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大外交》与基辛格
金灿荣
【注释】金灿荣：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研究员。【注尾】
对于任何卷入现代国际关系的国家而言，对外事务在和平时期关乎利益的增减，而在战争时期则直接意味着生存与灭亡。套用中国古代的一句老话“兵者，国之大事”，我们现在可以说“外交，国之大事也”。
经历了１８年的改革开放之后，今天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与不断扩展的世界经济体系、与不断加深相互依存关系的国际社会融为一体，中国内部的变化已经成为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冷战后的中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复杂；同时，作为一个上升中的大国，中国在现存世界体系中的责任和地位也正处于变化之中，中国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在塑造自身的国际环境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现实呼唤中国外交要生发出更多的战略性理论思考。用基辛格博士的话来说，就是要有“外交哲学”，而不能仅限于把外交事务当作“行政问题”来处理。
海南出版社此刻推出基辛格所著的《大外交》一书，可以说正值其时。亨利·基辛格是本世纪最负盛名和传奇色彩的外交家之一，而１９９４年出版的《大外交》则是他的最新作品，凝聚着其长期从政经验和理论思考的结晶，堪称外交学或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经典之作。此书对中国国际问题学界的参考借鉴价值是不言而喻的。一
《大外交》纵论古今，视接万里，洋洋近７０万言。夸张一点说，读这本书可获读四本书的功效。
首先，这是一本国际关系史著作。时间跨度近４００年，从１７世纪初的欧洲“三十年战争”和法国红衣主教黎塞留首开“民族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外交之先河，一直写到２０世纪末混沌不明的冷战后世界秩序，读者有如对近、现、当代的国际关系历史进行全面通读。
其次，这是一本美国外交史专著。在对２０世纪前的美国外交进行一番简单回顾之后，基辛格着重分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导致美国大规模卷入世界事务的威尔逊主义，以及此后近一个世纪的美国全球外交。在基辛格看来，威尔逊主义代表了美国外交思想的主流，其基本特征就是：强调道德主义，把外交中的政治问题法律化，对美好人性和世界和谐充满幻想。这种外交主流传统，来源于美利坚民族独特的历史经验和政治文化，而与世界其他人类（基辛格尤其着重于与欧洲旧大陆的比较）的现实政治权力均衡观大相径庭。２０世纪美国外交的得失，以及深深打上美国烙印的本世纪全球政治的利弊，都与威尔逊所彰显的这种道德主义外交紧密相关。
再次，这是一本政治学理论，尤其是国际政治方面的理论著作。本书的大量论述都超越了经验层次，极富哲理。比如政治领袖在历史上的作用，个人气质与政府政策的关系，传统体制和现代民主体制下公众与领导人相互影响的不同模式，历史经验与各个国家外交思想之间的深刻关联，权力均衡与观念一致的内在联系，等等，所有这些方面的论断都有其独到的心得，给人以理论上的启示。
最后，这是一本分析当今世界格局和政治现实的书。除了第一章“世界新秩序”和第三十一章“关于世界新秩序的重新思考”直接触及冷战后世界新秩序这个论题之外，基辛格在描述和分析历史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历史经验与当今现实相对照，其说明现实的取向是十分明显的。在这位亨利看来，今天的世界秩序类似于１８、１９世纪欧洲的由多个强国在权力均衡基础上建构的政治体系。美国虽然较之任何其他国家都更有力量，但并不能操控一切，只是“几个大国中的头一号”。其他大国包括中国、联合之后的欧洲、日本、俄罗斯和印度，它们在新秩序中的位置，与美国相比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整体性质还不明朗。
二
要给《大外交》在理论上定位，或者是说明此书与其他西方政治学和国际关系著作的异同，也要涉及四个方面：
第一，在观念上，这是一本现实主义著作。一般认为，西方的国际关系理论可以大致划分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流派，两者的基本差异来源于对人性本质的看法不同。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国际行为是由某些基本上无法改变的因素决定的，首先即是人类行为的本质，其次则包括地理等因素。他们断言，人性恶，深负罪孽而贪婪，没有天生的善良，也不可能变得完美无缺，有很多因素制约了用教育和政治制度改良来根本改造人性的可能性。人类能够做到的，只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安排把人类的冲突倾向和机会减少到最低限度。在国际政治层面，这就是符合势力均衡原则的制度安排。由于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现代的现实主义信徒都深信，每个个人和国家对自我利益的追求，通过亚当·斯密在形容市场规律时所说的那一只“无形的手”，可以同时造福于全人类。现实主义者还认定，抽象的个人道德原则不能适用于国际行为。他们强调国际社会与国内社会的不同，即前者没有权威性的政治机构、法律制度和普遍接受的行为准则，而处于相似于国内有序政治结构和完全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某一点上。因此，代表国家利益行事的政治家必然体现一种独特的行为准则，它与文明社会内的个人行为准则根本不同。
与此相反，理想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行为是可以通过制度改良来加以改进的，在理论上看，还可能变得至善至美。理想主义者对人性的乐观信仰，在西方有其悠久的历史渊源并对现实政治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康德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在人性可以达到完美境界的信仰上，其实是一致的。在国际关系层面，理想主义者强调国际行为必须受到文明社会通行的道德规则的制约；通过国际法和国际组织，通过集体安全安排，人们可以抛弃冷酷的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而实现永久和平。相对于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更强调内部政治结构与国际和平的关系，深信普遍的民主是消灭战争的根本途径。近年来倡行于西方的“民主和平论”就属于典型的理想主义流派。
基辛格是西方学界公认的现实主义理论代表人物之一，反映在《大外交》一书中，就是他在分析和评价任何历史事件与人物时，都是从现实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的。在他看来，历史上理想主义所带来的问题比它所解决的问题多得多，而现实主义者之所以犯错误只是因其偏离了现实政治的原则。
第二，在方法上，这是一本传统学派的著作。随着战后行为主义计量分析学派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兴起，西方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在方法上分成了传统主义者和科学论者两大派。
传统学派（又称“古典派”）强调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存在着根本差异，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者与研究对象的界线无法截然分开，价值中立是很困难的。传统主义者崇奉的历史—政治描述方法来源于哲学、历史和法律学等传统学科，其主要特点是明显依赖研究者个人的判断。他们一般对单个事件感兴趣，力图对涉及该事件的所有变量进行考察，深入理解其细节的微妙之处，借此来获得对事物的整体“感觉”。当然，传统主义者也经常把不同的事例放在一处进行对照和比较；他们偶尔也运用定量数据来说明一个论点，以省去推论的麻烦。但是，他们根本反对那种无视被测量数字（即事例）在质上的差别的做法。比如，在有关战争的统计中，大国间的一场冲突与小国间的一场冲突可能同样被当成一个统计数字来处理，而实际上两者对国际关系的影响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传统主义者嘲笑科学论者迷信计量方法，往往通过煞费苦心的统计分析来论证在通情达理的人们看来是显而易见的结论。他们坚信，社会科学的精髓在于发现事物质的差别，这种精细和微妙的差别只能用一字一句来表达，而不能靠同一化的数量统计来说明。
行为主义者的特点是在众多的不同事例中找出相同的变量，并通过统计分析来考察各个变量之间的关系。依靠对统计学规律的探索，他们确实发现了一些事物间新的因果关系。
《大外交》完全采用了传统方法，它对历史事件和人物进行的是深入细微的政治—历史描述，追求的是对事物本质的直觉把握。
第三，在风格上，这是一本揉和了理论演绎和个人实践经验总结的书。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著作多数是学者的产品，纯理论色彩较强，往往力求通过演绎思维过程推导出概括性的结论。另有一大类则是著名政界人物的回忆录，其特点是对个人的从政实践进行经验性、归纳性的总结。而《大外交》的作者既曾是在哈佛大学的“象牙塔”中面壁苦修２０年的“学术隐士”，又曾是７０年代叱咤国际外交舞台风云的政界高手，于是人们自然可以在阅读这本著作的过程中，既领悟到逻辑的缜密，又体会到来自第一手实践的“灵感”。
第四，从材料运用上看，这本书依据的事实主要是欧美的历史经验，非西方世界外交实践的经验没有在其中得到应有的反映，这与一般的西方国际关系著作并无不同。但是，与其他美国作者相比，《大外交》显然有更多的“欧洲特征”。这不仅表现在书中论述欧洲外交的篇幅远大于美国外交，而且表现在作者对欧洲外交传统的认同上。
三
《大外交》是基辛格的又一部个人著作，它的全部特征从根本上讲来源于本书作者的个人特征。因此，对基辛格这个人物的了解有助于对《大外交》这部论著的理解。
我国读者都知道，基辛格曾在７０年代初中美关系缓和的进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此后又一直与中国政府和各界有关人士保持经常往来与良好的关系，堪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的一些著作在中国也曾得到广泛传播，比如世界知识出版社曾先后出版过他的《核武器与外交政策》（１９５7年）、《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１９６２年）和《白宫岁月》（１９８０年）。关于他的传记，三联书店曾翻译出版过马文·卡尔布和伯纳德·卡尔布兄弟所著的《基辛格》一书（１９７５年），而世界知识出版社则出版过陈有为撰写的《基辛格评传》（１９８０年）。
总的来说，作为局势动荡多变的７０年代中美国的头号外交家，基辛格是美国外交史上一个独特的人物，其外交思想与美国外交界的主流思想有很大差异。从观念和从政作风看，他更像一个“欧洲人”，而不是典型的美国人。
正是这位“欧洲型”的美国人成为了“多极化”理论的首倡者之一，并据此为美国设计了一套“均势”外交政策，于是有了７０年代的中美和解、美国从越南撤退、与苏联缓和等等一系列步骤。如果没有这位亨利，或者没有他在美国政坛的奇异擢升，中美两国领导人跨越太平洋的“伟大握手”可能要推迟发生。
基辛格的生活经历富有传奇性，并对其思想形成有重大影响。他于１９２３年５月２７日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纽伦堡附近费尔特市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原名为海因茨·艾尔弗雷德·基辛格，“亨利”是移民美国之后才改的名字。基辛格成长的年代是德国历史上极为动荡不安的时期。整个２０年代，德国社会都不断交织着民族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在此期间，以希特勒为代表的法西斯势力也像霉菌一样迅速滋生起来。到了３０年代，基辛格一家也像其他德国犹太人一样，开始被纳粹的排犹主义魔影所笼罩，生活陷于恐惧和苦难之中。童年心理上的巨大阴影使他对人性的本质和人生的痛苦有着比常人更悲观的认识，因而更倾向于接受现实主义对世界的描述。
为逃避纳粹带来的失业、贫困和死亡的威胁，１９３８年，在基辛格１５岁的时候，他们全家移民到美国纽约。初到纽约乔治·华盛顿高中念书的基辛格，当时最大的抱负是投考纽约市立大学，毕业后“当一个会计师”。但是随着美国投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亨利在１９４３年加入美军并奔赴欧洲的德国战场。１９４７年９月，他在退伍后，根据美国战时的“士兵权利法案”，获奖学金进入了哈佛大学。经过寒窗苦读，基辛格以优异成绩从哈佛大学政治系毕业，并立即转入研究生课程。１９５２年获文学硕士学位，１９５４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１９５７年任讲师，１９５９年升为副教授，１９６２年任教授，直至１９６９年离开哈佛进入尼克松政府任职。在哈佛期间，他完成了自己的思想建构，共发表了５部著作，分别是：《核武器与外交政策》（１９５７年）；《选择的必要：美国外交政策的前景》（１９６１年）；《重建的世界——拿破仑之后的欧洲：革命时代的保守主义政治》（１９６４年，此书是他的博士论文）；《麻烦的伙伴：对大西洋联盟的重新评价》（１９６５年）；《美国对外政策，论文三篇》（１９６９年）。这些著作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作者深受欧洲哲学和历史经验的影响。在哲学和历史观上，他尊崇施宾格勒、汤因比和康德；而在政治理念上，他成了梅特涅的信徒。
１９６９年１月，基辛格出任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此后直到１９７７年初福特总统下台为止，在长达８年的两届总统任期内，基辛格作为白宫的外交智囊和国务院首脑（１９７３年９月２２日起兼任国务卿），参与制订美国外交政策，执掌外交大权，穿梭于世界各地，权倾朝野，名噪一时，全面推行以现实主义权力观为基调的、“均势”与“实力”相呼应的外交战略。
退出公职之后，他成立了以本人名字命名的咨询公司，一面经商赚钱，一面纵论时政。既创造了个人年收入８００万美元的高效益，又出版了６本新著，其中最新的一本就是《大外交》。
《大外交》一书的内容极为丰富，每位读者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而阐释出不同的意义来。比如，对于笔者而言，该书的这样两个观点特别有价值：一是指出黎塞留和俾斯麦这类现实政治大师的成功本身，往往蕴涵着反效果；二是论证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是怎样激发出美国民众的道德热情，使一个孤立主义的美国一步步卷入世界大战，而老罗斯福的现实主义政策为什么做不到这一点。
需要注意的是这样两个方面，首先是《大外交》在人物分析方面有独到之处，应该多加品味；其次是基辛格对权力关系的考察，主要不在于资源的配置（这是多数现实主义派学者喜欢大量着墨的地方），而是在于具体人物对事件和结果的控制，这有其值得借鉴之处。
总之，《大外交》是当今信息泛滥时代里的值得深思静览的“精品”。相信读者在掩卷之后不会感到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