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宗教右翼与美国政治
刘澎
【注释】刘澎：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注尾】
美国自立国起，就实行严格的政教分离原则。政府中没有宗教组织的代表，国会里不设宗教组织的席位，司法系统与宗教毫无关系，国家财政也不负担任何与宗教有关的开支。宗教在美国完全是一支独立于政权之外的民间力量。
另一方面，美国又是世界上宗教教派最多、教徒人数最多的国家。各种教派及宗教组织的发展及其力量对比的消长，构成了当今世界上色彩最为斑斓的宗教画卷。今天，美国约有50万个教堂，数以千计的教派，96%的美国成年人相信上帝，90%的人祈祷，70%的人是教会成员，58%的人表示宗教对他们非常重要，43%的人每周去教堂，30%的人认为宗教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1〕处在这种背景下的美国社会，法律上的政教分离并不影响实际生活中宗教与政治、经济、文化融为一体。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影响可谓无处不在。正如法国政治学家阿历克西·托克维尔说的那样，“宗教在美国不直接参与社会政治，但它却被看成是国家政治机构最重要的部分”。〔2〕近年来，随着美国国内社会问题的日益尖锐，宗教右翼的发展及其对美国政治的影响，尤为突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宗教右翼的崛起，再次揭示了作为美国文化基本因素的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作用。
一、 何谓宗教右翼
宗教右翼（Religion Right），即宗教中的保守派。在美国政治文化中，这一概念有其特定的含义。由于历史的原因，美国宗教历来以基督教新教为主。随着新移民的不断增加，天主教、东正教及非基督教体系的宗教，如伊斯兰教、佛教及各类新兴宗教等都有较大的发展。到本世纪50年代，新教、罗马天主教与犹太教逐渐成为美国宗教的三大支柱，所谓“犹太—基督教传统”取代了原有的新教一统天下的旧模式。因此，在美国，宗教右翼的含义是特指美国各教派中承认和接受“犹太—基督教传统”、在社会道德与政治上持保守观点的基督教保守派（Christian Conservative）。“基督教保守派”的提法是从宗教角度相对基督教自由派所做的划分，“宗教右翼”的概念则不仅表示神学上的保守，而且包括社会政治观上的保守，二者所指的是一回事，但侧重点有所不同。至于美国其他宗教与教派中的保守派或原教旨主义者，因其尚未融入美国社会与文化的主流，因此并不包括在“宗教右翼”之中。
从教派体系上说，主要的基督教保守派有基要派、灵恩派、五旬节派、基督复临派、重生派、福音派及无宗派教会（在堕胎等某些特定问题上，也包括罗马天主教会）。他们在神学上的保守程度和着眼点有所不同，但在社会道德观上非常接近。从教会组织上看，南浸礼会（有成员1600万）、神召会、安息日会、耶和华见证会等是较大的保守派教会体系。此外还有众多的保守派教会分散在各教派体系之中，他们以基层教会而非教派为核心进行活动。
从人员构成与分布上看，除了以“圣经带”出名的美国南方之外，基督教保守派还广泛分布于中西部与西部的乡村与小镇，以及全国各大城市的中低收入者之中。相对基督教自由派而言，保守派信徒的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地位一般比较低。他们在神学上强调圣经的权威，重视个人灵魂得救，对个人道德的追求远胜于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由于他们十分热衷于“传福音”，把“相信福音”、“传福音”看成是毕生最重要的义务和责任，因而人们有时也用“福音派”泛指基督教保守派（包括从基要派而来的“新右翼”）。
70年代后，基督教保守派的特点有了历史性的改变，他们在保持其传统神学观的同时，一改以往对社会问题关注不多，对政治活动缺乏兴趣的消极态度，转而变为积极关注各种重大社会问题，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过去长期处在美国社会和政治生活边缘的宗教右翼，以前所未有的战斗者姿态，主动出击，跃入了美国政治舞台的中心。美国基督教多年来固有的模式被打破了，这一模式是：自由派注重现世，保守派注重来世；自由派是社会行动主义，保守派是虔敬主义；自由派主张合一，保守派强调分离；自由派视教会与社会为一体，保守派笃信“宗教与政治绝不混淆”。
随着这一模式的改变，美国基督教内部自由派与保守派的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20多年来，曾经长期在历史上起主导作用的主流派教会如主教派教会、长老会、公理会、卫理公会、归正宗、路德会、北浸礼会等等，信徒大量流失，处于无可挽回的衰退之中。〔3〕与此同时，保守派则在全美各地迅速发展。昔日主流派教会的主导地位不复存在，而保守派则成了今日美国基督教的中坚力量。从对社会政治的参与方式看，宗教右翼主要是以世俗的、社会行动团体的形式而非宗教组织的名义进行活动的，其形式类同美国社会中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或压力集团。其中影响最大的有“道德多数派”（Moral Majority）和基督教联盟（Christian Coalition）。“道德多数派” 由著名保守派领袖杰里·福韦尔创建于70年代末，它把基督教保守派关注的焦点首次从“个人灵魂得救” 扩大到了社会政治问题， 是当时大规模公开介入美国政治的宗教右翼的代表性组织，因而名噪一时。前总统里根在1980年大选中曾得到过该组织的大力支持。1988年竞选共和党总统提名失利的基督教牧师帕特·罗伯逊以其竞选中的支持者为基础，于1989年创立了基督教联盟。 该组织在总干事拉尔夫·里德的领导下，大力倡导“亲家庭”运动，发展十分迅速，目前已成为在全国拥有12万个教会、190万以上缴费成员的最大的宗教右翼政治组织。此外还有以捍卫传统家庭价值观而闻名的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及关注家庭 ( Focus on Family )、基督教之声（Christian Voice）、生命的权利（Right to Life）与全国福音派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基督教法律协会 (Christian Legal Society) 等几十个各种各样的社会行动组织。这些组织关心的问题各有侧重，但在特定时期（例如选举期间）、特定问题上（例如堕胎与家庭问题）常常进行合作，结成相互呼应的“联盟”。
二、 宗教右翼的基本观点
在过去相当长的时期内，基督教保守派是以神学上（例如对圣经权威性的认可、对三位一体的认识、对救赎与重生的理解等）与自由派的斗争而闻名。即使在保守派内部，基要派、灵恩派、基督复临派及福音派由于神学观的不同，相互之间的辩论也从未止息。但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却难以听到基督教保守派的声音。当基督教自由派在世界和平、裁军、社会正义、妇女、少数民族权利等问题上大声疾呼时，基督教保守派关注的焦点还主要限于宗教与神学的狭小范畴。70年代后，这种状况开始改变。随着基督教保守派人数的不断增加，宗教右翼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声音也越来越大并逐渐形成了一套基本观点。对此，一些美国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做过分析：
美国当代政治领袖分析家詹姆斯·伯恩斯认为，宗教右翼的观点可概括为四条原则：亲生命；亲家庭；亲道德；亲美国。〔4〕
美国社会学家杰罗姆·黑梅斯坦因在分析“新右翼”时提出了保守派的三个主要论题：（１）经济自由化：自由与个体主义；（２）社会传统化：对家庭、社区、宗教和道德崩溃的担忧；（３）好斗的反共产主义态度。〔5〕
美国保守派作家克里夫顿·怀特与威廉·吉尔指出：“使保守派由少数派地位转变到在美国占有压倒多数地位的，主要是三个根本观点：（１）信仰上帝是自由和恰当地尊重同胞的必要前提；（２）对集权主义必须加以抵制；（３）联邦政府过多地干涉了我们的生活。”〔6〕
此外，宗教右翼的思想也体现在其追求的社会目标上。宗教右翼中最大的政治团体“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拉尔夫·里德在其代表作《政治上的不正确：美国政治中的信仰因素》一书中明确表示：“如果宗教保守派取得了在美国政治与文化生活中所应得到的恰当的领导地位，我们将努力创造出一个我们大家都喜欢生活在其中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左邻右舍是安全的、家庭是稳定的、学校教育是成功的、政府比较小、赋税比较低、公民权利更有保障。”〔7〕此后，基督教联盟便以“强大的家庭、良好的学校、对付犯罪的有效法律、小政府、低税收”为口号，推进其倡导的“亲家庭”运动。
虽然宗教右翼并非一个统一的组织，各保守派组织又有其独特的关注焦点，但由于各个组织在其关注的社会问题上长期不懈地宣传，不仅宗教右翼的基本观点早已为整个社会所熟知，而且这些观点涉及的问题（例如堕胎）也成了备受美国社会瞩目，各方长期争论不休的敏感话题，以致于在竞选期间，参加竞选的政客为了争取选票，也都必须对这些问题表态。宗教右翼密切关注的问题及对这些问题的观点大致如下：
堕胎：坚决反对堕胎合法化，反对使用纳税人的钱资助堕胎；强调生命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
公立学校祈祷：主张公立学校学生有权在校园内祈祷，公立学校不应禁止宗教信仰的表达。
性、婚姻与家庭：承认和维护传统的家庭价值，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非婚性关系；反对同性恋合法化；对婚前性关系、未婚先孕、少女生育持强烈的否定态度。
毒品与犯罪：主张严厉禁毒，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强化社区治安。
传媒检查与新闻自由： 主张对电影、电视中的色情、暴力镜头进行严格限制； 对公共图书馆中有关暴力、 色情的出版物予以清除。
学校教育：强烈要求清除校园内的毒品、枪支、暴力；停止向学生提供避孕套；要求提高学生的读写能力和基础学科的水平；要求家长应该有更多的机会参与学校的决策与管理。
经济：支持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
政府：主张缩小政府规模、限制政府权力、降低政府开支、实现财政预算平衡。
税收：反对提高税收；反对福利国家。
外交：主张美国外交政策应充分体现人权原则；支持加强美国的防务力量。
此外，枪支管理、打击非法移民等问题受到了某些宗教右翼组织的关注，但以上内容基本上可以视为宗教右翼主要组织在重大问题上的共识。
三、 宗教右翼的活动及策略特点
１、宗教右翼的活动方式
宗教右翼作为一支社会力量参与政治时，往往带有强烈的群众运动的色彩。与其他利益集团相比，宗教右翼活动的突出特点是能在极短时间内迅速动员它所拥有的社会资源，形成公开而强大的政治攻势，这种攻势的形成是与其独特的活动方式分不开的。
“草根动员”。美国的教会遍及各地，兼有社区活动中心、提供宗教服务与精神支柱的功能。教会所特有的凝聚力和归属感是任何其他组织所无法提供的。二百多年来，教会一直是美国人生活中的重要部分。教会不是政府，但教会对教徒的号召力及其强大而有效的筹资功能，却远胜于政府和非宗教社会团体。因此，谁掌握了教会，谁就掌握了最为丰富的社会资源。
据盖洛普调查中心的统计，半个世纪来，美国人口中信教人数始终稳定在93%左右，经常进教堂的人数则稳定在40%以上。但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基督教保守派的进堂率一般都在60%以上。〔8〕这就为代表保守派教会和教徒的宗教右翼寻求基层支持、掌握社会资源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基础，使其能够深深植根于广大民众之中。美国政治学家艾伦·赫茨克将宗教右翼对保守派教会资源的运用称作“草根动员”。宗教右翼组织如同一张巨大的网络，把一个个分散而弱小的“草根”联合在一起，汇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每个星期天，在保守派教会里，往往可以看到宗教右翼组织的各种宣传材料和为某项活动而设的特别捐款箱，教会的日程安排也往往将宗教右翼发起的运动落实到教会本身的活动安排之中。
1993年9月23日，基督教联盟曾发出紧急通知，要求50个州的870个教会同时行动，反对克林顿的医疗保健计划。当时，许多人对克林顿的医疗保健计划不满，但又苦于缺乏强有力的表达方式，基督教联盟的这个行动正好适应了保守派教徒的需要。这说明了“草根动员”的关键在于宗教右翼能够代表和反映众多保守派教徒对社会问题的意见，因而能够得到教会神职人员与教徒的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对某项活动的参与上，而且也体现在财政资助上。1990年，基督教联盟年度预算仅为280万美元，1996年已上升到2700万美元。〔9〕
电话行动。宗教右翼动员群众的另一种方式是打电话，又叫电话行动。受话者有二类。一类是有影响的社会上层代表人物。各宗教右翼组织均有自己的高层受话者名单，一旦需要，可以立即给国会的500多位议员、各州的领袖与社会名流打电话，以便在24小时内造成声势，引起社会的关注，这就是所谓的“精英动员”。另一类是人数庞大的普通受话者，这些人一般是各地宗教右翼组织的骨干或支持者，名单上的人数从几千到几十万不等。给这些人打电话的目的主要在于动员他们向议员施加压力。宗教右翼发起某项活动时，通过计算机将事先录好的磁带内容播放给受话者，电话内容无论是什么主题，最后往往是，“现在就给你（所在地区）的议员打电话！”受话者接到这样的电话后，哪怕只有1%的人采取行动给议员打电话，其总数也相当可观。
1984年，国会辩论公立学校祈祷问题时，得克萨斯州国会参议员劳埃德·贝森曾在一天之内接到1500个电话。加州国会参议员彼得·威尔逊在二周内接到过2000个电话。〔10〕1991年，国会举行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托马斯的提名听证会时，帕特·罗伯逊通过CBN电视网在屏幕上公布了国会电话总机号码，号召人们给国会打电话表态。5分钟之后，国会总机就开始接到打来的电话，电话总数达到了当时创纪录的45000个。1993年2月，当克林顿总统宣布决定取消对军队中同性恋者的处罚时，帕特·罗伯逊再次通过广播与电视号召他的支持者给国会打电话表示反对。国会收到了全国各地为此打来的45万个电话。《华盛顿邮报》事后发表文章将这种现象称之为“院外电话民主”。〔11〕
直接邮寄。与打电话相比，邮寄可以包含更多的信息，宗教右翼的各种宣传材料、筹款信等都是以邮寄的方式传给支持者的。如同电话行动一样，支持者在收到邮件后，往往被要求给议员写信，这是直接邮寄的主要目的。直接邮寄的收件人数远远多于电话受话者，尽管许多人把收到的材料视为“邮件垃圾”，但总会有一部分人响应号召，在特定时间内就某一问题给议员或白宫写信，来自全国各地雪片似的邮件会变成一股强大的实实在在的有形压力。1993年9月国会讨论海德修正案（反对克林顿总统关于堕胎可以享受医疗保健补贴的计划）时，单是国会的7名议员就收到了基督教联盟的支持者从各地寄来的5万封邮件。
院外游说。据美国政治学家艾伦·赫茨克估计，全国约有80多个宗教组织在华盛顿设有办事处。〔12〕这些办事处的任务很明确，就是向国会进行游说。与职业游说公司或强大的财团、企业相比，宗教右翼的游说往往显得不够老练，简单生硬，但他们对目标坚定不移的追求精神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其技巧上的不足。此外，通过宗教信仰或教派组织的关系，宗教右翼的游说者总能在华盛顿找到帮助他们进入国会内部活动的渠道。目前，游说国会对宗教右翼来说，甚至变得更容易了。拉尔夫·里德在谈到基督教联盟驻华盛顿办事处的工作时就曾说过，“现在不是我们找他们的问题，而是他们来找我们的问题。那些有影响的议员的助手都与我们有联系，都来找我们”。〔13〕
大众传媒。通过大众传媒宣传自己的观点是美国各利益集团共同的做法，宗教右翼也不例外。各个宗教右翼组织都有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不是纯宗教出版物，比宗教出版物发行量大得多。例如，“关注家庭”就办有6种刊物，其中的《关注家庭》月刊发行量高达210万份。广播、电视更是宗教右翼进行宣传的重要方式。“关注家庭”的广播节目在北美的转播点有2000个；帕特·罗伯逊创办的基督教广播网CBN则名列全美10大电视网之中。CBN的节目通过卫星在全世界70多个国家播出，“700俱乐部”和“家庭频道”则通过有线电视网遍及北美，拥有6000万个家庭用户。〔14〕
卫星转播与计算机互联网络。各宗教右翼组织都很重视运用高科技手段传递信息、动员群众。基督教联盟、关注家庭、家庭研究会等都在国际互联网上建立了主页，随时向用户提供信息。为了扩大影响，基督教联盟在全美各地确立了200多个地方教会作为宣传其活动的电视固定转播点，通过设在各地的1000多个卫星地面接收转播装置，对在定点教会里举行的活动进行实况转播。此外，基督教联盟还开办了专门的学校，为基层组织培训使用高科技通讯工具的技术骨干。〔15〕
以上几种形式，宗教右翼往往采取同时并举的方针，以加强政治攻势的力度。例如，1994年2月15日，基督教联盟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耗资1400万美元的运动，反对克林顿的医疗保健计划。这项运动的内容包括发动全国6万个地方教会的成员给国会邮寄3000万张反对克林顿的医疗保健计划的明信片；在18个州的40个国会议员选区通过无线电台播放广告，在包括《华盛顿邮报》等全国主要的30家大报上刊登广告；在电视上聘请名人发表演讲，向全国百万选民打电话或寄信进行宣传；在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佐治亚等地召开群众大会等。这是基督教联盟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游说活动，宗教右翼的活动能量，由此可见一斑。
２、宗教右翼活动的影响
由于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又有一套严密有效的动员体制，宗教右翼才得以在政治斗争中有效地发挥作用。回顾近年来宗教右翼的一些活动，可以清楚地看出日益崛起的宗教右翼对美国政治的实际影响。
1980年，代表美国社会世俗保守派的里根在大选中得到了宗教右翼领袖杰里·福韦尔领导的“道德多数派”的支持；1981年里根入主白宫后，“在堕胎、公立学校祈祷、私立学校学费贷款问题上的立场非常明确，在宗教右翼提出的所有热点问题上都明确表了态”。〔16〕1984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邀请杰里·福韦尔在主席台就座。随后，宗教右翼推动里根政府取消了1962年禁止公立学校开展宗教活动的立法。
1988年，基督教保守派牧师帕特·罗伯逊加入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角逐。虽然他最后未能入选，但宗教右翼的观点得以在全国媒体广泛传播。1989年，帕特·罗伯逊以他竞选中的支持者为基础，成立了宗教右翼最大的政治团体——基督教联盟。基督教联盟在各州设立分部，迅速发展成为“美国政治的麦当劳”。
1991年，面对备受社会关注的学校教育问题， 宗教右翼不仅在舆论上非常投入，反复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在学校管理体制上积极参与。当时，在全美的15000所公立学校的董事会中，宗教右翼人士已达4000名。〔17〕
199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时，基督教联盟通过其庞大的组织体系，完全控制了共和党在18个州的竞选，并在另外13个州占主导地位。与此同时，其他宗教右翼组织也通过各自的网络和传媒大造声势，为保守派选民提供竞选者的背景材料和选举指导。结果，共和党一举夺得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事后，共和党领袖多尔的首席竞选顾问威廉·莱西感叹地说：“没有宗教右翼卓有成效的支持，一个共和党人要想赢得竞选提名或大选是绝对不可能的。”〔18〕
1995年9月，在基督教联盟召开的年会上，准备参加1996年总统竞选提名的7名共和党代表全部到会讲话，竞相表态，比赛谁的调子更保守。有感于此，为了选票，克林顿总统除公开表态支持在公立学校祈祷的权利外，又在白宫接见了在全国有影响的100名牧师，以此改善与基督教保守派的关系，争取保守派选民的支持。
1996年，克林顿战胜了代表温和保守派的多尔，竞选连任成功， 但宗教右翼支持的共和党继续在国会参众两院和州长席位三个方面占多数，保持了总体上的相对优势。
1997年2月，当华盛顿的政客们就是否继续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问题激烈辩论时，4个很有影响的宗教右翼组织（家庭研究会、美国家庭协会、关注家庭、南浸礼会基督徒生活委员会）联合向国会游说，要求取消给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今年3月，家庭研究会主席加里·鲍尔与共和党右翼代表布坎南举行记者招待会，公开鼓吹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随后，美国最大的基督教右派组织基督教联盟和代表美国罗马天主教徒的美国天主教会议也相继加盟。这是宗教右翼首次公开介入关于是否应该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辩论， 因此十分令人瞩目。 宗教右翼加上美国工会组织劳联—产联和其他一些形形色色利益集团（人权组织、贸易保护主义者、环保人士、女权主义团体、老牌反共分子及西藏独立支持者等）形成了一个冷战后规模空前的院外反华联盟，大大加剧了国会议员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对立，使该问题的辩论变得异常激烈。这是1997年美国政治斗争中的一个重要变化，它不可避免地会对美国政府今后的对华政策走向产生影响。
3、宗教右翼的策略特点
为了尽可能地争取群众，扩大影响，宗教右翼在参与政治斗争时有一系列策略上的考虑。近年来的实践已经表明，这些策略基本上是行之有效的，其中最能体现其策略特色的有以下几点：
(１)用“善恶”标准衡量一切
宗教右翼将其遇到的一切问题首先归结为非黑即白的“善恶”问题，衡量善恶的唯一标准是基督教传统道德。这样，美国的社会问题、内政外交问题，无论其复杂程度如何（例如堕胎问题、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等），就都被巧妙地转化为是否符合善恶标准的简单问题。而当一个问题的是非被置于宗教道德标准的审核之下时，其答案也就十分明了且很难遇到公开挑战。“对大多数美国人说来，道德观总还是要由宗教给予确认的”。〔19〕一旦有人不同意按照宗教道德标准得出的观点，往往会招致保守派群众强烈的情绪化的批评，并可能导致意想不到的戏剧化结果。
(2)不搞宗教内部的关门主义
一般的宗教组织由于教义的局限，往往给人一种“真理的代表”、“惟我独尊”的感觉。宗教内部各派互争正统、互相攻讦的现象屡见不鲜。宗教右翼如果以宗教神学为标准，在举行社会活动时，是很难找到多少真正的“知音”的。为了克服以往宗教组织这种狭隘的宗派主义偏见，争取更多的群众，宗教右翼组织把自己定义为政治组织，而非宗教团体。 这样就避开了容易导致争论与分歧的宗教问题。例如，基督教联盟总干事拉尔夫·里德就曾说过，“我们不是宗教团体，不讨论任何神学问题。不论是谁，不论是什么组织，只要同意我们在社会政治问题上的观点，我们都可以合作”。〔20〕这种不分教派背景，只看对社会问题态度的作法，扩大了宗教右翼的社会基础，争取了各大教派中许多愿意对反传统文化和道德危机进行反思的人。事实上，目前美国宗教右翼组织中，除了新教徒之外，还有罗马天主教徒、东正教和犹太教的人士，这是对以往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和保守派组织自我封闭组织形式的重要突破。
(３)不与党派直接挂钩
宗教右翼在美国政治斗争中，与共和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这已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从70、80年代的“道德多数派”到现在的基督教联盟、关注家庭等，无不如此。美国政治学家哈切森认为，“从长远的观点看，宗教右翼不大可能从政治活动中退出，而且他们除了共和党以外也无处可去”。〔21〕但是，无论宗教右翼与共和党的关系多么密切，宗教右翼从不愿意被看作仅仅是共和党的代表，这不仅是由于共和党内某些温和派人士不欣赏宗教右翼的保守观点(拉尔夫·里德将会给共和党制造许多麻烦)，〔22〕而且也因为宗教右翼不愿意成为党派斗争的简单工具，从而失去其在政治斗争中动员群众和作为压力集团的“独立性”地位。拉尔夫·里德说过，“美国的前途不取决于谁坐在椭圆形办公室里，而取决于谁坐在宗教原则的办公室里”。〔23〕在竞选中，宗教右翼对竞选者支持与否完全视其对社会道德问题的态度而定，双方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这一点在州或州以下的地方选举中尤为明显。这种不给予某个党无条件支持的做法，更有利于宗教右翼自身目标的实现。
四、 宗教右翼兴起的原因及其前景
美国宗教右翼兴起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它是美国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在宗教方面的反映，也是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互动的结果。
１、对传统道德沦丧和家庭解体危机的反应
美国社会凝聚力的基础是基督教道德， 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无一不是以对基督教基本教义与核心道德的共识为前提的。没有这样一个基础和前提，要维系美国社会是无法想像的。美国人常引以自豪的首先并不是其拥有的先进的科技、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而是源自清教徒传统的基督教道德和由此而来的负有特殊使命的上帝选民的价值观。正是这种清教徒传统和独特的选民观，加上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和开国元勋追求民主自由的理念，构成了美国人特有的道德标准、价值观、优越感和对整个世界的使命感。美国人的国民性与美国人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霸权主义，无不深深植根于此。因此， 基督教的传统道德对美国有着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所无法比拟的特殊意义。
然而，对维系美国社会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基督教传统道德自60年代以来却经历了空前的冲击和挑战。60年代的民权运动、70年代的越战失败与水门事件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正统价值观的反叛和道德危机，极大地削弱了美国的社会凝聚力，扩大了社会裂隙。种族矛盾、贫富差距、暴力犯罪、政客丑闻、毒品泛滥等社会痼疾像毒瘤一样地困扰着美国社会。对于那些坚持基督教传统价值的美国人来说，美国社会乱象纷呈、道德沦丧，“基督教再也不是美国真正信仰的了，我们的社会是一个罪孽深重的社会”。〔24〕“1/3的儿童出生于单亲家庭；1/2的婚姻以离异而告终；1/3孕妇的结局是堕胎；1/4的高中学生在毕业前辍学。 我们有9000万功能性文盲。谋杀是18-34岁美国黑人死亡的主要原因；在我们国家首都被杀的人比死于越南的士兵还要多”，〔25〕暴力犯罪的程度之高，简直令人震惊，“在美国，每22分钟有一起谋杀、每5分钟有一起强奸、每47秒发生一起抢劫、每22秒有一起其他类型的犯罪。每年暴力犯罪的受害者达500万，联邦调查局估计，83%的美国人将会在他们的一生中的某个时刻成为犯罪受害者”。〔26〕
显然，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美国人，不能不对整个社会环境的恶化感到担忧。但真正令美国人感到恐惧不安的是来自美国社会结构深层的本质性威胁——家庭价值观的衰落与家庭的解体。美国社会学家卡尔·辛梅斯特在分析今日美国社会的症结时指出，“我们谈论毒品危机、教育危机、少女怀孕和青少年犯罪，所有这一切问题都源于一个共同的病根——破裂的家庭”。〔27〕美国的家庭本来是由基督教的传统道德维系的，当60年代的道德危机与反传统、反文化的思潮改变了以往的道德共识后，家庭的破裂就变成了一种不可避免的结果。60年代美国只有1/4的婚姻发生破裂，到90年代初期，离婚率已高达60%，1580万儿童生活在单亲家庭。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分析，美国所有儿童的60%将会在他们年满18岁之前生活在单亲家庭之中，〔28〕“在只有单亲或双亲皆无的破裂家庭中成长，可悲地成了大多数美国人的经历”。〔29〕出生在破裂家庭中的儿童，由于缺乏正常儿童成长所需要的精神和道德关怀，极易在高中毕业之前就走上未婚先孕、甚至吸毒和其他形式的犯罪道路，并因此而辍学。他们成年之后，因为缺乏教育和技能又往往难以找到工作，而不得不依赖政府救济，长期处于社会的底层。由于这些人从未有过正常意义上的家庭，他们的子女出生之后，往往又走上了与他们相同的道路：从小依靠政府救济——吸毒、犯罪——辍学——长期滞留社会底层。长此以往，就形成了“有问题的家庭孕育有问题的孩子，有问题的孩子导致有问题的社会”这一恶性循环模式。在这种恶性循环中，建立在传统道德基础上的家庭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逐渐瓦解，美国人引以自豪的优越感和使命感日趋淡薄，支撑美国社会大厦的基础出现了动摇。对此，美国政府十分焦虑，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试图改变这种恶性循环。1995年，美国政府的社会救济金为3080亿美元，其中用于未成年人的救济金已达224亿美元。〔30〕但由于缺乏基本的价值观和道德基础，高额的福利开支不仅未能解决贫困、修复破裂的家庭、减少犯罪，反而迫使政府提高税收，从而加剧了整个社会的负担，使矛盾变得更为复杂。
正是因为如此，家庭问题成了来自美国社会内部的最大挑战。 另一方面，60年代以追求自我实现与个人自由为目标，以嬉皮士、吸毒、性解放为标志的反传统文化、反基督教道德的浪潮在改变了美国的道德共识后造成的以家庭解体为核心的深层社会危机，也使越来越多的人深切感受到了它的严重后果。美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和自信心被美国正在跌入一个没有道德的深渊的现实击得粉碎。由道德沦丧、家庭解体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终将导致美国社会由内部开始崩溃的可怕前景，唤起了保守派基督徒强烈的危机感和抵抗意识。“不解决婚姻与家庭问题，我们就不可能最终解决犯罪、贫困、文盲和毒品等社会问题”。〔31〕于是，首先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为了家庭的幸福与子女的前途，同时也为了美国的“使命”，以捍卫基督教传统道德为目标、以“亲家庭”为旗帜，美国的宗教右翼终于在70年代末以反击者的姿态，从堕胎、公立学校祈祷等问题入手，开始全面关注社会问题，介入美国的政治斗争。“道德多数派”、“关注家庭”及基督教联盟等组织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这些宗教右翼组织一经问世，立即被看成是拯救美国家庭、拯救基督教传统文化、扭转美国社会堕落趋势的希望，受到了广大保守派群众的支持。
２、宗教复兴运动的周期性体现
从历史的角度看，宗教右翼的崛起也是美国历史上周期性宗教复兴运动的又一次体现，有其客观必然性。 自18世纪中期席卷北美殖民地的第一次“大觉醒”运动起，每当基督教道德低落、信仰滑坡、社会问题趋于尖锐时，就会出现自下而上的大规模的群众性宗教复兴运动，间隔周期为40—50年，至今已是第四次了。每次复兴运动都会吸引大批群众参加，持续30—40年左右。历次宗教复兴运动都以捍卫基督教基本教义、维护传统道德为大旗，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道德为标准，以“荡涤邪恶”、“净化社会”、回归信仰为目标，把究竟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和国家的问题尖锐地摆在每个人的面前，直至最后在传统信仰的基础上，通过强化社会凝聚力，达成新的道德与政治共识。由于宗教复兴运动面对每一个人、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因而它不仅是振兴宗教的“兴奋剂”，而且对整个社会都有极大的政治影响。
第一次宗教复兴运动（“第一次大觉醒”，1730—1760），北美殖民地人民在达成了以清教徒思想为核心的宗教共识的基础上，进一步达成了“天赋人权，反对暴政”的政治共识，为北美殖民地人民的反英斗争提供了道德依据，其影响犹如一次“心灵上的大地震”。〔32〕第二次宗教复兴运动（“第二次大觉醒”，1800—1839）在复兴基督教道德的基础上，把善恶标准的应用扩大到了批判奴隶制的罪恶和废奴问题上，使“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对后来北方人民团结一致取得南北战争的胜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三次宗教复兴运动（1890—1930）一方面极大地刺激了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派别的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基督教对当时广泛流传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反应，也产生出了基督教社会福音派，这对于罗斯福总统实行新政、大力兴办社会公共工程、建立社会保障体制和美国日后走向福利国家的道路都有重要的影响。
当本世纪60年代的反传统文化和世俗化浪潮及随之而来的道德危机，尤其是家庭解体的危机对基督教传统价值构成严重威胁时，出于捍卫基督教基本教义和传统道德的本能，以1979年“道德多数派”的出现为标志，开始了延续至今的第四次宗教复兴运动。这次宗教复兴运动以“亲家庭”为核心，同时将“亲美国”自然地融于其中，在表现形式上以积极参与政治斗争，打赢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基督教传统道德与家庭价值观的保卫战为特点，吸引和动员了众多的保守派群众。这表明，二战后美国社会尽管变化很大，但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根基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要在日益世俗化的美国社会中顽强地表现出来；用基督教原教旨主义的道德净化社会风气、增强社会凝聚力的传统，已成为美国社会周期性自我调节、自我整合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美国社会的发展过分世俗化、过分背离基督教传统的轨道从而危及自身存在时，作为社会周期性自我调节表现形式之一的宗教复兴运动和宗教右翼，就必然会兴起，使社会向右转，出现向基督教道德和传统价值回归的倾向。
３、对遭受自由派主流文化排斥的群体反应
宗教右翼的崛起，还可以看作是长期遭受自由派主流文化排斥的群体所作出的一种社会心理反应。
基督教保守派作为一个群体，长期不为自由派文化精英控制的媒体、大学所重视，在以世俗化为主流的公共广场上没有声音，在政治宴席上难觅一席之地，只能处于社会边缘位置。有人曾在《华盛顿邮报》上把杰里·福韦尔和帕特·罗伯逊的支持者称为是一帮“贫穷的、没受过教育的、容易被人操纵的”人。〔33〕对此，基督教保守派极为不满，但又无力改变世俗化政治和自由派文化对公共广场中心地位的垄断。基督教保守派感到“美国的法定文化已经由中立转向了对宗教的敌视”，〔34〕自己是没有发言权的“社会弃儿”。 对社会道德卫道士角色的自我认定与被世俗化政权排斥、被自由派文化压抑的屈辱感经过长期的积蓄，终于在70年代后期与保卫家庭价值观、维护基督教传统道德的责任感和保卫美国的使命感交织在一起，逐渐转化成了强大的爱家爱国爱生命的原动力，在对世俗化倾向的反击中强烈地释放出来了。这种力量是很难在短期内被压抑下去的，这是宗教右翼兴起的社会心理原因。
４、对宗教多元化趋势与外来宗教发展的抗衡
如果说社会世俗化与道德危机是美国基督教传统的外部敌人，那么，由于非西方宗教在美国的发展而导致的美国宗教多元化则是来自宗教内部的对基督教传统地位的另一种威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人口构成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移民进入美国，非基督教宗教与基督教的竞争日趋激烈。今天，美国的各种佛教寺庙约有2000多座，禅宗、密宗、日莲正宗、净土宗等各派分支已初具规模，具有一定的影响；伊斯兰教、印度教、巴哈依教及统一教会等也有很大发展。特别是伊斯兰教，除了来自中东和阿拉伯国家的移民外，还有大批黑人穆斯林。1995年，非基督教宗教的人口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已达3.3%，而基督教徒在人口中的比例则降为86.2%。〔35〕此外，还有一大批具有神秘主义色彩的新兴宗教团体（如大卫教派、天国之门等）和无宗教信仰者，所有这些无不是对基督教保守派的挑战。更令基督教保守派感到不安的是，随着美国人口中非基督教移民比例的不断增加，非基督教宗教必将进一步发展，按照这个发展趋势，基督教将来是否仍然会在美国居主导地位，都会成为问题。〔36〕尽管美国基督教总的来说从不反对与其他宗教的对话，并具有很强的开放性、包容性和对时代发展的适应性，但在前有社会世俗化威胁，后有宗教多元化挑战的严峻现实面前，以基督教传统文化和价值观为安身立命之本的宗教右翼不能不站出来，竭尽全力抗衡宗教多元化和非基督教宗教的发展，以便能够在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继续保持基督教的传统地位。
宗教右翼的兴起是对60年代后以道德沦丧、家庭解体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为特征的美国社会变化的一种本能反应。尽管宗教右翼可以调动百万群众发起声势浩大的运动，但从本质上说，它仍处于自卫性的守势状态。基督教保守派感到的自身威胁远远大于它给别人造成的威胁，美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依然是自由派基调。复兴基督教传统道德的目标能否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教右翼的努力，但在情况没有明显好转之前，宗教右翼的发展与整个社会的保守化倾向不可避免地还会持续一段时期，一个强大的宗教右翼将伴随美国进入21世纪。
根据历次宗教复兴运动的规律和美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有理由认为，在未来的10—20年内，宗教右翼将继续作为压力集团活跃在美国的政治舞台上，并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影响美国的政治。但无论宗教右翼如何发展，美国社会的自我调节机制是不会把美国变成一个基督教原教旨主义国家的。
注释：
〔1〕艾伦·埃尔斯纳：“基督教是美国一支强大的社会力量”，载《参考资料》第25921期，北京，1997年5月29日，第45页。
〔2〕R.G.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3〕Martin B. Bradley ＆ Norman M. Green, Jr. Churches and Church Membership in the United States 1990 (Glenmary Research Center, Atlanta, Georgia. 1992), p.1-3.
〔4〕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第198页。
〔5〕同上，第197页。
〔6〕同上，第196页。
〔7〕Ralph Reed, Politically Incorrect, Dallas: Word Publishing, 1994, p.10.
〔8〕Allen D. Hertzke, Representing God in Washington, Knoxville (The University of Tennessee Press, 1988), p.125.
〔9〕艾伦·埃尔斯纳：“基督教福音派教徒显示政治实力”，载《参考资料》第25921期，1997年5月29日，第48页。
〔10〕Hertzke, op.cit., p.50.
〔11〕Reed, op.cit., p.166.
〔12〕Kenneth D. Wald,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1992), p.176.
〔13〕1995年6月28日拉尔夫·里德在基督教联盟华盛顿办事处会见笔者时的谈话。
〔14〕Gary Cohen, “On God's Green Earth”, U.S. News ＆ World Report, April 24, 1995. 〔15〕Jeffrey H. Birnbaum,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alph”, TIME, May 15, 1995, p.32.
〔16〕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第１９６页。
〔17〕美国基督教法律协会前总干事萨缪尔·艾利逊会见笔者时的谈话。1997年6月10日。
〔18〕Birnbaum,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alph”, TIME, May 15, 1995, p.30.
〔19〕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第214页。
〔20〕1995年6月28日拉尔夫·里德在基督教联盟华盛顿办事处会见笔者时的谈话。
〔21〕哈切森：《白宫中的上帝》，第１９９页。
〔22〕Birnbaum,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Ralph”, TIME, May 15, 1995, p.25.
〔23〕Ibid.
〔24〕艾伦·埃尔斯纳：“基督教福音派教徒显示政治实力”，载《参考资料》第25921期，第47页。
〔25〕Reed, op.cit., p.10.
〔26〕Ibid., p.87.
〔27〕Daniel Patrick Moynihan, “Defining Deviancy Down,” American Scholar, Winter 1993. p.24.
〔28〕Reed, op.cit., p.82.
〔29〕Michael J. McManus, Marriage Savers: Helping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Stay Married, (Zondervan, Grand Rapids, 1993), p.27.
〔30〕Rober Rector, “The Paradox of Poverty: How We Spent 3.5 Trillion Without Changing the Poverty Rate,” Heritage Lectures, No.410, September 3, 1992.
〔31〕Reed, op.cit., p.258.
〔32〕Sydney E. Ahlstrom, A Religion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Peopl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294.
〔33〕David Neff, “Outsiders No More”, Christianity Today, April 28, 1997 Vol.47,No.5, p.22.
〔34〕Reed, op.cit., p.78.
〔35〕Yearbook of American ＆ Canadian Churches 1995,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1995), p.22.
〔36〕George Gallup, Jr. And Jim Castelli, The People’s Religion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 1989), p.2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