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近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学术讨论会综述
陶文钊
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复旦大学历史系、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发起举办的“近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学术讨论会于1997年5月7日至9日在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举行。这是自中美关系史研究会1994年成立以来的第三次学术研讨会。复旦大学副校长施岳群、复旦大学前校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谢希德出席开幕式并致词。来自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广州、汕头、深圳、成都等地的近50名学者参加了会议，提交讨论会的论文共29篇。这些论文对百年来中美经济关系的方方面面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一、从总体看待中美经贸关系
上海外国语大学胡礼中、复旦大学金光耀对二百多年中美关系中的经济因素作了历史考察，指出，在早期，经济因素无疑是促进中美交往的原动力；在19世纪中后期，经济因素对中美关系不起支配作用；20世纪前半期，经济因素在中美关系中或者起过决定作用，或者是美国推行对华政策的重要手段；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后的20年间，两国的经贸关系有过三起三落，成为观察美国对华关系的晴雨表。今天，两国在经济上有很大的互补性，有广阔的合作领域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加强和发展两国的经济往来已成为两国的根本利益所在和两国共同的内在需要。
上海社科院亚太所周建明从新兴大国与现存国际秩序的角度看待中美经济关系，指出之，中国无法全盘接受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但在以发展经济作为战略重心的条件下，与该国际秩序又有共同利益，可以有限度地合作，具体地说，中国通过积极参与APEC及争取加入WTO，表现了积极参与现存国际经济秩序的态度。中国可以利用现存国际秩序来发展自己，扩大与之的共同利益，而不与之对抗。
如何评估中美经济关系在当前中美关系中的地位，这是与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黄仁伟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与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一个同步的过程，两者是互为促进的因素，即使在双边政治关系和战略关系出现严重下降、倒退之时，两国经贸关系继续保持上升势头，这是两国市场互补、区域一体化和全球竞争等因素所使然。尽管中美经贸关系中也存在若干重大争端，但可以认为，25年来展现的总趋势已不可逆转，经贸关系正在成为双边关系的主体和基础。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潘锐指出，经贸关系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克林顿政府正逐步把经济因素与其他因素分开，经济利益已经使美国对华政策从理想主义的变成现实主义的政策。今后，中美经济关系虽不能消除两国在安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但仍将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与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陈宝森认为，两国经贸关系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稳定器，一些在华有实业利益的大公司积极地做国会的工作，推动克林顿政府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它们在中美关系中的作用不可低估。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潘蔚娟认为，只要中美双方对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予以及时妥善解决，中美经贸合作迅猛发展势头将会在下个世纪继续下去。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张也白等对中美经贸关系的重要性不表示异议，但考虑到两国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尤其是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严重性，认为把经贸关系作为中美关系的基础之一的说法更全面些。美国所陶文钊指出，我们在讨论两国经贸关系时常常强调互补性，以后这样说恐怕不够。一方面，中国不能永远只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总要越来越多地生产、出口技术含量高的产品；另一方面，美方并不认为竞争是坏事，他们认为日本与美国汽车的竞争在推动美国汽车行业改进技术、提高效益方面就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肖炼、侯玲对当前影响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问题的症结在于双方内部经济发展的要求，解决这些问题可以从双边、区域和多边几个层次着手；就双边来说，美国不应高估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以及中国与国际接轨的能力；中国也不应高估美国政府的决策能力，低估国会及利益集团对政策的影响力与制约能力。在某些方面，如知识产权保护及反倾销问题上，我们既要整治自己的弊病，也要据理力争，使问题得到合理的解决。
二、关于中美贸易
有七篇论文是研究中美贸易的。复旦大学汪熙、胡涵钧的论文对中美贸易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作了宏观论述。论文把中美贸易两百多年的历史分做四个时期：一、《望厦条约》以前，中国处于闭关自守，美商力图扩大贸易，并借助输入鸦片走私；二、《望厦条约》以后的一百年，对中国来说是不平等的贸易；三、新中国成立之后的28年间冷战格局使两国贸易中断了将近20年，1977年才恢复到1950年的水平；四、改革开放以来中美贸易迅速发展，中美贸易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论文同时指出，一年一度的最惠国待遇审议，中国未能享受美国的普遍优惠制方案，以及反倾销税等问题说明中美贸易的基础仍然脆弱。
中山大学吴机鹏对1903年中美修订商约过程进行了研究，指出中方力主在东北自开商埠，意思是中国为表示友好而开埠，不是用条约强迫开的；而美国坚持“约开”商埠，就是用不平等条约强迫开的，主动权完全操在列强手中。最后虽然条约规定了奉天、大东沟等地 “自行开埠通商”，且1906年清政府又宣布自开济南等地为商埠，但列强仍然享有领事裁判权等特权，与今天我国改革开放的情况是根本不同的。
南京大学申晓云主要根据国民政府实业部国际贸易局档案考察了1912至1928年中美两国贸易的状况，认为这段时间是中美贸易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美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取日、英两国而代之，成为中国最大的进口国；同时中国对美出口也有大幅度增长。但两国的情况又有很大不同：欧战给中国出口带来的机会只是昙花一现，战后即一落千丈；而美国却乘势发展，直至在对华贸易中取得领先地位。由于中国长期受列强压迫，在关税、价格等问题上不能自主，对外贸易始终处于被动地位，中美贸易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实际地位是不平等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陶文钊主要依据《美国外交文件》对50年代美国对华禁运作了研究，指出，在冷战期间，国际贸易被高度地政治化了，封锁、禁运、贸易管制是美国对付不同社会制度国家的一个重要武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华贸易管制总的说来比对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稍松，朝鲜战争以后，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对华禁运一直保持到1971年4月即基辛格秘密访华前三个月才取消。在对华禁运中，美国最严，其次是日本和“巴统”国家。禁运给中国的经济恢复与发展带来了一定困难。在中国政府反禁运的努力中，香港起了重要作用。
北京外国语大学梅仁毅考察了70年代中美贸易的状况及香港在其中的作用，指出，70年代是中美贸易在长期断绝之后的恢复期，由于两国尚未实现邦交正常化，中国不能享受最惠国待遇，美国仍然实行对华出口管制等原因，两国贸易额仍很有限，中方处于逆差地位。在70年代，香港是中国外汇的主要来源，占到中国外汇的1/5至1/4。香港是外国银行、公司进入中国的门户，也是中国利用外资、开展经贸活动的重要场所。
中国五矿化工进出口商会的周世俭探讨了最惠国待遇与中美经贸关系的问题，指出，自1990年以来，美国国会一些人试图把人权、贸易逆差、敏感武器扩散、劳改产品出口、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甚至中国计划生育等问题都与对华最惠国待遇问题挂钩，他们的做法受到美国朝野的批评。论文分析了美国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种种考虑，指出，只有给予中国永久最惠国待遇才是符合中美两国利益的。
深圳大学的项锷做了一个美国最大的零售商之一沃尔玛（Wal-Mart)抢滩深圳市场的个案研究。作者认为，沃尔玛在深圳登陆给深圳商界带来了冲击，但更多的是启示。它以独到的眼光和对社会发展的深刻理解，考虑到深圳的城市中心正向西移，在一时人迹罕至的香密湖北地区选址设店；它成功地进行电脑管理；进货实行现款交易，因此降低了进价，这些都是成功的原因。作者认为，外国大型零售商进入中国市场，对中国国内市场的发展有积极意义，外商竞争的压力将迫使国内商贸企业摆脱固有的模式，闯出新路。
三、关于美国在华投资
从甲午战争以后美国开始进行对华投资至今正好一个世纪。美国研究所陈宝森对一个世纪的情况进行了宏观考察,并得出结论：只有在今天，美国公司才获得了在华投资的最好机遇。论文着重论述了大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中国的以下八个有利之处：有利于中方企业转变机制，迅速与国际接轨，促进我国产业上台阶，加速培养人才，在国际上融通资金，更新技术和设备，应付国际竞争，增进与跨国公司母国的友好关系。自然，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对其本身的利益是不言而喻的。
复旦大学吴景平对旧中国中美借款问题进行了综合考察，指出，晚清美国对华贷款在列强对华贷款中所占比例很小，北洋时期仍无足轻重，南京政府成立后所占地位越来越重要，这是与中国国际环境的变化、中美两国关系的变化密切相关的。
上海大学张耀辉回顾了美国在旧中国的投资情况，指出了以下五个特点：行业分布狭窄，地区集中，投资利润丰厚，对宗教、文化和教育事业投资占相当比重，抗日战争以前以直接投资为主，以后以间接投资为主。论文指出，在不平等条约保护下的美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破坏了中国主权，直至控制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另一方面，美国投资对促进中美贸易交往，互通有无，引进先进技术和管理方法等都起了一定作用，因此在客观上对中国现代化起了积极作用。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吴心伯评析了塔夫脱政府在华的“金元外交”，指出它有两个显著的特点：它罩上了一层宗教与道义的色彩；它表现了美国对华政策与俄日对华政策的不同特点，体现了门户开放的原则。“金元外交”虽然失败了，但它体现了塔夫脱远东政策面向中国的特点，与罗斯福面向日本的政策不同；“金元外交”以投资为重点，发展了门户开放的原则，“金元外交”也发展了美国对外政策中对外扩张的新思维，即对外关系的处理只服务于一个目的——国家利益，而对外商业活动对美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
上海是近代中国对外经济交往最集中的城市，在近代上海的外资中，美国资本引人注目。据复旦大学戴鞍钢的论文中引证的材料，美资在外资企业数、外资公司数、地产数、资产数、雇员数等几个主要指标平均占1/4。论文指出，美国在沪企业所拥有的先进设备和技术，客观上为上海民族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助力；美商直接参与的长江轮船航运的开通，推动了近代上海航运业的发展。美商上海电力公司的投资和经营对上海工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作用明显。自然，美商在沪投资和经营也对美国国内经济的发展带来一定推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王孜弘考察了美国投资银行在中国境外直接筹资中的作用，指出，筹资的工具及筹资的规模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而不断扩大，到目前为止，美国投资银行介入了几乎所有的中国境外直接筹资工具，包括银行债券，财政部债券，企业债券，B股、H股、N股；其中美国投资银行承担国际协调人、承销商或主承销商的作用。双方的合作不仅有潜在的需要，而且现实的实力也远未发挥。美方把中国作为亚太地区投资的重点，并着重长期价值及与客户的长远关系。在这一方面的合作前景十分诱人，不亚于贸易与金融领域的其他合作。
解放军洛阳外国语学院汤静认为美国对华投资有以下几个特点：大公司来华投资多，投资项目相对较大；投资项目的技术水平较高；技术开发能力较强；美商投资企业的产品都在中国市场上销售；投资形式以中外合资为主，但独资企业也以较快速度增长；多数企业效益较好。
四、其他问题
四川社会科学院张小路考察了中国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反应，认为无论是维新派还是革命派，对门户开放政策都没有好感，而是持批评和抵制态度；清政府对这一政策的作用一直将信将疑，在处理对美外交中既有妥协的一面，也有抵制的地方（如收回粤汉路权和抵制美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建朗认为，维新派及革命派在当时是先进的，但不是当时社会的主流，要全面研究当时中国的舆论，还必须注意其他阶层的反应。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立新对收回粤汉路利权问题进行了研究，指出，这是中国近代史上首次以民族主义为号召，具有广泛社会基础并取得成功的反抗西方强权的运动，国内舆论和社会各界对交涉的反应集中体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精神，包括主权观念和利权意识的觉醒；这也是第一次主要依靠民众力量，而不是统治者的“智术”取得交涉胜利的例子。有的学者提出，鉴于在旧中国实际上从未靠民办筑成铁路这一事实，对于收回路权的实际效果应作进一步研究。
中山大学历史系梁碧莹对中国政府第一次经办赛事，参加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万国博览会的情景作了细致描述，并介绍了中国实业团考察美国的盛况，指出这是中国实业界走向世界的一次实践。在这次博览会上，中国参赛既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也发现了不足，看到了西方国家的先进面，自己的落后面。中国不但缺乏制造业、化工、电器方面的展品，而且在茶叶、丝绸、瓷器等传统外贸产品方面也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实业界感到发展中国实业已刻不容缓，决心学习西方，急起直追。这次活动无疑也促进了中美与中外经贸关系的发展。
对1936年《中美货币协定》近年来已有学者作过若干研究。上海师范大学仇华飞在评析这一协定的得失时指出，根据这一协定，法币不仅同英镑有联系，而且也受美元的支配，同时由于中国外汇储备的70%存在美国，中国货币对美元的依赖程度越益加深，美国对华的经济影响日益扩大，中国的这次货币改革仍然没有摆脱半殖民地货币制度的阴影。
1941年的美日谈判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其中的一个疑点是，在美国草案中有无停止援华条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王建朗根据对美国、日本等有关档案资料的研究得出结论，美国在会谈中从未应允过停止援华，也从未提出过类似条款。
为了实施1948年《援华法》，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农村联合复兴委员会，1949年后农复会随国民党军政人员撤到台湾。汕头大学文学院徐鲁航对农复会在台湾的活动作了考察，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农复会不仅提出很多及时的有创见的措施，而且参与了土改各阶段的工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农复会对台湾农业现代化以及农村环境建设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当前“美国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刮起的旋风不禁使人联想到民国期间的情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汪朝光对民国期间美国电影在中国的营销方式、销售情况、市场定位作了考察。他的结论是：美国电影的影响基本局限于沿海大城市；且观众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中青年知识分子、白领职员为主，一般市民较少；当时的外国片基本是原文对白加中文字幕，不太适应中国观众的习惯；随着国产电影的发展和经济文化环境的变化，美国电影的占有率总体趋向下降。
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韩召颖对洛克菲勒基金会所支持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作了个案研究，指出，经研所的学者从20年代到40年代以满腔热忱做了大量工作，进行了大量实地调查研究，尤其是农村的调查研究，为近代中国的经济学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并提出了许多富有远见的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措施；在此过程中也培养了一批杰出的经济学人才。这些成就的取得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稳定的资助是分不开的。
五、几点启示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资中筠、复旦大学汪熙、南京大学时殷弘等在发言中提出一些研究中美经济关系的共同性问题，或许可供今后研究参考。
1、从更广阔的视角来研究中外经济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外经济关系是中国走向世界、认识自己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一种方式。
2、对不同历史阶段进行比较研究。早在1994年春的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已经达成共识，要把中美关系的历史与现状结合起来研究，这次会议在这方面作了很好的尝试。各个历史阶段情况不同，许多事情从表面看来没有多大差别，但实际大不相同。进行不同历史阶段的比较研究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事情的实质。
3、把经济关系与别的因素结合起来研究。经济关系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但不是全部中美关系。它与中美关系中的其他问题是互相影响的，比如政治、文化、安全等。研究这种互相影响有助于我们全面认识中美关系。
4、也应把中美经济关系与中国同别国的经济关系进行比较研究。
5、对经济关系本身的一些问题有必要进行深入研究，如保护民族工业与欢迎竞争的问题，这直接关系到我们现在对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看法。
6、对中美经济关系的研究与对中美关系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较多研究的是对中国的影响，而对美国的影响则研究较少，说得较空，这方面有待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