罚？……这实在是一大灾难，我们要在希腊一点不差地作出罗斯福想要的结果。但不论我们说什么，俄国人都会从罗马尼亚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11〕
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只好直接向斯大林呼吁。他强烈希望斯大林能同意让这一协议试行三个月，因为“7、8、9这三个月可能是十分重要的月份”。接着他意味深长地指出：“谁也不能说，这样做会影响欧洲的前途或导致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我们可以在每个战场有一个明确的方针，我们还可以把自己正在采取的行动通知其他国家”。〔12〕这里丘吉尔显然是在暗示，英苏两国可以不理睬美国的态度。
斯大林在7月15日的回电中对这一协议仍未置可否，声称既然美国对此有疑虑，最好等到苏联得到美国的答复后再说。原来苏联不信任英国的转述，在7月1日直接向美国提出询问。就在斯大林答复丘吉尔的同一天，苏联得到了美国的答复。它承认出于战时战略需要，美国同意这项安排。但它强调，即便是在这种暂时安排，也是偏离了莫斯科外长会议通过的集体安全和三国行动一致的原则。美国最后指出，它在巴尔干的利益不受英苏协议的影响。〔13〕伦敦同时得到这份照会的副本。
不知出于何种动机，苏联在接到美国答复后，未把自己最后决定告诉英国。丘吉尔因此把未达成最后协议的责任归咎于“美国官方态度勉强和俄国人不守信义”。没有苏联的材料，因而无法确切知道苏联沉默的原因。美国学者威廉·麦克尼尔分析认为，美国的“答复显然使这项协议表丧失了许多价值。如果美国人保留权利，它可以在任何一个巴尔干国家里阻碍英俄两国的计划，那么英俄划分行动范围的基础就不巩固”。〔14〕这或许是苏联不愿明确承担责任的原因。
虽然英苏双方未能达成最后协议，但苏联在实际行动中基本上恪守了这一协议精神。到1944年6月下旬，苏联就不再批评英国的希腊政策。7月下旬苏联又向民族解放阵线控制的“自由希腊”派出一个军事使团，促使“解阵”放弃原来拒不妥协的立场，宣布加入流亡政府。“解阵”的这和解行动去掉了英国的一块心病。这可能是丘吉尔没有进一步追问苏联的态度，“不再致力于达成一项主要谅解”的原因。〔15〕
二、“百分比协议”与美国的沉默
1944年秋，欧洲战局发展得很快。8、9月间苏军分别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丘吉尔为苏联在巴尔干影响的扩大而深感焦虑。他担心苏联可能会进一步进攻希腊，或者通过控制保加利亚政府，支持保对其所占领的希腊西色雷斯和南斯拉夫的马其顿拥有主权，从而以牺牲希腊为代价，扶植一个“大保加利亚”政府。为了确保英国在希腊的地位，丘吉尔决定承认苏联对保加利亚的领导权。
1944年9月，丘吉尔和艾登决定，英国可以接受一个以苏联为首的盟国管制保加利亚委员会，条件是英国是其中的正式成员和苏联承认“现在和战争结束后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但英国外交部官员却认为这种让步会损害英国在希腊和土耳其的信誉和权威。艾登随后接受了这一看法，并通知在华盛顿访问的丘吉尔说，如果把保加利亚——它的地理位置决定它可以威胁邻国希腊、土耳其和南斯拉夫——的命运交给苏联处理的话，就会严重损害大英帝国在整个巴尔干地区的信誉。因此，“必须坚持我们在希腊居主导地位的要求，但不能通过出卖保加利亚来做到这一点。”〔16〕9月21日，英国通知苏联，英国将在希腊登陆，希望“苏联政府注意到，苏联没有必要派部队进入希腊任何地区，除非与英国政府有约在先”。两天后，苏联回答说，苏联政府将遵守英苏划分活动范围的五月协议，无意进军希腊。〔17〕
在得到苏联的保证后不久，10月5日，英军开始在希腊登陆。但在英国看来，希腊虽然保住了，英苏关系仍面临考验。首先，五月协议已经过期。英美两国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对此并未重新审议，其对美国的约束力不再存在。其次，英苏双方在讨论盟国对保加利亚停战协定上问题遇到两个难题：一是保加利亚从希腊西色雷斯和南斯拉夫马其顿地区撤退问题；二是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各国代表权力的分配。最后，丘吉尔的巴尔干战略在魁北克会议遭到美国再次否决后，英国自身已无力派兵进入希腊以外的巴尔干地区，英国未来在这一地区的影响必将削弱。另外就是恼人的波兰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迫不及待希望三大国能够讨论由于红军进入巴尔干后带来的种种问题。但罗斯福表示只有在11月大选后才能离开美国，参加三国首脑会晤；斯大林则以健康原因为由也不想离开莫斯科。丘吉尔只好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结果产生了著名的划分巴尔干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议”。〔18〕
据英方文献记载， 10月9日，丘吉尔在克里姆林宫会见斯大林，简单谈论了波兰问题后便转到了巴尔干。丘吉尔称，英国对两个国家有特殊的兴趣。罗马尼亚“主要是俄国的事情”，苏联在9月向罗提出的停战条件是“合理的，表现出从未来普遍和平利益出发的大国风范”。但希腊是另一回事，丘吉尔强调“英国必须是地中海的主要大国，他希望斯大林元帅允许他在希腊拥有主要的发言权”，就像斯大林在罗马尼亚拥有的地位一样。当然，英国会随时告诉苏联希腊事态的发展。斯大林对英国战时因德国切断其地中海交通而受到损失表示同情，并同意：为保证地中海航线，英国“应该在希腊有主要的发言权”。在用这种方式作了交易之后，丘吉尔说最好别用“划分范围”这个词，因为这会吓着美国人。他只要与斯大林形成谅解，他就能够向罗斯福作出解释。〔19〕接着他们又讨论了两国在其他巴尔干国家的利益问题，形成了百分比谅解。随后又由艾登和莫洛托夫两位外长根据这一谅解，进行讨价还价，于11日形成最后的“百分比协议”：苏联在保匈两国的影响力分别由75％和50％增加到80％；英国则得到苏联的保证：它将要保加利亚撤出西色雷斯和马其顿。〔20〕
在艾登与莫洛托夫最后达成妥协的当天，丘吉尔起草了一份致斯大林的备忘录，以确认双方的协议。这份备忘录开头第一句便是：“我深信英国和俄国在巴尔干采取一项共同的、同时也能为美国所接受的政策是至关重要的。……我认识到，我们在此所做的不过是通向最后决定过程中的初步协议，而这种最后决定将由我们三人〔丘吉尔、斯大林和罗斯福。——引者〕在欢庆胜利的桌前聚会时才能做出。然而，我们可以达成谅解，在某些问题上甚至是协议，它们将帮助我们克服目前紧迫的危机，并为持久的世界和平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他还强调他所提出的“百分比只不过是一种办法，使我们在心里能够明白我们之间的距离是怎样地接近，然后再决定采取必要的步骤使我们意见充分一致。正如我所说的，如果这些百分比暴露在各国外交部和外交家们洞察秋毫的眼光之下的话，它们可能被视为粗暴的，甚至是冷酷的。因此，它们不能成为任何公开文件的基础，至少不是现在。不过，它们或许可以成为处理我们事务的一个良好指南。如果我们处理得当，我们将可能阻止有关小国的内战、过多流血和争斗。”
在把这份备忘录送给斯大林之前，10月12日丘吉尔先给美国驻英大使、这次莫斯科会议的美国观察员艾夫里尔·哈里曼过目。哈里曼明确表示，罗斯福与赫尔将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决定放弃这一备忘录。〔21〕
这一插曲引出了美国这个角色。美国对莫斯科会谈及其后果持什么态度呢？在赴莫斯科之前，丘吉尔曾向罗斯福保证，英国会把讨论的一切情况及时通报给美方。他还希望得到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的协助，并建议美国派副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或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代表罗斯福与会。罗斯福表示他会指示哈里曼给予协助的，但不打算另派人参加。丘吉尔遂请罗斯福致电斯大林，说明“你批准了我们的使命及哈里曼参加讨论”。罗斯福准备了一个简单的回电，祝愿丘吉尔访问成功。〔22〕这份电报尚未发出，国务院东欧司司长查尔斯·波伦就发现问题所在，它没有提到哈里曼将只是作为观察员与会。波伦立即与总统密友哈里·霍普金斯商量，两人一致认为英苏首脑的这次会晤可能会引起一场严重的争执，或者划分在欧洲的势力范围。这两种结果都是美国无法接受的。而罗斯福这份电报看起来好像是在表示美国对此无动于衷，放手让丘吉尔代表美国发言。霍普金斯越权制止了该电的拍发，并向罗斯福解释了问题的严重性。罗斯福马上认识到“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遂根据霍普金斯的意见，重新起草了给丘吉尔的电报。罗斯福强调，英苏讨论的问题“事关美国的现实利益”，因此哈里曼将作为他的观察员与会，但不能为“美国承担任何义务”。〔23〕他还同时致电斯大林指出：“在这次全球战争中，不论是军事的，或是政治的问题，美国没有不关心的。我坚信，我们三人，只有我们三人才能解决尚未解决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我了解丘吉尔先生举行会晤的愿望，我愿意把您即将和首相进行的会晤看作是我们三人会晤的预备会议”。这份精心设计的电报的言下之意是，美国不受英苏协议的任何约束。斯大林接到电报后方省悟过来，原来丘吉尔并不能代表罗斯福，而他最初以为丘吉尔是根据在魁北克与罗斯福“达成的协议来莫斯科”的。〔24〕罗斯福还特别嘱咐哈里曼记住这样的事实：不会有“我们所能预料的斯大林和丘吉尔彼此很可能讨论的问题，我会对之不感兴趣的。重要的是，我仍要保持行动的完全自由”。〔25〕
虽然在私下会晤中，丘吉尔和斯大林非常露骨地用大国政治的办法来划分巴尔干的势力范围，但他们在向罗斯福汇报会议情况时却非常含蓄。在斯、丘两人会晤的第二天，丘吉尔起草了一份给罗斯福的通报。斯大林建议删掉电文中在谈及巴尔干国家时所用的“尊重我们对它们承担的不同责任”一语。因为这句话容易被理解为划分势力范围。丘吉尔同意这一意见。当时在场的哈里曼告诉斯大林，这样做会使罗斯福很高兴。这样，这份会议期间唯一一份斯、丘两人联署的电报在谈到巴尔干时只剩下一句空洞的话：“我们必须考虑一种最好的办法，就有关巴尔干国家（包括匈牙利和土耳其）问题达成一项意见一致的政策。”〔26〕
但丘吉尔在10月11日给罗斯福的个人密电中则暗示英苏达成某种谅解。他解释说“绝对必要的是，我们应就巴尔干达成一项共识。这祥我们就可能阻止这几个国家爆发内战。在这种内战中我和你可能同情一方，约大叔〔斯大林〕则同情另一方。我会告诉你所有的一切，苏俄之间的任何初步协议，除非和你进一步讨论和协商，否则是不算数的。有鉴于此，我相信你是不会在意我们试图与俄国人达成一项全面的共识”。〔27〕可能是觉得这样做还不够明确，加上哈里曼认为直言相告英苏协议将遭到罗斯福的反对，丘吉尔遂在10月12日致电给罗斯福的密友霍普金斯，谈到英国人在巴尔干的困境：南斯拉夫抵抗运动领导人铁托不愿与英国人合作，偷偷地摆脱英方的监视，从南斯拉夫的抵抗基地跑到莫斯科，并希望苏联人替他向英国人保密；保加利亚人对英国人很坏，拘留了一些英国军官；苏联对匈牙利极有兴趣，因为它们是“邻居”；俄国人“声称在罗马尼亚负有全面责任，但大体准备与希腊事务脱离干系。艾登和莫洛托夫正在全力以赴解决这些问题”。丘吉尔希望霍普金斯把这一电报给罗斯福过目。〔28〕丘吉尔通过霍普金斯这一渠道向罗斯福透露英苏巴尔干谈判，显然是有意避开美国国务院，从而使罗斯福在政策选择上有较大的灵活性。
罗斯福在得到丘吉尔的电报后，非常巧妙地避开直接的评论，只是在12日简单地答复丘吉尔和斯大林说：他很高兴知道英苏两国就有关国际政策形成一致意见。他对这些国际政策也感兴趣，因为大家现在和将来都是为了防止国际战争。〔29〕
罗斯福这种只表示兴趣不谈及自己责任的作法在他与哈里曼的通讯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哈里曼在10日对英苏协议有所了解之后，立即电告罗斯福：“丘吉尔和艾登试图与俄国人搞出某种形式的势力范围：英国人在希腊行动自由，俄国人则在罗马尼亚和可能还有其他国家行动自由。英国则试图争取到在南斯拉夫拥有同样的地位，他们可能在前一问题上成功，但我对他们在后一目标上能否成功表示怀疑。”罗斯福对此的回答是耐人寻味的，他在11日指出：“目前我对巴尔干地区的兴趣是应当采取实际的步骤来确保巴尔干不要把我们拉入到未来的国际战争之中”，但他对势力范围一事未置一词。〔30〕就在同一天，哈里曼把他了解的详情逐一告诉了罗斯福，但没有用百分比来描述。他最后指出：“丘吉尔和艾登希望你和赫尔能对目前达成的协议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觉得除非这样做，否则就会在这些国家出现政治动乱，如果不是内战的话。这样英国将会遇到最难处理的局面。”〔31〕但这一重要电报和丘吉尔分别给罗斯福、霍普金斯的电报一样，出乎意料地没有得到相应的反应。10月8日丘吉尔从莫斯科再次致电罗斯福，称“我相信关于巴尔干的安排是可能争取到的结果中最好的。……我们现在能够拯救希腊了，我也不怀疑在南斯拉夫追求对半开的联合政策是解决我们难题的最好办法”。〔32〕对此，罗斯福的态度仍然是沉默。这一问题就这样被搁置起来，美国再未作任何询问，三巨头在次年2月雅尔塔会议上也没有讨论此事。有些著作因此认为美国默认了这一安排。〔33〕从上面的事实来看，这显然是不确切的，美国的立场只是沉默，而非认可。
美国为什么采取这种立场呢？一个可能的解释是罗斯福有意不理睬这一安排。只要苏英协议能够避免巴尔干的战争，维持盟国团结；只要美国拥有为英苏两国认可的不受约束的行动自由，那么，罗斯福就没有必要冒着可能引起国内外轩然大波的风险去追问“百分比协议”，卷入巴尔干复杂的事务，进而影响反法西斯同盟的团结。
值得注意的是，与“五月协议”时苏联以美国同意为接受协议的先决条件不同，在“百分比协议”问题上，丘吉尔吸收了“五月协议”的教训，明确表示他虽不能代表罗斯福，但他将把协议内容转告给罗斯福，从而承担起与美国打交道的责任，避免苏联直接与美国联系可能引起的麻烦。对斯大林来说，这样做可以让丘吉尔去向那位不愿承担责任的美国总统说明西方的责任。
三、美国对势力范围的考虑
英苏美就划分罗马尼亚和希腊势力范围展开的外交活动反映出三大国对战后世界安排的基本看法。毫无疑问，维护三国团结和争取战后和平是反法西斯同盟基本的外交目标。但在这一前提下，三国都竭力为自己谋取更多的利益。英国希望维护大英帝国的存在，恢复在地中海的势力范围。苏联则希望在被它解放的中东欧地区建立对它“友好”的政府，确保自己的安全。与英苏一样，美国也想巩固自己在拉丁美洲的领导地位，谋求在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影响。这就是为什么三方在1944年秋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一致同意泛美联盟这类区域组织可以在联合国框架下继续存在下去的原因。
但是，与英苏主要外交目标是寻求和维持自己势力范围不同，美国还在寻求所谓的全球领导责任。当时美国国内普遍认为，旧式的势力范围是造成两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建立在势力范围基础上的和平不可能是持久的和平。美国政府虽然不接受这种简单化的看法，但却发现这是一个可以为自己争取世界领导权的理由。为此，不论在《大西洋宪章》中，还是在《四强普遍安全宣言》中，美国都一直在强调民族自决、贸易自由、集体安全和大国一致等原则和口号。美国国务卿赫尔是这类原则最积极的倡导者和捍卫者。他曾就《四强普遍安全宣言》向国会议员汇报说，未来的世界和平“不再需要势力范围、同盟、均势和其他特殊安排，在不幸的过去中，各国都是据此来保护自己的安全或增进它们的利益”。〔34〕因此他反对英苏两国的“五月协议”，并对罗斯福同意将该协议试行三个月的作法表示不满。
但总的来说，美国战时并没有反对势力范围的通盘考虑。在为雅尔塔首脑会议准备的政策文件中，有关美国对势力范围政策的备忘录只有短短的三页，还都是抄录赫尔的上述讲话和美国致英苏两国的有关照会。由于战时重大外交完全由罗斯福亲自掌握，有关决策深深地打上了他个人的烙印。尽管他对战后安排从未作过十分明确的阐述，但至少可以认为， 1942年5月罗斯福对来访的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第一次谈到由美苏英中四国组成“四警察”来维护国际和平时，他是在暗示某种形式的势力范围。随着战争的展开，国务院“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中的策士们提出美国应该把全球“领导责任”放在首位，罗斯福遂把“四警察”的设想与集体安全组织（联合国）的框架结合在一起。他的密友前副国务卿萨姆纳·韦尔斯在1944年明确指出：“美国要起一种既是区域性又是世界性的作用。它应承担区域性的政治和军事协议分派给它的责任，以维护西半球、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和平与安全。在国际组织下，美国必须准备在全世界的和平受到危害时，同其他警察国家一样，使用它的海军和空军力量”。〔35〕
罗斯福对势力范围在战后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并非没有认识。1945年1月6日，他在致国会的咨文中，提醒国会注意胜利者之间的分歧，指出：“我们不能否认，实力是世界政治中一个因素，正如我们不能否认它作为国内政治的一项因素存在一样”。他还强调：“我们必须警惕不要去利用和夸大我们与盟国之间的分歧，特别是涉及到从法西斯专制制度下解放出来的那些国家。那样做不能保证这些分歧得到较为妥善的解决，也不能促成能够改正可能出现的错误的国际机构”。罗斯福感到这样讲可能还不够清楚，就约请七位比较重要议员来白宫交谈。针对议员们对欧洲事态新发展的担心，他坦率地指出：“建立势力范围的想法一直在发展，因为占领军在占领地区拥有权力，……俄国人在东欧有力量，要把他们赶走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唯一切实可行的做法是利用我们拥有的影响来改善局势”。〔36〕可以说，正是这种观念构成了罗斯福认可英苏五月协议的思想基础。当然，战时同盟团结的必要性则是他这一行动的现实基础。
另一方面，罗斯福也认识到划分势力范围这种大国政治的作法是不会为已经觉醒的世界各国人民所接受。同时，打破一切势力范围的世界秩序和国际市场也会给美国带来最大的利益。因此，他要求把英苏协议严格地限制在三个月以内，并一再向丘吉尔和斯大林强调，未经美国同意，英苏两国的任何协议，对美国没有约束力，这就为以后美国向全欧特别是东欧扩张留下了活口。斯大林因此在达成“百分比协议”后对丘吉尔说，美国人“看来为美国要求得太多，而给苏联和英国留得太少”。〔37〕
那么，在罗斯福心目中，美国所能接受的是怎样的一种区域安排？他所反对的又是什么样的势力范围呢？很可惜，罗斯福从来没有区分过“四警察”与势力范围的关系，也没有一种具体的东欧政策。〔38〕这使后来的历史学家对罗斯福的战后政策，特别是对苏政策，产生很大的疑惑。但“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某些分析报告或许可以为我们探索罗斯福的设想提供线索。
随着苏联红军解放东欧，美国国务院专家开始研究苏联在东欧的意图。在1943年9月为莫斯科外长会议准备的一份文件中，“苏联通”查尔斯·波伦等人指出，如果西方想与苏联长期合作，西方就得承认苏联在东欧地区的巨大利益和政治影响，苏联决不会允许这一地区恢复到战前的反苏状态。苏联在东欧的战略利益需要支持一种“人民阵线”类型的政府，它能够指导这类政府的外交政策，但不干涉它们的内政。在1944年2月“战后外交政策咨询委员会”的一次欧洲组织问题小组会上，《外交》季刊的著名编辑汉密尔顿·阿姆斯特朗提出，“与宇宙的万有引力定律相类似”，一个由一些小国簇拥着的大国必须对小国的事务行使某种主导的影响力。波伦同意这一看法，但强调说问题在于如何把这种“就近原则”（doctrine of proxlmity）与小国的权利协调一致。
阿姆斯特朗随后进一步研究了这一问题。他强调美国可以接受一种“开放”的苏联势力范围，那里的政府对苏联将是“友好的”，并可以与苏联订立“互助公约（政治、军事和经济）”，允许它们“参加维持和平的国际安排”，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制度，处理与别国的经济关系”。美国不能接受的一种“排外”的势力范围，即“在整个东欧建立一党制度”，对西欧怀有敌意，并把“东欧的经济制度整合到苏联体系当中”。〔39〕一句话，美国应该允许苏联在其势力范围内行使一种可以保护其军事安全所需要的权力，但不能像在传统势力范围内那样，拥有主宰那里一切的内政外交大权。这种构想似乎是符合罗斯福一直坚持的“四警察”的观念以及支持在苏联东欧建立对苏“友好”政府的立场的。
美国决策者对势力范围的复杂看法在外交实践中则表现为不确定性和矛盾性。1944年9月美英苏三方和罗马尼亚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按照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签署意大利停战协定的先例，苏联代表苏美英三个盟国签了字，并根据协定承担对罗马尼亚管制的首要责任。对苏联的这一首要责任，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曾表示疑问。国务院回答说：“毫无疑问，由于苏联靠近罗马尼亚，并考虑到它作为德国的同伙入侵苏联，苏联比美国在罗马尼亚问题上有更直接的利益。从安全角度看，罗马尼亚处在与美国没有直接关系的区域内。在这种区域中，我们不能有效地动用决定性的军事力量来承受、或接受那些超越我们作为一个普遍国际安全组织成员可能承担的义务之外的职责”。〔40〕显然，美国这时不得不认可因地理因素造成的苏联在罗马尼亚的优越影响。
但对于处在同样情况的保加利亚，美国却采取了不同的立场。10月中下旬，盟国欧洲咨询委员会讨论对保加利亚管制问题。美国坚决反对苏联起草的停战协定中的第18条——苏联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起领导作用，因为它没有给予美国在管制委员会中与苏联平等的权力。由于英国已在“百分比协议”中承认苏联的这一地位，故未站在美国一边。最后，美国只好有条件地同意了停战协定，但保留日后对该款重新提出质疑的权利。美国代表、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得意地认为，美国的努力“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减缓欧洲变成排外的势力范围的倾向”。与此同时，哈里曼大使也向国务院询问，他能够在何种程度上抵制苏联在盟国对匈牙利停战协定中寻求类似权力的要求。〔41〕
美国决策者对势力范围的看法以及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矛盾性，使他们试图以此来维持美苏战后合作关系的努力变得非常困难。首先，苏联能否理解并接受美国这种“开放的”和“排外的”势力范围划分法；其次，谁来判断苏联在行使保护自身安全权力时是否超越了安全需要，也就是“开放的”转变为“排外的”势力范围？由于罗斯福从来没有为美国承担过“百分比协议”的任何责任，同时他却拥有“行动的完全自由”，这就使美国处于一种能够裁决苏联是否有越轨行为的法官的地位。这显然不是一种与苏联平等合作的态度。
在1945年9月盟国伦敦外长会议上，美国的这种作法最终被证明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还是很危险的。当苏联要求西方承认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临时政府时，美国一方面表示它希望东欧各国组成对苏“友好”的政府，另一方面却又以它们不符合《已被解放欧洲宣言》规定的民选政府的条件而不予承认。由于东欧各国在战前长期形成的反苏传统不可能一下子消失，任何所谓自由的选举很可能导致产生一个反苏的政府。〔42〕美国的政策最终导致伦敦会议的失败。反法西斯同盟由此开始逐步瓦解。
注释：
〔1〕〔2〕〔3〕转引自G.M. Alexander, The Prelude to the Truman Doctrine: British Policy in Greece, 1944－1947（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82）, p.17, 22。
〔4〕W. 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 (London: Cassell＆ Co., 1972）, Vol.5, p.623；Vol．6，p．64；艾登：《艾登回忆录：清算》下册（瞿同祖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459页。
〔5〕赫尔与英国大使谈话备忘录，1944．10．30；英国大使馆致美国国务院函，1944. 10．30，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65．Cited as FRUS）， 1944，Vol．5， pp. 112－114。
〔6〕丘吉尔与罗斯福往来电文，1944．5． 31，6． 10， FURS， 1944，Vol．5，p． 114， pp．117－8。
〔7〕丘吉尔致罗斯福，1944．6． 11， FRUS， 1944，Vol．5， pp． 116－9。
〔8〕罗斯福致丘吉尔，1944．6． 12，6． 22， FRUS， 1944，vol．5，p． 121， 125。
〔9〕C. Hull，Memiors of Cordel Hull（New York： Macmillan） 1948，Vol．2， pp．1454－6；J.Iatrides，ed., AmassamdorMacVeagh Reports，Greece，1933－1947 （Princeton：Princeton Univ.Press l980），p．563；丘吉尔致罗斯福，l944．6． 23， FRUS， 1944，Vol．5， pp.126－127。
〔10〕〔11〕Alexander， The Prelude to the Truman Doctrine， pp．257－8，43。
〔12〕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Vol．6， pp． 69－70。
〔13〕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Vol．6， pp． 70－71；苏联驻美使馆与美国务院往来文件， 1944．7．1，7． 15， FRUS，1944，Vol．5， pp. 128－131。
〔14〕W.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叶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654页。
〔15〕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Vol．6，p.71.
〔16〕〔17〕转引自A. Resis，“The Churchill Stalin Secret ‘percentages’ ， Agreement on the Balkan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83， No. 2（April， 1978）， pp． 380－381。
〔18〕苏联历史学家一直不承认这一协议的存在。例如瓦·米·别日列日柯夫作为当时斯大林译员的记载：《外交风云录》续编，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68－71页；《苏联外交政策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苏联外交政策编年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均无记载。
〔19〕“丘吉尔与斯大林会谈记录， 1944． 10．9”，英国外交部档案（FO800．415／51）；“英国-俄国莫斯科政治会谈”，英国国家档案（Prem. 3 434／4 9565）；分别引自Alexander， The Prelude to the Truman Doctrine， pp． 59－60，和Resis，“The Churchill－Stalin Secret ‘percentages’ Agreement on the Balkans，”p.372。
〔20〕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Vol．6，pp． 198－199；Resis，“The Churchill-Stalin Secret ‘Percentages’ Agreement on the Balkans，”pp． 375－378；有关艾登和莫洛托夫对“百分比协议”的讨论及修正，参见B. Kuniholm，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East （Princeton：Princeton Univ. Press， 1980），pp． 114－117。
〔21〕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Vol．6，pp． 220－221； W.A. Harriman ＆ E. Abel，Speical Envoy to Churchill and Stalin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5），p． 358.
〔22〕丘吉尔与罗斯福来往电文，1994．9. 29，9．30，10．3，10．4，W. Kimball，ed.， Churchill and Roosevelt： 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III， Alliance Declinning（Princeton ：Pricenton Univ. Press， 1984），pp． 341－343。
〔23〕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89页；罗斯福致丘吉尔，1944. 10．4， Kimball， Alliance Declinning，p．344。
〔24〕罗斯福与斯大林往来电文，1944．10．5， 10．8，苏联外交部编：《1941－1945年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同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通信集》第二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163－164页。
〔25〕舍伍德：《罗斯福与霍普金斯》下册，第487－490页。
〔26〕哈里曼致罗斯福，1944． 10． 10，FRUS， 1944，Vol．4，pp. 1006－1007；斯大林、丘吉尔致罗斯福，1944． 10． 11， Kimball，Alliance Declinning，p． 352。
〔27〕丘吉尔致罗斯福，1944． 10． 11， Kimball， Alliance Declinning，p．353。
〔28〕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Vol．6，pp．20l－202。
〔29〕罗斯福致丘吉尔和斯大林，1944． 10． 12， Kimball， Alliance Declinning，p． 358。
〔30〕〔31〕哈里曼与罗斯福来往电文，1944． 10． 10， 10． 11， FRUS， 1944，Vol．4，p． 1006， 1009，1011。
〔32〕丘吉尔致罗斯福，1944，10． 18， Kimball， Alliance Declinning，p．359。
〔33〕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97页；《战后世界历史长编194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239页。
〔34〕Hull，Memiors of Cordel Hull， pp． 1314－1315。
〔35〕S. Wells， The Time for Decision （New York： Macmillan， 1944），pp. 410－411。
〔36〕关在汉编译：《罗斯福选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491，492页；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外交政策》。第721－722页。
〔37〕“丘吉尔与斯大林会谈纪录”，转引自Alexander， The Prelude to the Truman Doctrine，p.60。
〔38〕对这一点，挪威学者伦斯坦有很全面的论述，见他的《美国对东欧无政策）（G. Lundestad，The American Non－Policy towards Eastern Europe， 1943－1947（New York：Humanitties， 1975）。
〔39〕〔40〕转引自E. Mark，“Charles E. Bohlen and the Acceptable Limits of Soviet Hegemony in Eastern Europe”，Diplomatic History，Vol．3， No， 3 （Spring， 1979），pp． 204－205，p． 203。
〔41〕怀南特与赫尔来往电文，1944． 10． 21，10．22；哈里曼致赫尔，1944． 10． 17， FRUS， 1944，Vol．3， pp． 490－491， 473－474， 460－461。
〔42〕据西方人士记载，斯大林称在波茨坦说过:“在这些〔东欧〕国家的任何一个中，通过自由选举而成立的政府将是反苏的，我们不容许这种情况发生。”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第1072页，注〔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