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昔笔谈

   

编者按:25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率一小批电视台技术人员、电视节目主持人、评论人及报业记者来到北京,度过了“改变世界的一周”。2月28日,《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发表,从而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0余年的对抗,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

    25年过去了,“上海公报”所阐述的原则至今仍然被认为是建立中美正常关系的基石,其深刻的历史意义,随着时间的流逝,无论是从中美两国还是从世界范围看,都越来越多地显现出来。回顾过去,我们为中美两国领导人在关键时刻所表现出的胆识和魄力所钦佩。

    今天,中美两国在许多问题上依然存在分歧,如何坦诚面对分歧,建立相互信任,一起来解决两国关系中的和全球性的问题,人们或许可以从“上海公报”及其签定所体现的精神中得到启示。

    这里摘要刊登的,是几位学者在中华美国学会主持召开的“纪念‘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讨论会”上的发言,从中可以看出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关注和看法。

   

   

   

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前瞻

——在“上海公报”签订25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李慎之

   

1997年2月28日是中美“上海公报”签订25周年纪念日。我们在这里开会,就为的是纪念这个有历史意义的日子。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上海公报”的历史意义:一个是从中国方面,一个是从世界方面。此外当然还有一个美国方面,但是,这方面的话最好是留给美国人来说,而我们中国人则还需要观察。

    历史往往要隔一段时期才能让人看出其蕴含的深意。十年以前,也就是在“上海公报”签订15周年的日子,我们还只能看出“上海公报”标志着中国外交政策的重大转折,即由1949年的联苏政策转为联美政策。这是一个花了长达30年的时间才完成的过程。这个转折始于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而完成于1979年元旦的中美建交,也就是始于毛泽东时代而完成于邓小平时代。

    只是到了1/4世纪以后的今天,我们才能看出“上海公报”不仅意味着中国外交政策的转变,而且促成了中国国家目标的转变——由世界革命转为现代化。

    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自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人对外界事务少闻少问甚至不问不闻的局面以后,对外态度或者外交政策对中国的影响有多大。比较远的“二十一条”与“五四运动”、日本侵略与“八年抗战”且不去说,就是震惊世界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其所以发动的理由也是为了“反修防修”,为了清除所谓“中国的赫鲁晓夫”。后世深入研究中国历史的专家可能会有更多的发现,但是这两者间的相关性则是绝对不容低估的,它实际上表明了全球化进程对中国的影响,或者反过来说,表明了中国被卷入全球化进程的曲折而复杂的历史。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全中国人民都拥护以现代化为国家目标。中国人理所当然地把以中美建交和邓小平访美开头的1979年视为“改革开放元年”。正是从这一年起,中国人切身体会到了生活的重大变化。当然,以后的曲折在所难免,但是重要的是我们常说的:“坚冰已经打破,航船已经启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在一个两极世界中,中国的外交政策不可能不被这一基本事实所决定。有人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是“十年变一变,逢九变一变”。这样说不是没有根据的。1949年开国那一年,毛泽东宣布“一边倒”,即倒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亦即实行联苏的外交政策。1959年,中苏交恶,随即就表面化为60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中国为批评苏联对“帝、修、反”实行“三和一少”到“三降一灭”的政策而出卖国际无产阶级运动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斗争而发表的《九评》,也就是1966年在国内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根据。中国的实际外交政策也转为“帝、修、反”一起反,同时坚决坚持“世界革命”,包括第三世界的民族解放运动。1969年,中苏在两国边界上的珍宝岛打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流血战争。然后经过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的访华与“上海公报”的签订,而逐步转向联美的外交政策,这一政策到1979年1月1日中美两国正式建交和中国副总理邓小平随后访美而正式完成。谁都明白,这一政策决不是中国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本意,更有违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以后美国遏制、封杀中国的一贯政策,它完全是国际舞台上的实力较量与利害关系的内在逻辑运作的结果。因此当尼克松总统第一次见到毛泽东主席的时候,双方一上来就都表明驱使双方走到一起的是各自的国家利益。同时,也不难看到如果不是毛泽东亲自开始这一转变,邓小平后来要实行以“现代化”为国家目标的改革开放政策,其困难不知要大多少倍。其后,由于1982年苏共总书记勃列日涅夫逝世,苏联内外政策逐渐发生变化,中国的外交政策也因之而有所变化,同年的中共十二大就在党的历史上首次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然后,一直到1989年夏天,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中苏关系也实现了全面正常化,中国外交政策又完成了向“全方位化”的转变。1989年底柏林墙的倒塌与华沙条约的解散,带来了二次大战后世界格局的大变化——两极对抗格局与冷战的结束。

    由于1989年春夏之交在中国发生了一场众所周知的政治风波,中美关系也在这个世界性大转折的年头发生了挫折而进入低潮。经过这几年的较量,我们有理由对于中美关系的发展前途看得比较乐观些了,但是双方同时也必须提高警觉,争取尽可能妥善地处理好这一越来越关系到世界全局的双边关系。将近半个世纪以来,桥下流过的水太多了,世界发生的变化也太大了。中美关系的内容远远比过去丰富,也远远比过去复杂了。如果说:25年前使中美两国走到一起来的是反对苏联扩张主义的共同战略利益,那么在今天只有从全人类、全世界的共同利益出发,才能保证中美关系不再发生过去那样的大波折。

    “上海公报”曾被称为是当代外交史上的杰作,因为双方巧妙地回避了当时无法实际解决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统一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难于解决有其历史渊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是同盟国,而当时领导中国的是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1949年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中国大陆而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后,美国仍然与退缩到台湾岛上的国民党政府保持外交关系而且与之订有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防条约。而在“上海公报”中,“美国方面表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这样,从“上海公报”开始,双方进行了认真的谈判,在美国履行了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的承诺以后,终于在将近七年之后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虽然如此,中国仍未统一,台湾与美国仍然保持着某种由历史遗留下来的关系,这样,台湾问题就一直在中美关系中成为一个肉中的刺。中美建交13年来,碰到过不少困难,经历过若干风浪,但是可以说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可以处理、可以解决的,真正的难题只有一个——台湾问题。果然,这个问题在去年台湾领导人表现出越来越强烈的分裂主义倾向而且得到美国一部分人越来越强烈的支持的时候,在春天达到了危机的程度,由于中美双方都出动了部分的军事力量而出现了“弓上弦,剑出鞘”的局面。但是也正是由于这场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和中国人,使他们认识到邓小平“中美关系一定要搞好”这句话的意义。近一年以来,由于双方的努力,中美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过去的教训昭示我们,在这个问题最终解决以前,双方都必须郑重对待。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问题,是中国维护其领土主权完整的问题,是不容外人插手的。中国从历史实际出发,已经对美国和台湾的关系给予了足够的照顾,同时一再声明愿意以和平方式解决与台湾统一的问题,只是从主权立场出发而不能承诺不使用武力。美国也必须充分认识到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没有任何一个中国人会同意台湾某些人制造的台湾是一个独立民族的谎言,也没有任何一个中国政府可以违反全中国人民要求完成统一全中国的民族大业的意志。美国一部分人士与舆论,特别是部分国会议员在这方面发表过一些十分刺耳的议论,这对中美关系是极其不利的。我们中华美国学会,作为研究美国,比较了解美国,特别关心中美关系顺利发展的一个团体,要在这里特别吁请美国的朋友们充分注意这一点。

    在世界范围内,由于苏联的解体,也由于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始终以超过或者接近两位数的增长率发展而高居世界各国增长率的榜首,近几年来出现了一种“中国威胁论”的论调,甚至有人危言耸听地说像中国这样的儒教国家要同伊斯兰教国家联合起来组成反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联合战线。这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一上来就说明中美建交意味着中国国家目标的改变,而这个改变是受到全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的,因为他们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享受到了实惠,尝到了甜头,而且进一步体会到过去以世界革命为国家目标只能给他们以实祸,给他们吃苦头。同世界上许多先进国家比,中国的现代化还只是处于极低的水平。中国不但迄今还仍然是一个穷国,而且还有六千万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中国人知道自己要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人口众多决不是中国之福,因此中国人自己采取了“只生一个孩子好”的世界上最为严格的人口政策。这是对中国和世界的前途都有好处的事情,但是,居然有一些(恕我直言)无知的美国议员对此妄加攻击,实在令人遗憾。另外,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1996年的中国钢产量超过了一亿吨而居于世界首位。但是中国政府几乎未加宣传,老百姓也几乎无人理会。如果此事发生在二三十年前一定会引起一阵喧嚣。中国人的沉默表示了中国的成熟,中国很知道,这就像中国粮食产量位居世界第一那样并不值得大吹大擂。理由几乎是人人一听就能明白的:人均产量不但谈不上高而且还相当低,相对成本与价格都还大大偏高,质量低,品种少,甚至还不能满足中国自己的各种需要,同时却还有相当数量的存货销不出去。这一事实和1946年斯大林公开宣布苏联钢产量只要达到6000万吨就可以保证成为世界强国,与1959年中国认为把钢产量翻一番达到1070万吨就可以作为超英赶美的基础的狂劲儿相比,可以说明中国人成熟的程度。作为民间的学者,我们不想以类似“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这样的言辞来安慰我们的美国朋友们,但是,我们相信,随着中国人越来越享受到现代化的成果,同时也越来越体会到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我们一定会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懂得中国人民的真正利益就在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与世界各国和谐地生活,而且一起来解决全球化与现代化这个无可抗拒的进程给全人类带来的种种灾难和问题,首先是越来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和道德败坏的问题。

    为了同世界各国人民更好地共同生活,我们中国知识分子,秉承中国文化中“士”的传统,认为自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来促进现代化的精神文明方面,首先是深化中国的市场经济、扩大中国的民主和法治,增加公共生活的透明度,使中国进一步与国际体系融合,使中国能更加为中国人与外国人所了解,所信任。但是同时我们也要乘此机会,向我们的美国朋友进一言。

    “美国必须领导”这是打开中美关系的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遗言。美国应该按照尼克松的话去做还是遵照其开国元勋华盛顿的告诫回到孤立主义去?这是目前在美国国内正在争论的问题,但是美国立国已有二百多年,其国家目标必须有所改变则是不争的事实。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正在当今世界上发挥着相当重大的作用也是不争的事实。全世界都看到,是美国带头打退了伊拉克对科威特的侵略,是美国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又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交战中的塞、穆双方带到了谈判桌上,对美国的这些行为我们是支持的,也没有看到世界上有多少人表示反对。虽然如此,我们却也看到美国似乎是越来越趾高气扬而狂妄自大,甚至公然以世界警察自居。尤其是近几年来,把自己的国内法当作国际法来推行,强要别的国家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最近美国强行推行“赫尔姆斯—伯顿法”和“达马托法”甚至引起加拿大和欧盟这样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的反对,美国总统迫于形势也已不得不一再宣布推迟其执行。连今年开岁第一期的《新闻周刊》都警告美国对弥漫全球的反美情绪再也不能无动于衷了。美国人可能确实珍视自己的价值观。然而,中国孔子的箴言“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耶稣基督的箴言“己所欲,施于人”,同样被公认为是为人处世的黄金律令,这两句话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发挥,只是世界上的思想家都认为后一句话必须以前一句话为前提,才是正确的结合。

    从近代国际关系的角度讲,中国是一个后来者。我们不想在这里说自己在这方面有多少可以夸耀的经验。但是在中国的古代,我们有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当时的国际(interstate)关系往往被近代国际关系学者作为研究的对象与案例。至少在文化上,我们从那个年代起就有一个推崇王道,反对霸道的传统。对于任何谋求领导世界的国家来说,中国先哲的忠告总是:实行王道,否定霸道。霸道的结果只能是善战者服上刑!中国的和世界的历史一再证明这种智慧的价值。可是近年来美国的行为一再表现为仗势欺人。最近甚至不顾俄国的坚决反对而竭力推行北约东扩的政策,而不是去帮助化解俄国与东欧的宿怨。这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毫无远见而最后只会自招失败(self-defeating)的政策。唯善人能受尽言,我们希望美国朋友们能注意我们的忠告。

    世界越来越小了,它已经缩小成美国人卡恩所说的“地球村”。村民的利害关系越来越结成一体。国际关系正处在转折点,面临着调整期,人类还不能排除出现大灾难的可能性,但是也第一次出现了在全球范围内走出战国时代,共谋和平发展的可能性。我们高兴地听到美国领导人最近一再声明,中美关系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我们可以说得更干脆一些,中美关系就是中国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中国人常说,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话确实大有深意,值得好好思索。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25年过去了,中美关系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先辈“联合反对霸权主义”的想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美关系的好坏已经不但是亚洲的,而且越来越成为世界能否和平、稳定、繁荣的关键。

    上面提到地球村,如果从世界的前途还充满着各种不测因素的角度看,地球村也可以比喻为狂风恶浪中的一叶孤舟。世界上已经有论者(其中包括美国人)提到了未来的冲突以至战争的可能。但愿他们都是错误的。在经过了造成亿万人死于非命的所谓“大死亡”(megadeath)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近50年的冷战以后,人类虽然取得了一些教训,但是还没有完全醒悟,因此我们现在还没有强有力的论据把这种危险全部排除。我们的愿望是,对世界的命运、人类的命运负有特别大的责任的美国与中国能够与世界各国一起成为“同舟共济”的伙伴,共同努力,使我们自古多灾多难的世界经历狂风恶浪而走向和平、安定、繁荣的彼岸。

   

   

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与中美关系解冻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资中筠

   

提起美国学术界对美国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的作用,人们总要想到“思想库”,而且我国人最熟悉的是“兰德公司”的名字,这与改革开放之初碰巧它最先被介绍到我国有关。实际美国各类对政府政策直接、间接起咨询作用的机构远不止这一家,就对华政策而言,活动比较突出的是“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和“大西洋学会”。一些名牌大学的研究所也在不同程度上参与,而其中最主要、最集中的还是哈佛大学。而学者的研究如果对政策有一定影响的话,也不一定固定在一家机构。毋宁是无形中逐步汇成的一种“精英舆论”,可能对政府的决策起一种渗透作用,但是也不可夸大其影响。

    从40年代末美国介入中国内战开始,学术界一直有不同的派别,从右面反对和敌视中国革命和从左边批判美国的政策的在不同时期也各有消长。但是纵观其主流,大体处于中间。所谓主流不一定指人数,而是指有一些相对固定的人员对中国的跟踪研究比较一贯、系统而深入,经常在一起讨论并得到政府的咨询。但是咨询不等于意见被采纳。例如在我国解放战争后期,包括学者在内的对中国国情有所了解的美国人绝大多数都力主美国停止支蒋,及早从中国内战中脱身。新中国成立的关键时刻,这种意见有过一次突出的集中的表达,那就是1949年10月,国务院召开的全国远东问题专家的圆桌会议,费正清、裴斐、鲍大可等一大批被认为在中国和远东问题上“最有头脑的思想家”都应邀参加。会议由国务卿艾奇逊主持,与会学者发表了许多对形势和利害的深刻的分析,几乎一致主张承认新中国,只是对时机和条件有些不同意见。但是最后美国的决策是与之背道而驰的。这是自那时以后的十年内学者最后一次就中美关系畅所欲言。随着“冷战”加剧,麦卡锡主义兴起,连政府内部中国问题都是禁区,学者就更无由置喙了。这种情况到50年代末开始转变。在学者参与推动中美关系解冻中有几件值得一提的事:

    ——1959年的《康伦报告》(Conlon Report)。这件事不大引人注意,美国研究中美关系史的学者很少提到,有些年轻学者闻之未闻,实际上这是最早的一次很重要的试探气球。“康伦”是一家不大出名的民间团体的名字,它应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之请组织一批学者重审美国东亚政策,其核心是找出打破对华关系僵局之道。这份由伯克利加州大学教授、著名东亚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主持执笔的报告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中一台”的方案:成立“台湾共和国”,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占有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台湾为联合国普通成员。报告虽未公布,已引起国民党当局和美国右派的强烈反对,说明美国的政治气候,任何对华松动的时机尚不成熟。结果这一报告甚至未能按计划在参议院举行听证会,国务院专为此发了小册子声明政府不同意。但是实际上直到“上海公报”之前,美国朝野关于改变对华政策的构想没有脱出这一框架。只是稍一冒头即遭到海峡两岸的痛斥,所以根本行不通。

    ——60年代出了一批著作,就当时来看,对中国的视角和观点都有突破性。其中比较重要的有1960年出版的鲍大可著《共产党中国与亚洲:对美国政策的挑战》和1962年纽约“对外关系理事会”主持的总题目为《世界事务中的美国与中国》丛书(到1967年出齐,共八本,涉及各个方面)。这些书出版后反应都很好,鲍大可的书影响极大,一再重版,到70年代中期销量达10万册,破此类学术著作纪录。这实际是为美国转变对华政策一次大的舆论准备,说明到那时,重审对华政策在美国的时机已经成熟。

    ——1966年3月富布赖特听证会。在三个星期内共举行了12次,有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如摩根索和中国问题专家参加。长期被打入冷宫的费正清也应邀出席,这是他在麦卡锡主义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就是在这次听证会上鲍大可创造了著名的对中国“遏制而不孤立”的提法。

    到尼克松当选时,打开对华关系势在必行,这是他必须面临的重大外交问题之一。主要问题是如何走出第一步。学术界十分活跃,纷纷献计献策,开了不少讨论会,出了一些论文集。但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备忘录却鲜为人知:

    ——1968年11月有一批哈佛教授通过基辛格交给当选总统尼克松一份秘密备忘录。这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主持的,持续近一年的关于美国与东亚关系不公开的讨论会的结果,是当时第一流的东亚和中国问题专家智慧的结晶,主题一是美国如何走出越战困境,一是如何打开对华关系,不但有详细政策建议,连操作程序都提得很具体。这些建议后来实际上大半得到实施。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您应该认真研究以下可能性:安排中国领导人与一个您所信任的人之间作秘密的——甚至便于公开否认的——晤谈”。1971年基辛格果然秘密访华。消息发表后,国会一名保守派议员以这份文件为证,指责政府受了哈佛(对中共)“绥靖派”的影响,要求将该文件载入国会纪录,这才得以公开。但是无论是基辛格或尼克松的回忆录或其他人的著作中都未提到过这件事。那一批学者自己后来也极少提起。其中一个原因是这批学者基本上倾向于民主党,基辛格参加共和党的政府后自然同他们拉开距离。所以这件事在中国和美国都几乎湮没无闻。

    “上海公报”发表之后不久,主要是由于两国各自内部的原因,中美关系又停滞不前。同时许多固有的障碍依然存在,需要冷静思考。怎样实现建交是70年代中国问题专家研究的课题。此时50年代末和60年代的一批博士生开始崭露头角,老、中、青结合出了一批重要的著作,如《龙与鹰》、《中国与美国:谋求一种新关系》等等,为我国研究界所熟悉,不再赘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7年出版的鲍大可的两本著作:《中国与主要大国在东亚》和《对华政策:老问题与新挑战》。总的观点是提醒当局,中美关系不进则退,退则打破战略平衡,对美不利。所以必须从现实出发找出双方可以接受的限度,尽早实现正常化。对当时最棘手的台湾问题,他在后一本书中详细分析了双方的立场和利害关系,指出当时美国设想的“倒联络处”方案(即在北京设大使馆,与台北互设“联络处”)行不通,中国决不会接受。书中提出了相当具体的建交谈判方案,刚好与后来卡特政府同中国所达成的协议和做法完全一致,有的措辞都相同。特别是关于售台武器问题,书中分析了双方的国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很难达成一致,建议先搁置起来,各自发表声明,并且说明这样做法会给日后两国关系带来麻烦,但是二害相权取其轻,总比让这个问题旷日持久地阻碍中美建交好。后来在建交谈判中这个问题僵持不下,结果的做法完全符合鲍大可书中的建议,后来不断出现麻烦也符合书中的预言。

    从以上情况看来,美国学者对于推动中美关系的正常化的作用是有迹可寻的。大体说来他们的主张一般既不脱离美国政治现实太远,又比现行政策向前推进一步。不论怎样,较之一般美国人他们总是对中国国情最了解的群体,因而相对说来意见比较中肯,这说明研究与不研究是大不相同的。同时他们当然是处处为美国利益着想。至于学者的主张先后与政府的政策相符处,在多大程度上是学者发挥了影响,或者是相互影响,或者只是不谋而合,那是他们本人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了。

   

   

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

 

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王缉思

   

将上个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同今天做一个对比,是十分耐人寻味的。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美国同中国的商业关系急剧扩大,双边贸易额增长了两倍。1899年和1900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两次照会,提出了对华“门户开放”政策,海约翰宣称:“美国政府的政策,是在寻求一种解决,使中国获得永久安全与和平、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保护各友邦受条约与国际法所保障的一切权利,并维护各国在中国各地平等公正贸易之原则。”

    本世纪末,中美经贸关系也在迅猛发展,双边贸易额从1990年的200亿美元上升到1995年的573亿美元,五年内增长了将近一倍半。1996年5月17日,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发表对华政策演讲,声言“中国发展成为一个安定的、开放的和成功的国家完全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们将支持中国完全加入和积极参加国际社会”,“尊重中国的主权,同时又维护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念和利益”。

    相隔近百年的两项政策宣言,表述了一以贯之的美国对华战略思想,就是希望看到一个安定的中国,而这种安定是为了让中国最大限度地对美国的商品和资本开放,也对美国的价值观开放,以便按照美国的长远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来影响中国的发展方向。就战略目标而言,今天的美国政策仍然是“门户开放”政策的继续。

    一个世纪之前,美国是迅速崛起的世界强国。1894年,美国跃居为世界第一工业大国。美国在1898年的战争中击败西班牙,正式吞并夏威夷群岛,乘胜向亚太地区和拉丁美洲扩张其势力。当年大清帝国则国势孱弱,处于内忧外患之中,1894年在甲午战争中蒙受国耻。1898年企图“学洋”而扶清的“戊戌变法”同1900年企图“灭洋”而扶清的义和团运动,均以失败而告终。在列强瓜分下,满清王朝奄奄一息。隔海相望的两大国,对比何等鲜明!

    沧桑百年,今非昔比。美国依旧是当今世界上头号强国。然而包括美国人在内的许多战略观察家,都在争论美国是否正在走向衰落。这场争论在未来一二十年内大概不会结束。但是,中国正在兴起而走进世界强国的行列,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有足够的理由感到自豪。面对一个意识形态上同自己对立,政治经济上不时发生摩擦,国际事务中立场每每相左的中国,美国则确实有理由感到不安。两大国实力对比的巨大变化,构成本世纪末中美关系的重要时代背景。

    不过,在看到中美实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的同时,也必须承认两国实力仍然存在巨大差距。2.5亿人口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是拥有12亿人口的中国的10倍。有的美国舆论说,到了21世纪初中国就会成为同美国并驾齐驱的超级大国。这样的预测毫无根据。邓小平在80年代初的战略设想里提出,到下个世纪中叶,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中国在世纪之交的国际战略,根据的是这样一个既宏伟又现实的目标。美国也必须清醒地判断中国的实力和中国的战略意图。美国一些学者警告说,如果预言中国将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并据此制定政策,那么两国就可能真的走向对抗,使这种预言得到自我证实(即所谓self-fulfilling prophecy)。这是一个中肯的告诫。

    冷战的结束,是世纪末中美关系的另一个重要时代背景。过去近百年里,中美关系中几乎每一次重大转折,都是由第三国因素引起的。冷战后世界政治的一大特点,是大国无一例外地将主要注意力集中于国内。中美关系中,第三国的作用现在也退居次要地位。这时,中美矛盾却成为大国关系中最为突出的一对矛盾,而且似乎没有另外哪一对大国矛盾在不久的将来会比中美矛盾更突出。另一方面,本世纪末中美两大社会交往的深度和广度,要超过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足以说明发展双边关系的内在动力十分充足。中美关系的紧张未能阻止交往的扩大,而交往的扩大也未必能缓解矛盾。这是值得深思的一个现象。

    当前中美关系中的主要难题,都涉及到中国的领土主权、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在中国人看来,只要美国停止干涉中国内政,两国关系就不会有多大障碍。美国却坚持不肯改弦更张。其中有三个重要原因:一是当中美交往扩大时,美国在中国(包括在香港和台湾)的利益也增加了。例如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涉及美国的经济利益。二是对华关系越来越深地同美国国内政治搅在一起。国会里关于对华最惠国待遇的辩论,舆论界的反华喧嚣,“台独”势力、西藏分裂势力、“人权积极分子”和基督教右翼在美国政界的活动,以及参与对华政策决策过程的政府部门增多,都使对华政策受到国内政治斗争的严重牵制。三是意识形态因素(包括广义上的文化价值观即塞缪尔·亨廷顿所称的“文明”)并没有随着冷战结束而消失。相反,在美国外交中,推进“民主化”和“人权”成为比冷战时期更为重要的战略目标。

    在美国方面,国内政治对外交的投射作用越来越凸现出来。在中国方面,对外政策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的中心任务,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也是始终不变的原则。因此,世纪末的中美关系固然受到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但两国的国内推动力对双边关系的曲折起伏起着更为重要、更为直接的作用。

    正如中共党史专家章百家所说,中国向来是通过改变自己来影响世界的。既然中国的国际地位进一步提高,中美两国的实力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既然双边关系中的主要难题涉及的是中国本身的发展,既然两大社会的交往势必继续扩大,那么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就是:中国的所作所为,将越来越有力地塑造中美关系的未来。

    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为我们如何在本世纪末的对美关系中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进入90年代前后,国际风云剧变,世界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两极格局瓦解,各种政治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进入新旧格局交替的大变动时期,中国面临西方国家联合施加压力和制裁的威胁。邓小平同志综观全局,对形势突变及时作出了精辟的论断,谆谆教导我们,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等战略方针。他指出,不管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容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我们要保持警惕,谁也不怕,谁也不得罪,朋友要交,心中有数;要韬光养晦,埋头苦干,不扛大旗不当头,过头的话不说,过头的事不做;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钱其琛:《深入学习邓小平外交思想,进一步做好新时期外交工作》,1995年12月12日。载王泰平主编:《邓小平外交思想研究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6-7页。)

    在这样一个战备方针的指引下,我们对于本世纪末中美关系将向何处发展,就能够建立信心。当然,美国不会改变它近百年来的对华战略目标,即按照美国的利益和价值观来改变中国,对此我们不抱幻想,中国人要走自己的路,所以中美关系的改善余地是有限的,更何况美国从来没有把改善关系作为其对华政策的首要目标。我们在进一步研究美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变化)的过程中,应能对未来中美关系的波动幅度作出恰如其分的估计,更清楚地认识到,中国在中美关系中“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的”。

   

   

记取中美和解的经验

 

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陶文钊

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牛军

   

    25年前发表的中美“上海公报”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0余年的对抗,开创了两国关系的新纪元。今天回顾中美两国从敌对状态走向正常化的历史,我们仍然为两国领导人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所表现的异乎寻常的魄力、超人的胆识和杰出的政治智慧所感奋,所激励。从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史中,我们可以总结一些什么经验,作为今天中美关系的借鉴呢?笔者以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要从战略的高度和两国的长远利益来认识中美关系

    中美两国领导人作出打开中美关系的决定各有自己考虑,但有两个重要的认识是他们共有的。

    第一,都认为世界正在走向多极化。毛泽东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虽然是在1974年2月,但这个理论从开始形成到正式提出,经过了几年酝酿与思考。当中苏分裂,两个阵营已不复存在时,如何认识新的国际关系格局,并制订与之相适应的方针政策,成为中国面临的紧迫问题。三个世界的理论以对各国在国际政治经济关系中的地位的全面估量为基础,对变化了的国际关系做出了新的总结。毛泽东在提出这个理论时,实际上已经淡化了意识形态,他所注重的是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现实作用。在1971年7月尼克松在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发表了著名的关于“五极世界”的讲话。他认为,美国不再是超群的世界头号

强国,也不再仅仅有两个超级大国,在今后的5年、10年或15年里,美国、西欧、苏联、中国和日本这五大力量将决定本世纪最后1/3时间里的前途,尼克松把这五种力量并称为“五个超级力量”或“五大力量中心”显然是早了一点,但这表明他确实意识到了战后25年来世界的巨大变化和美国所面临的挑战。

    第二,都认为苏联的扩张是对自身安全的主要威胁。在中国方面,1969年“珍宝岛事件”以后,中苏关系顿趋紧张,毛泽东委托陈毅等四老帅研究国际形势与中国的国防战略。四老帅得出的结论是:国际上两大阶级的对抗,集中地表现为中、美、苏三大力量之间的斗争;苏联把中国当成主要敌人,它对中国安全的威胁比美国大;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苏联扩张是挤美国的地盘,他们的斗争是经常的,尖锐的。在美国方面,在美苏所谓缓和的日子里,双方实际上仍在继续加强军备,苏联发展尤其迅速,到70年代初,苏联在核武器的数量方面已经赶上美国,在常规力量方面,苏联的兵力比美国多一倍,苏联在70年代前期生产的坦克、装甲车、火炮、飞机数量都大大超过美国。美国在与苏联竞争中已感到自身力量的不足。

    由于中美双方都认识到世界形势已经变了,苏联已成为他们各自的主要对手,中国可以从战略上利用美苏矛盾,美国也要借助中国来对付苏联,中美两国就有了打开中美关系的共同愿望。正如尼克松对毛泽东所说的:“把我们带到一起的,是意识到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周恩来也曾对基辛格说过,“舵手一定要顺应潮流,否则他会被淹死的”。

 

二、求同存异

    中美两国是在经过了20多年的对抗和隔绝之后谋求和解的,两国之间的分歧是十分巨大的。除了历史的、文化的、社会的和体制的这些基本国情的分歧外,当时存在的分歧主要还有:

    1.意识形态的分歧。从中国方面说,美国是中国20几年来所不断谴责的“头号帝国主义国家”,而中国是正在实行世界革命战略的革命国家;从美国方面说,中国被认为是比苏联“更富于侵略性的”共产主义国家,美国对中国的禁运比对苏联更严格,这种禁运一直维持到1971年4月即基辛格访华前三个月才取消。

    2.对世界形势的认识。虽然两国都认为世界变了,但两国从各自不同的外交哲学出发,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是极不相同的。中国当时认为,在50年内外到100年内外是世界社会制度发生翻天覆地的伟大变化的时代,是社会主义制度在全世界胜利的时代。这与美国的看法当然是截然相反的。美国认为今后的世界仍然是大国主宰的世界。

    3.对苏联是采取强硬还是缓和政策。一个时期以来,美国开始寻求缓和与苏联的关系,包括裁减军备的谈判,中国则认为苏联是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中苏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4.中美双方寻求和解的意图不同。除了共同对付苏联,美国已决定从亚洲收缩力量,“尽早并尽可能体面地从越南撤军”,而要这样做,就要同支持越南进行抗美斗争的国家打交道。正如基辛格所说,“向中国开门可能帮助我们结束那场战争”。中国的一个主要目的是想通过打开中美关系来改变中国外交当时所处的困境;同时在台湾问题上打击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台湾独立”的势力,为当时仍同台湾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树立一个样板。

    尽管有这些分歧,中美双方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开始了谋求正常化的过程。应当说,“上海公报”本身就是一个求同存异的杰作。美方最初向中方提出的公报草案“采用了标准的外交公式,使用了含糊折中的语言来掩盖争论最激烈和最难解决的问题”。中方不同意。最后双方经过紧张的反复磋商,达成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公报。即双方先各自声明自己的立场,然后再阐述他们的共同点,这个公报堪称外交史上的一个杰作。

    三、遵守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

    中美两国之所以经历了长达20多年的对抗,首先是因为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在中国内战中扶蒋反共;在蒋介石退守台湾后,又继续予以支持;然后是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又与台湾维持所谓“共同防御”关系。而对于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说,没有比实现祖国统一的神圣大业更崇高的使命了。中美之间要实现和解,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一贯奉行的政策。美国领导人采取了现实的态度,从对中国称呼的改变(从“共产党中国”改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到承认“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到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从台湾撤军,与台湾废约、断交,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如果美国在台湾问题上不改变过去的立场,中美关系的正常化是不可设想的。自然,美台关系年深日久,迄今台湾问题仍然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突出问题。

    四、领导人的决策能力与政治智慧

    中美两国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致力于和解时都面临许多困难。在长期的对抗状态中,双方都进行了许多敌对的宣传。在中国的宣传中,美国是“头号帝国主义国家”,是世界革命的主要对象。尼克松历来是非常反共的。他50年代当副总统时甚至说,如果台湾落入共产党之手,那么下一个目标就是加利福尼亚。这样两个互相敌对的国家现在要和解,要握手,国内的阻力都是非常大的。从美国来说,有国会内的台湾帮,有院外援华集团,有亲蒋反华的舆论界,当然还有政府内部的反对派。1972年尼克松第一任期届满,如果打开中美关系不能取得良好进展,那对他再次竞选将极为不利。中国当时正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极“左”思潮盛极一时,林彪、江青反党集团反对中美和解,在这种情况下打开中美关系,没有异乎寻常的政治胆识,超人的魄力是不可想像的。中美双方的领导人都充分估计到了他们所冒的政治风险。尼克松知道,“倘若我们所建立的基础还不够牢固,或者倘若我们过高估计了毛和周对付他们内部反对这样一次访问的人的能力,那么我们长期的谨慎努力就会前功尽弃,我可能甚至不得不陷于严重的国际窘境”。周恩来也意识到,如果遇到意外的障碍,就会为江青反党集团攻击他提供新炮弹。在双方草拟“上海公报”时,周“特别指出,如果我这届政府不执政,他们(指基辛格等)可能遇到很大的麻烦。”他表示希望像尼克松争取连选连任那样继续担任下一届政府首脑。在基辛格、尼克松访华的具体设计和安排上,在“上海公报”的草拟过程中,双方表现了高超的智慧,“上海公报”已经成为外交史上的经典作品。

    25年过去了,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但它毕竟在向前发展。抚今追昔,我们更加相信,只要我们认真记取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历史经验,我们就可以把一个友好合作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

   

   

求同存异与文化交流

——纪念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

 

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冯承柏

   

   

    在人类已经看到21世纪曙光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中美“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的纪念日。一年多以前(1975年7月2日),当基辛格博士在南开大学作学术演讲时他回顾了草拟“上海公报”的经过。他特别指出,在谈判过程中,他从周恩来总理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求同存异的谈判原则。基辛格博士根据他多年来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主张中美之间的谈判应从最根本的、分歧最大的地方开始,逐渐缩小距离。周总理告诉他,这样谈,花上几年时间也未必能达成一条协议。应该把双方最接近的、最有共同语言的地方作为谈判的起点,这就会大大缩短谈判的过程和时间。基辛基接受了这个意见,只用了一周时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中美“上海公报”就签字了。“上海公报”是一个很别致的文件。从阐明各自的立场和态度开始,以双方共同的希望结束。从谈判的过程到公报的内容,都充分体现了求同存异的原则。在学习中美文化交流史的过程中,我体会到,求同存异和求异存同,不可或缺。既要注意到同中有异,也要注意到异中有同。这是在文化交往中应该给予同等重视的两个方面。

    先说求同。两种文化都面对着许多需要共同解决的问题,如环境问题,充分利用高科技成果促进经济发展,新能源,新材料的开发,战胜疾病延长人的寿命等等。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中美在高科技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已经取得不少成果。有几件事情特别值得注意。其中,最为突出的事例是克林顿总统于1993年提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建设纲领。这个纲领受到中国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1994年3月20日在著名信息科学家叶培大教授的倡议下,邮电部科技委在北京邀请了通信、计算机、自动化等领域的专家,共同研讨“国民经济信息化”和建立中国“信息高速公路”的问题。国家经济信息联席会议召开了国民经济信息发展战略高层次研讨会,会上就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规划、原则、总体框架和重点工程等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建立国家经济信息网的任务。两年后,中国教育科研网(Cernet)建成,它是以在美国发展起来的Internet为蓝本进行建设的。其规模范围、技术的先进性、网络资源、建设速度都达到了全国第一。(吴建平:《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的现状和发展》。石冰心主编:《中国教育和计算机网的研究与发展》。第一卷,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这说明,在发展高科技和与科技直接相关的教育方面,求同,占据主导地位。大家都在考虑充分利用科技和教育来促进国家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在具体作法上,因国情不同而各有千秋。

    求同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求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方面。这是因为一种文化最富于魅力的地方在于它的个性,而不在于它的共性,在于它的特殊而不在于它的一般。我们决不能够因为好莱坞电影、麦当劳的汉堡包和牛仔裤风靡全球,Internet联通全世界,就可以认为人类已经进入了全球村,不需要别样的文化生活了。这是绝大的误解。圣经、论语、可兰经、荷马、莎士比亚、红楼梦、堂吉诃德、浮士德、惠特曼、福克纳因为具有鲜明民族文化特点和个人创作风格,其魅力经久不衰。在中美文化交流以至全球的文化交流中人们非常担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的通俗文化(popular culture)在全球的扩展影响到民族文化生存和发展的问题。这是一个各国有识之士共同关注和担心的问题。文化的商品化所造成的一个后果就是它的表面化和大众化,人人都可以用钱买到它。这与购买者自身的文化素养无关。它无孔不入,流传极广,无法用法律和行政的手段加以限制和干预。在文化交流中注意寻找最不同于本民族文化中的东西,最不同于一般文化的东西,最具个性的作品,可能会有助于这个问题的解决。美国的启蒙思想家和超验主义注意到中国儒家文化,是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不同于欧洲文化传统的东西,可以把它用作改进自身社会的武器。西方象征派的诗人从中国古典诗词中吸收的是西方诗歌中很少有的“意境”。埃兹拉·庞德迷上了汉字,是因为它特有的象形、表意功能。五四以来中国知识界从美国文化中发现的最有价值的是“民主”与“科学”精神。

    我个人以为文化交流中的最大的障碍就是文化人类学经常谈到的族群中心主义,或民族优越感(ethnocentralism)。它的另一个极端表现就是民族自卑感。族群中心主义可以发展为文化霸权主义,民族自卑感则容易走向导至民族虚无主义。无论哪一个都不利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毋须讳言,两种文化中都存在着族群中心主义的因素和成分。美国方面表现的最突出的就是从殖民地时期开始的那种上帝选民(chosen people)说和使命(mission)观。19世纪的“天定的命运”,20世纪的“美国世纪”说,和二战以来最为流行的美国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的论点,皆源于此。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无论其经济军事实力多么强大,科学技术如何发达,以世界的领导者自居自许的态度都是无法令人接受的。持有这种态度就很难从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中吸取对自己有益的东西。更有甚者,就是那种非我莫许,强加于人的态度,认为美国的社会制度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最现代化的制度,是全世界的榜样。不跟着美国走,就是保守派,就是原教旨主义,就是不搞现代化,不尊重人权,这就不是族群中心主义而是文化上的霸权主义了。

    中国也有比美国长得多的族群中心主义的传统。中国人过去一向认为自己是世界

心,是文明的沃土。中国以外的地方都是教化未及的不毛之地,以夷狄番邦相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观念深入人心。只是到了近代,这种夜郎自大,固步自封的态度和观念在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击下破了产。于是乎又转向了另一个极端,形成万事不如人的民族自卑心理。我们的国力强大了,族群中心主义又有所抬头。甚至狂妄地把中国说成是“亚洲格局的最强有力的保护神”(席永君等:《超越美国》。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6页),把中国文化和东方文化说成是世界文化的未来。总结以往的经验教训,邓小平同志提出了“韬光养晦”的方针。我以为这不仅应该是我国处理国际事务的方针,也应该是我们对外文化交流的方针。中国是个大国,将来强盛了也永远不称霸。永远要向外国学习。抱有这样的气度才能从其他民族文化中学习和吸取有益的东西。人类文化是在不断的交流中发展起来的。新的世界文化也必将在更健康的交流中诞生。

   

   

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历史回顾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所所长李明德

   

   

    始于70年代初的中美两国的科技交往是中美两国关系恢复最早的领域之一,而且一直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体现。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从恢复到发展,一直得到毛泽东、周恩来和邓小平等的直接关怀和领导。下面分三个阶段来回顾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历史。

    第一阶段:1971年初至1978年末    1971年4月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消息震惊了全世界,从而打开了自1949年以来中美交往的大门。此时,正准备应北越之邀访越的美国耶鲁大学植物生理学家亚瑟·高尔斯顿(Arthur Galston)教授和麻省理工学院微生物学家伊桑·西格纳(Ethan Signer)教授便立刻先后致函中国驻加拿大、驻法国大使馆和驻英国代办处,申请在4月23日至5月10日访越后访华。经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批准,两位美国学者于5月10日自河内飞抵南宁,先后访问了北京、上海、杭州和广州。在此期间,他们于5月19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了周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的会见。他们于5月24日访问广州后乘专列赴深圳出境。高尔斯顿教授和西格纳教授作为1949年以来第一批应邀来华进行学术交流的美国学者,他们的访华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两位美国教授对中国的成功访问被当时的美国新闻界称之为:“打开了第二轮的乒乓外交。”

    两位美国教授返美后不久,高尔斯顿教授便致函郭沫若院长,推荐美国科学家联合会(FAS)代表团访华。经周总理批准,由6人组成的该联合会代表团在会长马文·戈德伯格(Marvin Goldberger)教授的率领下,于1972年5月访华三周。

    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代表团在华期间以及返美后多次邀请中国派科学家代表团访美。当时,这一邀请是不寻常的。因为,中方虽曾接待过美国科学家访华,但因中美关系仍然十分敏感,中方尚未派遣过任何人访美。此外,当时中国科技界大部分科研工作仍然处于停顿状态,众多科学家均在五·七干校。但是,为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毛主席和周总理还是亲自决定派遣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回访美国。不过,由于政治和其他原因,此团需在中国乒乓球队访美后去访,并且需在访问英国、瑞典和加拿大后前往美国。

    中国科学家代表团团长由人大常委、全国科协主席团成员、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贝时璋教授担任,副团长为北京市科委主任白介夫,团员包括高能物理所所长张文裕教授、化学所副所长钱人元教授、清华大学钱伟长教授等。

    代表团在美期间完全由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包揽了接待工作,而代表团在美期间,美政府对代表团的去访给予了极大的重视。

    自1972年下半年至中美正式建交的五年多的时间内,美方通过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共向中国派遣了36个学术代表团,共计430人次,每年平均6个代表团,72人次。与此同时,中方以全国科协名义(实际上由中国科学院执行)向美方共派遣了43个代表团,共计454人次,每年平均7个代表团,75人次。双方代表团专业涉及极广,除自然科学、工程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外,还直接涉及一些与工农业生产有关的领域。

    自1971年4月至1978年末的第一阶段,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仍以上述代表团互访为主,其他途径的交流仍然十分有限。当然,也有些美国学者个人或其他小型学术团组访华,但数量较小。中方除上述团、组访美外,几乎没有学者个人或其他形式的访美学者。

    第二阶段:1979年1月至1989年中期    自1979年1月中美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后,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发展迅速,规模空前。1979年1月邓小平同志率团访美期间,于1月31日在华盛顿签署了《中美科技合作协定》,并同时建立了执行这一协定的两国政府间部长级“中美科技合作联合委员会”。此后,在总协定下,至1987年末的9年期间,中美两国政府有关部门之间签署了27个分领域的科技合作协议、议定书或谅解备忘录。

    中美两国官方科技合作所涉及的政府部门,中方共27个,其中包括16个部委和11个国家局;美方共18个,其中包括7个部和11个独立行政部门。

    在这一阶段,中美官方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从形式上讲包括:联合委员会和工作组会议、项目发展会议、代表团互访、合作研究、联合勘测、观察和考察、各种形式的学术会议等。就双方交流与合作的规模而言,每年都超过上百项,人员往来每年几百乃至上千人次。

    在此期间,中美半官方科技交流与合作,即中方与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其地位却相应有所下降,原因主要是被大规模的官方直接交往和迅速发展的民间渠道所取代。尽管如此,双方半官方的科技交流与合作仍然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阶段:1989年中期至今

    中美两国的科技关系从来都是服务于并服从于两国的政治关系,同时也体现着双方政治关系的现状。

    1989年上半年,中美两国科技交流与合作与过去一样,一直在顺利进行,并且平稳地向前发展。双方在交流与合作中遇到的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问题,也正在通过不断的磋商朝着有利于解决问题的方向迈进,部分合作议定书中的知识产权条款或附件甚至已达成协议。但是,“六·四”之后,美国政府虽未明确宣布停止中美两国官方科技交流与合作,但是,实际上,两国官方科技关系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在一段时期,实质上处于停顿状态,半官方和民间科技交流与合作一时也处于低潮。

    但是,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从根本上来说是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此,“六·四”之后的一段时间虽然暂时受到影响,但从所受影响的时间而言是相对稳定的,特别是与中美其他领域的关系比较而言,双方科技交流与合作的恢复仍然早于其他领域,在中美政府间几个部长级联委会中,科技合作联委会的工作恢复也是比较早的。1994年4月中美科技合作联委会第六次会议在美召开,次年1月又在京召开了第六次会议的第二次会议。到目前为止,可以说中美官方科技交流与合作已经得到了恢复,但是,除少数领域合作尚有进展外,大部分议定书的执行已再不如“六·四”之前,特别是,双方从合作的深度、广度到规模,已经远远达不到1989年之前的水平,双方合作中过去正在解决的问题,例如知识产权问题和技术转让问题,不仅至今仍未解决,而且变得更加复杂,更加政治化。

    但是,“六·四”之后两国民间科技交流与合作却较快地得到恢复,特别是在规模上,约于三年后的1992年便基本恢复到“六·四”之前的水平,就学术人员往来数量而言,目前美国学者来华人数仍然是世界各国中数量最多的。这充分表明,中美两国科技界都十分珍视双方已经建立起来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过去亲手开创的中美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大好局面。

    中美两国人民之间存在着传统的友好关系,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基础是牢固的。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更是两国学者的共同愿望。因此,我们对中美两国的科技交流与合作的前景也是乐观的。

   

   

“上海公报”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

 

上海社科院世界经济所教授黄仁伟

   

   

    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的一段文字对双边经贸关系作出如下阐述:“双方把双边贸易看作是另一个可以带来互利的领域,并一致认为平等互利的经济关系是符合两国人民利益的。他们同意为逐步发展两国的贸易提供便利。”这段当时并未引起舆论界充分注意的文字预告了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之一的中美经贸关系由此开始起步。25年后的今天,美国已是中国的第三位贸易伙伴,中国则是美国的第五位贸易伙伴。在美国消费品市场上几乎已经找不到没有中国商品的地方。美国作为中国的第二位外国投资来源(除港、台以外),其前500家大公司中已有200家在中国有实质性的投资活动,其余部分也正在实施对中国的市场战略。可以说,“上海公报”的决策者们绝没有预料到中美经贸关系会在1/4世纪的时间里发展到如此巨大、如此广泛、如此深刻的程度。

    如果我们把历史和现实作一粗略比较,就可以清楚地看到中美经贸关系是怎样经过“上海公报”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1949年以前,中美双边贸易的最高值是1946年的56万美元(其中美国向中国出口46.5万美元,中国向美国出口9.5万美元)。冷战时期美国对华实行禁运政策,中美贸易额跌到仅1千美元(1953年)。此后近20年间,双边贸易几乎是零。而在这个时期,美国对日本却不得不允许它进行对华民间贸易,以恢复日本经济。日本对华贸易的恢复和美国对华贸易的断绝,构成了冷战时期亚太经济的极为反常的历史现象,也反映了美国禁运政策的悖论。

    “上海公报”发表的前一年即1971年基辛格秘密访华前后,美国政府已开始逐步解除对华禁运,当年中美贸易就达到500万美元。1972年“上海公报”发表,启动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引擎,当年双边贸易一举达到1亿美元,大大超过1949年以前的历史纪录,实现了1949年以后的历史性突破。紧接着1973年双边贸易达到8亿美元,1974年达到10亿美元。从今天的眼光看,8亿到10亿美元的贸易额或许不及中国一个省的对美贸易量,但是这项历史性突破在“上海公报”发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在基辛格访华前后,美国国会曾多次就调整对华政策举行听证会,其间很少有人认识到美国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关系将超过美国对台湾的经贸关系,甚至有人论证在很长时期内台湾市场的重要性仍将高于大陆市场。这种论点在当时还没有被历史证明其荒谬性。

    如果说在1979年以前人们对中国市场前景持悲观预测仍有一定理由,那么在1979年以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就成为最为令人鼓舞的一种趋势了。1978年底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79年1月1日的中美正式建交这两件大事,把中美经贸关系从双边关系中的配角地位迅速提升为中美关系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组成部分。下面一系列数字可以说明经贸关系在双边关系中的地位上升过程。1979年中美双边贸易额为24亿美元,到1988年上升为100亿美元,1993年一举达到280亿美元,1996年更是达到600亿美元以上。这种增长速度不仅大大超过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而且在世界贸易史上也是极为罕见的。另一方面,上述数字作为阶段性标志也分别代表着1979年以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几个跳跃式台阶。由此可以作为证明,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二者构成互为促进的积极因素。换言之,双方市场的容量主要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由中国市场体制的成熟水平所决定的。

    从发展进程来看,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美经贸关系呈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80年代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仍受到战略因素和政治因素的推动。1980年,美中贸易额第一次超过美苏贸易额,表明在战略大三角的经济因素中,中国也开始超过苏联。中国的改革进程也刺激了美国政府采取一系列有利于双边经贸发展的政策。美国在这一时期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程序性通过、对美国企业在华贸易和投资提供政府贷款担保、放宽对中国高技术出口的限制等级等方面采取了积极步骤。两国政府在一系列经济领域建立了对话、磋商机制,美中联合商务委员会、美中联合科技委员会等机构对解决双边经贸关系中的分歧起了良好作用。在投资领域,美国资金投入也迅速上升,1985-1986年成为中国吸收外资来源的第一位(除香港以外),约占当时中国利用外资总额的17%。哈里·哈定把这个时期的中美经济关系发展称为双边关系的最佳时期。事实上,直到目前中美之间政府水平的经济合作关系也没有恢复到80年代中期的水平。

    上述迅猛发展的良好势头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就被众所周知的国际国内因素所打断。美国对中国1989年风波所采取的制裁措施严重影响了中美经贸关系在政府水平上的持续性发展。而苏联解体又改变了美国决策层对中国战略定位的评估。每年一度的中国最惠国待遇辩论和各种非经济争端挂钩,使两国企业的商业往来处于极不稳定的宏观环境之中。

    然而,即使在中美战略关系出现下降和倒退的同时,中美的市场关系却继续保持上升势头。与80年代后半期相比,1986年到1990年间,中美贸易增长率为10.13%;1991年至1995年间则为13.37%。这种战略关系和市场关系不同步的反向趋势给人以重新思考中美关系基础的启迪:其一,它表明中美之间存在着客观的经济结构互补优势,这种结构互补性使双边经贸关系有可能较小受战略和政治因素影响而获得独立发展的内在动力;其二,它表明中美经济关系已不是孤立的双边经贸关系,而是整个亚太地区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重组的产物,它的正反两种影响直接作用于这个地区的繁荣和稳定;其三,中国市场已经成为美国与欧盟、日本进行全球市场竞争的重要场所,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以至整个对华政策不能不受到美国全球经济战略的制约。

    由于上述三个重大因素的出现,中美经贸关系在1995年以后开始出现良性发展的势头。就在台海危机发生的同时,800家美国大公司一致支持无条件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而且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势头一发不可收拾。

    目前这种大趋势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中美经贸关系已经完善无缺、一帆风顺了。恰恰相反,双边经贸关系越是紧密,彼此的利益、市场和体制冲突也将越是复杂尖锐。目前至少面临着以下若干争端:一是贸易逆差问题;二是纺织品配额问题;三是服务业市场准入问题;四是知识产权问题;五是与世贸组织规模相关的各种体制问题,等等。这些争端有些是双方统计口径问题,有些是双方市场竞争力差距所致,有些是由市场体制成熟水平不同所决定。关键是在一个最大的发达国家和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间能否形成一种充分协商、协调和协作的市场互补与竞争并存的良性循环关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极不平衡、市场体制很不成熟的国家施加压力,强迫其接受过分的市场条件,往往会适得其反。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中美经贸关系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市场化和国际化的一种先导和催化剂。如果中美双方能够超越目前暂时的争端,站在更高更远的立场上来看问题,中美经贸关系可以从潜在的巨大市场走向现实的巨大市场,甚至可能超过美日经济关系而成为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双边经济关系。如果把25年来的巨大变化看作必然趋势,那么25年后上述前景就完全可能成为现实。

    事实将证明邓小平在1989年10月31日的判断:“中美关系有一个好的基础,就是两国在发展经济、维持经济利益方面有相互帮助的作用。中国市场毕竟还没有开发出来,美国利用中国市场还有很多事情能够做。这恐怕也是结束过去的一个方面。”(《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