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康伦报告》的战略构想

 

苏格

【注释】苏格: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教授。【注尾】

 

 

    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智囊集团的政策建议是有其独到作用的。50年代末美国社会出现了一种主张改变现行对华政策的思潮,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和分析最为透彻深刻的一例要数《康伦报告》。由于该报告的制定背景,以及其对日后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值得对美国问题和中美关系有兴趣的读者的特别注意。

    1958年初,美国参议院外委会主席威廉·富布赖特就组织了数次审议美国外交政策成败得失的听证会。年中,参议院外委会又通过有关立法程序,决定拨专款30万美元,资助美国国内有关智囊集团完成撰写专题研究报告,期限是1960年6月之前完成。最后,一共完成15份报告。〔1〕美国参议院外委会委托位于旧金山的智囊机构“康伦有限公司”(Conlon Associates, Ltd.),就美国对外政策提交研究报告,并于1959年2月16日与之签约。以其负责人理查德·康伦的姓注册的“康伦公司”接受了两个报告的任务,一份是“美国对南亚政策”,另一份是“美国对远东和东南亚政策”。9月1日报告完成,发表时合二而一,成为一份“美国对亚洲的外交政策”。在美国与亚洲政策和中美关系政界和学术界所经常提起的“康伦报告”,实际是指这一报告。报告由5人负责,〔2〕其中南亚部分由理查德·帕克教授撰写,东北亚部分由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教授撰写。

    《康伦报告》以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观点分析了“共产党中国”的国情。报告认为:(1)中共在经济建设发展的初级阶段所取得的成绩“给人印象深刻”;(2)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一个“有实力”的政体,上层的关键决策可以有效、迅速地在基层得以贯彻。尽管其内部有冲突,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至高无上”的。在其奉行的“民主集中制”下,其权威“绝对不可能受到挑战”;(3)由于其经济、军事和政治等方面构成的综合国力的增长趋势,“共产党中国完全有可能在20世纪末成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3〕

    关于中国的外交政策走势,《康伦报告》分析道:(1)作为国际无产阶级阵营的一部分,“重要的利益”必然将中共和苏联联系在一起,并掩盖其之间的“负面因素”。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中苏之间的共同点必然减小,其摩擦必然增加;(2)报告特别注意到中国同亚非国家关系的改善,专门提到万隆会议共产党中国受到“爱戴”的情况。报告认为,中国外交中存在着两种“主张”,一种是主张“互不干涉、尊重领土完整和主权与和平共处”的“周恩来模式”,另一种是主张“对外颠覆和输出革命”的“列宁模式”。中共政策作何种选择,与美国和苏联的对华政策有关;(3)中共对西方“资产阶级政府”虽然存在“敌视”,但是对具体国家则奉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4)共产党中国将美国视为主要敌人,自然希望美国减少在亚洲的影响。但是“显而易见的是,中共并不愿意同美国打仗”。中共之所以仇视美国,或更确切地说美国政府,是因为它认为美国不仅“包围”中国,而且侵占了其一部分领土。中共对美国的担心反而会促成其内部的“爱国主义运动”。中共在当前和可预见的将来,都不会在军事上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当然金门、马祖除外。报告认为:如果美国有兴趣,在一些新老问题上,存在着双方谈判的可能性,包括贸易、交换记者和学者、互派非官方代表甚至在不久的将来,讨论核武器问题。〔4〕

    《康伦报告》还专门分析了台湾问题。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中既未用“中华民国”一词,也未用美国此前广泛使用的“福摩萨”名称,而是用“台湾”一词指代台澎金马等国民党控制区域。报告分析了50年代台湾所存在的种种问题,包括对美援的依赖、庞大的军费开支、通货膨胀、人口负担、不稳定的外国投资等。报告认为,如果台湾控制人口、削减军费,其经济前景就是“光明”的。然而,如果台湾仅限于保留一支防御性军事力量,其反攻大陆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报告认为:台湾政治正在“演变”。随着时间的推移,来自大陆的国民党人将逐渐减少,台湾本身的“新生代”对反攻大陆的兴趣必然减弱,“当地人”对外地难民的“同化”将逐步发生。报告预示:台湾人关于地方自治和扩大其自身权益的要求将增长,这样势必导致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台湾将同大陆合并”,二是“台湾化的趋势将得以继续”。〔5〕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康伦报告》指出,美国选择有三个:(1)通过孤立的办法对华予以遏制,这就是美国现行的政策;(2)关系正常化,此政策将包含对其的正式承认;(3)试探和谈判。《康伦报告》特别对第三点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提出试探和谈判的目的有三个,这就是:首先看中共是否有意愿同美国“共处”;第二,寻求一种“扩展的政策”,既保持履行一些职责,同时又寻求“更有力、灵活和积极的态势”;第三,同自由世界的其他大国协商,争取集体行动的更坚实的基础。为达上述目标,报告提出了两个阶段的具体步骤,这就是:

    “第一阶段:

    (1)首先向共产党中国提出建议交换记者。如果成功,可继而提出交换学者和商务代表的建议;

    (2)许可一些不在政府行政部门任职的知名个人或小组访问共产党中国,与其领导人进行非正式的讨论;

    (3)在美国及其欧洲盟国、日本和一些‘中立国’,特别是印度、缅甸和印尼,开展非正式的和私下的商谈,了解其观念和关于中国问题的共同想法。

    第一个阶段的目的是试探共产党中国的立场,及其与美国改善关系的兴趣。同时也了解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的立场,向其介绍我们可能有兴趣奉行一种更积极、灵活的政策,在这种政策中它们也可承担某些共同责任。如果第一阶段取得进展,那么,就应转入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1)取消对中共的贸易限制,可在与苏联相同的基础上与之进行贸易;

    (2)与我们的盟国和中立国非正式地讨论下述四点计划:接纳中共进入联合国;承认台湾共和国;使台湾共和国在联合国具有席位;扩大安理会,使印度和日本像中国一样在其中拥有常任理事国席位。

    (3)同时同我们的小盟国讨论,使其保证继续全力支持我们的条约义务;

    (4)同时与在台湾的国民政府进行特别的讨论,希望达成如下协议:

    (a)美国将继续恪守其当前对台湾和澎湖的责任。美国将担保台湾共和国的防务,并将支持更大规模的经济技术援助计划;

    (b)台湾的军事力量将撤出沿海岛屿,沿海岛屿愿意离开的人员一并撤离;

    (c)在台湾共和国建立之后,美国将致力于帮助那些希望离开台湾的大陆难民。

    (5)如有可能,美国将与共产党中国商定一项商务条约。如果条约可行,可随后对其予以事实承认。”

    总之,《康伦报告》提出如下对华战略调整建议:(1)美国应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客观存在,改变现行的简单的对华孤立与遏制政策,通过对华交往的手段达到分化中苏同盟的目的,从而实现美国的国际战略目标。(2)美国应放弃支持台湾作为中国在联合国合法代表的努力,但美国不应该轻易让中国大陆和台湾实现统一,必要时,美国将支持台湾的“独立”,使中国分裂的状况固定下来。报告不仅提出调整对华政策的较完整的思路,还就政策的具体执行设计了方案。〔6〕

    参议院外委会原来打算在《康伦报告》出台后,继续举行对华政策的听证会。然而,由于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不存在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的气候,国务院官员表示不能出席作证,在《康伦报告》基础上的听证会就没有举行。另外,关于《康伦报告》的有关消息通过《纽约时报》等媒体走漏出来,引起了台湾国民党方面的强烈反应。为了平息事态,美国国务卿克里斯琴·赫脱发表数次公开声明,宣布美国政策“没有改变”。后来,国务院公共事务局还出版了一个有关台湾的小册子,《康伦报告》暂且搁置。〔7〕

    由于该项计划的主要策划者包括一些十分有影响的民主党参议员,包括富布赖特和当时仍为参议员而不久就入主白宫的约翰·肯尼迪等人。而该报告对华政策部分又出自著名亚洲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的手笔,斯卡拉皮诺本人在学术界亦有自己独到的影响,这份报告事实上便成了60年代以后美国调整其对亚洲和对华政策的重要依据。其影响不仅限于肯尼迪、约翰逊时期,甚至尼克松在对华政策上的最后“突破”,也是与美国国内这种舆论的变化不无联系的。以后若干智囊集团也曾进行过中国政策的设计,但其基本构想很少超出《康伦报告》的框架。

 

注释:

 

〔1〕见威廉·富布赖特,“前言”,《康伦报告》(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 by Conlon Associates, Ltd., November 1, 1959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9).

〔2〕五个负责人的姓名为:Richard L. Parker, Auy J. Pauker, Robert A. Scalapino, Leon Sloss and Richard P. Conlon,见康伦致富布赖特函,《康伦报告》,第IX页。

〔3〕《康伦报告》(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第119-133页。

〔4〕《康伦报告》(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第133-139页。

〔5〕《康伦报告》(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第139-144页。

〔6〕《康伦报告》(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Asia),第145-155页。

〔7〕见陈志奇:《美国对台政策三十年》(台北:中华日报,1981),第189-19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