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海峡两岸学者

——美国社会与文化问题研讨会”综述

倪峰

    今年７月２５－２６日，由中国社科院美国所与台湾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共同举办的“海峡两岸学者——美国社会与文化问题研讨会”在社科院美国所举行，这是海峡两岸研究美国问题的学术机构首次共同举办的有关美国问题的研讨会。台湾方面出席会议的有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本京教授、戴万钦教授、沈育沁副教授。大陆方面出席会议的有社科院美国所所长王缉思研究员、副所长钊研究员及该所部分研究人员。与会者就涉及美国社会与文化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热烈的讨论。

    首先，大陆方面的朱世达教授就美国价值危机问题作了主题发言。他指出，正当美国在世界上极力推行其美国价值，即所谓民主、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市场观念之时，这种价值在其本土却在销蚀。近些年来，美国的各种社会问题如犯罪问题、种族问题、家庭破裂问题、色情等日益突出，成为美国公众最为关注的问题，而这些正是美国价值受到侵蚀的具体体现。他认为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自由主义者的“善意”做过了头。随着６０年代民权运动中自由派对美国社会的自我批判，美国政界产生了一种内疚(guilty)思潮，认为美国社会应当为这个社会的各种失败者承担责任并做出补偿，而这种思潮最终被政策化了，如对罪犯从轻发落、家庭资助计划、补助性保障收入、肯定性行动等等。然而，这些“善意”的举动和政策却有“过犹不及”之嫌，导致了犯罪率上升、大量未婚母亲、懒汉增多以及所谓的“反歧视”。（二）个人主义过度膨胀。人们不再顾及公民义务，不愿将自我利益置于一个总的社会意志之下，结果造成社会中传统的内部机制逐步丧失。由于自我放纵不再受到社会约束，发展下去有可能危及美国民主社会本身。（三）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根据民主的经典定义，民主必须依赖于财富的广泛分配，当１％的巨富操纵着1/3的国民财富时，便理所当然地对社会秩序产生破坏性影响。

    李本京教授则对美国价值和社会问题不像朱教授那样悲观。他认为，就美国的核心价值——个人主义而言，虽然存在着过度膨胀的倾向，但从其短短２００多年的历史中所取得的发展和成就来看，这种价值观起了相当积极的作用。它培育了美国人特有的追求变化的个性，这使得他们在许多领域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它对个人的尊重促成了美国人包容、开放的精神，这对美国这样一个移民国家是至关重要的；以追求个人幸福为动力，不仅将美国造就成一个强大、富裕的国家，而且使美国社会形成了强大的中产阶级，而这一阶层的存在成为美国民主的保障。另外，美国式的个人主义，在权利和义务方面是平衡的，一方面它强调社会应为每个个人提供平等的机会，另一方面它也强调个人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它推动美国不断地克服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沈育沁博士就美国的民主与社会暴力问题发表了见解。他认为民主有三个衡量尺度，一个是宪制安排和政体框架，另一个是政府权力的行使，第三个就是民主文化。人们一般从前两个尺度谈论有关美国的问题，而沈博士将分析的重点放在文化方面。他认为美国民主文化的核心是个人主义，而这种个人主义又可分为宏观、微观两个方面。宏观个人主义其基本构成是基督教和古希腊、罗马的传统。基督教对个人主义的最大贡献是提出生命源于上帝的观念。而在古希腊、罗马时代，西方社会就已提出了这样的观念，即应当尊重社会秩序，承担义务和责任，同时享受相应的权利。这两部分正是美国清教伦理的核心。中世纪之后，个人主义开始在微观方面获得发展，英国哲学家洛克提出“自然状态”的概念，社会秩序是由“自然状态”演化而来的，这样就自然推导出“个人先于社会”这一著名的命题，它强调个人权利，强调个人社会生活物质的方面，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倾向。微观个人主义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就是所谓的情感个人主义(Expressive individualism)。它强调个人情感和直观的独一无二性，注重精神和感情的存在， 18、19世纪欧美的浪漫主义与此有着紧密的联系。在美国建国之初，这种宏观和微观的个人主义和谐相处，形成某种平衡。然而，自内战之后，这种平衡被打破了。随着工业革命，社会急骤变化、政府急速膨胀，黑奴解放使种族问题表面化，大量移民对清教伦理产生冲击，所有这些都导致微观个人主义急骤膨胀，从而使个人主义在宏观与微观之间失去平衡。沈博士认为美国民主的主要问题及社会暴力都源自这种失衡。戴万钦教授在发言中，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进步主义运动的起因作了阐述，这些因素包括农民的不满、工人的不满、中产阶级的不满、社会舆论的转变、哲学思想的改革以及大企业的参与。戴教授介绍了美国学界对参与进步主义运动各种社会力量所发挥作用的有关争论，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产阶级才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动力；进步主义运动的改革，要获得全国性的影响效力，缺乏中产阶级的支持是不可能办到的。

    社科院美国所刘澎副研究员介绍了目前美国社会中日益活跃的宗教右翼的发展情况，包括它的基本观点、活动方式、活动影响、策略特点及其兴起的原因和发展前景。他认为，宗教右翼的兴起是对６０年代后道德沦丧和家庭解体所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的一种本能反应。由于这种反应具有较严密的组织形式、巨大的宗教热忱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当它在政治斗争中与美国的党派斗争、利益集团斗争交织在一起时，往往具有强烈的冲击性，并使政治斗争的格局复杂化。另一方面，尽管宗教右翼可以调动百万群众进行声势浩大的游行，但从本质上说，它仍处于守势。因为美国社会文化的主流依然是自由派基调。与美国历史上历次宗教复兴运动一样，宗教右翼的兴起不过是美国社会发展中自我调节的平衡机制的一种表现，它具有一定的周期性。宗教右翼的历史作用在于修复严重破坏的道德共识；恢复社会凝聚力。尽管这些目标能否实现并不完全取决于宗教右翼的努力，但在情况没有显著好转之前，宗教右翼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保守化倾向将不可避免地会持续一段时间。

    周琪副研究员发言的主题是美国的人权外交及其争论。她阐述了自卡特政府以来人权外交在历届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的地位以及人权外交的具体实践。她认为，自冷战结束以后，美国的人权外交至少在形式上看不再同意识形态斗争交织在一起，美国政府不再特别强调人权考虑在外交政策制定中的重要地位。这是因为实际上人权因素已同美国外交政策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经过从冷战时代到后冷战时代过渡的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美国政府似乎找到了人权在外交政策中确切和恰当的位置，即把人权列为三大外交政策目标之一。它既不像卡特政府前期那样过分追求人权目标，表现出占压倒优势的理想主义；又不像里根时期那样，为了同共产主义进行意识形态斗争而推行双重标准，过分明显地把人权外交作为冷战工具；也不像布什时期那样保留但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人权意识。这反映出美国政府试图在外交政策中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寻找平衡点。然而要达到平衡并非易事，它越是试图维持平衡，其结果就越有可能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张立平女士介绍了女权运动在美国的起源、发展以及女性研究在美国的现状。她认为，美国女权发展有如下特点：（一）女权运动是由一批有女性意识的妇女组织参与、领导的，主要成员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产阶级白人妇女。（二）女权运动与黑人争取民权的运动息息相关，它是在后者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并从中借鉴了很多斗争经验。（三）不论在哪个阶段，这一运动都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两派虽有分歧，但在关键时刻，总能互相吸收、互补短长。（四）注意吸收欧洲女权主义的先进思想。（五）注意借鉴各学科的最新成果，如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女性受压迫的原因；用生物学和人类学的成果为女性的优点辩护。（六）主要通过合法手段来谋取权利，追求以法律的形式将取得的权利固定下来。（七）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美国的女权运动涉及面广，影响很大，尤其是６０年代以来，无论是其理论还是实践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色。

    潘小松先生在发言中分析了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契弗(John Chever)的短篇小说创作。他指出，契弗从１９３０年开始创作生涯直到１９８２年去世，一生创作了１９０多篇短篇小说，艺术地再现了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道德观念。他的小说通常描写的是个人与生活环境的冲突以及个人与自身的冲突。典型的契弗主人公家庭富裕、社会地位较高，属于中产阶级白种人。他们在城里工作，住在郊区，契弗在描写他们的生活场面时，通常是运用现实主义的手法，但他未停留在单纯的描写上。在每一幅悠闲的郊区生活画卷里，契弗都揭示了静谧的环境中生动的个人情感波动和不满足，契弗对自己小说中的人物并不加以裁判，倒是给他们以理解和同情。对所描写生活方式的僵化、虚伪方面，契弗常语带讽刺，但他也承认中产阶级生活也有好的一面。契弗的人物的情感世界是复杂模糊的，但他并未替他们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总之，通过长达５０年的创作，契弗向我们展现了美国社会中产阶级的常景画卷。

    淡江大学美国研究所陈一新教授向会议提交了题为“艾森豪威尔总统之领导风格”的书面发言。陈教授认为艾森豪威尔总统在任内的支持率一直很高，公众形象也很好，但是美国的记者、学者、专家却未给予应有的评价，认为他只是一位典型的美国佬、一个好脾气的笨伯，对抽象问题缺乏概念，八年任内乏善可陈，欠缺伟大总统的领导才能。陈教授采用美国总统研究领域两位著名学者诺伊施塔特(EichardE.Neustadt)和格林斯坦(Fred I.Greenstem)对总统的评价方法，对艾森豪威尔的领导风格作了独到的研究。他认为，艾森豪威尔头脑冷静、心思细密、辩才无疑、极有耐心、善以迂回方式反复说明自己的道理，是一位具有“说服能力”的总统。而且，他立场超然而鲜明、一切以宪法为依归，通过私下管道和软硬兼施，成功地化解了在他任内的一些重大危机。在政治技巧方面，无论是对媒体的掌握、运用，还是与不同国会议员交往，或是选择治国人才方面，都是一位具有领导才能和擅长领导艺术的政治家。

    通过这次研讨会，使海峡两岸的学者对于对方美国研究的现状、特点、侧重点、研究方法、研究队伍有了全新的了解，正如王缉思所长所说：“两岸美国研究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台湾的美国研究专家大多在美国留过学，他们对美国所获得的直观印象要比大陆的多。通过交流学术观点和研究心得，使大家都感到获益非浅，这有助于海峡两岸的美国研究共同提高。”虽然会议期间的讨论非常热烈、积极，但在短短一天半的会期中涉及了美国当今许多最重要的问题，与会者普遍有意犹未尽之感，均希望这样的活动在今后能继续下去，以便进行更充分的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