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
“管子工”眼中的冷战
——读《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
张小明
【注释】张小明：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注尾】
自从冷战结束以后，许多冷战的当事人纷纷发表回忆录，回顾自己在冷战岁月中的亲身经历，为今天以及今后的人们提供了丰富的研究素材。１９９５年，美国时代出版公司出版的前苏联驻美国大使阿纳托利·多勃雷宁回忆录《信赖》就是一本这样的书，而且我认为它也是同类著作中较好的一本，该书曾被《纽约时报》评为１９９５年度欧美最佳图书，特别令人高兴的是，１９９７年１月世界知识出版社即出版了这部回忆录的中译本，以很快的速度把它奉献给中国读者。
这本回忆录之所以引人注目，首先是因为其作者在冷战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多勃雷宁的外交生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苏联方面是从斯大林时代开始，一直持续到戈尔巴乔夫下台；在美国方面则是从哈里·杜鲁门总统任内开始，一直持续到布什总统任内。”〔1〕完全可以说，他亲身经历了冷战的全过程，目睹了冷战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其回忆录无疑就是一部冷战史。更为重要的是，多勃雷宁不是冷战中的一名普通外交官，而是苏美关系内幕的知情人。他担任苏联驻美国大使长达1/4世纪（１９６２－１９８６），参与了冷战时期美苏两国领导人之间的所有最高级会晤——从１９５５年日内瓦第一次最高级会谈到１９９０年布什与戈尔巴乔夫最高级会谈——的准备工作。一个人长期占据如此重要外交岗位，这在冷战史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外交史上也是罕见的。多勃雷宁在冷战中所起的最重要作用，就是长期充当苏美两国政府之间的一个主要联系渠道和桥梁，两国间不少秘密磋商和谈判便是通过他来实现的。因此，西方有的人士把多勃雷宁戏称为“管子工”，我觉得这个称谓是十分形象和恰当的。这不仅是因为多勃雷宁的父亲曾是管子工，而且还由于多勃雷宁自己一直是苏美两国联系通道的维护人。“管子工”的地位使得多勃雷宁回忆录十分生动、翔实和富有价值。另外，这本书同许多回忆录有所不同，即作者在撰写该书时，所依赖的不仅仅是个人的回忆，作者在莫斯科查阅了苏联外交档案以及他本人的日记，使得最后出版的回忆录具有相当大的准确性、可信性和权威性。
这部８００多页的厚书（中文版）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多勃雷宁对一些内幕的披露、对冷战性质的揭露以及对冷战的反思尤其给本文作者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冷战结束以后，由于有关国家特别是俄罗斯公布了大量官方档案文件，许多冷战中的内幕正逐渐为人们所了解。但是，目前还远不能说冷战中的所有历史疑案都已经大白于天下了，很多问题还有待于解答。多勃雷宁的这本回忆录给人们提供了不少过去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材料，正有助于回答这些疑难问题。该书的最后附录了两份原苏共政治局的文件（节选），一份是外交部长安德烈·葛罗米柯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提交的外交政策备忘录（经政治局批准），另一份是葛罗米柯１９６８年９月１６日做出的对外交政策方针及苏美关系状况的评价（经政治局批准），这两份文件都是第一次公开发表，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苏联决策人对国际事务的认识与判断。苏联最高领导人曾经考虑给美国总统候选人汉弗莱提供财政援助一事也是由该书第一次公诸于世的。书中写道，１９６８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莫斯科认为民主党候选人汉弗莱肯定是比理查德·尼克松更可取的人选，因为后者已经把反共当成了自己的事业，并且被认为是一个极端反苏的人，苏联领导层十分担心尼克松会当选，所以采取了一个“苏美关系史上前所未有的非常举措”，即在竞选活动中向汉弗莱秘密提供一切可能的帮助——包括财政援助。外交部长葛罗米柯亲自给驻美大使多勃雷宁下达“绝密指示”，向汉弗莱转达莫斯科的好意，但是被汉弗莱婉言谢绝。多勃雷宁声称，这是莫斯科唯一一次试图直接介入竞选，帮助一个为自己喜欢的总统候选人，而且他本人也曾极力劝自己的上司葛罗米柯不要搞如此危险的冒险行动。〔2〕多勃雷宁在书中也记述了１９８３年２月５日下午在白宫同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的秘密会见，这是里根同“邪恶帝国”的代表进行的第一次面对面会谈，他表达了同苏联建立良好关系、不希望两国发生战争的愿望。〔3〕当时正值美苏关系处于低谷时期，里根的这个举动可以说是非同寻常的。该书还披露了得到克格勃主席安德罗波夫和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积极支持的“赖恩作战计划”，即苏联政治局批准的军事谍报战计划。根据该计划，１９８３年所有克格勃驻外人员都接到了紧急和详尽的指示去收集美国进行第一次核打击计划的证据。〔4〕从“赖恩作战计划”的出笼，我们可以了解冷战时期苏联领导层对美国核威胁的担心以及苏联情报部门与外交部在对外事务方面的矛盾与不和。上面只是列举了几个例子，书中所披露的新材料还很多。
多勃雷宁的外交生涯同美国密不可分，所以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都是同苏美关系有关的个人与事件。这本书很少提到中国，不可能像科瓦廖夫、费德林和贾丕才等人的回忆录那样给研究新中国对外关系史的学者们提供很新的、丰富的研究素材。但是，书中几处有关中国的叙述对我们今天理解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关系却不无帮助。例如１９６７年１月１３日葛罗米柯提交给苏共中央政治局的外交备忘录中明确表示了搞好对美关系、避免苏联同中、美两线作战的方针：“不言而喻，我们应该避免出现我们将不得不在两条战线——也就是对中国和美国——作战的局面。将苏美关系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上将是有助于我们实现这一目标的诸多因素之一。”〔5〕又如，作者在书中坦言，苏联最高领导人对７０年代初尼克松打开对华关系的举动始料不及。多勃雷宁写道：“鉴于美国和共产党政府领导下的中国有着长期不和的历史，所以，莫斯科根本没有想到两国之间当时正在秘密商议恢复邦交的可能性。当克里姆林宫得知尼克松计划——最终结果就是这样——在他与勃列日涅夫于莫斯科举行最高级会谈之前先去访问中国的消息时，再没有谁比他更为惊讶，更为迷惑不解了。”〔6〕中国学者以前研究中美苏大三角关系时，所使用的大多是美国和中国方面披露的材料。我想，再利用前苏联的材料研究该问题，肯定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了解错综复杂的中美苏三角关系的全貌。
多勃雷宁对冷战的叙述基于他对冷战性质的理解。以美苏关系为核心的东西方冷战是一场什么性质的斗争？这是长期以来引起人们思考和争论的问题。无疑，冷战表现为两种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之间的斗争，斗争的双方都以击败对方为最终目的。然而，意识形态对立并不能包容冷战的所有内涵，它仅是冷战性质的一个方面而已。同时冷战又反映出传统大国之间的较量，美苏两国都努力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并且为了避免两败俱伤、确保生存这一共同的利益而进行合作。多勃雷宁回忆录更多地从传统的国家间关系的角度来描述冷战。
该书一再表明这么一个观点，即追求国家利益是苏联对外行为的基本动力。作者在序言中便公开声明：“事实上，我是以一个公民、一个爱国者和一名外交官的身份，尽最大的努力为自己的国家服务。我根据自己的判断尽力服务于国家的现实利益和历史利益，而不是为任何抽象的共产主义哲学概念服务。”〔7〕他还回忆说，当年到莫斯科高等外交学校讲演的苏联大使们，并没有特意按照共产主义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斗争的模式来教导那里的学员们，而是教导他们以传统的实用外交手段来处理不同国家的事务，即如何为了苏联的利益而坚持和调整政策。〔8〕１９６２年多勃雷宁在赴华盛顿就任驻美大使前拜会赫鲁晓夫，这位苏联最高领导人给他的指导方针是强有力的：坚定不移地保卫和促进苏联的利益。
冷战时期苏联和其主要对手美国的首要国家利益都是确保自己国家的生存，为此两国竭力避免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特别是防止发生核对抗。这是两国的共同利益之所在，也是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始终遵守的游戏规则。多勃雷宁在书中对此着墨很多。在他的笔下，苏联外交决策人葛罗米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等人总是努力避免同美国发生对抗，尽力阻止自己的国家卷入和美国的军事冲突中去。〔9〕同时作为“管子工”，他也十分了解美国领导的类似观念。古巴导弹危机最紧张时期，罗伯特·肯尼迪不止一次地主动拜访或约请会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多勃雷宁在书中回忆说，罗伯特·肯尼迪在第一次拜访他的时候处于一种“激动不安的状态中”，显然十分担心事态的发展失去控制，从而导致美苏两国迎头相撞。在１９６２年１０月２７日同多勃雷宁私下会谈时，罗伯特·肯尼迪又明确向苏联大使表达了如下信息：如果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基地，美国政府将取消对古巴的隔离，而且保证不再入侵古巴，美国政府也将很快从土耳其撤走导弹。这是肯尼迪政府为了避免美苏之间因为古巴导弹问题而发生战争所采取的退让举措，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的最后平息。〔10〕书中还提到，１９７３年十月战争期间，美国总统尼克松请多勃雷宁转告勃列日涅夫，“只要我活着并担任总统职务，我就决不允许同苏联进行实际对抗”。〔11〕在前面提到的１９８３年２月５日多勃雷宁同里根秘密会谈中，里根也明确表示不希望美苏两国之间发生战争。
总之，从多勃雷宁对冷战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东西方冷战中包涵着许多传统国家关系中的许多东西，也能够理解为什么冷战是世界历史上一个相对稳定、没有世界大战的“和平时期”。
冷战已经成为历史，但是它给世界留下一个很深的烙印，其影响难以在近期内消失。如何从冷战中总结经验和教训、获得有益的启示，理应是今天的人们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多勃雷宁回忆录用今天的眼光反思过去那段历史，十分值得我们注意。
作者表示，他写书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希望告诫人们“提防本世纪令人可悲的错误再度发生”。〔12〕这一宗旨贯穿于该书始终。在回顾历史之后，多勃雷宁所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是，大国之间要努力避免战争特别是核战争。冷战时期，美苏两国多次走到战争的边缘，给双方以及整个世界的安全都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两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耗费了无数资金，同时并没有给双方带来更多的安全感。针对核武器问题，作者指出，核武器越少越安全。〔13〕作为冷战中的“管子工”，多勃雷宁自然十分重视大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多种联系渠道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这也可以说是他得出的又一个重要结论。在回忆录中，他对自己多次充当美苏最高领导人之间的联系桥梁所起的作用津津乐道，对两国领导人的其他联系渠道如最高级会晤和开通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热线”也大加赞赏。对外政策是由个人决定和执行的，因此领导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沟通，的确是世界上所有国家特别是大国处理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条件。另外，作者也叙述和分析了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在冷战中对一个国家对外决策以及两国间的关系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并且从中得出应该吸取的教训。在冷战时期，以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分歧、黑白分明的观念以及重视军事和政治安全等等为特征的思维方式，对美苏两国的行为方式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多勃雷宁在书中列举了很多有关“冷战思维”的例子，包括：美国舆论界对苏联的行为动机进行“好莱坞式夸张”，卡特的“人权外交”，里根“邪恶帝国”论调，苏联领导人的阶级分析方法，苏联军方准备应付“最坏情景”的心理状态等等。冷战思维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很快消失，它还在影响冷战后许多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论”在很大程度上说就是冷战思维在新时期的表现形式。所以今天我们还有必要研究冷战时期影响美苏两国行为方式的思想观念，多勃雷宁的回忆录肯定有助于我们对该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同所有回忆录一样，《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不可避免地带有个人主观认识和夸大自己作用的色彩。而且，它并不是没有史实上的错误。比如，书中写道：１９５２年朝鲜战争期间苏联决定对联合国安理会实行抵制。〔14〕实际上是苏联代表不参加安理会工作的时间是在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３日至８月１日之间。〔15〕同时，该书的中文版有翻译不甚准确的问题，特别是人名翻译不准确和不统一的情况较严重。苏共中央书记波洛马廖夫的译名在第４１４页上为“波洛马列夫”，而在第４６４页上又改为“波洛马廖夫”。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名字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第３页上出现时为“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第６２０页的“坎南学院”似乎应该是作者在书中最前面提到的“凯南研究所”。另外，第６２５页的小标题“过渡：安德罗波夫逝世，葛罗米柯继任”好像有误，应该为“契尔年科继任”。翻译错误往往能导致误解，这应该是所有译者必须努力避免发生的事。
总而言之，《信赖》是一本很有价值的书，只要细心阅读，读者肯定能从中获取有用的东西，当然也会发现其中的问题。
注释：
〔1〕〔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页。
〔2〕同上，第２００－２０２页。
〔3〕同上，第５８８－５９０页。
〔4〕同上，第５９5页。
〔5〕同上，第１８０页。
〔6〕同上，第２５９页。
〔7〕同上，第３页。
〔8〕同上，第１５－１６页。
〔9〕同上，第５５－５７页、１４９页、２２１页、４６３－４６４页。
〔10〕同上，第９０－１０２页。
〔11〕同上，第３４７页。
〔12〕同上，第２页。
〔13〕同上，第１２８－１２９页、６７５页。
〔14〕同上，第２１页。
〔15〕李铁城：《联合国五十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７３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