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1期
战争的回忆，回忆的战争
——林缨和“越战将士纪念碑”
郑 达
【注释】郑达：美国塞福克大学(Suffolk University)英语系助理教授。【注尾】
在美国的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三场震撼全国并分歧重大的战争：第一场是1776年的美国独立战争，它迫使人们思考，究竟是继续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存在下去，还是争取独立成为一个主权国；第二场是１８６１－１８６５年的国内战争，人们面临严峻的抉择，是南北分治、成为两个独立政府，还是保持统一、继续联邦的制度；第三场是１９５９－１９７５年的越南战争，它引起了长久的、激烈的、理性加感情的思考，它究竟是为维护正义、捍卫自由的战争，还是一场错误政策加上愚蠢战术的噩梦。美国独立战争为世界催生了一个生命力强盛的、崭新的国家，为了纪念领导这场战争、继而担任首届总统的华盛顿，在首府建立了高耸入云的华盛顿纪念碑；国内战争以南军首领在谈判桌上签字投降结束，虽然南北双方死伤不计其数，国家的统一得到了维护，为了表示对解放黑奴、坚持统一的林肯总统的敬意，在华盛顿纪念碑的前方构建了庄严、雄伟、典雅的林肯纪念堂；越南战争，持续１６年，全美国共计２７０万人参战，其中，死亡人数高达５８万人（其中有８位女性），３０万余人受伤，为了纪念这场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心态、价值的战争，１９８２年，在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附近的林荫大道(The Mall)上，建立了一座黑色的、外观如墓碑的“越战将士纪念碑”。
“越战将士纪念碑”的发起人是一位越战退伍军人，简·斯格罗格思(Jan Scruggs)。１９７９年３月，当时２９岁、在劳工部工作的斯格罗格思看了反映越战的电影《猎鹿者》(The Deer Hunter)，彻夜难眠，他浮想联翩，回忆起无数的战友，他突发奇想，觉得应当建立一座纪念碑，纪念所有参加越战的军人，并在上面记录那些为国捐躯的将士的名单。
斯格罗格思的构想得到一部分越战退伍军人的赞同。于是，他与鲍勃·道比克(Bob Doubek)律师及杰克·惠勒(Jack Wheeler)律师等人一同组成“越战将士纪念碑基金会”，进行筹款、组建工作。他们订立了行动目标：在１９８０年，获得建立纪念碑的场地；１９８１年，完成筹措经费的工作；１９８２年，建成纪念碑；１９８２年１１月１１日退伍军人节(Veterans Day)，进行庆祝仪式。
但是，建立这座纪念碑难关重重。首先，越战虽已结束数年，强烈的反战运动余波未尽。社会上批评痛斥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反对者，听到要建立纪念碑的消息，立即表示抗议，因为纪念碑的建立，等于为阵亡的将士歌功颂德，等于对越战是一种承认和肯定。第二，退伍军人之间有赞同者，也有反对者，即使在认为应当纪念越战的人中间，也有人觉得，与其建立一座丰碑，还不如直接帮助退伍军人，做一些实实在在的益事。第三，资金问题。纪念碑基金会决定不用国家资金，靠募捐来筹款。但是，筹措数百万元资金，谈何容易。基金会向２０万退伍军人发信募捐，仅２000余人回复，平均每人捐款1739美元。扣除费用开支，所得只剩６５００美元。第四，要办成此事，需要政府的支持，必须与国会等机关组织打交道。但是，要能在政府的官僚机构、系统周旋和谈判，不是件容易的事。可是，斯格罗格思和其他组织者没有却步。他们一步步地努力行动。他们先择定林荫大道上靠近林肯纪念堂附近的草坪作理想的碑址。那地方附近，除了国会山庄(Capitol Hill)、华盛顿纪念碑、林肯纪念堂，还有白宫、杰弗逊纪念堂、斯密士索尼恩博物馆及其他六、七个著名的博物馆。那是旅游中心点，而且从实际和象征意义上说，那是美国的中心点，可谓最神圣的地方。斯格罗格思在国会进行游说，得到参、众两院的批准。１９８０年７月１日，卡特总统签署批准国会的法案，划出了林肯纪念堂右侧的二英亩草坪作为碑址。
接下来，基金会便开始征集纪念碑设计图案的工作。他们决定向全国发出邀请，欢迎所有人参加。甄选获得首奖的作者，可以得到２万美元奖金。结果，报名者踊跃，共２５７３人参加报名，至截稿期共收到１４２１件设计图，盛况空前，可谓美国历史上公开艺术竞赛的最大规模。这些应征的设计图如果并列成队，可长达１．３英里。
评选委员会由八位享有名望的艺术家组成。所有作品都悬挂在室内，评选委员会逐一审选。经过粗选的大量淘汰后，剩下２３２幅。最后，经过层层筛选，１０２６号作品脱颖而出，获得一致通过，荣获首奖。
在建筑、艺术界尚属无名之辈的林缨(Maya Ying Lin)，便是获得首奖的设计者。当时，林缨还在耶鲁大学读书。那是她第一次参加全国性的艺术比赛。她是在耶鲁的布告栏上看到越战将士基金会征集设计图案的消息的。她跃跃欲试，但对此并不抱很大希望。在教授的鼓励下，她去华盛顿特区作了实地考察。那是１１月间，秋风萧瑟，但碧天如洗。站在林荫大道上，面对华盛顿纪念碑和林肯纪念堂，林缨的脑中立即形成了强烈的构思：建造这座纪念碑应当切开地面，并且让碑石升出地面，象征伤口的愈合。纪念碑应当类似双臂舒展，拥抱全人类。她还觉得，周围整个公园像一个具有生命的整体，纪念碑应当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应当融洽地存在其中，而不能显得突兀。她设计出草图，在班级里进行讨论。那是一道１２５度的“Ｖ”形黑色的墙，中间交界处最高，逐渐向两侧低斜下来。她的同学和教授都对作品的色彩和线条等方面提出了批评意见。但林缨有自己的见解，她认为，她的设计是“建筑形式的双关语”(Architectual Pun)，不直截了当，可是有内涵，令人寻味。安吉勒斯·伯尔(Andrus Burr)教授赞同她的基本构想，但建议她应当使纪念碑的“Ｖ”形具有某种意义。他给林缨的作品打分“Ｂ”。后来，伯尔教授的作品也一起参加比赛，却名落孙山。没料到林缨却崭露头角，成了全国知名人物。
林缨在中西部的俄亥俄州的雅典镇长大。林缨的祖父林长民是近代中国史上的知名人物。他接受了西方的先进思想，倡导进步和宪政体制。借用中国历史学家乔纳森·史彭斯(Jonathan Spence)的评语，林长民是一个“热情洋溢、爱好交际、富有浪漫情操的人”。林缨的父母于４０年代从大陆来美。父亲林恒是陶瓷艺术专家，在俄亥俄大学的艺术学院任教，母亲是位诗人，在俄亥俄大学教授英国文学和中国文学。林缨在这样一个兼通中西的知识分子家庭长大，自小受到高尚的艺术薰陶。尽管她出生在美国，东方的艺术、哲理、文学、价值观，无形地潜移默化，影响了她。从另一方面来说，美国中西部优美的森林，旷远的田野，无际的蓝天，使她得以尽情地享受爱默森的超自然(Transcendental)的经验。她爱自由，无拘无束，感情丰富，个性独立。她上耶鲁大学，还上了建筑专业。她常常去学校附近的“园林街公墓”(The Grove Street Cemetary)，漫步于肃穆和宁静之中，细细地浏览墓碑上的文字。她说：“那儿有一座渡船船长的墓，上面刻着一艘渡船。它的线条简练、优美。我喜欢简洁而不繁复的东西。”
林缨得首奖的消息公开之后，立即在社会上掀起轩然大波，引起争论。赞扬与批评、支持与攻讦相并而来。
首先，关于林缨的资格问题。当时年仅２１岁的林缨，越战开始时尚未诞生。她没有上过战场，没有经历过枪林弹雨，对越战几乎一无所知。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平时也不关心世事。她喜欢的是阅读现代作家沙特(Sartre)、卡缪(Camus)，或者鲍吉斯(Borges)的哲理作品。再说，林缨还是个大学生。她不拘衣着，参加公布获奖作品的记者招待会时，她作为中心人物，却穿一条破旧的牛仔裤。许多越战退伍军人及社会公众无法接受这么一个“稚嫩”“无知”的大学生为越战树碑。
其次，林缨获奖作品的形式本身也引起争议。这座长达４９２英尺的纪念碑，是一件现代派艺术品，没有任何装饰，没有任何具体造型。深黑的色彩，陷入地下的碑座，与其说是一座歌颂英雄的丰碑，还不如说是一座哀伤的墓碑。其“Ｖ”形结构，令人联想到反战的“Ｖ”形和平记号。林缨还主张，在纪念碑上，除了阵亡人员的名单及“１９５９”和“１９７５”表示越战的起迄年份外，不能镌刻任何关于越战的文字，连“越南”都不能写在上面。许多人对此提出异议。积极促成越战将士纪念碑并慷慨捐赠的百万富翁洛斯·佩罗(Ross Perot)对此更是恼羞成怒，极力反对。他们都认为纪念碑用这一形式会起到贬低讽刺的作用，观者会自然而然地想到参战将士的死亡和国家的战败，而不会想到越战将士神圣的使命和崇高的义务。再则，其形式过于抽象，属于２１世纪的艺术作品，阳春白雪，不大众化。
尽管林缨坚持不让步，持反对意见者居然无视林缨的创作权，决定在碑上添加纪念越战将士的文字，并且在林缨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批准由艺术家弗雷德里克·哈特(Frederick Hart)制作一座人物群雕，加在纪念碑前，作为一个具体形象化的添补。纪念碑按原定计划在１９８２年退伍军人节建成。两年后，哈特创作的由白人、黑人和西班牙士兵组成的人物群雕添补在纪念碑前。林缨对此十分愤慨，她抗议说：“我无法想像任何有正义感的人会在别人的画像上加添胡子。”她对哈特的群雕不屑一顾，尖锐地批评说：“三个人这么对着世人站着——那是一种陈腐。那是一般化，是庸俗化。哈特给了你们一个形象——他是在画插图。”
第三个争论点是关于名单的排列方法。整个纪念碑由１５０块黑色的花岗岩石组成，每块３英寸厚，４０英寸宽，８英寸到１４０英寸高。林缨认为，应当根据阵亡的年份、按姓氏字母排列。她认为，如果这样排列，犹如展读一部希腊史诗，随着战事的发展，死亡人数逐渐变化。反对派则认为应当完全按姓氏字母的顺序排列，便于索寻。但事实证明后者的意见不足取。譬如，光“史密斯”(Smith)一姓就有６００人，同名同姓的“詹姆士·约翰逊”(James Johnson)多达２６人。即使查到此名字，家属也分不清其中哪一个是他们要找的詹姆士·约翰逊。后来，还是根据林缨的意见进行排列，从纪念碑的中间交界处的右上部“１９５９年”起，向右侧发展，随后接上左侧的墙尖，向中间发展，直到中间的下部“１９７５年”结束。查阅这些名单，人们从中间开始，移到右侧，再回到左侧，最后重返中间。这环形的运动，似乎象征着一场战争的过程，又标志着一个新的运动的起点。
“越战将士纪念碑”，既无崇高庄严的壮观，也没有豪华的装饰。可是，它却以其朴素、简洁，产生一种摄人心魄的奇特艺术效果。“Ｖ”形，像一座三角形墓穴的两侧，联带另外无形的第三侧，组成一个舒张、宏伟的纪念堂。它又像两条长臂，向外延伸，一侧延及林肯纪念堂，一侧牵着华盛顿纪念碑，把三场战争联系在了一起，呼吁世人思考它们的意义。“越战将士纪念碑”并不以豪华使人瞠目，产生一种距离感；它邀请和欢迎游人，要求我们上前，凑近黑色的纪念碑，细读上面的名字。要阅读这些名字，就得沿着碑体，从倾斜的地面走下去。同时，碑体逐渐升高，产生一种向蓝色的天宇升腾的崇高感。黑体的花岗岩，光滑如镜，蓝天、白云、草坪、游人，全部反映在其中。当我们面对碑体，细读上面的名字的时候，犹如面对明镜，能清楚地看到自己的影子，看到它与死者的名字融合成了一体。我们，作为活者，在这一瞬间，无法避免地与死者进行交流，进行反思，得到感情上的升华。
“越战将士纪念碑”像一所现代的祭祀之处。游客来这里，面对已故的亲友、战友的名字，重温旧事，有的亲吻碑上的名字。他们在纪念碑前留下一篇祭奠的文字，一束鲜花，或者一张照片。黑色的纪念碑帮助越战军人、家属、亲友，以及整个社会治疗精神上的伤痕，它唤醒长期以来被压抑的痛苦的回忆，达到感情的净化。更重要的是，面对纪念碑这两侧大墙，游人开始严肃的思考，关于人生的价值，关于战争的意义，关于自由的涵义，关于社会的前途。
林缨的设计被选中，等于是一个东方血统的建筑师得到了用作品诠释一场发生在亚洲的战争的权利。此外，林缨的作品还有比这更深一层的意义，因为她用纪念碑的两侧大墙，象征性地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我们的世界上，是不是还有高墙的存在？在这座纪念碑的筹备、设计、建筑的过程中，我们看到了许多无形的高墙，诸如男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对此，林缨没有作出诠释。她只是用艺术的形式构建了这座高墙，让我们思考，探索，寻找满意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