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2期
鲍威尔与美国政治
李志东
【注释】李志东：任职于洛阳外国语学院。【注尾】
早在１９９３年鲍威尔（Colin Powell）将军退役的时候，美国政界和舆论界便对他问鼎白宫的可能性议论纷纷，他的去职似乎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政治悬念。时隔两年，在又一个大选之年即将来临的时候，鲍威尔重新公开露面，为其刚刚出版的回忆录《我的美国旅程》（My American Journey）作促销宣传，自然引起了公众、尤其是传媒的注意，鲍威尔顿时再度成为明星人物。整个１９９５年秋季，有关鲍威尔参选的报道、访谈、民意调查等频频见诸各种传媒，甚至支持鲍威尔参选的群众组织也相继出现，沉寂了许久的美国政坛好像又开始沸腾起来。相比之下，戎马一生的鲍威尔将军倒显得异乎寻常地优柔寡断。当考虑再三的鲍威尔终于宣布他不打算参加１９９６年总统竞选的时候，人们的失望之情溢于言表，一向比较透明的美国政治突然变得有些令人捉摸不透了。尽管鲍威尔作了哪些思想斗争尚不得而知，但通过观察和分析美国这一时期的舆论动向及政治局势可以看出，鲍威尔的选择是有其内在根据的，而鲍威尔现象所揭示的美国政治现实则更加耐人寻味。
一、鲍威尔其人：名与利
对于一个崇尚个人奋斗的民族来说，鲍威尔的个人简历读起来不免让人钦佩并为之振奋：
科林·鲍威尔，美国将领，牙买加移民后裔，１９３７年出生于纽约市南布朗克斯区；早年以预备役军官训练队士官生身份就读于纽约市立学院；先后两次赴越南战场（１９６２－１９６３，１９６８－１９６９）；１９７１年获乔治·华盛顿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继而就读于国立战争学院；１９７２年成为白宫学者；此后在军界与政界交替任职，１９７６－１９７７年任第１０１空降师第二旅旅长；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任国防部副部长军事助理；１９８３－１９８６年任国防部长助理；１９８６年任驻欧洲第五军军长；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此后回军界统帅驻佐治亚州迈克弗森堡（Fort McPherson）美军；１９８９年晋升为四星上将并被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这一最高军事职务的黑人；１９９３年退役。
鲍威尔个人的成功经历至少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他以自己的生活经历实践了美国人津津乐道的美国梦，证明美国仍然是个充满机遇的国度，表明对于一个出身卑微的美国孩子来说，自我奋斗依然是出人头地的保证；另一方面，作为一个黑人，他也以自己的成功证明了黑人的能力和尊严，为黑人树立了榜样，在某种程度上让人们看到肤色挡不住一个人的进取之路。从这两个方面来看，鲍威尔的经历体现了美国人所信奉的价值观念，他也因此自然而然受到人们的拥戴，成了美国民族的杰出代表。不难理解，《我的美国旅程》所讲述的故事正是美国人喜欢听到的那种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
如果说鲍威尔的个人经历已经为其政治前途奠定了基础的话，鲍威尔成为美国政坛的热点人物则是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领袖风范
鲍威尔真正在人们心目中树立起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形象并引起新闻界的注意是在１９９１年初的海湾战争期间。
１９９１年１月海湾战争打响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首先对伊拉克军事目标实施了猛烈的空中打击。一周过后，萨达姆·侯赛因的地位并没有受到动摇，人们预期的伊拉克内部推翻萨达姆的政变没有发生，飞毛腿导弹仍然在攻击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有人开始担心海湾战争将演变成又一场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此刻身为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鲍威尔出现在新闻记者和电视摄像机面前，以其坚定、沉着、耐心的语气向全国公众介绍了多国部队的战略意图。《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评论这次新闻发布会时说，鲍威尔不仅仅介绍了战争的最新进展并打消了人们的紧张不安和对战争的疑虑，而且“这位国家最高军事长官是在努力恢复一种过去２０年间失去了的东西——公众对国家武装力量的信赖。他说‘相信我’，而公众也的确相信了他。”〔1〕
战争的结果似乎表明鲍威尔没有辜负人们的信赖，他的一句“相信我”也成了传颂至今的名言。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所表现出的果敢和自信给人们留下了尤其深刻而持久的印象。直到１９９３年９月他退役的时候，民意测验仍显示６６％的美国人赞成他的工作表现，７２％认为他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人，７０％说他善做实事，６９％认为他为人诚实，值得信赖。〔2〕
（二）社会角色
相对于他的气质和工作作风而言，鲍威尔的社会角色则不那么单一和鲜明，而是更具多样性和复杂性，主要表现在职业上的亦军亦政和种族上的非白非黑。
正如上述简历所示，行伍出身的鲍威尔不仅在军界平步青云，直达峰顶，而且在政界也曾官居要职，显赫一时。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三个层面上来理解。首先，他在军政两界交互任职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相得益彰。简言之，在军界的出色表现使他受到了政界要员的赏识并进而步入政界，而在政界所显示的才能和建立起的个人关系又使得他在军界的地位步步高升。〔3〕其次，亦军亦政一方面使他得以施展其军事才干，另一方面又给了他了解政府内部运作机制，增长政治经验的机会，也使他由作战型的将军转变为政界的“军事幕僚”和华盛顿政治的“圈内人士”。〔4〕用鲍威尔自己的话说，他不是一名老式的战士而是一名新式的幕僚，在白宫局势研究室（White House Situation Room）比在战场上更感觉得心应手。〔５〕最后，横跨两个领域的工作经历和出色表现为他自己塑造了一个颇富魅力的两栖明星形象。他既不像沙场虎将那般鲁莽粗暴，又不像职业政客那么不讲原则；既富有指挥官的威严和果敢，又不乏政治家的矜持和审慎。
鲍威尔的种族形象也别具一格。同样是杰出的美国黑人，鲍威尔的形象远不如马丁·路德·金、杰西·杰克逊这样的人物“黑”得清析鲜明，他的形象似乎是灰色的。作为一个黑人，他并不完全属于黑人这个亚文化社会群体，他是一个将自己完全融入了白人社会的黑人，他的成功也是在白人主流文化氛围中取得的成功。他关心黑人的事业，关心黑人青年的成长，但他没有，也无意凭借自己的威望去充当他们的领袖。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就像是个转线轨道（crossover），既不自诩为黑人领袖，也不自诩为白人领袖，我讲话要面对所有的美国人。”〔６〕的确，民意调查显示，“鲍威尔的形象不是以他的种族来界定的，人们不是把他当作一位黑人领袖，而是当作一位领袖，只不过碰巧是个黑人而已。”〔７〕肤色成了他社会角色中的次要因素，种族界线在他的身上变得模糊不清了。这一特点的政治意义在于他作为领袖和英雄的感召力可以跨越种族阵营的樊篱，从而为他赢得更广泛的政治基础。 １９９５年９月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 鲍威尔在白人中的支持率为 ７３ ％，而在黑人中则为 ５７ ％。〔８〕 曾敦促他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竞选的前参议员保罗·聪格斯（Paul Tsongas）说：“他的参选对于种族关系将有十分深刻的意义。”〔９〕尽管预言鲍威尔的参选乃至当选可能对美国的种族关系产生何种影响为时尚早，但是他独特的种族形象不失为其政治潜力中的又一个优势。
（三）政治观点
新政以来的美国社会长期处于政策主张对立和文化观念冲突相互交织的“政治－文化分裂”状态，这种对立与冲突反映在政治上尤为尖锐、剧烈，主要表现为在经济和社会政策上自由派与保守派的交锋，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对峙。〔１０〕置身于这种社会背景之中的鲍威尔的政治观点和政策倾向从总体上说既不属于自由派也不属于保守派，其政治立场不仅与民主党主流派相去甚远，而且与共和党主流派也有很大距离。
在经济政策上，鲍威尔相信自由经济制度的力量，主张政府尽量减少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对企业保持最低程度的控制；他支持平衡预算，主张降低税收，减轻企业的包袱。〔１１〕此外，鲍威尔还是传统价值观的代言人。他宣扬工作的价值，认为工作是多数生活灾难的最佳解决方法；〔１２〕他强调家庭的重要性，强调人们应树立对家庭和社会的责任感，认为美国社会需要加强秩序、恢复道德观念。〔１３〕所有这些观点都或者与保守派如出一辙，或者带有浓重的传统主义色彩。
而在社会政策上，鲍威尔则更倾向于温和的自由派的立场。他支持实行死刑，支持妇女在堕胎问题上的选择权；他反对要求学生在学校进行宗教祈祷，但并不反对举行片刻静默仪式；他认为人们有持有武器的权利，反对枪支管制，同时也愿意接受枪支登记制度；他支持旨在照顾少数民族和妇女的“肯定性行动计划”（affirmative action），但同时又认为不应把规定名额比例等同于“机会均等”，主张取消名额的硬性限制。〔１４〕
由于鲍威尔的上述一系列政策主张打破了现有的政治集团分界线，而他本人也一直不透露其政党倾向，因而他的党派身份一度模糊不清，引起了种种猜测。尽管他宣布不参加１９９６年总统竞选的同时又宣布自己支持共和党，但显然他的观点与共和党中居主导地位的保守主义者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因此“独立派”或“中间派”似乎更能确切地概括其温和的政治立场。
美国公众向来对趋于极端的政治观点存有戒心，而对中间派多有好感，对于鲍威尔也不例外。民意测验表明绝大多数选民同意鲍威尔在堕胎、枪支管制及学校祈祷问题上的观点，一半以上同意他在反歧视行动问题上的立场。〔１５〕政治观点的温和中立使人们更有理由看好他的参选前景。
（四）媒体的渲染
当今美国政治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大众传播媒体成为传播政治信息的主要载体和中介，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媒体也需要利用不同寻常的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来创造轰动效应以扩大自身的影响。为此，竞争激烈的各大新闻机构从业人员不遗余力地发掘这方面的素材，为选举政治推波助澜。可以说鲍威尔便是新闻舆论近年托起的一颗政坛新星。
如果说鲍威尔１９８７－１９８９年间任里根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使他首次成为全国性的新闻人物的话，新闻界发现他的政治潜力则应是在海湾战争期间。１９９１年１月７日一期的《新闻周刊》刊登的一篇有关鲍威尔的简介这样写道：“海湾冲突的结局有可能决定这位政客式将军是否有自己的政治前途。”〔１６〕１９９３年９月鲍威尔退役之际再次受到新闻界的注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表题为《科林·鲍威尔：超级明星》的专栏文章提出这样的问题：“美国的顶尖将军会不会用他的军装换取一个政治前途？”〔１７〕
１９９５年９月，时值大选之年前夕，《我的美国旅程》出版，鲍威尔为此书进行的全国性促销宣传活动自然吸引了新闻界的广泛注意，被看作是他检验自己政治实力的试探性竞选活动。有心的专栏作者迅速从这部自传中寻找到有关鲍威尔的政治线索。《新闻周刊》的文章说：“在他长达６１３页的书中，这位退役的四星将军使人们确信他想参加竞选——而且他倾向于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１８〕曾经为艾森豪威尔写过传记的历史学家安布罗斯（Stephen E．Ambrose）则在历史中发现了类似的政治气候。在比较了1948年和1992年两次大选的形势后，这位历史学家指出：“正如当年一样，现在的美国人同样焦虑和不满。经过了四分五裂的1948年大选之后，选民们选择了一条新的道路——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一位似乎超越于通常的政治分歧之上的战争英雄。如今，引人注目的信号表明1996年选民将可能作出同样的选择——这一次是科林·鲍威尔。”〔19〕
在他的自传出版的前后几个月间，鲍威尔频繁成为美国各大报纸的头版新闻人物，并一再亮相于各大刊物的封面。新闻界对鲍威尔表现出如此浓厚的兴趣并不难理解，不过，新闻记者对政治人物的报道和评价往往相当苛刻，而这次占压倒性多数的舆论却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鲍威尔的好感且赞扬有加，这是多年来罕见的现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社论评价鲍威尔是“一个富有爱国精神和献身精神、讲原则、讲纪律的人，一位全民族渴求的具有感召力的领袖和英雄。尽管受到信赖的政治领袖寥寥无几，但如果要用什么字眼来定义科林·鲍威尔的话，那就是‘信赖’。”〔20〕美国广播公司(ABC）的山姆·唐纳森(Sam Donaldson）说鲍威尔“会成为一位优秀的总统并让这个国家受益”。〔21〕《时代》周刊称：“任何候选人都不可能希望与鲍威尔振奋人心的故事相媲美。”〔22〕
与此同时，新闻媒体连连组织和发布的民意调查结果也不断传送着积极信息。尽管各家调查结果的数字不尽相同，但所显示的总趋势则基本一致，即鲍威尔在选民中得到的支持率逐渐攀升。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结果为例，1993年9月鲍威尔获得的支持率为62%，反对率为11%，到1995年8月，支持率已升至71%，反对率则降至5%；如果1993年9月鲍威尔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与克林顿竞选的话，他可能以4个百分点的优势（42％对38%)击败克林顿，而1995年8月，他的优势已扩大到了16个百分点(53%对37%)；如果鲍威尔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1995年8月他的得票率（27%)排在第三位，位居克林顿（34%)和共和党候选人多尔(29%)之后，1995年10月，他的得票率上升至第二位，三人的得票率依次为克林顿33%，鲍威尔30%，多尔25%。〔23〕
于是，当鲍威尔自己还没有拿定主意是否要正式步入政界的时候，舆论已将他推到了美国政治的前沿，同时也把许多人推向了希望的巅峰。美国的政治生活似乎即将出现崭新的气象，第一位黑人总统好像要写下美国历史新的篇章。然而，1995年11月8日，当鲍威尔宣布不打算参加1996年大选时，人们一下子被抛向了失望的谷底。鲍威尔在他的声望如日中天的时刻却选择了激流勇退，与美国的政治核心失之交臂，给人们留下了困惑，更给人们留下了思考。
二、进与退的选择
富于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良好的群众基础，热情的舆论支持，这些条件无一不令有志于问鼎美国总统宝座的人怦然心动。面对这样的形势，鲍威尔作出退却的选择绝非轻而易举的事，长时间的犹豫和徘徊说明他的决定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尽管已经公开的信息尚不足以揭示鲍威尔的权衡过程，但是鲍威尔已发表的谈话似乎可以提供一个粗略的线索，使我们得以追寻他徘徊的足迹，探索影响他作出最后决断的种种因素。
（一）“热情和使命感”
主观因素是鲍威尔放弃参选的基本原因。在宣布不参选的新闻发布会上，鲍威尔告诉人们他在挖掘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之后发现自己没有那种投身政治生活的“热情和使命感”，〔２４〕此话不可谓言不由衷，因为这一态度与他的一贯态度是基本一致的。
鲍威尔好像一直不喜欢追名逐利。海湾战争期间，他曾说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不用他的照片作封面而改用“沙漠风暴”计划的指挥官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他对名利的淡薄态度一度让人们联想到乔治·华盛顿和乔治·马歇尔。〔２５〕他在自传中也写道：“作一个成功的政治家需要一种召唤，而我目前还没有听到这种召唤。我可以以其他方式服务于我的国家。”〔２６〕这与他在新闻发布会上的措辞几乎毫无二致。在他宣布决定的前两个月，当被问及从政的可能性时，他的回答是他对政治职务没有“具有推动力的志向”，并说：“我的热情在于行伍，不在于政治。”〔２７〕他甚至在与记者的一次访谈中更加明确地表示：“我的确不想被选为第一位黑人美国总统。”〔２８〕在作出最后决定的日子里，鲍威尔面对他要完成的句子——“我想当总统是因为……”——这样说：“我可以编出一些理由，但都不是发自我的内心。”〔２９〕
缺乏政治热情固然是个堂皇而且必要的理由，但显然还不够充分，而且它可以随着其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相比之下，另一个相对稳定的因素倒是对鲍威尔的决定更具影响力——家庭。
（二）“家庭方面的顾虑”
鲍威尔在新闻发布会上还提出一个客观理由来解释他的决定，他说“家庭方面的顾虑”对他来说是最要紧的，竞选总统“会要求我们承受生活上的种种牺牲和变化，这是我们目前所难以做到的”。〔３０〕
如果说鲍威尔的政治热情可能有过几次起伏的话，家庭成员对其竞选所持的消极态度却好像始终比较坚定，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鲍威尔的选择。鲍威尔自传的合著者约瑟夫·波西科（Joseph E. Persico）描述鲍威尔的态度变化时说：“你可以看到，当他在政治前途问题上痛苦挣扎的时候，钟摆摇摆了三四次。起初，售书活动开始并受到公众热情欢迎时，他开始朝肯定的一边摆过去，但与家人讨论之后便又摆向了另一边。”〔３１〕
最大的家庭阻力来自鲍威尔的妻子阿尔玛（Alma Powell）。她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否决鲍威尔的从政意向，但她不只一次地明确表示了对政治生活的顾虑。早在１９９１年，她就对家庭可能承担的政治风险流露了担忧并坦白地说：“我决不想卷入这种事。”〔３２〕１９９３年，当人们重提鲍威尔投身政治的可能性时，阿尔玛的观点更加明确而有见地：“政治生活是相当艰难的，那就像生活在鱼缸里一样。”〔３３〕她很清楚，参加竞选就意味着将全家置于众目睽睽之下，你开始也许还是个圣洁的人，但我想结束时你就不是了。”因此她说：“我希望尽可能地置身于政治生活之外。”〔３４〕１９９５年秋，在鲍威尔热急剧升温的时候，阿尔玛态度依旧：“即使你自己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说不定你家里什么人会有。”〔３５〕据《国际先驱论坛报》透露，在最后决定时刻，阿尔玛和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投了反对票。〔３６〕
如前所述，鲍威尔极为看重家庭的团结和幸福，在面临重大抉择的时刻，家庭的全力支持和同舟共济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而牺牲全家生活的平静和幸福不符合鲍威尔的性格。
（三）“力求必胜”
避险趋安，谨慎决策是鲍威尔的又一性格特点。作为一名职业军官，鲍威尔素以用兵谨慎著称。他有一个被称为“鲍威尔主义”（Powell Doctrine）的决策原则，即军事介入要以明确的政治目的为前提，以绝对优势的力量为取胜的保证。〔３７〕这一原则甚至被视为鲍威尔对现代军事思想“最引人注目的贡献”，〔３８〕鲍威尔也因此被他的好友，前国防部官员里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称为“不愿参战的勇士”。〔３９〕鲍威尔在决定是否步入政界之前长时间瞻前顾后，审时度势，与其力求稳妥的决策原则不无关系，而他最终决定不跨出这一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在谈及是否参加竞选时，鲍威尔曾经说过：“做这件事不只是玩玩而已，要做就要力求必胜，我认为无论对于军事行动还是对于生活这都是一条相当不错的准则。”〔４０〕既然取胜是明确的目的，那么胜机的多寡当然也就成了决定是否参选的主要依据，这似乎正是鲍威尔作出决定前耗费心机最多的问题。
尽管多方面的优势已使他在可能的政治竞争中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谨慎的鲍威尔并没有陶醉在自己的声望之中忘乎所以。在华盛顿供职多年所增长的政治经验足以使他认识到，在美国的选举政治中，民意测验中所获得的高支持率不等于实际竞选中的得票率，声望未必是赢得竞选的保证。毕竟竞选活动还没有开始，他还没有真正登上政治角斗场，他在公众中受到热情欢迎还有待于经受政治严寒的考验。
政治生活不同于军旅生活。要想成为一名政治家，鲍威尔必须面对一些他在３０多年的军事生涯中不曾遇到的问题，其中有两个问题尤为棘手。
一是如何走下民族英雄的圣坛，以一个候选人的身份去迎接政治对手的挑战甚至人身攻击。用老牌政治家柯特·施默克（Kurt Schmoke）的话说：“你一旦涉足政治，刀子就会出现，它们开始对你进行雕凿，对你的形象实施修剪。”〔４１〕当鲍威尔还在是否参选的问题上犹豫不决的时候，对他的攻击已经锋芒毕露了。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７日一期的《纽约时报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称鲍威尔“与其说是一位现代麦克阿瑟，毋宁说是一个官场大师，善于操纵新闻媒介，精于逃避为有问题的决策背黑锅，躲避风险已到了胆怯的地步。”〔４２〕自由国会研究与教育基金会（Free Congress Research and Education Foundation）主席保罗·魏里奇（Paul Weyrich）把鲍威尔比作英国剧作家吉尔伯特（Sir William Schwench Gilbert）和苏利凡（Sir Arthur Sullivan）笔下“靠擦拭铜门把手当上女王的海军统帅”的人物。〔４３〕此外，有些专栏作家开始抓住鲍威尔的一些历史把柄大作文章。约翰·巴利（John Barry）为《新闻周刊》撰文披露了鲍威尔与两大政治丑闻的瓜葛：一是越南战争期间鲍威尔曾受命报告有关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６日的美莱村惨案中美军杀害近４００名越南平民事件，鲍威尔对事实真相隐瞒不报；二是任里根政府的国防部长温伯格的军事助理期间，鲍威尔了解有关向伊朗提供武器的秘密计划，并知道温伯格对这一计划作过笔录，但后来在这一事件的调查过程中他一直没有向负责调查这一事件的国会议员提供他所了解的重要情况。文章进一步透露，海湾战争期间，鲍威尔由于主张在伊拉克的共和国卫队即将被消灭的时刻结束战争而与施瓦茨科普夫将军意见相左，鲍威尔从未公开承认此事，并且对施瓦茨科普夫战后将这一事实公之于众大为光火。〔４４〕《新共和》杂志也曾对鲍威尔在美莱村惨案及“伊朗门”事件中的行为提出质疑。〔４５〕《将军的战争》（The Generals' War）的作者在他们的书中责备鲍威尔错误地结束海湾战争，致使萨达姆·侯赛因的政权和军事力量未受到动摇而成为后患。〔４６〕
鲍威尔还没有决定参加竞选，对他的攻击尚且如此尖刻，倘使他真的参选，漫长的竞选过程还会衍生出何等令人难堪的局面就不言而喻了，到那时，公众能否维持对他的支持难以预料。〔４７〕鲍威尔将不得不面临一种两难的选择：要么奋起反击而与他的政敌同流合污，沦为一个地道的政客；要么洁身自好，超脱于污言秽语之上而坐以待毙。换言之，无论如何，参选无异于拿自己的一世英名和尊严作赌注，这显然不是鲍威尔心目中的明智之举。
另一个鲍威尔必须面对的问题更为困窘，即选择何种党派身份参选。如前所述，鲍威尔对自己的党派倾向一直讳莫如深，而且他在自传中公开表示对两党都不满意，〔４８〕他的政治立场也基本介乎两党之间，如此说来，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然而，鲍威尔更加关心的是怎样才最有把握当选。种种迹象表明，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选获胜的机会最小，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１）美国历史上以独立候选人身份竞选总统者不乏其人，但均成绩平平，最好的一次１９９２年的佩罗也只得了１９％的选票；（２）独立候选人参选有着特殊的困难，既有组织宣传方面的困难，更有资金上的困难，因为独立候选人不能像两大党候选人那样获得联邦资助，却同样要受个人捐款每人千元的限制；（３）民意调查结果表明，鲍威尔作为独立候选人参选获得的支持率虽有所上升，但仍不敌克林顿。显而易见，加盟两大政党之一才是确保获胜的上策。
鲍威尔素来与民主党人交往不多，对民主党的表现时有微辞，况且民主党也不大可能抛弃在任的克林顿总统而另提名别人。这样，鲍威尔似乎只有谋求共和党提名了，而且多次民意调查结果均显示，如果以共和党候选人身份参选，鲍威尔将以１０个百分点的得票优势击败克林顿。
然而，对鲍威尔来说，要想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谈何容易。首先，他的加盟必然会加剧共和党的分裂，从而削弱共和党的整体力量，这是共和党人不愿看到的结果。共和党中保守派与温和派的分野由来已久，目前保守派雄居优势地位，对全党起着团结和领导作用，是共和党政治主张的代言人。相比之下，温和派显得有些沉默寡言，无所作为。鲍威尔深知共和党的这一结构特点，〔４９〕如果加盟共和党，势必得到温和派的大力支持，同时以他的个人影响，也必然会大大增强温和派的势力。不过这也会使温和派得以与保守派分庭抗礼，从而破坏共和党的内部团结与合作，这显然不符合共和党的政治利益，因而引起了某些共和党人的警惕和抵制。
其次，鲍威尔在一系列重要社会问题上采取的立场触怒了共和党保守分子，从而使他不可能在共和党获得必要的支持。鲍威尔在诸多热点问题上的颇为“自由”的观点与共和党保守派相去甚远，本来就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对他更加敌视了。更有甚者，１９９５年９月鲍威尔在美国广播公司的一次访谈节目中告诉主持人巴巴拉·沃尔特斯（Barbara Walters），他不会在共和党的不增税誓言上签名。〔５０〕此言一出，保守派共和党人更为恼火，他们警告鲍威尔不要竞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并发誓如果他坚持这样做的话，他们将对他进行“全面战争”。〔５１〕共和党右翼的敌视态度使鲍威尔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应该作出什么选择。
最后，老牌共和党人不会轻易将总统候选人提名拱手相让。现年７２岁的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在共和党内苦心经营了多年，曾两度谋求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未果，此番再次参加角逐几乎肯定是他最后一次问鼎白宫的机会，而且在众多竞争者中一直遥遥领先，如果鲍威尔参加竞争共和党提名的话，多尔当然不会轻而易举地让自己的大好形势毁在鲍威尔这个“外来户”手里，一场苦斗将在所难免。对于鲍威尔来说，多尔显然是他赢得共和党提名所难以逾越的障碍，民意测验结果显示，多尔在共和党内的支持率一直遥遥领先于鲍威尔。〔５２〕
可见，鲍威尔的中立政治观点和他在公众中享有的声誉非但没能转化成促使他在１９９６年的美国政治风浪中拼搏一番的推动力，反而使他在党派政治中处于两大政党的夹缝之中，找不到坚强可靠的政治依托，也因而使得他的政治命运扑朔迷离，难以把握。在这种情况下，参选显然有悖于他的力求稳妥的决策原则。
综上所述，谨慎有余而热情不足，加上家庭的消极态度和政治异己的排斥，构成了鲍威尔在美国政坛边缘驻足不前的主要原因。
三、美国政治与政治家：几点启示
一阵喧嚣过后，鲍威尔再次从美国的政治生活中消失了，然而，鲍威尔现象所带来的有关美国政治现时的启示却是多方面的，也是颇为深刻的。
第一，鲍威尔的崛起说明，一方面，美国公众长期以来对政治所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不是因为他们对政治生活失去了兴趣或是对于谁来掌管这个国家漠不关心，而是因为他们厌倦了老一套的政治游戏，丧失了对职业政客以及由他们操纵的政府的信任和信心。他们渴望美国政治的现实状况能够得到变革和改善，需要有人出来真正代表他们的政治观点和意愿。另一方面，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和强烈的政治感召力的政治人物的出现也能够使沉默的选民焕发出不同寻常的政治热情，使更加广泛的民意得以在选举中得到反映，使美国的政治格局更加忠实有效地体现当今已经变化了的美国社会结构。
第二，尽管从理论上讲，选举是公众表达自己政治意愿的重要途径，是民主赖以实现的主要手段，美国的政治体系也是建立在民主选举的基础之上的，然而当今美国的选举政治早已偏离了这一宗旨而演变成了各种复杂关系相互交织，代表不同利益的政治力量相互作用、相互制约，台前幕后的交易和妥协持续不断的政治游戏。其结果有三：（１）台前的竞选活动不过是一系列幕后交易和较量的结果和继续，真正轮到选民去选择的时候，人们往往发现已经没有多少可以选择的余地了；（２）政治选举是那些迷恋权力而又精于在各种力量之中寻找平衡的支点，善于见风使舵，调整自己的立场观点的政治变色龙的乐园，却使秉性正直、立场鲜明、坚持原则的政治家望而却步；（３）民主、共和两大政党的政治作用虽有所衰减，但依然是选举游戏的主要玩家，作为仅有的全国性政治组织，两党仍然紧紧把握着游戏的进程，操纵着游戏的规则，维持着两党分享政治权力的局面，防止独立于两党的第三势力形成有效的挑战；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两党的群众基础日益萎缩，越来越多的选民对两党的政治倾向感到不满，无奈他们群龙无首，得不到有效的组织，因而难以形成强劲的势力来发挥自己应有的政治作用。
第三，政治选举早已失去了政治先哲理想中的神圣与公允，变成了漫长、激烈乃至残酷的角斗。良好的公众形象以及舆论的支持固然是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然而要想在政治竞技中一显身手，政治选手还必须具备特殊的勇气。首先，政治选手必须勇于冒险。竞选之所以必要正是因为没有人会稳操胜券，因此，候选人不仅要怀有享受胜利的喜悦的希望，更要充分做好品尝失败的苦涩的思想准备。患得患失不是政治家应有的心态。其次，政治选手必须勇于牺牲。打不倒对手便树不起自己，这似乎是政治候选人再熟悉不过的规律，嘲弄对手的政治立场、揭发个人隐私、进行人身攻击已成为候选人惯用的手段。因此，对美国政治家来说，权力和个人生活的安宁是熊掌和鱼，二者不可兼得，要想投身政治，满足权力的欲望，就不能留恋家庭生活的安逸和幸福。最后，政治选手必须勇于斗争。政治竞技场上的厮杀不仅胜负难料，而且代价高昂，因此它迫使竞技者成为凶狠的斗士而不是彬彬有礼的君子。
值得注意的是，鲍威尔虽然宣布不参加１９９６，却没有排除参加２０００年大选的可能性，从而又一次给人们留下了一个悬念。那么，四年以后，如果他还风采依旧的话，他是否能够焕发出足够的政治热情，说服他的全家与他同舟共济，并树立起必胜的信心呢？人们拭目以待。
注释：
〔１〕Bruce B. Auster, “In the Footsteps of Two Georges,”U.S. News & World Report, Feb. 4, 1991, p.26.
〔２〕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 20, 1993, p.50.
〔３〕关于鲍威尔７０－８０年代的任职经历，参见Henry Louis Gates, Jr., “Powell and the Black Elite,”The New Yorker, Sept. 25, 1995, pp.64-80.
〔４〕John Barry, “The Very Model of a Political General,”Newsweek, Sept. 11, 1995, p.25.
〔５〕Howard Fineman,“Powell on the March,”Newsweek, Sept. 11, 1995, p.25.
〔６〕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 20, 1993, p.51.〔７〕Mortiner B. Zuckerman, “Behind the Powell Phenomenon,”U.S. News & World Report, Aug. 21, 1995, p.64.
〔8〕Henry Louis Gates, Jr.,“Powell and the Black Elite,”p.76.
〔９〕Richard L. Berke, “Waiting for the Candidate Who Can Change Everyting,”The New York Times, Nov. 5, 1995.
〔１０〕关于美国社会的政治－文化分裂问题，金灿荣先生有更为详尽的论述，参见金灿荣：《政治－文化分裂与美国政局演变》，《美国研究》１９９５年第１期，第１５－１６页。
〔１１〕Henry Louis Gates, Jr., “Powell and the Black Elite,”p.75.
〔１２〕Stephen E. Ambrose,“Looking for a Hero,”Newsweek, Sept. 11, 1995, p.27.
〔１３〕Mortiner B. Zuckerman, “Behind the Powell Phenomenon,”p.64.
〔１４〕Howard Fineman,“A Powell Scenario,”Newsweek, Sept. 25, 1995, p.15; Henry Louis Gates, Jr.,“Powell and the Black Elite,”p.72.
〔１５〕Howard Fineman,“A Powell Scenario,”p.15.
〔１６〕Newsweek, Jan. 7, 1991, p.21.
〔１７〕Steven E. Roberts, “Colin Powell: Superstar,”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 20, 1993, p.48.
〔１８〕Howard Fineman,“Powell on the March,”p.21.
〔１９〕Stephen E. Ambrose,“Looking for a Hero,”p.27.
〔２０〕Mortiner B. Zuckerman,“Behind the Powell Phenomenon,”p.64.
〔２１〕Howard Kurtz,“Media Madness Over Powell,”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14, 1995.
〔２２〕Ibid.
〔２３〕U.S. News & World Report, Sept. 20, 1993, pp.48-59; Aug. 21, 1995, p.19; Oct. 16, 1995, p.50.
〔２４〕Christopher Odgen,“General Letdown,”Time, Nov. 20, 1995, p.35.
〔２５〕Bruce B. Auster,“In the Footsteps of Two Georges,”pp.26-27.
〔２６〕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0, 1995.
〔２７〕Ibid.
〔２８〕Henry Louis Gates, Jr.,“Powell and the Black Elite,”p.69.
〔２９〕〔31〕〔32〕“Variation on a War Game: How Powell Just Says No,”The New York Times, Nov. 12, 1995.
〔３０〕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9, 1995.
〔３３〕Bruce B. Auster,“Alma Powell: The Other Member of the Team,”U.S. News & World Report,Sept. 20, 1993, p.53.
〔３４〕Ibid.
〔３５〕Henry Louis Gates, Jr.,“Powell and the Black Elite,”p.77.
〔３６〕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10, 1995.
〔３７〕Michael R. Gordon and Bernard E. Trainor, “Beltway Warrior,”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Aug. 27, 1995, p.41.
〔３８〕John Barry,“The Very Model of a Political General,”p.25.
〔３９〕Steven E. Roberts, “Colin Powell: Superstar,”p.56.
〔４０〕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0, 1995.
〔４１〕Henry Louis Gates, Jr.,“Powell and the Black Elite,”p.77.
〔４２〕Michael R. Gordon and Bernard E. Trainor,“Beltway Warrior,”p.40.
〔４３〕Christopher Odgen,“General Letdown,”p.36.
〔４４〕John Barry,“The Very Model of a Political General,”pp.25-26.
〔４５〕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Sept. 14, 1995.
〔４６〕Henry Louis Gates, Jr.,“Powell and the Black Elite,”p.70.
〔４７〕事实上，有报道说鲍威尔在售书活动结束之后便意识到，一旦竞选开始，公众对他的支持可能难以持久，见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Nov. 9, 1995.
〔４８〕鲍威尔在《我的美国旅程》中写道，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不能让我舒舒服服地适应其现状”。见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2, 1995.
〔４９〕鲍威尔曾说过：“这个党的组成较之你可能从一般的言论中所得到的印象要更为宽广。有许多共和党人近乎沉默寡言，倾向于温和的、洛克菲勒式的思想特点。”见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0, 1995.
〔５０〕The New York Times, Sept. 10, 1995.
〔５１〕Christopher Ogden,“General Letdown,”p.35.
〔５２〕１９９５年８月２１日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公布的民意测验结果是，多尔获得４３％的共和党人的支持，鲍威尔获得２２％；１９９５年９月２５日的《新闻周刊》公布的民意测验结果是，３７％的共和党人支持提名多尔为总统候选人，２２％支持鲍威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