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陶文钊
为纪念《中美联合公报》(又称“上海公报”)发表25周年，中华美国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于2月26日在京举行讨论会。来自全国各地的中华美国学会的常务理事、理事单位的代表及有关学者70余人参加了会议。
黄华同志因有出访任务未能与会，他寄来了贺词，预祝会议圆满成功。中国驻美国首任大使柴泽民到会并致词。他回顾自己的亲身经历，赞颂了邓小平同志对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作出的英明决断和巨大贡献。1978年，在两国建交谈判中美方接受了我方“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但不肯承诺停止向台湾出售武器，谈判因此一度陷入僵局。当时如果中国坚持不让步，就可能丧失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时机，使两国建交推迟若干年；如果中方作出让步，那就丧失了原则。最后小平同志决定，先建交，把售台武器问题挂起来稍后再谈。结果在1979年1月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三年半后又达成了“八·一七”公报。他希望中华美国学会与美国研究所多做工作，既让中国人民正确认识美国，也让美国人民更多了解中国，团结更多的美国朋友，为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远持久的中美关系作出贡献。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滕藤在致词中指出，将近半个世纪的历史证明，中美两国关系好使双方受益，两国关系不好双方受损。中国与美国是对亚太地区及世界和平负有重要责任的两个大国，是在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两个大国。现在世界市场的发展势头迅猛，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依赖不断加深，中美两国关系如何不仅关系到我们两个国家，而且关系到亚太地区的稳定与繁荣，并在更大程度上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我们有种种理由使中美关系好起来。他希望学者们密切注视冷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中出现的新情况，加强研究，使我们的主观认识及时跟上变化了的形势，对新问题作出理论上的阐释，提出政策上的建议，以不辜负国家对我们的期望。
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李慎之作了题为《中美关系的回顾与展望》的发言。美国研究所外交研究室研究员牛军在发言中指出，小平同志非常重视中美关系，他继承毛泽东、周恩来等第一代中共领导改善中美关系的战略决策，最终领导实现了中美关系正常化。他在作出与美国建交的决策时，除了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外，也是为了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为了配合党的工作重心的转变。他在处理对美关系时，相继提出了一系列战略与策略思想，对我们今天仍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中美关系史研究会会长资中筠就美国的中国学家推动中美关系解冻的情况作了专题发言。中华美国学会秘书长、美国所研究员陶文钊与牛军在联合发言中谈到中美和解的经验。
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丁幸豪回顾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历程，指出70年代中期中美两国国内形势分别对这一进程产生消极影响：美国有水门事件、对苏强硬派与缓和派之争；中国处于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之中，直到1977年邓小平复出，中国外交重又有了活力。台湾问题始终是正常化的根本障碍。尼克松、福特、卡特政府的第一年都未表现出进取的姿态，直到1978年，由于苏联在世界各地加紧扩张，卡特才决心调整全球战略，美国接受了中国“断交、废约、撤军”三原则。中国不再提“解放”台湾的口号，代之以祖国“统一”；同意美台条约在1979年底自然“终止”；双方并保留了在售台武器问题上的分歧，才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副会长周世俭及上海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助理黄仁伟分别在会上回顾了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周世俭指出：25年间，中美贸易发展的速度超过了建交前两国经济界人士最乐观的预测和估计。尽管如此，由于中美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差异，中美经贸关系经常出现摩擦和纠纷。这些冲突不是两国根本的利害冲突，可以通过平等的协商来解决。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南开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主任冯承柏回顾了两国文化交流的情况。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南京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主任陈永祥回顾了中美中心11年来比较曲折的历程，指出，中美关系的好坏对中心工作带来直接的影响，中心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中美关系的晴雨表。同时，中心所从事的文化与教育交流只会有利于双方的相互理解，有利于两国长远利益的发展，特别是在两国关系困难时期，这种民间交流有助于降低紧张程度，激发双方改善关系的愿望。中心在1990、1992年举行的两次美国历史学周都取得了好的效果。
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李明德回顾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中美两国科技交流的情况。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国际战略学会研究员萨本望回顾了中美两国的军事交流。中华美国学会副会长、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作了《世纪之交的中美关系》的发言。
会上还有十几位同志就中美关系中的种种问题作了即席发言。美国大使馆一秘贝学仁、宋安邦、美国教育中心主任卢永威、二秘方大为参加了讨论会，方大为还在会上作了发言。讨论会自始至终进行得非常热烈，发言争先恐后。美国驻华临时代办麦克海出席了晚上的招待会，并代表大使尚慕杰致词，祝贺讨论会的成功，表达了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良好愿望。
斯 萍
1997年2月27日，《美国研究》编辑部举办“冷战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若干问题”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欧洲研究所、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外交学院、南京大学等单位近20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时殷弘以《美国与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为题作主题发言，会议讨论内容涉及21世纪国际政治的根本问题、冷战后美国与世界、西方与非西方关系等当前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一些问题。
时殷弘认为，从历史宏观视野考察，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已经孕育在20世纪的三项根本动态之中，它们是：世界人口分布的巨大变化；非西方“对西方造反”和“向西方学习”的双重努力；洲级大国的新兴绝对优势。这三项根本动态或可称为：人口重心的转移；先进的生产方式和政治、社会组织方式的全球性扩散；世界政治一流角色之规模的急剧增大。三者总和起来，便预示着若干非西方大国很可能在21世纪里崛起为世界强国。这一趋势已由当代非西方世界的许多重要现象现实地显现出来。因此，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是：西方能否同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协调？几个世纪以来西方占支配地位的国际社会能否实现世界历史性的创新，即转变为（并且是较少痛苦、较少冲突地转化为）西方同非西方强国互相协调和持久共存的国际社会？
那么，谁来带动促进实现这一转变？时殷弘认为，这涉及到“世界领导者”的功能和当今唯一超级强国美国的作用问题。就美国自身情况分析，它既有推动也有阻碍其成为带头解决21世纪世界政治根本问题的领导者的因素，在今后较长时间里后者则表现得更为有力一些。它们包括：美国缺乏真正容纳非西方强国的历史经历；美国在对外关系方面的政治文化传统阻碍它平等地看待非西方大国的人文根底、基本价值和民族活力；美国现今几乎史无前例的超强地位不利于它合理地对待非西方大国崛起为世界强国。
如果美国不能带头解决21世纪的根本问题，那么谁能如此，从而主导实现这一世界历史性的创新？时殷弘认为，如果考虑到文化、心理、政治上的兼容能力与“权势基值”这两方面的因素，似乎俄罗斯的潜力较大，正在或行将崛起的非西方强国本身，也并非没有可能主导实现这创新。西方和非西方强国互相协调、互相容纳，西方和非西方文明共存和互补，从而使整个文明上升到更高层次，无疑是人类更好的选择。
围绕时殷弘的发言，与会者着重讨论了什么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霸权体系以及国际秩序等。
与会者并未就什么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达成共识。部分学者赞同时殷弘的观点，认为西方和非西方的关系将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根本问题，但他们的着眼点在于国际“制度”或“结构”。社科院欧洲研究所邝阳先生认为，自由制度主义与新现实主义近10多年的辩论，其关注的是国际体系的结构问题。在全球化时代，东西方的接触日益紧密，相互依存增加。西方所面临的是在不需要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稳定地推延其制度，而非西方则面临着制度转化问题。美国人对于美国兴衰及“文明冲突”问题的讨论暗藏着明天怎么办的战略考虑，我们不应笼统地谈西方对于非西方的回应，而应当对西方与非西方文明之间哪些地方可以调和，哪些不可以调和等进行分析。
也有一些学者不同意时殷弘观点，认为他并没有跳出亨廷顿“文明冲突”的逻辑思维。外交学院教授秦亚青认为，冲突未必一定发生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从霸权结构上讲，霸权国与任何一个世界第二号强国都会有矛盾。二战结束后，战后的国际系统是美苏两极的世界，美国是头号世界大国，苏联位居第二。冷战结束后，苏联已不复存在，目前尚未出现一个大国足以达到苏联当时的技术、规模和潜力以致构成对美国的挑战。新的挑战者既可能来自非西方也可能来自西方。对美国来讲，任何一个挑战者都可能是美国的敌人。他认为，在谈论什么是21世纪的根本问题时，应对“国际进程”给予足够的注意。其实际意义在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世界主要国家力图维护已经建立起来的国际规则和秩序安排，而这些规则和安排基本上是二战以来由美国逐步建立的，这些“准法律”成为目前维持世界秩序的基本规则。美国有选择地将一些国家的某些方面纳入或是排斥在国际规则以外，这将成为21世纪初国际政治中的主要问题。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牛军认为，我们关注的重心不应只放在西方与非西方之间的问题上，与之同样重要的是非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靖华认为，预测下一个大国是谁风险很大，应当换一个角度分析问题，即探讨21世纪国际体系的特征。他认为，世界资源的有限性与国际关系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基本特征决定了世界政治的基本形态：在竞争的国家关系中，和平与战争交替存在。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国家关系的竞争性，竞争性导致了国家在不同生存策略下不同的国家行为，进而导致国家实力的兴衰变化和国际秩序的变更。
关于人口问题，大多数与会者赞同时殷弘的观点，认为人口作为生产力构成的要素，是一切社会生活的基础和出发点。不同之处在于，一些学者认为在谈论这一问题时，不应忽视国民素质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有学者认为不应不排除劣质人口取胜的可能。
与会者还讨论了我国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状况。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也白认为，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根本原因在于以前中国只是一个地区性大国，不是世界性大国，其政策的内向性相当明显。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也随之日益受到重视。他认为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应当着重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对世界的解释；二是用什么原则及方式处理国际关系。对此，中美两国学者的解释不尽相同。牛军认为，中国学者对21世纪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90年代初，随着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国际事务，此项研究开始发生变化，即从原来较强的学术性研究转而偏重于对现实提供解释和对未来进行预测的策论性的研究。
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杨达洲对“多极化”理论提出质疑，他认为如果按照冷战时期的划分方法，成为“极”的国家起码应具备三个条件：第一，综合国力高于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第二，在国际组织中的作用是全世界所公认的；第三，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在此范围内能够为所欲为。
会上，虽然所达成的共识非常有限，但与会者通过争辩交流了看法，开拓了思路，也增进了彼此间的相互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