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因素就是中国的对美政策。然而,国务院有关中国问题专家的分析报告却显示:1966年1月“北京方面”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关于“放宽”医务人员去中国的限制;美国的“中国通”们还特别注意到在汉弗莱讲话后,《人民日报》3月29日发表了措辞“十分强硬”的“官方文章”。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认为,《人民日报》实际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了如下观点:如果美国方面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如果美国拒绝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中美之间就不可能举行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或其他任何关于两国交换专业人员的谈判。国务院情报部门的结论是:“北京以警惕的态度拒绝美国关于改善关系的建议”。〔32〕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政坛正在酝酿着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雨。正当美国舆论界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全国各地正面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时期。以1966年的“5.16通知”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为标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情况不可能也不允许实施对美国政策的调整。文革时一度盛行的“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和行为,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33〕使得国际上和美国国内原来就对中国抱有敌意的人找到了可乘之机。由于国内外交机构运转的不正常状态,外交第一线返回的信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处理。例如,1966年3月中美大使级第129次会谈中,美国代表格罗诺斯基(John Gronouski)第一次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称呼与其谈判的中国政府。事后,美方还提醒中方翻译钱永年是否注意到美方所用称呼的变化。参加谈判的王国权大使将此向国内作了汇报,但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研究”。王国权大使事后在回忆录中感叹道:中方“错过了一个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34〕而在华沙谈判的美国人反馈回国的信息却是中方认为中美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必要。在美国的中国观察家看来,中国由于高级外交官被召回,和外交政策缺乏灵活性使自己“陷入了外交的孤立状态”。〔35〕1967年后,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了美国公众中对中国有负面印象的占绝大多数:约70%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而只有20%的人认为苏联是和平的威胁。〔36〕

    中国国内虽然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时期,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分量却在增长,使得美国人越来越感到不能忽视之。约翰逊在1966年7月12日的讲话中,哀叹“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他同时又谈到:“如果有7亿人的大陆中国被其统治者孤立于世界之外,亚洲的长期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37〕特别是随着约翰逊政府在越南战争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更是希望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来摆脱困境。约翰逊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中就声称:美国“希望中国大陆人民与美国社会能重新和好相处”,如果中国致力于“改善其人民的福利”,美国“并无意剥夺其寻求安全和与其邻邦谋致友好关系的合法权利”。〔38〕此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上的矛盾却更深一层。一方面,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主张“快进”,批评政府行动迟缓,并自告奋勇要亲自去北京。其举动为腊斯克所阻拦,因其担心此举会使苏联疑心;而在另一方,凯南恶毒攻击中国领导人为“希特勒”,反对同中国接近。而已出任驻印度大使的鲍尔斯(Chester Bowles)也已经改变了其原先看法,主张对华政策“缓行”。〔39〕但副总统汉弗莱与约翰逊意见一致。1968年7月,汉弗莱表示要“尽力使中国人民摆脱他们所处的不正常状态”,主张谋求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40〕

    中美关系当时不能实现正常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就中国方面而言,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是有一定责任的。但不能因此而将责任一味推向中国一方。因为当时美国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但是在中美关系最关键的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却仍然没有改弦易辙的的打算。约翰逊政府试图奉行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就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并不具备。1968年11月26日,中国方面建议中美重开已经停顿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的建议得到美方的响应。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作了声明。声明分析了为何13年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不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老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文章”,而“中国政府是决不以原则作交易的”。中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的原则有两项,这就是:“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41〕

    中美双方原商定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然而,2月初发生了一起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廖和叔叛逃美国的意外事件。在中方的抗议遭拒绝后,中国政府决定推迟该次会谈。〔42〕这样,中美大使级会谈就一直搁置到1970年才得以举行。

    总之,尼克松时期打开美中交往的大门,是当之无愧载入史册的壮举。然而,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美国对华“政策”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一定变化。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华僵硬的政策就可见一丝松动的迹象。约翰逊入主白宫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显而易见的重要调整。尼克松“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的决定,决不是出于一时突如其来的灵感,而是因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定条件和基础。尼克松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而时世也造就了“英雄”。

 

注释:

 

〔1〕参阅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7-13页。

〔2〕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1962, quoted from Robert Bl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p.127.

〔3〕有的学术著作中误将此次讲话的日期标为“肯尼迪遇刺前一周”,这是与肯尼迪的上述讲话混淆而致。

〔4〕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6, 1964, pp.11-17.

〔5〕Barbara Kelerman and Ryan Barilleaux, The President as World Leade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1) pp.124-126.

〔6〕参阅资中筠:《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13页。

〔7〕富布赖特的原话是:“President has no freedom of action”,意思是:“总统没有行动的自由”,故在本文中译为“身不由己”。Leonard A. Kusnitz,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4), p.100.

〔8〕Congressional Records, March 25, 1964, pp.6227-6232.

〔9〕Department of State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Taipei, December 17, 1963, Box 10,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10〕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May 11, 1964, p.730.

〔11〕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12〕McGeorge Bundy,“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ember 15, 1964, Declassified Document Reference System, 1978, 119B.

〔13〕Roderick MacFarquha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71 (New York: Praeger, 1964), pp.210-211。中国政府呼吁各国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声明(英文本),见Peking Review, October 23, 1964, p.6.

〔14〕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4-205页。

〔15〕曲爱国、鲍明荣、肖族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16〕《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0页。

〔17〕《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页、584-586页。

〔18〕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276页。

〔19〕参阅资中筠:“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13-15页。该丛书的介绍,见鲍大可所写的编者前言,罗伯特·布仑姆撰写,鲍大可编辑完成的《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Robert Blum, edited by A. Doak Barnett,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pp.xi-xiv.其他书名分别为: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Policies Toward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Futu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Security of Asia;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1967.

〔20〕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89th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1966.

〔21〕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73), pp.305-308.

〔22〕“China Policy,”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1966, in 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F. Kennedy Library.

〔23〕Memorandum,“Press Reaction to the Vice Presidents Comments on China,”by James C. Thomson, Jr., March 21 1966, Box 17, Thomson Papers,Kennedy Library.

〔24〕“Chiefs of Mission Conference,”February 27-March 2, 1966, in Box 19,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25〕William Bundy,“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unist China,”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February 28, 1966, pp.310-318.

〔26〕为了探明公众舆论是否对政府具有影响,笔者获得曾在该时期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小詹姆士·汤姆森的同意,查阅了存放在肯尼迪图书馆的汤姆森文件。发现有关鲍大可和上述198名学者建议的较完整的各类材料,包括汤姆森起草的《报刊反应》。见: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ohn F. Kennedy Library。在该文件上签名的包括费正清、艾克斯坦等学者。鲍大可参与了部分起草工作,但没有签字,因为他称在准备反映自己个人意见的声明。

〔27〕“Experts on China Urge U.S. to Seek A Peking Accord,”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6, in 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F. Kennedy Library.

〔28〕“Javits Asks Shift in Stand on China,”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6,in 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F. Kennedy Library.

〔29〕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66(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pp.650-659.

〔30〕New York Times, May 19, 1966, noted in John C. Kuan, A Review of U.S.R.O.C. Relations: 1949-1978 (Taipei: Asia and World Institute, 1980), p.32.

〔31〕Kenneth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New York: McGrawHill), pp.284-285.

〔32〕Intelligence Note No.201, to the Secretary, from INRThomas L. Hughes:“Peking Defensively Rejects US Proposals for Improving Relations,”March 29, 196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ox 17,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33〕王幼樵、肖效钦主编:《当代中国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262页。

〔34〕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35〕Robert Sutter, China Watch: Toward SinoAmerican Reconcili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 p.62; Robert Sutter, Chinese Foreign Policy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78), p.6.

〔36〕Kusnitz,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pp.116-117.

〔37〕“Text of the Remarks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American Alumni Council,”White Sulphur Springs, West Virginia, July 12, 1966, Box 11,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pp.4-5.

〔38〕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30, 1967, p.162.

〔39〕Gorden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pp.280-281.

〔40〕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第208页;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499页。

〔41〕《人民日报》,1968年11月27日,第1版。

〔42〕骆亦粟,《在波兰的岁月》。《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4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78-179页。

 

中国问题专家的分析报告却显示:1966年1月“北京方面”拒绝了美方提出的关于“放宽”医务人员去中国的限制;美国的“中国通”们还特别注意到在汉弗莱讲话后,《人民日报》3月29日发表了措辞“十分强硬”的“官方文章”。美国国务院情报与研究局认为,《人民日报》实际代表中国政府表示了如下观点:如果美国方面坚持敌视中国的政策,如果美国拒绝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军,中美之间就不可能举行关于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或其他任何关于两国交换专业人员的谈判。国务院情报部门的结论是:“北京以警惕的态度拒绝美国关于改善关系的建议”。〔32〕

    实际上,当时的中国政坛正在酝酿着一场“文化大革命”的疾风骤雨。正当美国舆论界关于改善中美关系的建议方兴未艾之时,中国全国各地正面临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时期。以1966年的“5.16通知”和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形成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为标志,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当时的中国国内政治情况不可能也不允许实施对美国政策的调整。文革时一度盛行的“打倒一切”的极左思潮和行为,给中国的国际形象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33〕使得国际上和美国国内原来就对中国抱有敌意的人找到了可乘之机。由于国内外交机构运转的不正常状态,外交第一线返回的信息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处理。例如,1966年3月中美大使级第129次会谈中,美国代表格罗诺斯基(John Gronouski)第一次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来称呼与其谈判的中国政府。事后,美方还提醒中方翻译钱永年是否注意到美方所用称呼的变化。参加谈判的王国权大使将此向国内作了汇报,但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和及时研究”。王国权大使事后在回忆录中感叹道:中方“错过了一个及时推动中美关系的有利时机”。〔34〕而在华沙谈判的美国人反馈回国的信息却是中方认为中美之间没有什么可谈的必要。在美国的中国观察家看来,中国由于高级外交官被召回,和外交政策缺乏灵活性使自己“陷入了外交的孤立状态”。〔35〕1967年后,美国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了美国公众中对中国有负面印象的占绝大多数:约70%的人认为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威胁,而只有20%的人认为苏联是和平的威胁。〔36〕

    中国国内虽然经历着文化大革命的不正常时期,但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分量却在增长,使得美国人越来越感到不能忽视之。约翰逊在1966年7月12日的讲话中,哀叹“美国同中国改善关系的建议遭到了拒绝”,但他同时又谈到:“如果有7亿人的大陆中国被其统治者孤立于世界之外,亚洲的长期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37〕特别是随着约翰逊政府在越南战争的泥淖中越陷越深,更是希望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来摆脱困境。约翰逊在1967年的国情咨文中就声称:美国“希望中国大陆人民与美国社会能重新和好相处”,如果中国致力于“改善其人民的福利”,美国“并无意剥夺其寻求安全和与其邻邦谋致友好关系的合法权利”。〔38〕此时,美国政府内部在同中国改善关系的问题上的矛盾却更深一层。一方面,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主张“快进”,批评政府行动迟缓,并自告奋勇要亲自去北京。其举动为腊斯克所阻拦,因其担心此举会使苏联疑心;而在另一方,凯南恶毒攻击中国领导人为“希特勒”,反对同中国接近。而已出任驻印度大使的鲍尔斯(Chester Bowles)也已经改变了其原先看法,主张对华政策“缓行”。〔39〕但副总统汉弗莱与约翰逊意见一致。1968年7月,汉弗莱表示要“尽力使中国人民摆脱他们所处的不正常状态”,主张谋求同中国建立“正常关系”。〔40〕

    中美关系当时不能实现正常化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的。就中国方面而言,文化大革命中的极左思潮是有一定责任的。但不能因此而将责任一味推向中国一方。因为当时美国政府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意愿,但是在中美关系最关键的台湾问题上,美国政府却仍然没有改弦易辙的的打算。约翰逊政府试图奉行的实际上就是“两个中国”的政策,这就使得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基础并不具备。1968年11月26日,中国方面建议中美重开已经停顿的中美大使级会谈。中方的建议得到美方的响应。与此同时,中国政府作了声明。声明分析了为何13年来中美大使级会谈一直不能达成协议的原因,指出这是因为美国“老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做文章”,而“中国政府是决不以原则作交易的”。中国在中美大使级会谈中一贯坚持的原则有两项,这就是:“第一,美国政府保证立即从中国领土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撤出它在台湾省的一切军事设施;第二,美国政府同意中美两国签订关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协定。”〔41〕

    中美双方原商定中美大使级第135次会谈于1969年2月20日恢复举行。然而,2月初发生了一起中国驻荷兰临时代办廖和叔叛逃美国的意外事件。在中方的抗议遭拒绝后,中国政府决定推迟该次会谈。〔42〕这样,中美大使级会谈就一直搁置到1970年才得以举行。

    总之,尼克松时期打开美中交往的大门,是当之无愧载入史册的壮举。然而,这里应该注意的是,美国对华“政策”在此之前就已经出现一定变化。肯尼迪时期,美国对华僵硬的政策就可见一丝松动的迹象。约翰逊入主白宫之后,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显而易见的重要调整。尼克松“打开”美中关系大门的决定,决不是出于一时突如其来的灵感,而是因为当时的美国社会已经具备了改善中美关系的一定条件和基础。尼克松顺应了历史的潮流,而时世也造就了“英雄”。

 

注释:

 

〔1〕参阅资中筠:《缓慢的解冻——中美关系打开之前十几年间美国对华舆论的转变过程》。《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7-13页。

〔2〕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5, 1962, quoted from Robert Blum: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p.127.

〔3〕有的学术著作中误将此次讲话的日期标为“肯尼迪遇刺前一周”,这是与肯尼迪的上述讲话混淆而致。

〔4〕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January 6, 1964, pp.11-17.

〔5〕Barbara Kelerman and Ryan Barilleaux, The President as World Leader (New York: St. Martins, 1991) pp.124-126.

〔6〕参阅资中筠:《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13页。

〔7〕富布赖特的原话是:“President has no freedom of action”,意思是:“总统没有行动的自由”,故在本文中译为“身不由己”。Leonard A. Kusnitz, Public Opinion and Foreign Policy (Westport: Greenwood Press, 1984), p.100.

〔8〕Congressional Records, March 25, 1964, pp.6227-6232.

〔9〕Department of State Incoming Telegram from American Embassy in Taipei, December 17, 1963, Box 10,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10〕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May 11, 1964, p.730.

〔11〕Joseph Nye, Bound to Lead: The Changing Nature of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0).

〔12〕McGeorge Bundy,“Memorandum for the Record,” September 15, 1964, Declassified Document Reference System, 1978, 119B.

〔13〕Roderick MacFarquhar,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71 (New York: Praeger, 1964), pp.210-211。中国政府呼吁各国为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的声明(英文本),见Peking Review, October 23, 1964, p.6.

〔14〕李长久、施鲁佳主编:《中美关系二百年》。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4-205页。

〔15〕曲爱国、鲍明荣、肖族跃编:《援越抗美——中国支援部队在越南》。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15页。

〔16〕《周恩来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460页。

〔17〕《毛泽东外交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版,第578页、584-586页。

〔18〕时殷弘:《美国在越南的干涉和战争,1954-1968》。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第273-276页。

〔19〕参阅资中筠:“缓慢的解冻”,《美国研究》1987年第2期,第13-15页。该丛书的介绍,见鲍大可所写的编者前言,罗伯特·布仑姆撰写,鲍大可编辑完成的《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Robert Blum, edited by A. Doak Barnett,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n World Affairs, New York: McGraw-Hill, 1966, pp.xi-xiv.其他书名分别为:The American People and China; Policies Toward China: Views from Six Continents; Communist Chinas Economic Growth and Foreign Trade: Implications for U.S. Policy; The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The Future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Security of Asia;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The United States Experience, 1953-1967.

〔20〕U.S. Policy with Respect to Mainland China,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nited States Senate, 89th Cong., 2nd sess., Washington, D.C. 1966.

〔21〕Arthur Schlesinger, Jr., The Dynamics of World Power: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 1945-1973 (New York: Chelsea House, 1973), pp.305-308.

〔22〕“China Policy,” Washington Post, March 15, 1966, in 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F. Kennedy Library.

〔23〕Memorandum,“Press Reaction to the Vice Presidents Comments on China,”by James C. Thomson, Jr., March 21 1966, Box 17, Thomson Papers,Kennedy Library.

〔24〕“Chiefs of Mission Conference,”February 27-March 2, 1966, in Box 19,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25〕William Bundy,“The United States and Communist China,”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 February 28, 1966, pp.310-318.

〔26〕为了探明公众舆论是否对政府具有影响,笔者获得曾在该时期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小詹姆士·汤姆森的同意,查阅了存放在肯尼迪图书馆的汤姆森文件。发现有关鲍大可和上述198名学者建议的较完整的各类材料,包括汤姆森起草的《报刊反应》。见: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ohn F. Kennedy Library。在该文件上签名的包括费正清、艾克斯坦等学者。鲍大可参与了部分起草工作,但没有签字,因为他称在准备反映自己个人意见的声明。

〔27〕“Experts on China Urge U.S. to Seek A Peking Accord,”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6, in 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F. Kennedy Library.

〔28〕“Javits Asks Shift in Stand on China,”New York Times, March 21, 1966,in Box 17, James C. Thomson, Jr. Papers, J.F. Kennedy Library.

〔29〕American Foreign Policy: Current Documents 1966(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67),pp.650-659.

〔30〕New York Times, May 19, 1966, noted in John C. Kuan, A Review of U.S.R.O.C. Relations: 1949-1978 (Taipei: Asia and World Institute, 1980), p.32.

〔31〕Kenneth Young, Negotiating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New York: McGrawHill), pp.284-285.

〔32〕Intelligence Note No.201, to the Secretary, from INRThomas L. Hughes:“Peking Defensively Rejects US Proposals for Improving Relations,”March 29, 1966, U.S. Department of State, Box 17, Thomson Papers, Kennedy Library。

〔33〕王幼樵、肖效钦主编:《当代中国史》。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45-262页。

〔34〕王国权:《我的大使生涯》。《当代中国使节外交生涯》(第2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55页。

〔35〕Robert Sutter, China Watch: Toward SinoAmerican Reconciliation (Bal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