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4期
《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回顾与展望》评介
鲍家全
【注释】鲍家全：任职于安徽大学出版社。【注尾】
由黄华先生（前外长、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名誉会长）题写书名，资中筠先生（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美国研究》主编）和陶文钊先生（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中国社科院美国所副所长）主编的《架起理解的新桥梁——中美关系史回顾与展望》一书，已于近日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
１９９３年，中国“中美关系史研究会”成立。次年，在北京召开了中美关系史研究会第一次学术讨论会，回顾总结１９７９年以来我国学者在中美关系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和不足，于是便有本论文集的问世。所以，本集也可以说是“研究之研究”。
本集各篇基本按历史顺序排列，分阶段地对两百多年的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情况逐一评述。还有几篇对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中美经济关系、中美教育文化交流和台湾问题等研究情况分别列专题加以评述。此外，还有两篇附录分别评介了留美中国学者和美国学者关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情况。
对于中美关系史的重大问题、特别是一些广为争论的问题的研究进展，一致与分歧以及成功和不足，本集作者们作了全面的介绍和中肯的分析。例如，１８４４年之前中美关系的性质及总体评价；１９世纪后期和２０世纪初留美运动的背景及其意义；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的背景及其演变；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和华盛顿会议上中国的成败得失；南京国民政府的修约运动的性质及评价；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是否存在“远东慕尼黑阴谋”及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政策演变情况；“史迪威事件”和中国抗战后期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赫尔利调停”“马歇尔调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的美国对华政策及与中国内战的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共对美政策的演变及“共同纲领”所确定的新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至１９５０年６月朝鲜战争爆发这一段时期是否存在过新中国同美国建立正常关系的机会；中美围绕美国霸占中国领土台湾而展开的斗争以及中国关于台湾问题的政策策略的变化；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关系大门打开的背景及其意义；尼克松访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美经济关系的发展及其战略影响；美国对华和平演变问题，美国“超越遏制”和“保持接触”政策及其估价，等等。当然，有的作者偏重于客观述评；有的作者自己发表意见较多一些。有的问题的研究较深刻、较全面，述评自然就丰富一些；有的问题的研究尚显单薄，述评自然就简单一些。
本集作者都是多年从事中美关系研究的专家，有的是国内外著名的学者，有的是近年涌现出来的中青年学术骨干。他们都对这样一种观点具有同感，即“像对中国很多其他的事情一样，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中美关系史研究的蓬勃发展也是一个划时代的起点。”（《架起理解的新桥梁》，第１４页）
中国近代以来的对外关系史基本上是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不平等交往史。即使中美关系处于友好交往时期，其不平等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中美关系史研究中，对美国侵华政策及其实施进行研究并予以揭露和谴责，是必要的。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受“左”倾路线支配和教条主义束缚，中美关系史研究仅仅局限于美国侵华史，中美关系史被描述成“美国侵略—中国反抗”的历史。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学者们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多角度、多侧面、全方位地研究中美两百多年的关系史，展现了中美关系史极其丰富的内容。中美关系史不仅包括美国侵华史，还包括两国友好交往甚至结盟的历史；不仅包括美国对华政策史，还包括中国对美政策史；不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历届中国政府对美政策史，还包括中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美政策史；不仅包括政治、军事、外交关系史，还包括经济、教育、科技、文化关系史；不仅包括两国官方的关系史，还包括两国政党、团体及民间人士的交往史。这是个立体的东西，所以，必须立体地研究。
正是思想的大解放，带来了研究领域的大拓展和研究方法的更新，并出现了研究论著在数量上数倍增长的蓬勃景象。据统计，“１９７９－１９９２年，关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发表论文３２２０篇，出版著作２４９部。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占１９４９－１９９２年论文总数（３７３６篇）的８６％，著作总数（４２２部）的５９％”。（《架起理解的新桥梁》，第１４页）没有思想的大解放，就没有中美关系史研究的大发展，也就没有本论文集的问世。
本集作者呼吁在继续深入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同时，要特别加强中国对美政策的研究。他们提出，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曾把近代以来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与中国的关系简单地概括为“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费正清晚年部分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这种说法无疑是偏颇的，是西方史学研究中的“欧洲中心论”的反映。它与“美国侵略—中国反抗”的模式是异曲同工的。实际上，“一国针对其交往对象的行为，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是对于这一对象的逆向行为的一种反应，而这一逆向行为又往往是该国先前的行为所引起的”（《架起理解的新桥梁》，第１１８页）。何况，一国针对其对象国的政策行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过程，是一个综合各种因素——包括对象国逆向的政策行为——的反应过程，其本身就是一种反应。而且，这种互动的反应过程，又总是循环往复的。所以，把中美关系看成一种互动关系，即在世界格局和国际形势的大背景下互相作用、互相影响的产物，则更为全面客观。长期以来，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中国，有关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大大超过中国对美政策的研究，除了与档案资料的开放程度有关外，也是与“西方冲击－中国反应”这种僵化的认识、心态有很大关联的。自８０年代后期以来，在中国的中美关系史学界，这种状况已开始有了改观。本集能够编入《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政策研究述评》一文，就是其突出体现。
本集学者强调加强中美关系史的宏观研究。他们认为，所谓宏观研究并非仅仅指做大文章，更是要求研究具有大眼光、宽视角、综合性和系统观。事实上，每一政策的决定，每一政策策略的演变，每一事件的发生，都是经济、政治、军事、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诸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不仅包括国内的，还包括国际的和对象国的。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版，第四卷，第４７８页）我们必须研究“许多单个的意志”及其“相互冲突”，才能搞清楚“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及其“产物”。
本集作者们认为，中美关系史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政治性，需要研究者正确处理好解放思想和服务现实的辩证关系，正确处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与为全党全国的工作大局服务的关系。这是今后中美关系史研究繁荣发展的前提，也是过去几十年中美关系史研究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总结。
十几年来，中美关系史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本集作者都从不同侧面、在不同程度上给于肯定。当然，对新时期中美关系史研究的不足，本集也不讳言，比如研究美国对华政策的多，研究中国对美政策的少；研究政治外交的多，研究经济科技的少；在少数研究中还遗留着“左”的思想影响等。此外，本集作者异口同声地强烈呼吁有关部门尽快制定一项系统的档案解密和公布制度，加强档案资料的编纂和出版工作。
正如前文所言，本集属“研究之研究”。各篇体例不尽一致；内容有交叉重复；评述都是依据作者本人对原著的理解和看法，不周全之处也是难免的。但本集作者都能坚持“百家争鸣”的方针，本着实事求是，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的态度，其分析评述，中肯客观，鉴往开来。本集的出版必将对中美关系史研究起到承先启后、开拓未来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