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
美国传教士与鸦片战争后的“开眼看世界”思潮
王立新
【注释】王立新：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注尾】
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就在大多数士大夫仍然沉迷于“天朝上国”神话，盲目自大、孤陋昏聩的时候，中国思想界开始出现一股新变化。以林则徐、魏源、徐继、梁廷楠等为主的一部分具有经世致用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关注外部世界的形势，编纂了一批介绍外部世界史地知识的舆地学著作，并试图通过了解外部世界以达到“制夷”即抵抗西方侵略的目的。这股与盲目排外和闭关锁国截然不同的反映新时代内容的思潮一般称之为“开眼看世界”思想。反映这一思想的主要著作有林则徐组织编译的《四洲志》、魏源辑录的《海国图志》、徐继编著的《瀛环志略》和梁廷楠编著的《海国四说》。
“开眼看世界”思想家们在中国长期闭关自守、昧于外情的形势下，把目光从中国内部转向中国的外部世界，较为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情况，向封闭的国人展示了一个与中国文明迥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国人对世界的看法，具有鲜明启蒙性质和近代意义，成为近代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起点和中国思想界摆脱传统走向近代的开端，其影响持续了半个世纪。
这里需要提出的一个问题是：这批“新地志”的材料从何而来？换言之，林、魏、徐、梁等人是通过什么途径获得关于外部世界的最新知识的？研究表明，直接或间接为他们提供资料的主要是在广州、澳门和后来四个通商口岸活动的基督新教传教士。《四洲志》是林则徐在广州禁烟时组织力量编译的，其资料主要来自于广州、澳门和南洋等地的外人报刊，而鸦片战争前后在华办报的主要是传教士。《海国图志》资料除录自《四洲志》外，也主要来源于欧美传教士著作。《瀛环志略》则主要是通过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 Abeel)、甘明(W.H.Gummings)和在厦门英国领事馆访谈而得。本文拟通过考察传教士在鸦片战争前后在华活动，分析美国传教士在“开眼看世界”思想形成过程中的作用。
一、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美国传教士
在华文化和出版活动鸦片战争前，中国对西方世界茫然不知，却以天朝上国自居，谓西人为蛮夷。传教士认为，这一点正是中国闭关自守的思想根源。因此他们自１８０７年入华就开始从事旨在打开中国门户的文化活动，他们宣称要把“近代发明和发现的最丰硕果实”和西方各种知识传播给中国人，用“知识之炮”轰开中国紧闭的国门。１８３４年１１月２９日，广州的商人、传教士和领事联合组织了“在华实用知识传播会”，标榜要“出版能启迪中国人民思想的书籍，把西方的学艺和科学传播给他们”，〔1〕因为这是“表明西方人实际上并不是‘野蛮人’的有效办法”。〔2〕为自己的“文明”程度正名，这多少反映了该会的真实用心。该会由最早来华传教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任中文秘书，处理日常事务，后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也加入该会。该会的两项主要工作是出版杂志《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和裨治文撰写的书籍《美理哥国志略》。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于１８３３年７月创刊于广州，１８３７年停刊，共四卷，是中国境内出版的最早的汉文期刊，创办人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D.F.A.Gutzlaff)。益智会成立后，该刊移交给益智会，由郭实腊和裨治文共同负责，裨治文为主要撰稿人。为了用“知识的大炮”打开中国的大门，该刊刊登了大量文章，介绍世界地理知识，所论最多的是亚洲，特别对西方各国在南亚和东南亚殖民地，如苏门答腊、新加坡、爪哇、暹罗、印度等地区介绍尤详。作者试图说明，欧洲在这些地区的殖民活动是不可避免的。述及的欧洲国家则主要有普鲁士、葡萄牙、法国、荷兰、英国、俄国等，均为在海外殖民的宗主国。魏源曾在《海国图志》中大量征引该杂志的内容。
《美理哥国志略》由美国传教士裨治文撰写，初版于１８３８年，在新加坡印行，署名高理文，鸦片战争后，该书在广州等通商口岸颇受欢迎，裨治文略加修订，改名为《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于１８４４年在香港出版第二版。由于魏源在《海国图志》、徐继在《瀛环志略》中大量征用和参考该书的内容，使该书影响日增。裨治文遂于１８６１年在上海出版该书第三版，并定名为《联邦志略》，第三版做了较大修订，增加了很多地图和统计表。
关于写作该书的动机，裨治文言旨在传播美国文明教化，以打破中国的闭塞无知。他在该书序言中论及其来华和写作该书的目的：
“予生于美理哥国之马沙诸些部中，……于葛留巴新埠麻六甲、新嘉坡得逢唐人，领略华书七八载，叹华人不好远游，至我西国之光采规模杳无闻见，毫不知海外更有九州或者上帝之启，予心乎将使宣布播之，联四海为一家也。不揣固陋，创为汉字地球图及美理哥合省国全图，又将事迹风俗分类略书。百年而后流入中土，或有不耻下观者，其将击节叹喜乎？抑拉杂摧烧之乎？虽然，驰观域外之士，必不方隅之封而笑我已。”〔3〕
该书内容共分为四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一段，介绍美洲之发现。
第二部分包括第二、三段，述美国的地理位置，邻国，英法荷等国在北美的殖民活动，英法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英国对北美殖民地的掠夺，独立宣言，费城制宪会议，华盛顿至范布伦历任总统的任期。
第三部分介绍当时已正式加入联邦的１８个州的建立经过、地理位置、气候、主要城市、人口、物产商业、官制等情况，以及西部印第安人的生活和风俗。
第四部分介绍美国的人口增长、山脉、河流、气候、物产、机器、对外贸易、政治与司法制度、慈善事业、教育、军事、婚嫁、风俗习惯、衣饰、饮食等。
作为一部史地书，裨治文却花了大量篇幅不厌其烦地介绍美国的政治制度之完备、礼乐教化之文明和商业活动之繁盛，其目的显然是为了证明美国并非一个可以“存而不论”的化外之邦，而是一个在先进西方基督教文明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繁荣富庶而强大的国度。该书不仅首次把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介绍给中国，而且给正在寻求自强御侮之策的知识分子以多方面的启迪。
关于美国政治制度，裨治文称权力自上而下，通过选举而得。先言地方政府：“美理哥国有都城之官，有各部落之官。各部落（即州）为一首领、一副领，议拟人员无定数，公选议事者或十余人或数十人无定，各省设一公堂，为首领、副领及士人议事之所。事无大小必经各官合议，然后推行，即不咸允，亦须十人中有六人合意后可行。本省之官，由本省之民选择公举。”
于中央政府，则有“正副统领”，即总统和副总统，亦选举产生。其权项和有关规定为：“统领每年收各省饷项，除支贮库，不得滥用外，每年定例享禄２２０００圆。若非３５岁以上及不在本地生者不可以任此职。例以四年为一任，期满别选，如无贤可代者，公举复任。若四年未满，或已身没，或自解任，则以副统领当之。”
言总统后，则述美国国会。对美国参众两院议员的来源、选举、任期、权限、工作情形皆有详述，该书言道：“每省择二人至都城，合为议事阁（即参议院），又选几人合为选议处（即众议院）。至议事阁与选议处皆以每年十二月内之初礼拜一日，齐集都城公所会议。议事阁之职，每部有二人，计２６部共５２人，选议处共２４３人。以议事阁５２人分三等，以二年为期，轮退后复择新者。是以每等以六年为一任，不过或先或后而已。又定例年未及３０以上者不能当此职。议事处则以２５岁以上为例，二年为一任，期满别选，以１２月初礼拜之一日齐集会议，凡国中农务、工作、兵丁、贸易、赏罚、来往宾使、修筑基桥之事皆此时议之。”
继述美国察院（即司法）制度，先说明察院职能是“究人因何不遵法律之故”，然后对最高法院、上诉法院、巡回法院、地方法院的组成均有扼要介绍，对陪审团制亦有述及。
对三权分立制也略有提及：“为审官则不能会议制例，会议制例官亦不能兼摄审问”。“国内刑狱事，如察院审判不公，统领亦可更正之。”〔4〕
此外还介绍了国会权力、联邦制、分权制等。
裨治文把美国描绘成一个民主和法制的社会，意在推崇和传播美国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这种介绍虽然在当时的中国并不会得到效仿，但由于西方民主精神与儒家民本思想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在晚清专制制度弊端丛生，吏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很容易引起部分知识分子的共鸣。魏源对“公举之法”的肯定，徐继对华盛顿“不僭位号、不传子孙”的钦佩，梁廷楠对美国“未尝以人变法”的赞赏都表明了裨治文的著作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力。
裨治文在书中力言科技知识及机器生产对经济发展和国家富强的作用：“工作之事，或有人力而无物本，或有人力物本而无知识皆难成器，必三者兼备而物始成。”作者这里所指的知识是指科技和工艺技术。裨治文讨论人力、物本、知识三者之关系，意在说服中国聘请西人以解决无“知识”的问题，对外通商以解决无“物本”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虽有人力物本而无知识”“亦无所用”。而美国“则不然，如有物本而无知识则延他国知识者以教习，或有知识而无物本亦往别国运载，或有知识、物本而无人力则以物力代之，如水力、火力、兽力皆是”。接着，作者以轧棉机、纺纱机和织布机为例说明用机械生产的“益巧益多”。裨治文又言美国“出商外国”之“蕃盛”，称美国“国中关税甚少，无论入货出货皆无重敛”，故“贸易日繁”。〔5〕这里，裨治文实际上道出了学习外国、对外贸易及大机器生产在近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这些正是当时清政府顽固排斥的。不过，这些思想却启发了魏源、徐继等人，并成为后来洋务派自强新政的主要内容。我们从裨治文的论述中约略可以窥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提出的对待外强的方策，即“师夷长技”和互市通商。有学者评论说：“裨治文为中国读者提供了一个发展现代经济的简便可行的指南。”〔6〕
在裨治文笔下，美国不仅有辉煌的历史、完美的制度、繁庶的物产，而且也是一个礼仪教化之邦。其“禁人乞食”、“延师设学”、“训习聋哑”、“仁济监犯”、“戒禁醉酒”，〔7〕以及聘娶之礼、衣食住用都清楚地表明美国有高度文明的礼仪、制度、风俗和社会教化。
《美理哥国志略》备受中国知识界推崇，王韬称该书“自创国至今，原本具备，于一邦之制度事实，有所考证，中国史册所必采也”。〔8〕梁启超把它收入《西学书目表》，列为了解西方史地的必读书。
长期以来，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认识和兴趣主要集中于中西方人种学上的差异和坏人心术的异风陋俗与奇技淫巧，除此之外不值一论。人们津津乐道的是西人的“长身高鼻、猫睛鹰嘴”，“隆鼻赤发、面粉眼绿”等等，不一而足。因此，四方蛮夷向化中朝的自大心理和夷夏大防的陈腐观念根深蒂固。然而裨治文展示给中国人的却是一个富庶发达、高度文明的美国。《美理哥国志略》向中国表明，中国并非世界上唯一合理存在，在中国之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文明教化并不亚于中国。实际上，裨治文向昏睡千年的“天朝上国”观念提出了挑战。而天朝尽善尽美的神话一旦被打破，继之而来的就可能是对封建制度的怀疑甚至反抗了。
１８４２年以后，通商口岸的传教活动合法化，除广州外，香港、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也相继开埠，欧美传教士纷纷离开南洋和澳门涌进这些地区开设教堂，同时也从事了一些文化和出版活动。五个通商口岸中，宁波是美国传教士的教育和出版活动较集中的地区，长老会的花华圣经书房的很多出版物对早期中国知识界影响较大。
花华圣经书房于１８４４年２月２３日初创于澳门，１８４５年７月１９日迁至宁波。花指花旗国，即美国。花华圣经书房在１８６０年前出版了大量书籍，详见下表：
花华圣经书房印书情况表(1844-1859)〔9〕
年份 |
1844 |
1845 |
1846 |
1847 |
1848 |
1849 |
1850 |
1851 |
册数 |
39500 |
7000 |
不详 |
52734 |
164893 |
75850 |
66400 |
不详 |
页数 |
不详 |
不详 |
635400 |
1819092 |
3994350 |
1724700 |
300000 |
不详 |
年份 |
1852 |
1853 |
1854 |
1855 |
1856 |
1857 |
1858 |
1859 |
册数 |
不详 |
82000 |
84700 |
112018 |
不详 |
110800 |
不详 |
不详 |
页数 |
不详 |
2800000 |
4012800 |
4602018 |
不详 |
4505600 |
6175460 |
7398560 |
其中大多数为圣经小册子和宗教布道书籍，但也有部分是属于天文、地理、历书、气象、语言、风俗方面的书籍。魏源在《海国图志》中曾大量引用这些著作的资料，其中主要有《地球图说》、《平安通书》和《天文问答》等。
（一）《地球图说》：
作者衤韦理哲(Richard Quanterman)曾一度负责花华圣经书房的工作，此外还在宁波创办了一所教会学校，为杭州浙江大学的前身。《地球图说》初版于１８４８年，再版于１８５６年，并易名为《地球说略》。《地球图说》原书未见，《地球说略》收于《小方壶舆斋地丛钞》第１２帙，再补编，第１５册。该书是简明的世界地理读物，介绍了世界五大洲概况，主要国家和地区的位置、人口、物产、文化、风俗、宗教等资料，其中对英、法、美等欧美列强言之最详。该书图文结合，文字通畅，有一定可读性。
关于美国：“国内多书院，凡民无论男女贫富，皆准入学，以故译读之人较他国为多。又有印书局几处，每日所印新闻纸均得数千张，而书籍亦印出不少。”〔10〕衤韦理哲的用意在于与中国相比较，批评清朝禁止女子入学及新闻事业不发达状况。
该书介绍了美国总统制：“国无王，有众统领一职，任牧民之责，其任以四年为满。至国之律法制度有各省之智能者至京城会议之，无专主之事也。统领之职，不世及，亦不拘资格，唯择有德者为之。其择也，前统领任满，每省推数人至京城，以所推选者书其姓名投于柜中，毕则启视，所推最多者为继焉。”〔11〕这一介绍虽然很简单，但对长期处于闭塞状态的中国人来说不啻为海外奇谈，对于正在睁眼看世界的魏源等人，也算是一个奇闻。
衤韦理哲在著书时并未忘记自己身为传教士负有的宣教使命，指责中国儒释道三教“皆立偶像，拜跪假神，设轮回之谬言，诱惑愚民，罪莫大焉”。〔12〕
（二）《平安通书》：
作者麦嘉缔(Davie BethumeMcCartee)，字培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医师，医学博士。他１８４４年来华，在宁波传教期间从１８５０年到１８５３年编著《平安通书》，每年出一册，共四册，由长老会的花华圣经书房出版。主要内容为天文、气象常识，如：地球知识、日月食、四时节气、西洋历法、海洋潮汛等，并附有大量图表。
（三）《天文问答》：
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著，内容包括大地之形，地球图，地圆的根据，日月形态，日月蚀，虹之成因，雨、雷、风等自然现象，行星、彗星、恒星、太阳引力、地球引力、万有引力等一般知识。虽名为“天文问答”，但也包括了一些近代地理学和物理学的内容。该书是西方近代天文学知识系统传入我国之始。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前，美国传教士在南洋、澳门和五个通商口岸的中文著作向中国知识分子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对欧美国家的介绍为中国知识分子勾画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迥然不同的文明体系。传教士传播的这些新知识一旦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也就是说，一旦中国的知识分子不再以天朝上国而是以一种新的世界观念来看待和观察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各国，其影响将是革命性的，其意义不仅在于地理和科学知识的增加和眼界的开阔，而在于承认在华夏文明之外还有其他文明形式的存在。事实上，徐继等人的著作中已多少体现出一种朦胧的文化多元主义观念，而文化多元主义观念的萌芽正是中国摆脱中世纪走向近代的开端。
二、美国传教士与《海国图志》
《海国图志》最早为５０卷，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１８４２年）。在道光二十七年（１８４７年）增补成６０卷，咸丰二年（１８５２年）增补成１００卷。魏源在谈及该书材料来源时说：“《海国图志》何所据？一据前两广总督林尚书所译西夷之四洲志，再据历代史志及明以来岛志及近日夷图夷语，钩稽贯串，创榛辟莽。”〔13〕在以上材料来源中，使《海国图志》成为一部优秀舆地学著作的并非历代史志和明以来岛志，而是鸦片战争前后来华西人的著作，即所谓“近日夷国夷语”，主要有美国传教士高理文（即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衤韦理哲之《地球图说》，培端（即麦嘉缔）的《平安通书》，裨治文与普鲁士传教士郭实腊共同主办的《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葡萄牙人马吉斯(Maches)的《地理备考》，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的《外国史略》。实际上魏源对这一点交待得很清楚，他在“原叙”中说：此书“何以异于昔人海图之说？曰：彼皆以中土人谭西洋，此则以西洋人谭西洋也。”又说：“斯纯乎以夷人谭夷地也”。〔14〕《四洲志》为翻译著作，严格说来也属于“夷图夷语”之列，而在诸多“西洋人谭西洋”之书中，魏源最推崇的除林译《四洲志》外，就是《地理备考》和《美理哥国志略》。称两书“皆以彼国文人留心丘索，纲举目张”。〔15〕实际上魏源在介绍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情况时，大多采用的是近代来华西人主要是传教士的著作。
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是《海国图志》中有关美国内容的最重要来源。魏源在征引有关各国材料时，一般都把《四洲志》中的材料放在第一条，并注明“欧罗巴人原撰，侯官林则徐译，邵阳魏源重辑”。惟在介绍美国时，则把《美理哥国志略》辑在最前面，称“弥利坚即美里哥总记上”；然后将《四洲志》的内容列于后，称“弥利坚国即育奈士迭国总记中”（“育奈士迭国”乃《四洲志》对United States的音译）；最后辑入《地球图说》、《地理备考》、《外国史略》、《瀛环志略》中有关美国的内容称“弥利坚国总记下”。魏源解释这一做法的原因是：“志例当先原本，次重辑，惟美理哥志出其本国，实较原志尤提纲挈领，故先之。”〔16〕
有学者曾指出，魏源把《美理哥国志略》大部分辑入了《海国图志》，〔17〕但据笔者将百卷本《海国图志》与《小方壶舆斋地丛钞》第１２帙再补编第１１册所收入的《美理哥国志略》一一对照发现，除个别文字遗漏或删改外，魏源乃是将其全部而不是“大部分”辑入《海国图志》，辑录情况如下：
《美理哥国志略》第一部分（各部分内容参见前文对该书的介绍）被辑入《海国图志》卷５９“墨利加洲沿革总说”，第二、四部分辑入卷５９“弥利坚即美理哥国总记上”，第三部分辑入卷６２“弥利坚国东路二十部“和卷６３“弥利坚国西路十一部”。
此外，《海国图志》卷９４“西洋器艺杂志”中有两段关于西国书籍、新闻纸（即报刊）、历史和语言文字的内容，魏源称辑自《美理哥国志略》，但查《小方壶舆斋地丛钞》，收入该书全文中并无这两段文字，疑是魏源在撰写百卷本时辑自《美理哥国志略》第二版即《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第一段文字除对西方报刊的样式、印数、内容、类别、定价进行介绍外，还注意到西方历书“惟无吉凶趋避之日”。第二段则对各国文字进行了比较，并介绍了英文２６个字母的发音和“连字之法”。值得注意的是，魏源认识到英文的优点，称“２６字母散之则无穷，合之则有限，其用不测，然虽三尺童子亦可学习。凡天下事物皆赖２６字母详说之。其始岁历几百稿，三易而始成，故虽盈千累万之书亦不外此２６字母也。”〔18〕这是中国学者所著之书中对英文的最早记述。
魏源辑录《美理哥国志略》时基本未加评论，但通观《海国图志》全书仍可窥出《美理哥国志略》对魏源思想的启迪。
美国在独立战争中战胜英国使魏源发生了极大的兴趣。魏源写作该书时鸦片战争刚刚结束，对于痛感战败耻辱的魏源来说，美国独立战争的胜利无疑是值得称颂的。魏源感叹到：“呜呼！美利坚国非有雄才豪杰之王也。涣散２７部落，涣散数十万黔首，愤于无道之虎狼英吉利，同仇一倡，不约成城，坚壁清野，绝其饷道，遂走强敌，尽复故疆，可不谓武乎？”而美国战胜英国的策略则启示了魏源“以夷攻夷”思想。魏源把它与春秋战国时“远交近攻”相较，称之为“智”举。魏源言道：“创开北美利加者佛兰西，而英夷横攘之，愤逐英夷者弥利坚，而佛兰西助之，故弥利坚与佛兰西世比而仇英夷，英夷遂不敢报复，远交近攻，可不谓智乎？”〔19〕魏源正是基于此认识到英、法、美，三者利益不同。
体现《海国图志》思想价值的是魏源对美国民主制的认可。魏源初读《美理哥国志略》就惊叹于“墨利加北洲以部落代君长，其章程可重奕世而无弊”，称之为“旷代所未闻”。〔20〕继之，对裨治文所述的华盛顿“身后公举贤者更代，不世及不久任”之举甚为赞许，〔21〕叹曰：“二十七部酋，分东西二路而公举一大酋统摄之，非惟不世及，且不四载即受代，一变古今之局而人心翕然，可不谓公乎？议事听讼，选官举贤，皆自下始，众可可之，众否否之，众好好之，众恶恶之，三占从二，舍独徇同，即在下预议之人，亦先由公举，可不谓周乎？”〔22〕自古以来，皇位世袭被视为自然之理，而官吏为皇家效命，由皇上亲任也是久传的定例，魏源称美国打破王位世袭的做法为“变古今之局”的“公”举，自下而上“选官”制度为“周”举，足以表明魏源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赞赏。《四洲志》及《海国图志》所征引其他西人著作对美国政治制度介绍远不如《美理哥国志略》详细，魏源的这些感慨当是阅读《美理哥国志略》之后而发。
魏源对美国的赞赏还不止这些，他把美国看成“不桀骜中国”，“有益无损”的“谊”国。他说：“今广东贸易惟弥利坚国岁有进口银４０万元，而欧罗巴则专以鸦片耗中国之币，故美利坚于我有益无损，英夷于我有损无益。”〔23〕美国“岁挥银百数十万以裨中国之币，可不谓富乎？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驰驱，可不谓谊乎？”〔24〕这虽然表明魏源认识的局限性，但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裨治文著作对魏源的深刻影响。《海国图志》所征引的美国传教士著作除《美里哥国志略》外，尚有《地球图说》（共被征引３０段），《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被征引１９段）和《平安通书》。《海国图志》卷１００“地球天文合论五”全部辑自《平安通书》，魏源称“平安通书论天地，美理驾国人培端著”，共１２段，内容有：“论天地”、“大小远近喻”、“日晷图说”、“月道图说”、“日月蚀图说”、“四时节气图说”、“时刻论”、“潮汐随日月图说”、“镇海潮汛”、“节气日离赤道表”、“西洋历法缘起”等。并附图１０幅，即日晷图、日月食图（三幅）、四时节气图、潮汐汐随日月气图、朔望日月合力摄引潮水更高之图、南北寒暑不同时之图、斜影图（二幅）等。〔25〕魏源对以上书籍的内容未加任何评论。
三、裨治文与梁廷楠的《合省国说》
《合省国说》是梁廷楠《海国四说》之一部。《海国四说》刊于道光二十四至二十六年（１８４４－１８４６年）间，包括《耶稣教难入中国说》、《合省国说》、《粤道贡国说》和《兰仑偶说》。《耶稣教难入中国说》主要内容是从中国文化的角度批驳基督教教义，并论述了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的冲突。《粤道贡国说》主要是记述了清代广州中外通商的情况。《合省国说》和《兰仑偶说》则是关于美国和英国的史地著作。
《合省国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部关于美国史地著作。其所据主要为前述裨治文《美理哥国志略》第二版，即《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梁廷楠为粤东名士，曾在几任粤督幕府中任职，１８４４年为编纂《粤海关志》收集材料时获得在香港出版的《亚美利格合省国志略》一书，引发了他著《合省国说》的愿望，他在《合省国说》自序中说：“廷楠奉敕纂《粤海关志》，分载贡市诸国。惟美利坚立国未久，前贤实缺记载，案牍所存，又多系市易禁令，间有得于通事行商所口述者，亦若纷杂难为条绪，欲专著一编不可得。两年忧居，有以其国人新编《合省志略》册子示者，初习汉文，而未悉著述体例者之所为。因以前日书局旧所采记者，稍加荟萃成帙，略如五国故事，吴越备史，而详核有加焉。”〔26〕
《合省国说》共三卷，卷一先列美国州名及各州位置，继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及新大陆之命名，再述英、法、荷、西班牙等开辟新地和英国１３省之建立，最后述英法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
卷二言英国设公司贸易，（波士顿）倾茶事件，英人增兵，独立战争爆发，（大陆会议）合诸省为合省国，英美之战，推华盛顿为总统，议定立国规条（宪法），行总统制，设立学校和济贫院，与外国通商等诸事，最后历述合省国的经纬度，山脉、河流等。
卷三言合省国信奉耶稣教，用英吉利文字，通行新闻纸（报刊），人喜藏书，婚姻自由等俗，又述土番（印第安人）肤色、性情、习俗，后述合省国之仁会、戒酒会、日常礼仪、风俗、饮食、居室、音乐、绘画及机械纺织、动植物、矿物等。卷末言其贸易和气候。
从全书内容安排上，基本与《美理哥国志略》所述内容及先后顺序相同。
梁廷楠在序文对美国制度极为心仪，其序云：“予观于美利坚合众为国，行之久而不变，然后知古者‘可畏非民’之未为虚语也。彼自立国以来，凡一国之赏罚禁令，咸于民定其议，而后择人以守之。未有统领，先有国法。法也者，民心之公也。统领限年而易，殆如中国之命吏，虽有善者，终未尝以人变法，既不能据而不退，又不能举以自代，其举其退，一公之民。持乡举里选之意，择无可争夺无可拥戴之人，置之不能作威、不能久居之地，而群听命焉。盖取所谓‘视听自民’之茫无可据者，至是乃彰明较著而行之，实事求是而证之。为统领者，既知党非我树，私非我济，则亦惟有力守其法，于瞬息四年之中，殚精竭虑，求足以生去后之私思，而无使复当前之，斯已耳。又安有贫侈凶暴，以必不可固之位，必不可再之时，而徒贻其民以口实者哉!”〔27〕
在梁氏看来，茫然无据的“视听自民”思想在美国得到了实践，美国的制度已使儒家的民本思想得到了近乎完美的实现。这种评价虽然把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等同于近代民权思想从而抹杀了二者本质上的不同，但这种比附本身却足以表明梁氏对美国制度的推崇。
四、雅裨理与徐继的《瀛环志略》
徐继的《瀛环志略》共十卷，初版于道光二十八年（１８４８年）。在此之前的１８４４年曾完成《瀛环考略》二卷，但未曾出版。该书是继《四洲志》、《海国图志》之后又一部较有影响的舆地学著作。如果说《四洲志》乃完全从西人杂志和书籍中翻译，《海国图志》主要是一部西方史地资料集的话（魏源加入少量按语，未加考订），《瀛环志略》则是中国人自己编撰的系统介绍世界史地的著作，在世界地理知识的研究和介绍方面，其成就超过前两种著作。《瀛环志略》的材料多取于西人，特别是美国传教士雅裨理。徐氏在谈及写作该书的起因和该书材料来源时言道：
“道光癸卯（即１８４４年），因公驻厦门，晤米利坚人雅裨理，西国多闻之士也，能作闽语，携有地图册子，绘刻极细，苦不能识其字，钩摹十余幅，就雅裨理询译之，粗知各国之名，然匆，卒不能详也。明年再至厦门，郡司马霍君蓉生购得地图二册，一大二尺，余一尺许，较雅裨理册子尤为详密，并觅得泰西人汉字杂书数种，余复搜求得若干种，其书俚不文淹，雅者不能入目，余则荟萃采择，得片纸亦存录勿弃，每晤泰西人辄披册子考证之，于域外诸国地形时势稍稍得其涯略，乃依图立说，采诸书之可信者衍之为篇，久之积成卷帙。”〔28〕
从以上文字可以看出，徐继撰书的资料来源有二：一是“晤米利坚人雅裨理”和其他“泰西人”所获得的资料，二是西人出版的地图和“泰西人的汉文杂书”。徐继亦承认关于欧美各国情况完全取之于这两个途径。《瀛环志略》凡例中称：“泰西诸国疆域、形势、沿革、物产、时事皆取之泰西人杂书，有刻本，有钞本并月报新闻纸之类约数十种，其文理大半俚俗不通而事实则多有可据，诸说间有不同，择其近是者从之，亦有晤泰西人时得之。述者凑合而敷衍成文。”〔29〕
徐继在书中提到的雅裨理，乃美国传教士，受“海员之友社”的派遣，同裨治文一道作为首批来华传教士于１８３０年２月到达广州。来华后，雅裨理最初在广州的英美海员中传教，１８３１年抵南洋，后入公理会，于１８４２年２月７日抵达厦门对海的鼓浪屿，此后长期在厦门传教。１８４４年１月，雅裨理作为英国驻厦门领事记里布的译员首次会晤调任福建布政使的徐继。徐继在书中未提及与雅裨理会晤的情况，而雅裨理在日记中则记录了与徐继几次会面的详情，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雅裨理在１８４４年１月２７日的日记中写道：“不久前，厦门来了一位帝国的布政使，派遣他来的目的主要是为外国人的活动限制一个范围。他按照中国人的意愿提出的第一个建议是限制我们只能在几个较开放的街区活动。作为对手，英国领事提出较合适的限制应是（应允许外国人）到内地进行一天的旅行。布政使逐渐表现出开明和宽大，但仍不同意领事提出的（应允许外国人到）如此广大的区域（活动）。交换一些文件，互访过几次之后，问题仍然像从前那样没有解决。我们已多次会见布政使，其地位仅次于巡抚，而且有可能成为本省和邻省的总督。他是我迄今遇见的最好问的中国高级官员。在他提出有关外国的许多问题之后，我们提议带一本地图册来，把他最感兴趣的地区的位置和范围指给他看。对此，他高兴地同意了。一天下午，我们带了尽可能收集到的一般性资料送给他，我们答应送给他一些有关基督教的书籍。昨天已为他捆了一包，其中有《新约全书》和其他一些书。”徐继还看了雅裨理的地图册。雅裨理送给徐的世界地理和宗教书籍给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大增强了他对世界史地知识的兴趣。
同年２月２９日，徐继又来到厦门，雅裨理在日记中写道：“获悉布政使阁下已经返回，我们拜访了他，这是一项特别令人满意的访问，他说他一直在阅读基督教的书籍，并请求允许他提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主要与他碰到的文字和地名有关。他显然已经认真读了《新约全书》，给了我一次机会能为他解释很多最重要的真理，我祈祷上帝这些真理能铭刻在他心上。”〔30〕
两次与雅裨理的会晤，使徐继“粗知各国之名”，获得了丰富的世界史地资料，增加了他写作地理书籍的决心。在后来与雅裨理的交往中，他干脆就撰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向雅裨理请教，与之讨论。雅裨理在日记中记载了１８４４年５月二人交往的情况：“他既不拘束，又很友好，表现得恰如其分。很明显，他已经获得了相当多的知识。他了解世界各国状况的愿望，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热切得多。他画的地图还不够准确，他不仅查对经纬度以便标出确切的地理位置，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版图的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特别是同中国的商务关系上。他对英国、美国和法国的考察比对其他国家更为详尽。”〔31〕
在当时的厦门，与雅裨理等人进行私下接触并非仅徐继一人。据雅裨理１８４４年２月２０日日记记载，他曾经拜访过总督府的一位副官。这位副官还谈及徐继阅读雅裨理赠书的情况。雅裨理在日记中写道：“早晨见过来访的人后，我们重新开始我们的拜访，拜会副官。他说布政使花了很多时间阅读基督教书籍。我们同他坐了很长时间，就自然宗教和天启宗教的重要真理与他进行了轻松而充分的交谈。能有机会与这个阶层的人士就宗教皈依问题进行讨论是极大的荣幸。读到这一段文字的人谁不会热切地祈祷呢？但愿这位副官、布政使和提督以及所有得到我们赠书的人能够发现倾听上帝拯救真理的必要性。”〔32〕
雅裨理的真实动机当然是为了传教事业。在他看来，为了传教事业更好地进行，需要改变中国人对西方世界的看法，使中国向西方文明开放，然而雅裨理的目标并未实现，从雅裨理日记中看出，徐继兴趣并不在宗教上，而是英、美、法等来华列强的政治和经济状况。徐氏了解夷情的目的显然为是了“制夷”。尽管二人目标各异，但雅裨理的影响却导致了第一部中国人撰写的近代世界地理学著作的诞生。
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七月，徐继撰成《瀛环考略》二卷，时间是在徐继与雅裨理首次接触半年之后。徐继在书中坦率承认“说多得之雅裨理，参以陈资齐《海国闻见录》、七椿园《西域闻见录》、王柳容《海岛逸志》、泰西人《高蒙厚求》诸书。”〔33〕《瀛环考略》当时未出版，徐在此基础上撰成《瀛环志略》十卷。除雅裨理外，徐继还曾向其他在华西人如美国传教士甘明、英国驻福州两任领事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和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请教，并参考了裨治文的《美理哥国志略》。究竟哪些资料得自于雅裨理，由于徐在书中并未详加说明，已无法可考，只是在七处提到雅裨理的名字，但雅裨理在徐氏写作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却大致可以窥出：
（一）纠正了很多中国史志中错误的世界地理知识。比如：中国史书和私家地志中一直认为越往南越热，南极为极热之地，甚至见到西人所绘地图后仍坚持陈说，但通过雅裨理科学的解释，徐继放弃旧说。徐在书中写道：“按北冰海（即北冰洋）人人知之，南冰海（即南极洲）未之前闻。顷阅西洋人所绘地球图，于南极之下注曰南冰海，以为不通华文，误以北冰海例称之也。询之米利坚人雅裨理则云：此理确凿，不足疑也。”雅裨理还对此进行了详细解释。徐继感叹说：“由此言之，南极之为冰海，又何疑乎？中国舟行不远，以闽广为之尽头，遂误以为赤道为南极，固宜其闻此说而不信也。”〔34〕
（二）雅裨理以西方最新地理发现成果纠正和补充了西洋地理书中的舛误和陈说。徐继在书中言道，他曾认为：“南黄道之南仅有岛屿，再南则汪洋一水，直至南极，无片土矣。”而“土在上而水在下，亦坤舆自然之理”。然雅裨理以最新知识纠正了这种错误认识，徐氏言道：“两年前，佛朗西、英吉利、米利坚、西班牙四国曾遣四舟向南探之，近南冰海一带，向有国土，其广狭未之详也。”〔35〕
（三）以发展眼光注意世界政治版图的变化，解决徐继撰书过程中的疑难。近代以来，西方列强的殖民活动大大改变世界政治地图。由于列强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和殖民活动的逐步推进，世界政治版图也常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一幅世界地图今天还反映了世界的真实面貌，明日某个殖民地的易主就会使之失去价值。这也导致西方前后不同时期出版的地理书籍和地图往往互不一致。因此，必须注意世界政治地理的不断变动的情况。由于中国长期闭关自守，对域外情况极为隔膜，对世界地理状况瞬息变化更是无从把握。徐继在收集关于印度的材料时发现，英美两国所刊的世界地图上，印度各地的地名和部落名称很不一致，“英人所刻五印度与米利坚图全不同，地名繁简亦异。”因无所适从，故而询问雅裨理，“米人雅裨理云：此（指美国人所绘之地图）系五印度旧部落之名，自英吉利据印度后有分析，有改章，与此图不同。”徐继据此认为“地既属英，当就英国立说”，遂按英国所出地图介绍印度情况。但同时附美国所绘地图“于后，以资考核”。〔36〕
曾为徐继提供过资料的另一位美国传教士是甘明，又称高民、库明、甘威廉，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医学博士，１８４２年来华，先在澳门、香港活动，后赴厦门，于１８４２年６月７日抵达鼓浪屿。他在雅裨理寓所开设了一家诊所，１８４４年1月在厦门正式开办了一家医院，１８４７年因健康原因经澳门回国。《瀛环志略》关于瑞士的很多资料得自于他。徐继与他接触的具体情况不详，只是在“瑞士国”一章中称“花旗人甘明者，尝游其地，极言其山水奇秀，风俗之淳古，惜乎远在荒裔，无由渐以礼乐车书之雅化耳。”〔37〕徐继根据甘明提供的材料对瑞士的地理位置、疆域、山脉、河湖、拿破仑征服瑞士、瑞士“十二部”（即１２个地区）的情况做了较详细的记述。徐继称瑞士为“西土之桃花源”，概从甘明的叙述中而得。
纵观《瀛环志略》全书，最精彩之处莫过于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描述和对华盛顿的称赞：
“顿既定国，谢兵柄，欲归田，众不肯舍，坚推立为国主。顿乃与众议曰：得国而传子孙，是私也，牧民之任，宜择有德者为之。仍各部之旧，分建为国，每国正统领一，副统领佐之（副统领有一员者，有数员者），以四年为任满（亦有一年二年一易者），集部众议之，众皆曰贤，则再留四年（八年之后不准再留），否则推其副者为正。副或不协人望，则另行推择乡邑之长，各以所推书姓名投匦中，毕则启匦，视所推独多者立之，或官吏，或庶民，不拘资格。退位之统领，依然与民齐齿，无所异也。各国正统领之中，又推一总统领专主会盟战伐之事，各国皆听命。其推择之法，与推择各国统领同，亦以四年为任满，再任则八年，自华盛顿至今（顿以嘉庆三年病卒），开国六十余年，总统领凡九人。”〔38〕
徐继对美国政治制度的描述虽然不如《海国图志》详尽，但后者不过是把《美理哥国志略》的内容照搬过来而已，而徐继则加进了自己的理解和观点。尤其是徐在按语中对乔治·华盛顿和美国社会制度的称赞中反映了那个时代先进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制度的认识水平：“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乎三代之遗意。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耸。呜呼，可不谓人杰矣！”〔39〕
又云：“南北亚墨利加袤延数千里，精华在米利坚一土，天时之正，土脉之腴，几与中国无异。英吉利航海万里，跨而有之，可谓探骊得珠，生聚二百余年，乎富溢四海，乃以掊克之故，一决不可复收，长国家而务财用，即荒裔其有幸乎！米利坚合众以为国，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40〕据香港学者李志刚考证，徐氏这番议论并非参引他书，而是得自于雅裨理。〔41〕
“三代之治”在中国儒生心中是最高政治思想，是一种完美的社会政治模式，徐继用“三代之治”比附美国社会，在当时实属惊世骇俗之论。
徐继对美国民主制度的赞赏、对华盛顿个人品格的钦佩在当时知识分子中是绝无仅有的，代表了当时士大夫对美国社会的最高评价。因此该书“甫经付梓，即腾谤议”，〔42〕但却在大洋彼岸引起不小的反响。在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的推动下，美国政府于同治六年（１８６７年），特将一幅华盛顿的画像赠给徐继，成为蒲安臣对华“合作政策”的重要举措之一。这也反映出该书的广泛影响。
中国近代初期的“开眼看世界”思潮是在国家蒙受战败之辱的形势下骤然兴起的，缺少长时期的酝酿和完备的思想资料。“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们只能借助于在华传教士及其外人编撰的有限的书刊。梁启超对这一现象有过一番评论，他言道：“鸦片战役之后，志士扼腕切齿，引为大辱奇戚，思所以自湔拨，经世致用观念之复活，炎炎不可抑。又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学者若生息于漆室之中，不知室外更何所有，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昔所未睹也。环顾室中则皆沉黑积秽，于是对外求索之欲日炽，对内厌弃之情日烈。”“于是，以其极幼稚之西学知识，与清初启蒙时期所谓‘经世之学’者相结合，别树一派，向正统派公然举叛旗矣。”〔43〕
正是美国传教士开启了早期“开眼看世界”的思想家得以“外窥”之“牖”，他们的著作成为近代知识分子了解和观察世界的窗口。这一段历史预示了传教士作为近代“西学东渐”的主要承载者，将对近代思潮的演化和晚清中国现代化事业产生持续的影响。
注释：
〔1〕Chinese Repository, vol.3, p.382 (Dec.1834).
〔2〕Barnett and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95-96.
〔3〕据笔者所知，仅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有《美理哥国志略》原本，《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１２帙，再补编，第１１册收有该书全文，但并无“序”文。此处所引“序”文录自《海国图志》，咸丰二年百卷本，卷５９，“弥利坚总记上”文末注。
〔4〕以上引文引自《美理哥国志略》，第１２－１３页。
〔5〕《美理哥国志略》，第１１－１２页。
〔6〕Fred W.Drake, “Protestant Geography in China: E.C.Bridgman's Portrayal of the West," in Barnett and Fairbank,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tonary Writings, p.105.
〔7〕《美理哥国志略》，第１５－１６页。
〔8〕王韬：《瀛土需杂志》，岳麓书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０页。
〔9〕资料来源：Gilbert McIntosh, The Mission Press i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5), pp.13-20.
〔10〕衤韦理哲：《地球说略》，第２９页，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１２帙，再补编，第１５册。
〔11〕衤韦理哲：《地球说略》，第２９页。
〔12〕衤韦理哲：《地球说略》，第１页。
〔13〕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首，“原叙”。
〔14〕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４，第４３页。
〔15〕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１００，“后叙”。
〔16〕魏源：《海国图志》，道光二十四年５０卷本，卷３８，第１页。
〔17〕吴泽、黄丽镛：“魏源《海国图志》研究”，载：杨慎之、黄丽镛编：《魏源思想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第３０１页。
〔18〕《海国图志》，百卷本，卷９４，第３页。
〔19〕《海国图志》，百卷本，卷５９，“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序”。
〔20〕《海国图志》，百卷本，卷１００，“后叙”。
〔21〕《美理哥国志略》，第３页。
〔22〕《海国图志》，卷５９，“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序”。
〔23〕《海国图志》，百卷本，卷７４，“国地总论上”。
〔24〕《海国图志》，百卷本，卷５９，“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序”。
〔25〕《海国图志》，百卷本，卷１００，“地球天文合论五”。
〔26〕梁廷楠：《合省国说·序》，见《海国四说》，清道光二十六年刻本。
〔27〕《合省国说·序》。
〔28〕《瀛环志略》，“徐继识”，第８页，同治丙寅重订，总理衙门藏版。
〔29〕《瀛环志略·凡例》，第３页。
〔30〕Chinese Repository, vol.13, p.237 (May 1844).
〔31〕Chinese Repository, vol.20, pp.169-170 (April 1851).
〔32〕Chinese Repository, vol.13, p.237 (May 1844).
〔33〕《瀛环考略》，“徐继识”，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本，收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编》，第７９集。
〔34〕《瀛环志略》，卷１，“地球”，第５页。
〔35〕《瀛环志略》，卷１，“地球”，第７页。
〔36〕《瀛环志略》，卷３，“五印度”，第７页。
〔37〕《瀛环志略》，卷５，“瑞士国”，第３２页。
〔38〕《瀛环志略》，卷９，第１５－１６页。
〔39〕《瀛环志略》，卷９，第１６页。
〔40〕《瀛环志略》，卷９，第３５页。
〔41〕任复兴主编：《徐继与东西方文化交流》。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４２页。
〔42〕徐继：“复吴恩澄比部世兄书”，载《松龛先生全集》，文集，卷三。
〔4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饮冰室合集》，专集，第３２册，第５２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