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
与复杂局势相违的简单化政策
——论冷战时期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
时殷弘
【注释】时殷弘：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注尾】
同欧洲及世界其他一些地区的冷战一起，东亚冷战已成历史陈迹。然而，东亚冷战的宏观结构和冷战时期美国东亚冷战政策的主要特征，仍有待学者予以更具理论性的思考。而且，这对于在总体上把握冷战后东亚国际关系的基本格局和美国安全政策的基本内涵，是有帮助的。
一
与欧洲冷战相比，东亚冷战始终远为复杂，远为深刻地受制于区域内部多样和多变的原动力。从地缘政治格局看，欧洲冷战大体上是界线分明的两大集团对垒。在二战后大部分时间里，无论是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还是苏联控制的华约集团，对于对方的军事力量和必要时使用此种力量的决心都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存在有保障的相互核威慑。从意识形态对抗的格局看，北约集团一边以自由民主制观念和反共产主义为思想旗帜和信念纽带，华约集团一边则共同尊奉苏式社会主义和克里姆林宫阐释的国际主义，对抗西方政治观念。尽管在西欧和东欧，与两个超级大国的正统信条相抵触的思想（特别是民族主义）始终存在，并且随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强劲起来，但在冷战的大部分岁月里只是作为支流，处于相当次要的地位。因此大致可以说，除了在其末期，欧洲冷战格局相对而言是一目了然的和稳定的，具有比较完整的自我控制机制。〔1〕
东亚冷战无论就地缘政治格局还是就意识形态格局而言，与欧洲冷战大不相同。几乎在每个阶段上，东亚冷战格局的界线都不很分明，而且其国际界线与国内界线互相交错，亦即国际间的对立双方往往是国内冲突双方各自的盟友。尽管有某些稳定的同盟体系，特别是美国与日韩菲等国的同盟体系，但也存在美苏两国都无法控制的、然而影响东亚冷战全局的国家力量，其中中国、北越和朝鲜尤为重要。在东亚，还存在美苏两国都无法控制的、然而同样影响东亚冷战全局的国内力量，例如对越南战争的起源和进程至关重要的越南内部政治力量。〔2〕６０年代初，东亚国际斗争的主角之一中国同苏联决裂，导致一度似乎定型的对抗营垒发生了近乎根本性的大变化。在东亚冷战史上，弱国的民族主义始终是共产主义和反共产主义这两种意识形态之外的一大思想潮流，而且它往往同这两种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造成美苏两国都难以把握和理解的一种局面，那就是国际强弱斗争、跨国意识形态斗争和国内社会－政治冲突三者相互交织，越南战争期间印度支那的局势尤其显著地表明了这一点。〔3〕此外，同欧洲的情况相反，美苏两国对于自己在东亚的诸势力范围或特殊联系国是否至关重要，并不总是明确无疑：朝鲜战争爆发以前美国对于台湾岛，１９５４至１９５５年间美国对于南越，赫鲁晓夫下台前苏联对于北越，便是如此。〔4〕而且，像美国后来在台湾和越南的情况表明的那样，即使对这一点明确无疑，它们的有关判断和信念往往被历史证明不符合它们真实的根本利益。还有，东亚的所谓安全问题与欧洲不同，它们并非大多是超级大国的核威慑可以解决的。肯尼迪（John F. Kennedy）就痛感在欧洲有效的那一套对付不了东亚的革命、“内部颠覆”和“灌木林火战争”。由于这一切原因，东亚冷战比欧洲冷战复杂和能动得多，自我控制机制弱得多，冷战变为局部热战的可能性也大得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东亚冷战的关键因素不是两个超级大国，而是东亚自身内部错综复杂的原动力。欧洲冷战是超级大国之间的僵持，东亚冷战说到底却是主要由东亚人自己驱动的一个能动的过程。
然而，与复杂多变的东亚冷战对应的，却是过于简单化并且长期近乎一成不变的美国东亚冷战政策。即使考虑到在朝鲜和越南进行的热战，美国东亚冷战政策的核心内容也依然是一贯的。这核心内容便是遏制。中国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之际，美国政府便规定美国在东亚的基本目标是遏制中苏“共产主义进一步蚕食”。干涉朝鲜战争并将第七舰队开入台湾海峡是为了遏制“共产党的领袖们……向更靠近我们海岸的国家进行侵略”。１９５４年日内瓦会议后在南越扶植吴庭艳（Ngo Dinh Diem）独裁政权是为了遏制“颠覆企图或通过军事手段进行的侵略”。６０年代进行越战是要“‘遏制’中国……阻止中国鲸吞东南亚”。甚至决心大幅度改变美国对外政策的尼克松（Richard M. Nixon），上台第一年也免不了宣布美国在东亚的作用主要是遏制“十分具有侵略性和好战的世界大国”中国，以及“对世界和平威胁最大、采取最为好战的对外政策的两个较小国家”北越和朝鲜。〔5〕“遏制”这个仅用一个单词来表述的大政策，在数十年时间里不仅始终被用于格局相当简明和稳定的欧洲，也一直被用于远为复杂多变的东亚。〔6〕
二
用单一的、过于简单化的政策来对待复杂的局势，其弊端是显而易见的。如此，极易将局势本身简单化，即片面地和粗糙地相像、界定和判断客观现象及其本质。如此，也极易将自己的利益、行动手段和目标简单化，僵硬地规定笼统的和过度的反应方式，以追求含糊不清和往往力所不及的政策目标。美国东亚遏制史展现的大体上就是这么一幅图景。尤其是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极显著地反映了东亚遏制政策中几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是遏制什么？要遏制的是苏联，还是中国或中苏两国，或是通常被美国决策者很笼统地称呼的“共产主义”？是要遏制越过边界的武装进攻，还是要遏制所谓“颠覆”、“渗透”或通过代理人实行的政治控制？是要遏制其他大国的势力扩张，还是要遏制小国内部以民族解放、民族统一、社会革命为目的的变革？很明显，这里至少有四类对象，即明确的和含糊的，美国力量可控制的和美国力量不可（或难以）控制的。遏制的实践表明，美国决策者在大部分时间里把遏制的对象几乎一概想像为明确的和可控制的，无论它们事实上多么含糊和难以控制，以致用“多米诺骨牌”这一机械得出奇的战略性譬喻，来概括东亚问题和提示美国的根本对策。〔7〕
第二个和第三个大问题分别是：在哪里进行遏制？用什么手段进行遏制？它们涉及的是遏制的实际操作。在考察这两个问题时，有必要把东亚和欧洲等区域联系起来，并把它们置于历史演变的框架内。遏制的场所即其地理范围是逐渐扩大的。冷战初期，美国大致只是在欧洲及其东南翼实行遏制，然后遏制场所被逐渐扩展到东亚，再后又扩展到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这是遏制政策的“现实主义”形态逐渐蜕化为全球干涉主义形态的一个历史过程。〔8〕在此过程中，作出下列四种区别的意识由相当强烈变得越来越淡薄，即区别美国在世界各地区的利益的轻重缓急，区别美国海外承诺的需要与履行这些承诺的能力，区别美国根本利益受到来自不同地区的威胁的大小程度，区别遏制政策在不同地区取得成功的可能性的大小程度。就总的趋势而言，４０年代末到６０年代末，美国在东亚的遏制越来越显得在利益界定上本末倒置，承诺超出可用能力，过分高估（甚或臆造）美国根本利益从东亚受到的威胁，把用于遏制的主要资源投入最少可能取得成功的地区。很大程度上因为如此，美国的印度支那政策和对华政策难免归于失败。遏制手段亦有其历史变迁，而且大致与遏制场所的扩展同步。在１９５０年以前，即在遏制政策的“现实主义”形态时期，美国运用的遏制手段主要是有限的和使用得当的经济援助，特别是美国战后外交史上最大的成功之举——马歇尔计划。〔9〕此后，撇开用兵朝鲜以及维持核威慑和常规威慑不说，遏制的主要手段变为军事物资援助和军事顾问援助。在越南，从１９６１年起，遏制的军事化越走越远，从投入战场辅助部队到投入地面战斗部队，再到美军接过主要作战责任，即越战美国化。遏制手段的这些变迁至少使三个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一是遏制的生命代价和金钱成本，二是与此相关美国政府可得的资源供给和公众支持，三是美国威望被卷入的程度。〔10〕前两个因素的制约作用能否超过后一个因素的驱动作用，是上述升级性的变迁过程能否被逆转的关键。
在东亚遏制政策中，还有一个带根本性的大问题，那就是为了什么进行遏制？关于东亚遏制的决策史表明，美国政府主要持有三种目的，它们涉及所有各个遏制场所，贯穿于所有各届政府的遏制政策之中，但在印度支那表现得最为突出，并且被不同的行政当局赋予不同的地位。用美国决策者的观念来表述，这三种目的是维护美国在地缘战略意义上的安全，维护美国的世界性政治－意识形态利益，维持美国的威望、特别是美国力量及其承诺的可信性。它们大致等于美国的战略优势、国际政治霸权以及“面子”。〔11〕
第一种目的理应是比较具体和明确的，它主要涉及在地理上可以界定的危险、战略防线和资源部署。但是，假如追求绝对安全而非有限的相对安全，假如依照远超出地缘战略考虑之外的意识形态假设乃至心理假设来规定安全利益，并且因此执迷于对“连锁反应”效应的恐惧，它就必然成为过于含糊和过于宽泛的。〔12〕多米诺骨牌论正是体现了这第一种目的概念，或者更确切地说体现了经过扭曲和败坏了的地缘安全理念。在美国的印度支那干涉史上，它对杜鲁门（Harry S. Truman）和艾森豪威尔（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的影响尤为突出。第二种目的则是肯尼迪执政时期决定美国越南政策乃至东亚政策的最基本因素。在不发达世界以武装斗争为形式的民族运动和社会革命达到高潮的情况下，越南南方被肯尼迪政府当作一个试验场和政治橱窗，在那里的干涉被认为是挫败和遏制“中国模式”的“叛乱运动”的关键，是为了向不发达国家人民显示只有美国及其价值观念体系才代表未来。用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Robert S. McNamara）的话说，共产党在越南南方的胜利“将被当作直接证据，证明中国共产党人的立场是正确的……因此，南越涉及的利害关系远大于把一个小国丢失给共产主义”。〔13〕同上述地缘安全理念相比，被如此定义的美国世界性政治－意识形态利益更为宽泛，更少节制，因而更不能成为适度的政策指南。至于第三种目的，即维持美国的威望、特别是美国力量及其承诺的可信性，则参与决定美国战后几乎所有重大的对外干涉行动。就其印度支那干涉史而言，它无疑是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执政时期（尤其是美军大规模介入，越战成为世界一大关注焦点之后）美国最重要的目的。最频繁也最深入地参与越战决策的高级官员之一、国防部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麦克瑙顿（John T. McNaughton）在一份绝密备忘录中说，美国在越南打仗７０％是为了避免丢脸的失败，是为了做出出力拯救南越的样子来维持强大有力、信守承诺的名声。〔14〕很明显，这里直接涉及的利害关系，已经无法用任何有形亦有限的战略、政治甚或意识形态方式来定义了。〔15〕从着重于第一种目的的遏制，到着重于第二种乃至第三种目的的遏制，实际上是这么一个过程：所设想的美国利益，外延越来越广泛，内涵越来越笼统。或者说，６０年代以前支配东亚遏制政策的首要思维方式，是“区域性地缘战略方式”，６０年代前半期变为“全球性政治和社会方式”，６０年代后半期又变为“全球性心理方式”。美国有这三种方式，唯独少了“当地性政治和社会方式”，即缺乏真正注重一个个具体对象的性质、能力以及内部状况的意识，更缺乏对这些因素的准确理解。东亚遏制的一大决策错误，就在于此。政策的简单化之有违局势的复杂性，其要害也在于此。
三
东亚冷战时期美国遏制政策包含的上述根本性问题，无不表现了这一政策的简单化。简单化首先就是在于将敌手简单化。更确切地说，是将对美国利益〔16〕真实的或臆造的威胁想像为单一性的，或本质上单一性的。这种想像中的单一威胁就是所谓“好斗的共产主义”，其载体在中苏决裂以前是中苏两国及其东亚盟友，包括东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共产党，而在中苏决裂以后，被认为只是照旧“顽固好战”的中国以及中国为指挥中心的“亚洲共产主义”。〔17〕在这顶帽子之下，各有关国家和运动在内外环境、政策目标、能力、战略和策略等方面的重要区别不见了，共产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及其在不同国家和运动内的具体形态差异被遮蔽起来，相互间有特殊联系但多半自主行事的诸实体被加上了事实上不存在的高度整合性。一句话，错综复杂的东亚几乎被视同为简单明了的欧洲。尽管在某些场合，从杜鲁门到约翰逊几届行政当局不乏辨识力，有时甚至辨识得相当精细，〔18〕但总的来说它们看待美国在东亚的对立面时，多半不分青红皂白。这方面颇能说明问题的是，在相当全面地记录了１９６８年以前美国对越干涉决策史的《五角大楼文件》中，几乎没有什么地方提及中国和北越之间在日内瓦会议后有任何重要分歧，尽管这样的分歧事实上是存在的，而且远非无踪可寻。〔19〕相反，从《五角大楼文件》中，证明美国决策者把北越视为中国代理人的史料，却比比皆是，随手可得。至于此类简单化做法会给美国带来什么后果，国际政治理论大家摩根索（Hans J. Morgenthau）的看法颇有见地。他在１９６７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批评美国依据反共的抽象原则和“简单口号”来决定对外干涉，因而不能恰当地判断是否需要以及如何干涉，并且由于把许多不发达国家内部的变革看作来源于“共同的共产主义阴谋”而倾向于“干涉全世界的一切革命”，那是注定要失败的。〔20〕
美国政策的简单化不仅在于将真实的或臆造的威胁想像为单一的，还在于过分简单、甚至往往病态地想像这些威胁的作用机制，没有或很少考虑其真实媒介——复杂多样的东亚国家内部状况或当地条件。第一种这样的想像方式渊源于欧洲冷战形成时期，那就是凯南（George F. Kennan）依其苏联行为根源说提出的苏联无限扩张倾向论，而这一本身相当简单化的理论在成为美国政府正统信条的同时，被远不如凯南那么好思博学的一般决策者和执行者进一步简单化为共产主义无限扩张倾向论。〔21〕共产主义往往被自觉地或下意识地当作一种具有无法满足的内在扩张冲动的力量，并且具有近乎神秘的征服和同化能力，若无足够的外力予以阻挡（遏制），就会有效地和经久地控制一个又一个国家。在这里，不仅一种意识形态及其实际载体的内在复杂性被忽视了，而且其作用对象各自的内在复杂性和独特性（即“共产主义扩张”是否实现所取决的当地条件）也被忽视了。这种盲信对冷战时期美国东亚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以致到越南战争已分明无法打赢，怀疑印度支那“陷落”会使其他东南亚国家被共产党人控制仍然如同怀疑圣经本身。〔22〕
关于威胁的作用机制的第二种简单化想像，出自肯尼迪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政治经济学家罗斯托（Walt W. Rostow）提出的一种现代化过程理论。按照这种被众多决策者和执行者深信不疑的理论，现代化过程就是新旧社会交替，新旧社会交替势必带来各种动荡，这些动荡被共产党人利用来制造“叛乱”。〔23〕这一推理中最成问题的是它蕴含的四点：（１）现代化导致的动荡难免被共产党人利用；（２）利用的结果难免是“叛乱”；（３）凡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国家难免发生“共产党叛乱”；（４）“共产党叛乱”的终极原因是现代化过程。关于威胁的这种作用机制概念同样是简单化的，它忽视了各有关国家的内在复杂性和独特性，抹煞了当时的“叛乱”运动（包括越南南方革命、老挝内战、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战争等）各自的独特成因以及它们的某些共同成因（首先是外国势力或其支持下的反动专制集团的肆意压迫或其他倒行逆施），将这些具体性质和状况颇多不同的运动几乎完全混为一谈，从而证明必须实行大致雷同的对策——以“非正规战”式的军事征伐为主要内容的“反叛乱”。
关于威胁的作用机制的最后一种简单化想像方式，涉及上面说过的美国威望、特别是美国力量及其承诺的可信性问题。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台湾海峡危机等等事态表明，这个问题在美国的东亚政策中表现得比在美国的欧洲政策中更突出。对美国世界地位的主要威胁之一（有时甚至是最大威胁），被认为在于敌对者的几乎任何成功的挑战，不管这挑战具体地来自何处。这样的挑战据信将使全世界怀疑美国的强大和坚定，从而招致敌对者的蔑视和追随者的动摇。蔑视将导致更大胆的挑战，动摇则很可能引发离弃和倒戈，〔24〕这是美国经受不起的。简单化政治推理的又一个典型就在于此。其谬误，首先是所有局部的成败一律被赋予全局攸关的意义，不论它们同全局之间有怎样不同的具体关系。其次，美国的总体力量及其总的可信性实际上被等同于美国力量的每项具体运用及其在每个具体场合的可信性，漠视这两者间的差异，结果像越战政策表明的那样，“在华盛顿的决策者看来，美国强大可靠的声望是世界秩序的支柱，但这一声望又被下意识地认为是如此脆弱，以至经不起在越南一地的失败。”〔25〕最后，美国的局部挫败在其敌手或盟友方面可能引起的反应被一概化了，而不论这些敌手或盟友各自的状况、意志和估算等等会怎样有所不同。一位美国学者指出：“美国的可信性倘若减小，盟友们便将倒戈投靠——这一恐惧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无时不有，无处不在，导致了战后美国对外政策中那些最适得其反的过头行动。盟友们自己加剧了这一恐惧，它们显然利在嚷嚷自己的怀疑，以便说服美国为它们干更多的事情。”〔26〕
无论是将真实或臆造的威胁简单化，还是将威胁的作用机制简单化，都反映了美国政府片面和粗糙地看待东亚国际政治。两极化的欧洲冷战模式被几乎原封不动地搬用到东亚，视而不见本文第一节阐述的东亚冷战格局的高度复杂和变动特征。总的来看，东亚冷战国际界线与国内界线的交错、基本角色和基本意识形态类型的多元化、超级大国势力范围或特殊联系区域的模糊性以及安全问题的多样性等等，约２０年时间里远未在美国东亚安全战略中得到足够的反映。遏制的前提是划线，沦为简单化信条的流行遏制理论最为（甚或唯一）看重的，是划出一条单一的和连续的地理界线，“逾此的共产主义扩张将被制止”。〔27〕从１９４９年开始的近６年里，美国东亚政策及其实践最概括地说，就是经过一系列成败和反复修改，划定东亚遏制的地理界线：到１９５４年底签署《美台共同防御协定》时，一条从日本海和朝鲜三八线、经台湾海峡到越南北纬１７度线的遏制阵线终于划定，〔28〕东亚冷战的国际地缘格局由此定形。这一格局貌似欧洲的两极对抗，但实际上只是东亚冷战结构的一个方面。在此后对东亚国际政治有重大影响的事态中间，有不少是不以这一格局为转移，或者仅在次要意义上受其制约的，它们包括中苏决裂、越南南方革命兴起、老挝内战、柬埔寨等国的中立主义、印度尼西亚的反西方倾向与１９６５年“九·三○”事件后的大变动、越南（尤其南方）的抗美战争等。然而，美国东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却是东亚的两极化，因而不可避免地缺乏精细性和适切性，甚至缺乏起码的政治智慧。〔29〕
四
冷战时期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的简单化出自许多原因，其中有些同战后世界总的格局和特征有关，有些则来源于美国的思想传统、政治体制、公众舆论等内部因素，还有些涉及东亚地区的国际和国内状况，涉及美国在这一区域的对手和盟友自身的若干属性。在这里要考察的，是那些可称为最基本的原因，它们是：（１）美国在全球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２）美国根深蒂固的霸权心理；（３）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思想传统。
１９４７年２月底，时任美国副国务卿的艾奇逊（Dean Acheson）在说服国会两党领导人同意接受美国的遏制“责任”时，如此说明战后世界的基本结构：“世界上只剩两大强国：美国和苏联。我们已面临自古未曾有的局面。自从罗马和迦太基以来，地球上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两极对立。”〔30〕实际上，从实力对比、综合影响力对比或潜力对比而言，这一局面并非艾奇逊示意的或乍一看来的那样是某种均势，而是美国优势。撇开相互核威慑效应不谈，二战以来头号强国与任何其他国家（包括二号强国）之间的力量差距之大，从１６世纪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的帝国之后还没有过。东亚太平洋地区的情况更是如此。因而，从国际政治常规来看，占有这样优势地位的美国远不是“正常的”国家，既不期望、也不理解一个真正多样化的世界或东亚。它难免从非常特殊的角度和高度极化的框架来看待国际政治，把复杂的构造看成简单的，转而用简单化的政策对待复杂的构造，在认识和行动两方面都缺乏比较精细的分辨。
这种粗糙性和片面性更由于美国的霸权心理而加剧了。美国的霸权心理既来自二战后它在全球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也源于历史悠久并参与塑造美国政治文化传统的那种优越感和使命意识。从登上新英格兰海岸的清教移民起，经过美利坚合众国的多数缔造者，直至规定战后美国外交方向的“权势精英”及其信徒，关于美国生活方式、美国精神和美国理想卓越超群并适用于全世界的理念经久不衰，简直构成了一种民族宗教或国家宗教。“我们将如山巅之城，为万众瞻仰。”——清教移民领袖温思罗普（John Winthrop）的这句话可谓定下了美利坚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调。〔31〕诚然，这并不等于霸权心理。自觉优越和负有世界历史使命的美国在很长时期内奉行的，大致是一种由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最为脍炙人口地表述的国策，那就是美国“不跨出国门去搜寻要摧毁的恶魔。她祝愿普天之下自由和独立，但只支持和维护她自己。”〔32〕然而，这样的优越感和使命意识毕竟是一个潜在源泉，待到美国占据世界优势地位，便必不可免地转化为世界霸权心理，其特征在于自认是全人类自由、进步的唯一真正代表，强烈地希望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国际社会和许多国家的国内社会，想像其余人类依本性当乐于接受美国的价值观念体系，不愿设身处地地理解其他民族（尤其是不发达民族）的价值观念及其存在理由，不愿真正容忍任何异端的、甚或中立的意识形态，倾向于把一切被美国自己断定为祸害的、事实上性质各异的事态归咎于单独一个原因，即代表异端的政治力量。这样的霸权心理严重阻碍了美国去较为如实地看待复杂多样的东亚局势，去尊重或容忍东亚各有关国家人民各自的选择，去规定和追求远非那么笼统简单、冒失莽撞和趾高气扬的政策目标。
冷战时期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的简单化，同在美国占主导地位的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密切相关。这种思想传统在美国外交研究界被普遍地称为自由国际主义，它的最大代表便是威尔逊（Woodrow Wilson）。“威尔逊之后的每一位美国总统都倡导威尔逊基本观点的这个那个形态……威尔逊的原则一直是美国对外政策思想的基石。”〔33〕按照杰出的英国学者怀特（Martin Wight）关于国际关系思想三大传统的宏观区分，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可认为大致属于“革命主义”传统范畴，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比较靠近另一传统——“理性主义”——的那种革命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认为，国际关系的本质在于超越国家分野的人与人的关系。世界一分为二，一边是信仰（或经启迪必能信仰）普天之下皆兄弟的上帝选民或善人，另一边是阻碍人类共同体实现的异端或恶人。符合上帝意志或历史终极目的的国际政策之根本宗旨，应当是根本改变传统的秩序和规范，实现人类共同体，而这又以战胜异端或恶人为前提。革命主义者往往把自己当作人类普遍利益的唯一代表者和正义原则的唯一阐释者，其思想方法和风格情调特征在于从道德原则出发，以自我为中心，非善即恶，不容异端，否定历史，全盘创新。〔34〕美国自由国际主义在一些基本信条和特征方面与革命主义的这些标准属性相当吻合，尽管它在另一些方面符合或接近理性主义的标准属性。革命主义的理念和政策，大都是高度简单化的，它们在本质上排斥对现实世界的精密考察和慎重对待，追求一厢情愿、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前面关于冷战时期美国东亚安全政策所揭示和阐述的一切，都体现了这种国际关系思想传统。
五
一个自然而然的问题是，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东亚安全政策的过度简单化是否也成了历史陈迹？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如此。事实上，总的冷战时代结束以前许久，尼克松政府就以它对美国东亚战略及其一般对外政策的大调整，使之变得较为精致，较为符合东亚复杂多样的局势。值得强调的是，这一调整尤其归因于两个因素：（１）简单化的东亚政策导致了越南战争这一沉重负担及其失败，并因而促成了美国全球优势的显著衰减和美国国内对若干正统信条的广泛怀疑或否定；（２）尼克松政府在相当大程度上偏离美国外交思想陈规，转而从欧洲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中寻求指南，由此在政策理念方面把美国放到多少是“正常”国家的位置上。与冷战时代结束相伴，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一些导致和维持简单化政策的因素已不复存在。东亚局势依然复杂多样，并且由于冷战后的一系列动向——权势分布和利益冲突的进一步分散、意识形态因素的相对淡化、问题等级的愈益模糊、国家力量对比的变动趋势以及若干冷战遗留问题与冷战后新生问题的交织——而更加如此。另一方面，美国的东亚政策同冷战时代、尤其是５０和６０年代相比，已变得比较精致灵活，即较多地按照问题的具体种类和具体性质决定美国的反应方式，不再像先前那样过分地追求不切实际的简明和统一。就安全政策而言，美国现在同时有四种模式，即以美日、美韩等双边同盟为形式的双边性机制，在美国之外还有中国、东南亚国家（某些问题上还有日韩等国）参与的、非正式和不定形的区域多边性机制，包括世界核不扩散体制和联合国体制等在内的全球多边性机制，依靠美国一国威慑和干涉的单边性机制，以便对付范围不同、性质不同、所需力量不同的种种问题。
但是，过于简单化之弊仍可见于冷战后美国的东亚安全政策之中。美国政府在东亚安全方面优先关切的仍是那些被认为出自东亚冷战时期美国敌手的问题，尽管它在世界其他某些地区已转而集中关注某些非共地区性强国的势力增长、伊斯兰原教旨主义问题或者由民族原因引起的严重冲突。不仅朝鲜仍被当作大患，而且间接或直接助长“中国威胁论”也反映了这一点。相反，某些在美国的盟国方面滋生的、对东亚和平的潜在威胁，却没有得到美国足够的关注和抑制。总之，美国仍多少倾向于把在东亚的真实的或臆造的威胁单一化。关于威胁的作用机制和假设（尽管有些还远未明确）亦仍有简单化之弊。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被倾向于认为进行对外冒险或扩张的可能性较大，其经济或国防实力的显著增强被明确地或下意识地当作一种包含着国际危险的动向，领土争端、国家统一、武器贸易甚至外交交往等出于各自独立的当地原因的问题，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怀疑或断定为扩张势力的具体表现。所有这些，实际上体现了一种“以我划线”为意念特征的、类似冷战思维的国际格局观。所以如此，最基本的原因仍在于美国的优势地位、霸权心理及其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美国大概只有随历史的演化真正成为国际体系中的“正常”国家，才能以足够精致、足够求实的态度来对待世界和东亚。
注释：
〔1〕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 Elements of Stability in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System,”idem, The Long Peace: Inquirei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Oxford, 1987).
〔2〕关于东亚区域的这些远不能单纯依照美苏冷战框架来定义的内部原动力，参见Michael Hunt and Steven Levine,“The Revolutionary Challenge to Early U.S. Cold War Policy in East Asia,”The Great Powers in East Asia, 1953-1960, eds. Warren Cohen and AdiraIriye (New York, 1990); Gabriel Kolko, Anatomy of A War: Vietna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Modern Historical Experience (New York, 1985).
〔3〕William Duiker, The Communist Road to Power in Vietnam (Boulder, Colo., 1981); Ben Kiernan, How Pol Pot Came to Power (London, 1985).
〔4〕时殷弘：《杜鲁门政府的对华政策和台湾问题（１９４８－１９５０）》。《中美关系史论文集》第２辑（丁名楠等主编），重庆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时殷弘：《美国和吴庭艳独裁政权的确立》。《历史研究》１９９１年第６期；Donald Zagoria, Vietnam Triangle: Moscow, Peking, Hanoi (Indianapolis, 1967).
〔5〕引语分别见：NSC 48/1, PSF, Box 207, Harry S. Truman Papers, Truman Library, Independence, Mo.；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２卷，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７４年版，第３９４页；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Dwight D. Eisenhower, 1954 (Washington D.C., 1960), p.949; The Pentagon Papers, Senator Gravel Edition (Boston, 1971), Vol.3, p.644; Richard Stebbins and Elaine Adam eds., Documents on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1968-1969 (New York, 1972), pp.330-331, 333.
〔6〕当然，这不是说遏制的内涵和实践方式数十年里没有重要变化。但这些变化同本节的论点并不矛盾。参见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New York, 1982).
〔7〕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１９５４－１９６８）》。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９０－２９２页。参见对多米诺骨牌论的一种带有辩护性质的评论：Michael Mandelbaum, The Fate of Nations: The Search for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Cambrige, 1988), pp.138-142.
〔8〕John Lewis Gaddis, “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Foreign Affairs, V.52 (January 1974);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Chapter 2-3.
〔9〕遏制手段的性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认识遏制对象的性质。在这个时期里，苏联的威胁被认为主要是政治性的和心理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问题的症结被认为是二战造成的破坏导致了欧洲各国内部动荡，社会中上层日益丧失信心和意志，从而为苏联扩展影响提供了有利条件。这种认识的经典表述出自凯南，见他为马歇尔计划提供的蓝图——《政策设计办公室关于美国援助西欧的政策的观点》，载于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47, Vol.3 (Washington D.C., 1972), pp.223-230.
〔10〕１９６５年７月，约翰逊总统在即将决定驻越美军从７５０００人增至１７５０００人时，向幕僚们谈了他的头号考虑：若不如此，全世界会说美国是纸老虎，美国的威望将受到无可挽救的打击。有幕僚随即补充说，最严重的打击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无法打败一小批游击队。这些话是对第三个因素的很好的注解。见George McTkahin, Intervention: How America Became Involved in Vietnam (New York, 1986), p.375。
〔11〕哈尔伯斯坦就此说道：“看来西方人很像他们一向如此谈论的亚洲人；当问题直截了当涉及面子时，他们就想保住面子”。见David 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Greenwich, Conn., 1972), p.624。
〔12〕关于绝对安全和相对安全概念，见Henry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Metternich, Castlereagh and the Problem of Peace, 1812-1922 (Boston, 1957), Introduction。关于连锁反应概念，见Mandelbaum, The Fate of Nations, pp.146-148。
〔13〕The Pentagon Papers, Senator Gravel Edition, Vol.4, p.634.
〔14〕The Pentagon Papers, The New York Times Edition (New York, 1971), pp.432, 438.上述三种目的在不同届行政当局的决策中所占的不同地位，详见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２９０－２９４页。
〔15〕关于对美国威望的莫大关注及其原因与弊端，下一节第４段有进一步的论析。
〔16〕当然，这里说的是冷战时期美国决策者定义的美国东亚利益，它们多半代表了美国的霸权地位和霸权愿望，而不等于一般国家应有的那些合理的利益，特别是主权、领土完整、独立自主、根本制度的维持和国民基本福利。
〔17〕引语出自约翰逊政府的副总统汉弗莱(Hubert Humphrey)和政治事务副国务卿尤金·罗斯托(Eugene Rostow)。见Current History, November 1967, “Chronology”; Vital Speeches of the Day, July 1, 1968, p.572。另见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从杜鲁门到里根》。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上册，第４２０－４２２页。
〔18〕这主要指从４０年代末开始，美国政府始终对中苏矛盾的存在及其发展有所了解或预料。参见翟强：《论美国对中苏的“楔子战略”》。《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８年第２期。
〔19〕参见Zagoria, Vietnam Triangle; E. Lawson, The Sino-Vietnamese Conflict (New York, 1984)。
〔20〕Hans J. Morgenthau, “To Intervene or Not to Intervene,”Foreign Affairs, V.45 (April 1967).
〔21〕关于凯南的苏联行为根源说及其苏联无限扩张倾向论，最权威的表述当然是他１９４６年２月那份著名的“长电报”和近一年半后发表在《外交》季刊上的“Ｘ”先生文章。见Feorge F. Kennan, Memoires, 1925-1950 (Boston, 1967), pp.547-559; X,“The Sources of the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 V.25 (July 1947)。凯南的思想同杜鲁门政府内流行的冷战观念的差异，Kennan, Memoirs, 1925-1950, Chapters 13, 15 and 17。
〔22〕Halberstam, The Best and the Brightest, p.443.
〔23〕DoughlasBlaufarb, The Counter-Insurgency Era (New York, 1977), p.58.
〔24〕冷战时期美国外交决策史上最常见、可能也最有特征的现象之一，就是强烈担忧追随者鉴于美国的挫败或软弱而倒向或顺从敌对营垒。主要由于这一现象的启发，某些国际政治学家提出了“搭车”（bandwagoning）概念，把这同人所熟知的“制衡”（balancing）概念并列为弱国对强国的反应方式。见Robert Hervys and Jack Snyder eds., Dominos and Bandwagons: Strategic Belief and Superpower Competition in the Eurasian Rimland (Oxford, 1990)。
〔25〕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第２９３页。
〔26〕Stephen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1987), p.282.
〔27〕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语。见其１９４９年６月关于台湾的备忘录，载于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0, Vol.7 (Washington D.C., 1976), pp.161-165。
〔28〕与这一阵线相应的，是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同盟体系，包括《美日共同防御协定》（１９５１年）、《美韩共同防御协定》（１９５３年）、《美台共同防御协定》（１９５４年）、《美菲共同防御协定》（１９５１年）以及《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１９５４年）。
〔29〕加迪斯主要就美苏对抗和欧洲冷战的两极结构指出，这是一种不需要老练精巧的政治才能就可维持格局，“操作对外政策的业经证明的技能，不是担任（美苏）两国中任何一国领导人的一大资格条件”。见Gaddis, “The Long Peace”, p.222。
〔30〕Joseph M. Jones, The Fifteen Weeks (New York, 1955), p.141.
〔31〕丹尼尔·布尔斯廷：《美国人——殖民地的经历》。上海译文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版，第５页。
〔32〕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 (New York, 1994), p.35.
〔33〕Ibid., p.52.
〔34〕时殷弘、叶凤丽：《现实主义·理性主义·革命主义——国际关系思想传统及其当代典型表现》。《欧洲》１９９５年第３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