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苏浩
(外交学院)
1997年秋季，“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正式公布，使历时三年的美日安保关系的调整告一段落。这一事件引起了亚太地区各国政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外交学院亚太研究中心于1997年10月24日举办了题为“美日安保关系的调整与亚太安全问题”学术研讨会，力图对这一专题进行深入探讨。出席研讨会的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和平与发展研究中心、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问题研究所、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社科院美国研究所、亚太研究所、日本研究所、台湾研究所、北京外国问题研究所、外交部政策研究室和亚洲司以及外交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学者30余人。与会者围绕着以下议题展开了讨论：
一、美日两国的亚太安全战略
与会学者首先对美日亚太安全战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有的学者认为，日美建立新的同盟体制，对美日两国都是重要的战略举措，是亚太地区的重大战略动向。应该说美日安保关系的调整和“新指针”的出笼以及北约东扩，是美国冷战后全球军事战略的两大组成部分。就美国来说，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同盟关系，是其全球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美国近四年的国家战略来看：1994年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的提法是“扩展战略”、1995年是“参与与扩展战略”，而到1997年5月发表的安全战略则有重大变化，提出了要“面向21世纪”的安全战略。显然，美国已把它的国家发展战略定位在确保下个世纪它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它强调要“shaping”(营造)对美国有利的国际安全环境；准备未来的“不确定性”，保持对可能出现的危机的处理能力，以赢得欧亚地区可能同时发生的两场战争。而在亚太地区，它所确定的战略优先目标是，稳定和繁荣的亚太共同体，加强美日同盟，与中国进行对话。其中它把美日同盟视为21世纪的亚太稳定繁荣的“基石”，力图把这一双边安全关系加以扩大，以便起到维持地区和平稳定的作用。所以，应把美日安保关系放在美国的全球战略的大背景下来认识。
日本的地区安全战略的发展亦值得重视。学者们认为，冷战后日本的国家发展战略，是要建立政治大国的地位。而加强对地区军事安全的影响，是其发展战略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日本的军事战略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如强调应付多元威胁，建立全方位防御体系；建立日美军事合作关系，为发展军事力量提供条件；长期主导日本的“专守防卫”战略已发生变化，转而注重强调防务上的主动性等。日本试图以此维系美日同盟关系，换取美国支持日本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实现政治大国的欲望。同时通过加强美日军事同盟关系，以加强日本在亚太地区安全结构中的地位，形成美日两国主导地区安全的局面，成为亚太地区国际新秩序的轴心，从而避免由中美两国在地区内发挥决定性作用。可见，在地区战略上美日两国互为最佳合作伙伴，美日防卫新指针就是互相依赖，互相利用，图谋共同主宰21世纪的亚太地区。
二、美日安全同盟关系的实质
专家们对美日安全同盟关系的实质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认为自1994年美日就调整双方安全保障关系进行协商，经过1996年4月美日首脑发表“安全保障联合声明”，到1997年9月23日正式发表“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以下简称“新指针”)，美日两国已将它们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由冷战体制时联合对付共产主义影响，变为共同对付地区安全问题的军事同盟。实质上，这是以冷战时期建立的旧模式，来处理新形势下的地区安全问题。修订了的新指针，扩大了美日安保体制的范围，增加了一些新内容，这将对下世纪美日关系的性质产生重大影响，也将对周边国家及中日关系产生一定影响。
有的学者指出，“新指针”重点是“正常局势下的合作”，“日本受到武力攻击时的反应”和 “日本周边地区出现对日本与安全有重大影响的局势时的合作”。核心是美日联合对付“周边事态”。出现这一事态时，日本将对美国提供40多项合作，如后勤保障，维修美军舰船等。这些合作，使日本作为美国军事仆从国的作用明显增大。由于“周边事态”这一概念模糊不清，极不确切，日本政府可以根据自己的意图，任意解释“周边”所包括的范围，从而为扩展日本军事力量在其周边地区的活动范围和方式找到借口。
有的学者则强调，当今世界局势进一步趋向缓和，军事集团越来越不适合于处理国际关系中的许多问题。但美日却要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扩大原定的使用范围，其目的是要使美日同盟从以保卫日本为主的“内向型”，变为以介入周边冲突的“外向型”军事同盟，突破日本“专守防卫”政策及宪法禁止行使“集体自卫权”的约束。所以，所谓“防卫指针”，其实质是美日进行“合作”的指针。
有的学者则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美日同盟，认为从近代以来亚太地区国际关系的沿革来看，把日本置于某种强大力量的控制之下，是事关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重大问题。通过美日同盟的框架，在某种程度上使日本发展军备的能力受到一定限制，日本力量的兴起基本被纳入和平发展的轨道。再从冷战后亚太地区安全格局的现状来看，日本以其强大的经济技术实力作后盾，是本地区唯一能够迅速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力量的国家，这是一种很坏的前景之一。因此，继续将日本日益壮大的力量限制在某种框架中，是亚太地区绝大多数国家的呼声。美日同盟起着继续使日本处于一种有限武装状态，有利于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还有，美日同盟曾为解决北朝鲜开发核武器的严重问题发挥了积极的作用，而且还将日本可能出现的负面影响(对北朝鲜开发核武器的反应，日本可能会因此而自主开发核武器)，转化为正面影响(如为建设轻水反应堆提高资金)。基于上述情况，中国政府所持的批评态度，主要针对的是美日利用双边同盟对付目标国家和主导地区事务的做法，反对的是将这一同盟的作用无限扩大。
三、美日军事同盟的加强对亚太地区安全环境的影响
专家们对美日军事同盟特别是“新指针”的制定对周边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了讨论。学者们认为，冷战结束后亚太地区似乎又重新进入了某种力量平衡的状态，由于“新指针”加强了美日军事同盟，而“周边事态”的内涵又缺乏明确的地理概念，这就使得地区形势出现明显的不确定性，从而引起了这一地区国家的怀疑和焦虑，这有可能对目前比较稳定的安全格局产生消极影响。与会者在讨论中作了以下阐述：1“新指针”加强军事同盟的举措有可能使这一地区的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破坏本地区原来存在的较为均衡的架构和制衡机制，尤其是在中美日之间，有可能将原来带有稳定性的三角架构变成充满疑虑和具有敌对性质的两方，从而影响本地区的安全和稳定。2从地区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冷战后这一地区的基本形势是，国家之间虽然在局部利益或战略利益上存在着竞争性，但却没有明显的敌友划分，维持安全的最佳方式是争取尽可能多的国家参与协调，以解决地区内存在的各种问题。美日同盟关系的加强，必然会造成这一双边关系之外的国家的警惕，疑惧和隔阂，从而使过去为建立相互信任的努力遭到失败，亚太地区将会出现更多、更大的安全难题，使安全形势趋向复杂化。3“新指针”增加日本在安全事务中的分量，扩大日本自卫队的活动范围和方式，引起本地区国家的强烈反应。
有的学者指出对美日安保关系也有牵制的因素。由于经济利益的驱动，中美日三国存在密切的经济联系，美日都力图在中国占据市场，这在某种程度上牵制它们对中国的遏制政策。一些地区力量也有制约作用，如东盟地位的提高，使美日在亚太地区难以发挥主导性作用，澳大利亚也不愿与美国拉得过近。由于日本有“前科”，亚太地区的国家都不愿日本发挥重要的军事作用，更不愿它来保卫亚洲的安全。此外，日本国内也有一定牵制力量，如日本自民党的一部分人，以及新进党和日共等，都不赞成美日加强同盟关系，认为这必然会影响日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因此，对美日同盟应很重视，但不必看得太过于严重。
四、美日安保关系对中国的影响
与会者通过分析美日两国政要的声明和谈话，以及“新指针”的内容，认为美日加强同盟关系明显是针对中国，它对中国的安全环境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对于整个中国安全环境来说，美日同盟的加强，其目的是要起到一种对中国的战略威慑作用。同时它也会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美日提出要防卫马六甲海峡，东盟国家已对日本的目的表示理解。这就是南中国海问题更加复杂化。此外，日本因中国以其历史问题的态度的批判而烦恼，试图用安全问题和台湾问题来进行牵制。这样，中美日三角关系便出现了二对一的力量对比失衡局面。有的学者还指出，日本对中国的态度也有了变化。过去日本讲美日关系和中日关系同样重要，这次桥本访华则强调美日同盟是基础。
专家们指出，美日安保关系的调整对中国最直接的影响是在台湾问题上。台湾问题是下个世纪中国对外关系中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台湾问题的根子是在美国，日本则起到协同作用。台湾海峡冲突是否包括在“新指针”的“周边事态”之内，美日两国政府态度均相当暧昧。事实上，美国既有国会的“台湾关系法”，再加上“新指针”，这就给台湾问题上了双保险。有的学者则从台湾的反应来分析，指出台湾方面对美日两国的任何加强地区安全合作的行动，都会表示欢迎。
“新指针”公布后，美日两国又在酝酿提出中美日三国安全对话的建议。这种对话，对中国来说，有弊也有利。弊端是将形成以美日为一方，以中国为另一方的对话格局，中国会受到明显的牵制，从而制约中国在亚太地区所应发挥的影响，并可能使中国完成统一大业和解决与中国有关的领土问题的努力受到牵制。好处是它符合中国政府创造良好周边环境的大政方针，中美日在维护全球和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经济上日益增长的相互联系、东盟地区论坛的作用、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等方面有着许多共同点。从长远看，有利于中国在亚太地区以及全球发挥大国的积极作用。
总之，美日两国试图用旧的冷战模式来处理新形势下的地区安全问题和地区内国家间关系，有可能加深国家间的相互猜忌，使地区形势复杂化，从而给地区的稳定与安宁带来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因此，地区内负责任的大国在处理相互间的关系时，应放弃冷战思维，加强交流，真诚合作，为维护地区的和平稳定作出切实的努力。
刘建华
(北京大学英语系)
为纪念福克纳诞辰一百周年，1997年11月1日至4日，经著名福克纳专家、北京大学教授陶洁牵头，北京大学英语系和香港浸会大学英语系、香港中文大学港美中心在北京联合举办了国内首届国际福克纳研讨会。美国、日本、香港特区、中国大陆等国家和地区的40多位学者与会。讨论会上，与会者进行了热烈而又深入的讨论，交流了东西方福克纳研究的最新成果。
福克纳与美国南方的关系是这次研讨会的议题之一，也是与会者谈论较多的话题。对于研究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这个老问题的新意义，查尔斯·乔伊纳在他的论文中做了较好的阐述。他认为，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虽能产生新观点，但也造成了许多问题，因为它们忽视作者的能动性和社会历史的影响，过于强调读者的主体性，致使文本的影响减弱，价值丧失，最终蜕变成某些刚愎自用的批评者自家话语的引发物。他指出，研究文学，尤其是研究福克纳这样的作家，不能忽视社会历史，不能忽视作家与社会历史的“交融”。
乔伊纳、陶洁、多萝茜·黄、迈克尔·耶特曼、威廉·莫斯、朵萝茜·斯库拉、远山清子、胡铁生、刘建华等人的论文分别从不同侧面讨论了福克纳与南方的传统观念，森严的等级制度，复杂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矛盾，美国内战，内战后的破败现实，怀旧情节，文学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反思运动等社会历史现象的关系。这些讨论都基于这样一个共识，即福克纳的文学成就与他丰富的生活积累和对人类命运的深入思考密不可分。
福克纳的成就与影响是这次研讨会的又一个重要话题。埃斯特·美光·张通过比较福克纳与欧洲现代主义作家对时间和主体意识的理解和表现上的异同，揭示了福克纳作为一个美国现代主义作家的特点与成就。肖明翰、胡泓、刘荐波等人的论文根据巴赫金的理论描述了福克纳在运用多重视角，表现叙事者的独立意识，保留空白、裂口、矛盾以吸引读者参与，扩展故事意味等方面的建树。魏玉杰的《威廉·福克纳：解构与重构》探讨了福克纳在约克纳帕塔法系列小说中整合破碎的现代世界的努力。郭雅利认为福克纳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善于捕捉精彩细节的能力，他作品中的复杂长句其实是他对复杂的生活本质的深刻理解的明确表达。吴冰和姚乃强分别从福克纳对各种艺术技巧的实验和对传统题材的发掘入手，证明了福克纳在其创作初期就表现出非凡的开拓精神。
托马斯·英奇在福克纳的影响研究方面曾做出过突出贡献。他编纂的《威廉·福克纳：同代人的评论》一书，1995年一经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就成为福克纳研究的必备之书。他这次宣读的论文《“南方铁路公司的火车”：作家们论福克纳及其影响》回顾了过去70年间美国以及别国作家评论福克纳的主要观点。在这些作家中，有的推崇并借鉴福克纳精湛的艺术技巧，有的承认他们在形成自身风格的过程中摆脱不了福克纳的影子，还有少数人则为他们眼中的艺术败笔而批评福克纳。但无论作家们怎样评论，都说明福克纳已变成一种不可回避的影响。朱世达的《福克纳与莫言》讨论的便是莫言在气氛的营造、象征的设置等方面对福克纳的借鉴。
对于研讨会的第三个议题——阅读与讲授福克纳的方法，与会代表也介绍了不少颇具启发性的尝试与体会。刘美文和黄佩玲对福克纳作了女权主义的解读。艾琳娜·波特根据新兴的生态批评理论指出福克纳在“熊”和《八月之光》中把自然写成一种永恒的、女性化的神圣境界，但他把自然拉入人类语言与叙述的势力范围的做法则又重复了那种令他哀伤的损害自然的行为。杨素英和陈凯则着重考察福克纳的语言特色。前者根据弗莱施曼的标记理论讨论了动词的时体组合在《去吧，摩西》各章中的不同模式以及这些不同模式对于作者确定不同叙事角度的积极作用。后者则通过具体统计描述了“熊”在措词、句式和比喻的运用等方面的特点。曹莉试用社会-历史批评、女权主义批评、精神分析、解构主义、话语分析等理论的基本观点，展示了福克纳短篇小说的丰富内涵以及进行教学实践的多重可能。金莉的《大屋里的疯女人：读福克纳的〈献给艾米丽的玫瑰〉》总结了运用文本-背景-文本这一方法讲授《献给艾米丽的玫瑰》的经验体会。
会上，与会者们一致认为，我国虽然在30年代就有人介绍福克纳，但对他的翻译与研究主要是在70年代后期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开展起来的。如今，福克纳一些代表作品已经被译成汉语，对他的研究也在不断走向深入。但由于起步晚、资料少，我国在这方面研究的总体水平离国际水平还有相当的差距。要尽快缩小这种差距，就很有必要更多、更快、更好地将福克纳的大部分作品译介给华文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