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1期
外国问题和国际问题研究的困惑
资中筠
【注释】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注尾】
解题：我国通常把凡是对本国以外事物的研究统称之为国际问题研究，实际是不确切的。外国问题研究在西方称作“区域研究”（area studies），指的是对本国以外的某一国家或某一地区的综合研究，学有专长者称××国或××地区专家，例如中国问题专家、东南亚专家、黑非洲专家等等。而国际问题研究的对象则为国家之间的关系，既包括当代也包括历史，从中得出某些规律，或者对全球的局势得出一个宏观的看法。有时国别研究中关于其对外关系部分可与国际关系研究相重叠，特别是对某些影响较大的大国而言。但不论如何，这两种研究属于不同范畴。说明这二者的区别之后，本文却把二者放在一起论述，因为身处社科院的“国际片”，所感受到的问题对二者都适用。另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特指学术研究，也就是作为社会科学来对待，以别于附属于政府部门的“调研”，否则就无所谓“困惑”了。
困惑之一：我们有多少实用价值？本人最经常遇到的来自圈外的问题是：“你们给政府出什么主意”？“为什么同×国的关系搞成这个样”？ 我解释说我们作学术研究，主要不是给政府出主意，接着来的问题是“那你们研究有什么用”？更有甚者，一般老百姓听说是研究国际问题或外国的，恍然曰：“知道了，你们是搞情报的”，真令人啼笑皆非。同类问题的另一面多半来自青年学子或外国人，他们常问：国家领导人或对外决策机构是否先向学者咨询？如果不是，那么他们的决策又以什么为依据？总之，在一般人看来，外国研究的任务只是亦步亦趋地跟踪时事，向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情况和资料以及意见。殊不知根据我国特有的国情，第一线的外交情况只限于特定有关政府部门掌握，“外人”（不是外国人而是部门以外之人）不得与闻。决策程序是自上而下，先有上面的意图和精神，再由下面提供具体方案。有关部门自有自己的渠道，毋需“外人”七嘴八舌。所以如果外国研究以此为务是难得派上用场的。
困惑之二：我们这一行算不算学术？在社科院，“国际片”是最后设置的，与文、史、哲、经济等历史悠久、基础雄厚的学科相比，总好像“定位”还成问题。其他学科的专业论著可以很专，外行、内行界限分明，而国际问题的论述往往近乎常识，看不出多大“学问”。每当评高级职称时，会议厅中成果展览，“国际片”往往显得单薄。几页纸的报告总不能当“学术成果”吧？平时受到重视的是“对策性”研究，甚至以获得首长“批示”或秘书传话“看过了”为评价标准，尽管这种情况带有极大偶然性；而到评职称时，必须有专著、有独到之见。即使不为职称，要在学术界站住脚也非此不可。
困惑之三：写给谁看？在这一领域内，代表深入的研究成果的专著以及有一定学术水平的杂志发行量一般很小，读者面很窄。其原因是一般对国际事务感兴趣的人看报纸和通俗性的时事刊物足矣。例如美国总统大选常是热点话题，常驻美国的记者现场跟踪采访了解情况更及时、接触面更广泛，发回一些相当不错的报道和分析性的述评，已能满足需要，有多少人有耐心去看更深入的对整个美国政治制度的研究呢？从事实际对外工作的专职人员又觉得学术作品远水救不了近火，而且他们的日常读物是文件、电报，而不是长篇论文和书。事实上真要读通有关外国或国际问题的专著（我指的真正严肃、优秀的著作）还需要认真下功夫，并需要比较广的知识面。于是，命中注定，此类著作的主要读者是作论文的研究生和专业授课老师，还有就是为数不多的同行之间的互相参考了。这就使得这一行的学者显得“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困惑之四：难以有自己的理论和创见。这一领域的研究受到的约束特别多，因为动辄涉及国家关系与外交政策，有时历史问题也脱离不了现实政治。学术研究大体是归纳法，即从大量的事实材料中得出结论，一国或国际局势的发展有其自己的规律和客观存在，不以我们的主观好恶为转移。而国家之间利害关系却动荡多变，外交和宣传口径亦随之。于是在我国，外国问题研究比之其他学科有其特殊的敏感性，思想驰骋的余地较小，更谈不到提出自己的理论框架。即使对某个具体问题偶有新见解，也是欲言又止，淹没在大量的套话之中，棱角全无。在这里，学术问题和政治问题仍然难以分开。结果学术界可做的事不是为领导人的语录作注疏，就是介绍或评论外国人的著作和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罗马俱乐部的世界末日论、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布热津斯基的“大混乱”、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等等，各领风骚几年或几个月，连福山的“历史终结”，尽管人人言其荒唐，也还是如投石水中，至少引起了一圈圈涟漪。这样说，决非否定这种对域外学术动向的关注；相反，这是一种积极的开放的态度，而且不论来自何方的题目都足以刺激思考，活跃学术生活，而且不少有水平的学术论文和独到之见就从评论和批判外国著作中产生。只是智商和学识、造诣决不比别人低的我国学者为什么就不能提出供他人评论的新见解或理论呢？即使是国际关系史，国外史学界关于当代的新课题常是随着档案开放而提出，由于我国外交档案无开放制度，结果研究界的材料依据和课题也追随他人之后。我国的国际研究特别强调以我为主，处处离不开国家民族立场和利益，结果反而陷入了只能跟着别人的题目转，或者别人提“新见解”，我们作出反应这一怪圈。也许其他学科也有此现象，不过这一领域更为突出。
那么，有无解惑之道呢？是不是我国这一领域的研究命中注定无法达到较高的学术水平，或者在我国现有的条件下，本该干脆从学术领域取消，回到政府附属机构？必须声明，提出这些困惑是为引起讨论，就教于同行，决无意做取消派。有一个客观事实应该考虑在内的是，作为社会科学的一支，外国问题研究在我国起步很晚，实际是开放改革以后的事，或者可以说是开放改革的产物。在此以前，在旧中国根本谈不到，解放以后相当长的时间则完全附属于政府工作和宣传的需要，在闭关锁国的指导思想下，连翻译外国新闻稿的“参考资料”都属于只限一定级别以上官员阅读的“机密刊物”。由此而来有两点后果：一是积淀较少，不像其他许多学科有源远流长的承传，深厚的积累，还有大师级的学者，有的已形成学派；二是在观念上尚未摆脱旧的影响，也就是“之一”所说的定位问题尚未取得共识，可以说还在摸索阶段。应该说，在这种情况下取得现有的成绩已属难能可贵，宜作恰当的估计，不必妄自菲薄。
作为社会科学的外国研究应向何处去？笔者在1987年《美国研究》创刊号发表的《中国的美国研究》一文中关于中国人为什么要研究美国提出了四点看法，至今观点没有变。简单说来，一是为了知己知彼，为广义的对外交往服务；二是为了对整个国际局势作出准确的估计，这一点特指对国际局势有重大影响的大国，如美国和当时的苏联而言；三是为我国现代化提供借鉴；四是从社会发展史的角度，作为一种典型，加深认识，找出规律，同时也可充实社会科学的各学科。前三项不必多讲，现着重谈第四点。窃以为，作为社会科学的外国研究，这恰恰应该是重点，而且不仅研究美国为然，也适用于其他国家和地区。这种研究应是多学科的，并以学科为依托，至少应包括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等，文化学在我国无独立的学科，但对一国的文化的综合研究应是题中之义，有许多课题可能是跨学科的。再以美国为例，若从政治学角度研究，从横切面看，可分别对其联邦政府、国会、司法、州政府，乃至近来有“三权”以外“第四种权力”之称的传媒作深入探究，宪法本身也是一门专题；纵向来看，政治思想史以及一些重要法律和现行制度的沿革等等都有许多丰富内容，都足以加深对现状的了解。即使是外交，除当前政策外，至少其决策机制、决策过程，影响决策的各种因素以及外交思想史等等也有了解的必要。至于社会文化则可研究的问题更多，如种族、移民、教育、福利制度、主流与非主流文化等等。至于美国经济，从历史到现状，从理论到实践，可探索的课题更为丰富。
有一种误解，以为提倡这样的研究就是主张脱离现实。正好相反，这是为了更加准确地认识客观现实——从现象到本质，不但知其然，而且知其所以然。作为单个的研究人员，当然学有所专；作为一个研究所或研究室或课题组，则可以起组织、协调、综合的作用，在许多专题研究的基础上推出宏观的成果，同时能对当前的热点问题提出更准确更中肯的看法，这是理想的境界。例如前面提到由保罗·肯尼迪始发轫的美国是否衰落的问题，就需要多学科、多方面的深入研究，政府部门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和人力，也非单一的学科所能胜任。这个问题学术界已经讨论了多年，但至今尚未有全面、综合的专著和论据充实的结论。这只是信手举一例。假如不是这样，而是年年、岁岁、人人都跟着当时出现的外交关系中的具体问题，或一时成为热点新闻的事件转，重复写大同小异的报告，那是弃我所长，趋我所短，是写不过政府部门和信息特别灵通的新闻界的。当然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和地区情况各异，适用的重点学科也不同。例如对黑非洲，重点大概不会是外交（除了有时要防止有些国家被台湾拉过去，不过这显然不属社会科学范围）而毋宁是人类文化学和发展经济学的课题，我想各种不同类型的殖民地及其独立方式和独立后与前宗主国的关系等都是很有意思的课题。如果从急功近利出发，非洲更无可研究；但是如果我们以文化大国自诩，又怀种族平等的理想，那么作为一门科学，“非洲学”恰恰正是在社科院最应该有一席之地。以上举两个例子，一个离本人专业最近，一个最远，只是为论证我要说明的观点，决无意对这两个研究所或社科院的工作建言。
反观外国对中国的研究，当前最发达的是美国。可以说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到邓小平，都有人在作专题研究，涉及的学科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历史、考古、社会、人类、文学、哲学、艺术等等。不过这种研究零散而不系统。 有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重点还是在现、当代中国。其中也有一些学者经常对政府对华政策发表意见和批评，有时受到政府的咨询，或到国会作证。但是他们在关照时事的同时，主要精力还是在自己的专题研究或教学上，常常以数年甚至近十年的时间完成一部在学术界能站住脚的专著。正因为如此，他们才作为有别于政府主管人员（也是专家）的学者而值得被咨询。我国国情不同，不能照办他国经验。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作那样大规模的、过细的研究，目前还是一种奢侈。诸如对某一国纯历史或纯文学的研究恐怕主要还是属于历史学或文学专业，但有时可以与国别研究有交叉。作为综合的外国问题研究仍应以现当代为主，而且不能脱离瞬息万变的国际局势，这是这一行不同于其他学科之处。但是既然号称学术，自应有其自己的规律，至少要下一番鉴往知来、由此及彼的功夫。对于一个在这一领域内比较成熟的学者来说，以大部分精力和时间做属于专业学科的细水长流的研究，而同时兼顾跟踪时事，必要时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应是可以做到的。而要做到能随时对时事有深入的分析和精当的见解，却必须建立在长期积累，细水长流的学养的基础上。至于这“大部分”和“小部分”各占比例多少，则因人而异。
另一种极端是理论完全脱离实际。国外有些著作以非常“学术性”的“方法论”旁征博引，用了很多定量分析，画了很多图表，但是对某一个问题得出的结论却仍是隔靴搔痒，甚至与现实相去甚远，反不如具备一定常识，持常人之见的普通人见解中肯。西方某些国际关系理论就有此弊，其中有些不是把本来是常识性的问题弄得非常复杂，玄而又玄，就是企图把复杂的现实纳入过分简单化的理论框架。此类理论有时对我国青年学生很有吸引力。当然有许多是很有价值，给人以启迪的。不过需要知所取舍，若迷信此道，食洋不化，就会误入歧途。这里需要的是现实感和判断力，这既与知识和经验有关，又涉及思想方法问题。从这个角度说，作一个合格的外国研究的学者需具备双重条件——学术修养和对现实的敏感性，因而要求更高。
最后回到本题：再次申明，本文讲的是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外国研究，以别于附属于政府部门的政策研究。这里并无高下之分，而是分工不同。“学者”和“公务员”或“政府官员”本来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后者主要时间在处理大量的实际事务，而前者有的是时间读书写作。在我国，敏感的政策问题争鸣的余地较小，而学术研究则有自己的规律。二者本来各属不同的范畴。这对其他学科似乎不成问题，例如没有人把文学研究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混为一谈。如果事事都要问“有什么用（指立竿见影的效应）？”那么这个问题也适用于许多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部分。如果承认外国研究也是一门学术分支的话，就首先应该本着求知求真的科学精神来对待研究对象，像一切做学问一样，都需要甘于寂寞，孜孜以求；也像一切做学问一样，结论只能以客观事实为依据。中国人今天与外部世界关系空前密切，而知之却甚少。如果放开眼界，有的是丰富多彩的课题吸引有志者去探索。假以时日，这种探索的总和必将提高全民族的智慧。这里再重复一下十年前本人在《中国的美国研究》中的一句话：“如果说作智囊，应该作全民族的智囊”。（按：这个意思不是本人发明，而是受冯友兰先生的启发而来，他是说大学应该是国家的知识库，民族的智囊团。〔1〕）
以上一得之见来自本人切身体验，包括曾为这一行内的“公务员”和“学者”的两种体验。当然人各有志，也各有分工，这些想法只供这一领域内有志于“学”者参考。至于如何争取“立项”，如何争取课题经费，又如何使成果得以出版，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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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根据1996年春在江南一家名牌大学的讲演稿加工而成。讲完之后提问十分踊跃，包括有志于研究古希腊者的困难和矛盾；但是提的最多的问题仍然是：中央听不听你们的意见？（！）
注释：
〔1〕见冯友兰：《三松堂自序》。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第3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