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宗教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
裴孝贤
美国没有国教，它有着政教分离的传统。很多人，包括某些美国人，把美国视为世俗的物质主义国家，就像把它看作是现代化国家那样。但是宗教在美国社会、文化中是一支强大力量，而且它还影响着外交政策的辩论。
本文试图解释这些明显的矛盾现象，描述宗教在美国文化中的位置。它首先检验美国人笃信宗教的一些统计数字，以及一些矛盾的证据（“防止误解的解释”）。它将探讨两个当代的主题——另一次“大觉醒”运动的情景及美国政治生活中“宗教右翼”势力。本文结尾部分，将探讨为什么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在国外未获得广泛理解。
一、宗教色彩最浓的发达国家
在旅居海外的多年中,我时常为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国家这种说法感到惊讶。然而，却有大量的证据显示，事实正是如此。
1988年小乔治·盖洛普发现， “在10个美国人中， 有9人说他们从不怀疑上帝的存在，8人说他们相信自己将会在末日审判时被召唤到上帝面前述罪，8人相信上帝依然在创造奇迹，7人相信来世。此外，有90%的美国人祈祷；88%的人相信上帝对他们的爱； 78%的人说在过去两年中他们用了‘很多’或‘相当多’的时间来思考与上帝的关系；86%的人说他们希望子女接受宗教培训。”【注释】Thomas C. Reeves, “Not So Christian American, ”First Things, October 1996, p.16. 有些数字引自 George Gallup, Jr., “Religion in America: Will the Vitality of Churches Be the Surprise of the Next Century,”The Public Perspective, OctoberNovember 1995, p.1 ff. 最近关于美国宗教情况的调查数字多引自：“Faith in America,”The American Enterprise, SeptemberOctober 1994, pp.90-99; “Indicators,”The American Enterprise, NovemberDecember 1995, pp.18-20. 其他一些相关资料见：Barry A. Kosmin & Seymour P. Lachman, One Nation Under God: Religion in Contemporary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Harmony Books, 1993).【注尾】
1990-1993年间进行的一项国际性调查显示，“在受访者中，认为自己是‘信仰宗教的人’，美国为82%， 英国为55%，联邦德国为54%，法国为48%。在同一项调查中，44%的美国人说他们至少每周参加一次宗教活动， 而联邦德国为18%， 英国14%， 法国为10%， 在没有礼拜活动的瑞典，这一人数仅为4% 。”【注释】“The Counterattack of God,” The Economist, July 8, 1995, p.19.【注尾】
国民舆论研究中心1996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 有30%的美国人赞同“《圣经》是上帝的箴言，必须逐字逐句地去理解”的观点；另有50%的人认为“《圣经》是上帝的授意，不必字斟句酌地对待”；只有17%的人从更为世俗的角度解释《圣经》，即“一部由人写作而成、记载寓言、传说、 历史及道德箴言的古代著作。”【注释】“Religion: Americans Religiosity is Strong and Unchanging,” The Public Perspective, OctoberNovember 1997, p.18.【注尾】
盖洛普指出，始终有值得注意的1/3的美国人称他们有一种深切的精神上的体验，不论这种体验是短暂的还是持久的，都一直在改变着他们的生活。【注释】Gallup, op.cit.【注尾】
美国有30多万个基督教教堂、犹太教会堂、清真寺及其他一些宗教活动场所。【注释】“Religious Bodies: Selected Data,”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Washington: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1995), 115th edn., p.68. 另见：“Census of Religious Groups in the U.S.,”The World Almanac and Book of Facts 1996 (Mahwah, NJ: World Almanac Books, 1995), pp. 644-645.【注尾】《经济学家》杂志指出，“美国人均拥有的宗教活动场所比世界上任何国家都多，并且新的宗教场所仍在不断地建造。”【注释】“The Counterattack of God,”op.cit.【注尾】
周末去教堂的美国人比看体育比赛的人多。据美联社宗教问题撰稿人乔治·科内尔报道，美国人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和金钱远比花在体育方面的多。例如，1990年，美国人观看职业或大学橄榄球、棒球、篮球、冰球、拳击、赛跑（赛马、赛狗、汽车赛）、网球、足球，以及摔跤等项目的比赛为3.88亿人次，而出席宗教活动的人次则为52亿，13倍于观看体育比赛的总人次。1992年，美国人贡献给宗教事业的资金总额为56.7亿美元，14倍于花费在棒球、橄榄球和篮球这三个联赛上的40亿美元资金。【注释】George Cornell, “Measures of Interest Dont Equate with Coverage of Religion and Sports,” The Associated Press, April 22, 1994.【注尾】
美国大学校园中存在着大量的各类宗教协会，即使对很多学生来说，大学时代是个产生疑问和怀疑的年代。例如，在普林斯顿大学，1/3的学生“与校园里的某个宗教组织有着某种联系。”【注释】Kathryn F. Greenwood, “ Searching for God,” Princeton Alumni Weekly, June 5, 1996, p.15.【注尾】一项由西北共同人寿保险公司对2001届的新生所做的调查发现，在接受调查的学生中，89%的人信仰上帝，45%的人认为在将来宗教对于他们会越来越重要。【注释】“Class of 2001 is strong on religion, study finds,” Catholic News Service Article, The Witness (Dubuque, Iowa), March 8, 1988, p.1.【注尾】
在大学及其他公、私机构，如医院、监狱、警察局、消防队、夏令营、机场，以及爱国者和退伍军人协会中，都雇有专职或兼职的牧师从事宗教服务。他们为学生和教师、医生和病人（特别是那些将要死去的人）、警察及消防队员、夏令营营员及工作人员，以及旅游者提供宗教服务。有的牧师在礼拜堂（校园中的大教堂、医院和机场的真信默祷室、建在兵营的常青树丛中的小教堂）中举行宗教仪式，另外一些牧师则是在校园、走廊或操场进行宗教服务。例如，位于首都华盛顿的乔治敦大学是一所天主教大学，教职员中有很多人是天主教徒。但是，学校除了天主教牧师外，还有新教、东正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神职人员，来为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学生服务。
国会参众两院的每一届会议都是以来自华盛顿的牧师轮流主持的祷告开始，两院都设有专职牧师为议员们服务。每届会议期间，国会议员还组织祷文与《圣经》研读小组进行活动。许多州议会也有类似的安排。
军队支持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岸警卫队中的服役人员及其家庭的宗教信仰，他们按服役人员不同信仰的大致比例，指派随军牧师到现役和预备役部队。这些随军牧师从新教牧师、天主教及东正教神父、犹太教拉比及伊斯兰教阿訇中招募。他们首先由所在的教派提名，然后被任命为军官。他们随军部署在美国本土及海外从事服务。
美国的许多电台都有宗教节目。1997年，1240个这样的电台在全部广播业中占了10%，1971年这一数字为6%。如果在美国的任何地方、任何时间，收听者听不到宗教台的话，是很值得怀疑的。1997年， 1/12的电视台为“全时宗教台。”一个专业性组织——全国宗教广播网报告说，“在过去十年中，宗教电视台增长了75%。”【注释】“Religious Broadcasting Quick Facts,” January 1998 fact sheet, National Religious Broadcasters(Manassas, VA). 另见Gustav Neibuhr, “Number of Religious Broadcasters Continues to Grow,”The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2 , 1996.【注尾】
每家销售音像制品和CD的商店里都有一块地方，在播放福音音乐和赞美诗的录音盘片。在美国，还有一个完整的“基督教摇滚乐队”交互广播网。【注释】杜格·班道指出：“现代基督教音乐，一个涉及7.5亿美元的行业，包含了流行音乐、摇滚乐、打击乐及电子摇滚乐，甚至包括基督教版的MTV。一些基督教艺术家，像艾米·格兰特(Amy Grant),已转向了流行音乐。这一行业的增长，导致了每一种标明为基督教音乐的主要制品都被世俗者所购买。”见GougBandow,“Christianitys Parallel Universe,”The American Enterprise, NovemberDecember 1995, pp.58-61.【注尾】斯科特·沃尔特报道说，“基督教音乐行业自80年代引起注意以来，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福音音乐录音盘带——指任何一种含有基督教信仰的抒情音乐盘带，其销售量超过了爵士、古典及新时代音乐制品,并且在其他流派的音像制品销售乏力的时候，基督教音像行业却迎来了它爆炸性的增长。”【注释】Scott Walter, “The Other Nashville Music,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MarchApril 1998, p.58.【注尾】
美国的中、小学生中，大约有11%的人在私立学校而不是公立学校就读。在这近500万就读于私立学校的中小学生中，85%的人是在教会学校。仅在天主教学校中，就有半数以上的私立学校学生。【注释】Private School Universe Survey, 1993-1994,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National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Statistical Analysis Report, May 1996.【注尾】《新闻周刊》专栏作家乔·克莱因最近写道，天主教学校“在教育那些来自于状况最糟的民族居住区的最贫穷的黑人及拉美裔学生方面，正在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功。”【注释】Joe Klein, “Parochial Concerns,” Newsweek, September 2, 1996, p.29. See also Michael S. Joyce, “Parochial School Miracles,”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NovemberDecember 1995, pp.14-15.【注尾】在教会学校就读的学生人数之多，令人惊讶，因为把孩子送进这类学校，家长必须付两倍的钱：一倍是缴纳同其他家庭一样的税款以支持公立学校；另一倍则是缴纳学费。这笔费用在不断增加，天主教、基督教（新教）以及犹太教走读学校的学费一直在涨。
(一)防止误解的一些解释
然而，这幅关于美国人宗教虔诚的美好图画需要一些解释，以免误解。【注释】历史学家亨利·康马杰1970年的那篇有关美国宗教的文章，发表了很中肯的见解，尽管28年时光的流逝使美国人的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见Henry Steele Commager, Meet the U.S.A. (New York: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1970), 5th revised edition, pp.69-82.【注尾】
社会学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的调查，提及了上述画卷中一些不协调的色彩。一些研究对有关去教堂人数的民意调查结果提出质疑，他们争辩说，受访者在回答民意调查员的问题时总想表现得比平时更信仰宗教。他们估计去教堂的人数应降低为20%。【注释】Reeves, op. cit., p.20.【注尾】即便如此，美国做礼拜的人数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注释】《华盛顿邮报》记者查尔斯·特鲁哈特写道：“本世纪末的欧洲简直可说是地球上最不信上帝的地方……虽然半数以上的欧洲人依然自称是罗马天主教徒，而近1/3的人认为自己是新教徒。但是几乎没有人定期去教堂，这种存在了一个世纪的趋势，其步伐在60年代的社会动荡中得到了加快。最明显的标志和影响最深远的结果是传统的教区教堂和支撑它的以地域为基础的宗教团体因急剧下降到了几近消失。”见Charles Trueheart, “A Renewal of Faith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26, 1997, p.1.【注尾】
与传统宗教准则相违背的行为广泛存在的事实（自杀、未婚同居、离婚、堕胎、暴力、犯罪及滥用毒品的比率在美国居高不下），似乎也与美国人的宗教虔诚相矛盾。【注释】不过，那些对报道中的有关美国人性习俗的改变感到惊恐不安的人，应该重温一下约瑟夫·阿德尔森的文章（见Joseph Adelson, “Sex Among the Americans,” Commentary, July 1995, pp.26-30）。 根据对美国成年人所进行的综合调查，他指出：“事实上，美国人的性活动是以适度和忠诚为标志的。丈夫和妻子相互忠诚，未婚同居者也是如此。甚至那些未婚者，也很少行为不端，绝非乱交。”令人感到欣慰的描述，见William R. Mattox, Jr., “The Hottest Valentines,” The Washington Post, Outlook, February 13, 1994, p. C1.【注尾】
位于帕克塞德的威斯康星大学的托马斯·里夫斯教授讨论了美国宗教的另一面。他指出：“现代美国的基督教，大体说来是不惹人讨厌的。它倾向于轻松、乐观、方便和包容。它不要求自我牺牲、纪律、谦卑、对来世的看法、对灵魂的热忱，以及对上帝的恐惧和爱。几乎没有罪与罚，并且肯定能在天堂里获得报偿。”里夫斯称此为“文化基督教”或“消费基督教”。他继续写道：“……看来很清楚，为了实现美国梦，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耗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我们被自己的工作所吞噬，精神病医生、离婚事务律师以及数百万挂钥匙的孩子最清楚这一点；我们陷入了对权力、金钱、社会地位和享乐的无尽追求中，以求‘个人满足’和幸福。”【注释】Reeves, op.cit., p.21.【注尾】专栏作家威廉·普法夫描述了一个新英格兰地区和南部美国人民族性格赖以形成的“那些严格的关于服从和牺牲的加尔文教教义的浪漫和无罪的新版本。”【注释】William Pfaff, “City on the Hills Has Lost Its Faith and Links to the Pas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December 1997, p.6.【注尾】
看来，似乎可以说宗教信仰的内核已被“挖空”。宗教虔诚的表面指数虽然很高，但宗教作为一支社会力量中已不像过去那样被人需要或至关重要了。对保守派来说，宗教在规范道德和行为方面的支配力似乎比过去减弱了。但自由派也许会说美国人已经用一种更现代、更宽容和更进步的方式重新解释了他们的信仰。也许两派人士都同意上述变化或多或少与美国价值观的转变有关，这种转变成为“60年代”挑战传统权威体制的特征。【注释】参见Paul Johnson, “God and the Americans,” Part III( “Sodom, Gomorrah, and Middletown”), Commentary, January 1995, pp.25-45. 凯文·J. 哈森描述了两种针锋相对的、涉及宗教价值观的“人类学”观点。见Kevin J. Hasson, “God and Man at the Supreme Court: Rethinking Religion in Public Life,” Lecture at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October 1997, 14, printed as The Heritage Lectures 599.【注尾】
(二)美国人的宗教虔诚
另一项文化指数有助于说明美国人的伦理道德及其“道德基线”的源泉。在赫希、凯特和特雷菲尔合著的《美国文化读本字典：美国人须知》中，【注释】E. D. Hirsch, Jr., Joseph F. Kett, and James Trefil, The Dictionary of Cultural Literacy (Boston:Houghton Mifflin, 1988).【注尾】第一章就是论述《圣经》的。想想《圣经》典故多么频繁地出现在普通美国人的交谈中。即使不信教的美国人也使用这些短语，如“巴别通天塔”“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墙上的字迹”“一仆不侍二主”“（耶稣）在水上行走”“卸下重负”“怀疑一切的多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城镇把奖章授予“行善者”。所有这些都是《圣经》用语。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说，这些用语是美国人思维的文字符号。理查德·约翰·纽豪斯指出：“关于美国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是，在美国人自己的理解中，他们大多数都是基督徒。他们和那些非基督徒都认为，美国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犹太—基督教道德。” 【注释】转引自Reeves, op.cit., p.17.【注尾】
美国的宗教自由仍在继续接受着新移民和新的宗教信仰。来自墨西哥、拉丁美洲的天主教移民正在改变着美国天主教的面貌。最活跃的新教团体通常是由韩国移民组成。清真寺数量的迅速增加与伊斯兰教在美国的发展同步进行。【注释】Joanne L. Nix, “American Muslim Organizations Forge Understandings,” USISDhaka News Feature, December 2, 1996.【注尾】
个人的宗教信仰与国家的宗教多元化并不冲突。理查德·约翰·纽豪斯在评论80年代国家科学基金会对一个中西部社区（印第安纳州的曼西，在研究中被称为“米德尔敦”）进行调查后的发现时说：“米德尔敦人认为：任何人特别是国家干预别人的心灵是错误的，是道德上的错误。换句话说，容忍那些在上帝意志问题上与我们观点不一的人，正是上帝的意志。尊重那些有不同信仰或者根本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是出于对宗教的冷淡，而是出于对宗教的信奉。”他继续评论道：“如果这种解释是正确的，它对美国宗教自由的未来则是个极好的消息。”【注释】Richard John Neuhaus, “What the Fundamentalist Want,” Commentary, May 1985,pp.43-44.【注尾】
谈到美国的民主与公民社会，肯尼思·沃尔德教授指出：“从某种意义上说，教堂是公民美德的孵化器。”【注释】Kenneth Wald, paper, “Separation and Interactio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the United States.”【注尾】全国城市复兴委员会的威廉·A.高尔斯顿和彼得·莱文写道：“在美国，以教堂为纽带的团体是公民社会的支柱，有半数的美国人卷入其中（其他工业化民主国家，这一数字平均仅为13%）。宗教社团给人们捐款、受援、举行会议、为其他协会招收会员、获悉公共事务的信息，提供了渠道……这些社团对于那些收入甚微、教育程度较低、也不打算加入其他团体的人特别有价值。民意调查显示，这类组织的成员往往与选举、志愿活动、慈善事业及政治活动相关联。”【注释】William A. Galston and Peter Levine, “Americans Civic Condition: A Glance at the Evidence,” The Brookings Review, Fall 1997, p.25.【注尾】按照葆拉·比根和杰伊·特卡斯的说法，“宗教社团代表着美国相当一部分的志愿者组织。”他们援引1996年的一项调查指出：“在志愿者组织中，教徒占55%。只有34%的不是与宗教相关联的人参加这类活动。如果考虑到以下的事实，这种情况则更加明显：近60%参加志愿者工作的人在年轻时曾活跃于各类宗教组织中，仅有约37%选择提供其志愿服务的人不曾积极参与过宗教活动。”【注释】Paula Beugen and Jay Tcath, “Volunteerism and Religion: A U.S. Midwestern Perspective,” Electronic Journals of the US Information Agency, v. 3, no. 2, September 1998, p.32.【注尾】南希·T.安默曼在一次就城市秩序的广泛讨论中指出，宗教集会是“社会资本的源泉”，尤其是“参与规范更大范围的社会秩序的重要途径。”【注释】Nancy T. Ammerman, “Bowling Together: Congregations and the American Civic Order,” Seventeenth Annual University Lecture in Religion, Arizona State University, February 26, 1996, pp.4, 3.【注尾】盖洛普也从他的调查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宗教自由通常给艰难但却必要的社会变革带来的是勇气。”【注释】Gallup, op.cit.【注尾】
二、大“觉醒”？
某些观察家认为，一场宗教大觉醒正在90年代的美国兴起。几位评论家写道，如今已为人父母的“婴儿潮”一代，正在向宗教回归。“信守诺言者”这类组织充斥了社会舞台。【注释】“American Survey: New Men for Jesus,”The Economist, June 3, 1995, pp.29-30.【注尾】在新教徒中，福音派和五旬节教会的信徒人数正在增加，他们通常将狂热的礼拜方式与严格的道德观念结合在一起。在天主教徒中，其活动势头正朝着正统与传统观念的方向发展。在过去十年中，正统犹太教徒的人数增加了100%。【注释】Douglas K. Stevenson, American Life and Institutions (Stuttgart: Ernst KlettVerlag, 1966), revised edition, p.25.【注尾】
哲学家迈克尔·诺瓦克则更为大胆。在一次采访中被问及“美国现在是否出现了宗教复兴”这一问题时，他回答道：
复兴的迹象是很明显的，例如去教堂的人数和探求宗教问题的人数都增加了。
最近，我听到芝加哥大学罗伯特·福格尔教授说，我们可能正面临美国第四次“大觉醒”运动的到来。第一次“大觉醒”运动传播了天赋人权的观念，并导致了《独立宣言》的诞生。
第二次“大觉醒”导致了美国的禁酒和废奴运动。开始于南北战争前后的主日学校，到世纪之交时获得了发展，接纳了60%以上的美国青年。所以，我们有半数以上的孩子每周末接受一至二小时的宗教教育。基督教男、女青年会也是在那个时期发展起来的。其社会效果，正如詹姆斯·Q.威尔逊所指出的，即犯罪率空前降低，犯罪率在低水平上保持了近一个世纪。
第三次“大觉醒”开始于19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20年代积聚了力量，它导致了抗议工业化和保护工人的“社会福音”运动。
如今，第四次“大觉醒”的迹象已经出现。不可知论、无神论和世俗的人文主义没有也不可能帮助我们摆脱生活中的危机和悲伤。这些理论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任何适宜的人类社会的图景。一代或两代人之后，它们已经消失在相对论中。
因此，随着世俗选择的崩溃，随着“婴儿潮”一代人的子女的质疑及其对更深刻、更真实的事务的渴求的兴起，一个影响深远的再觉醒运动也许会在美国出现。【注释】肯·阿德曼对迈克尔·诺瓦克的采访。见“Seeking the Good Life,”The Washingtonian, December 1996, p.38. 福格尔演讲节录到The American Enterprise, NovemberDecember 1995, pp.79-80. （他与诺瓦克的观点一直有些不同，认为第四次大觉醒“开始于60年代前后对刺激感官也摧毁灵魂的自我放纵方式的反叛中。”）拉尔夫·里德在其著作的第二章也论述了同样的历史话题，见Ralph Reed, Active Faith(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pp.27-69.【注尾】
公共广播社的电影评论家迈克尔·梅德韦德认为，“一种新观点”正“出人意料地在美国娱乐业的心脏建立立足点。”那就是“对严肃、传统的基督教和犹太教文化的重新发现。”他举证的电影有《阴影地带》、《鲁迪》、《阿甘正传》、1994年重新摄制的《第34街上的奇迹》，以及《火的战车》。【注释】Michael Medved, “Hollywood Makes Room for Religion,”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MarchApril 1998, p.60.【注尾】劳埃德·伊比也以同样的心绪提及了大众电视节目《被天使触动》和电影《死人行走》、《昆敦》（Kundun)及《使徒》。【注释】Lloyd Eby, “Is Hollywood Hostile to Religion: A Matter of Perspective,” The World and I, April 1998, p.98.【注尾】
对宗教重新发生兴趣的一个方面，是重新考虑以宗教途径解决社会问题愿望的增加。一些证据虽尚无说服力，但已表明以宗教为基础的一些计划项目在改善诸如毒品、酗酒、无家可归等社会问题方面，比政府资助的（因而也是世俗的）项目效果更佳。【注释】例如，参见Robert L. Maginnis, “ Keeping the Faith: Church Programs Relieve Government of Social Service Costs,” The Anniston (AL) Star, August 28, 1996; Robert L. Maginness, “FaithBased Prison Programs Cut Costs and Recidivism, ”Family Research Council “Insight” paper, October 17, 1996; Paul F. Evans, “Cops, Crime and Clergy,” Newsweek, June 1, 1998, p.31. 此文联系到了“调解机制”和“公民社会”等公共政策问题；又如William A. Schambra, “To be Citizen Again,” First Things, AugustSeptember 1996, pp. 16-17. 又见Marvin Olasky, “Beyond the Stingy Welfare State,” Policy Review, Fall 1990, pp.2-4. 新英格兰一所文理学院的院长对学生在校园中喝酒的普遍现象评论道：“酒精在学生中的使用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它超过了一切东西，除了偶然地让位于宗教信仰……；”见David Winer, “Drinking on Campus: An Old Practice That Begs for New Solutions,” Trinity College Report, MarchApril 1998, p.12.【注尾】詹姆斯·Q.威尔逊写道：“宗教独立于社会阶级之外，可以降低离经叛道率。它处于‘嗜酒者互助协会’这类计划的核心位置，这个协会所取得的非凡成功是任何政府所无法达到的，也是任何企业所无法推销的。”他继续写道：“全国各地数百个基督教会堂和犹太教会堂已经在尝试从被遗弃者中造就新人。许多教堂给非婚母亲提供帮助、维修破损的住宅、吸收男孩子参加反犯罪活动、要求男人对其子女承担起做父亲的责任。”【注释】Noemie Emery, “For God and Country,” The Weekly Standard, December 1, 1997, p.32. 另参见Robert L. Woodson, Sr., “Why Welfare Reform Can’t Succeed Without the Help of Religious People,”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JanuaryFebruary 1998, pp.69-71; David G. Dalin, “ Judaism’s War on Poverty,” Polic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7.【注尾】
诺埃米·埃默里走得更远。她论述道：“如今，60和70年代所剩下来的能够最有效地处理‘社会垃圾’的计划，大部分都是教会所从事的和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这绝非偶然。”【注释】Noemie Emery, “For God and Country,” The Weekly Standard, December 1, 1997, p.32. 另参见Robert L. Woodson, Sr., “Why Welfare Reform Can’t Succeed Without the Help of Religious People,”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JanuaryFebruary 1998, pp.69-71; David G. Dalin, “Judaism’s War on Poverty,”Policy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7.【注尾】
三、宗教保守派中的新政治激进主义
滔滔不绝的文章已经描述过了80和90年代美国政治舞台上“宗教右翼”的明显出现及其影响，像本文这样一篇短文，无法充分探寻过去20年中它的崛起及其在共和党内不断增长的影响。由于这些事件既是最近发生的，又是党派性的，因此目前对此尚无一种一致接受的解释。但是，这里有一些初步的解释。
编辑兼短评作家欧文·克里斯托尔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整理，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保守主义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威廉·F.巴克利的《国家评论》杂志为中心的传统保守主义的复兴，其结果是巴里·戈德华特于1964年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第二阶段是“新保守主义冲击的影响”，它同样是以一本新杂志《公共利益》（克里斯托尔编）的出现为标志。第三阶段是“近几十年所出现的以宗教为基础、关注道德的政治保守主义。”他对其发端进行了如下概括：
可以这样说，一天，千百万美国基督徒（其中大多数碰巧是民主党人）开始体会到自己在制度层面处于孤立无援和软弱无力的地位。他们很自然地希望把子女培养成行为端庄的基督徒，但却发现学校当局已经被一种如今正在主宰着我们的公共教育制度和大众文化的、好斗的、世俗的自由主义所推翻并篡取。他们观察高中，看到的是同性恋组织能够自由地把宣传品分发给学生，而宗教组织则没有这种自由。他们看到最高法院禁止在教室墙壁上张贴《十戒》，而避孕套却正在被分发给青少年。于是，他们造反了，做了他们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开始在政治上组织起来。这样，在美国政治和美国人的生活中，已经开始了一场大变革。【注释】Irving Kristol, “American Conservatism 1945-1995,” The Public Interest, Fall 1995, pp.88-89. 另参见Karl Zinsmeister, “They Don’t Have Horns,” The American Enterprise, NovemberDecember 1995, pp.4-6.【注尾】
波士顿大学的彼得·伯杰教授说道：“大量自‘禁酒运动’失败以来在政治上大多保持缄默的福音派选民被他们觉察到的对自己最珍视的信仰和价值观的严重侵犯所唤醒。”他指出了联邦最高法院的两项裁决作为例证：禁止在公立学校举行祈祷（1962年）和允许堕胎（1973年）。【注释】Peter L. Berger, “Democracy and the Religious Right,” Commentary, January 1997, p.53.【注尾】
基督教联合会前主席拉尔夫·里德这样说道：“民主党积极分子的基本观念与社会上宗教选民的保守观念之间的矛盾在70年代末最终爆发。”里德争辩说最高法院1973年使堕胎合法化的裁决仅是“故事的一部分”。“最大的诱因”是卡特政府试图要求基督教及教区学校证明它们的建立并不是为了“保留隔离”，以维持其免税地位。“对保守的福音派教徒来说，这无异于向他们的学校、宗教、及其子女宣战。比其他任何一个事件更甚，国内税收署反基督教学校的行动点燃了后来被称为宗教右翼运动的导火索。”【注释】Ralph Reed, Active Faith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pp.104-105. 这项暗含在卡特政府行动中的建议——由于基督教学校的建立被认为是为了促进隔离，基督徒也许会深受种族主义的影响——似乎被南希 J. 戴维斯和罗伯特 V. 罗宾逊的调查研究所驳倒，见Nancy J. Davis and Robert V. Robinson, “Are the Rumors of War Exaggerated? Religious Orthodoxy and Moral Progressivism in America,”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November 1996, pp.756-787. 他们两人“发现，与被广泛接受的对正统观念的理解相反，正统派在对待种族不平等问题上并不比道德进步主义者保守，在对待经济不平等问题上则更自由一些。”（第780-781页）他们阐述道：“宗教正统派与进步主义者一样，反对政府改善黑人境遇的努力，认为政府不应给黑人特殊的照顾以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愿意投票支持够资格的本党黑人候选人竞选总统，反对为平衡种族比例而用校车把外区学生接来上学……”（第774页）。【注尾】
人口统计学及阶级因素也是诱因。凯尔斯泰特、格林、古思和斯米德特在评论1992年大选结果时，探寻了构成这种新发展趋势的基础的美国社会中一系列世俗的“缓慢而持续的变化”。这四位学者引述“传统新教徒”成员的减少，其“文化支配权”的衰落以及福音派和虔诚的天主教徒的选票脱离民主党的事实作为例证。【注释】Lyman Kellstedt, John C. Green, James L. Guth and Corwin, Smidt, “It’s the Culture, Stupid: 1992 and Our Political Future,” First Things, April 1994, pp.28-33.【注尾】伯杰教授指出，一项精确的分析必须承认“阶级动力”，即“高度世俗化的精英文化对抗宗教定义的大众文化。”他指出，堕胎问题提供了一个判定标准。“那些属于精英文化圈的人处在‘重选择’阵营，而文化上不被认可的人则倾向于‘重生命’。”【注释】Berger, op. cit.【注尾】
弗吉尼亚大学的“后现代”研究课题衡量了“基督教右翼”的规模，将其定义为“政治上的保守派和积极的基督教福音教徒的运动”，这一定义也许过于狭窄。福音派基督徒人数约为美国总人口的1/4或1/5。那些“政治上的保守派和政治活跃分子”（基督教右翼）的人数不超过美国总人口的5%，仅代表着全部福音派教徒的1/5。按照他们的调查，同美国总人口相比，基督教右翼有着不同的人口统计特征；他们在这个运动中所代表的人数比他们在美国社会中的实际人数要多，包括：妇女、南方人、白人、婴儿潮一代人，以及乡村和小镇居民。他们受良好教育的程度高于其人口比例，有很好的收入，并来自于职业阶层。他们中78%的人是共和党人。【注释】The State of Disunion: 1996 Survey of American Political Culture, The PostModernity Project, University of Virginia , Executive Summary, p.8. 此项研究的实地调察是由盖洛普机构进行的。高尔斯顿和莱文在《美国城市状况：现象一瞥》注意到了这个运动的民主化方面，他们指出：“福音派的增长，已经把很多人，特别是那些低收入的人，引入了政治进程，并且赋予了他们相互援助的有力武器。”Galston and Levine,“America’s Civic Condition: A Glance at the Evidence,”op.cit., p.25.【注尾】
在宗教联盟的联合中，一个被广泛讨论的事件是一群基督教重要领导人的《福音派教徒与天主教徒联合起来》声明的发表。其中题为《我们一起奋斗》一节，提供了一个表达新宗教保守派思想的思维主题和政治关注的简要阐述。声明签署者呼唤“公民社会的正常秩序”，声称“政治、法律和文化必须由道德真理来保障”，并用《独立宣言》中的话语表示，“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我们认为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是自由和公正的，而高尚品德须由宗教来保障。”
这项声明对如下问题表达了强烈的义务：支持宗教自由；保证对未出生的婴儿免遭堕胎提供法律保护；支持“把我们的文化遗产传播给后代”的学校和对“西方文化”的重新肯定；支持父母对教育的选择；支持跨宗教、种族、种族地位、性别和阶级的相互接受和理解的复兴精神；支持生机勃勃的市场经济。它反对“那些利用弱者的安乐死、优生、人口控制的倡议，”，反对在美国社会中广泛传播色情文学，以及“娱乐传媒对暴力、性邪恶及反宗教的偏执行为的歌颂。”【注释】“Evangelicals and Catholics Together: The Christian Missio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First Things, May 1994, pp. 15-22.【注尾】
根据他们对1992年选举结果报告的分析，凯尔斯泰特、格林、古思和斯米德特预言：
目前有关社会问题的纷争，如在堕胎问题上的争论，不是暂时的异常现象，而是“传统价值观”议题对抗“个人自由”议题的未来政治的本质……这些纷争涉及许多相关的问题，如妇女权利、计划生育、性教育、同性恋者权利，以及对色情文学的管制，并且很容易扩大到更宽泛的议题上去，如家庭政策、健康保险、公立学校的课程设置、就业实践以及艺术基金。更重要的是，这些政治议题也许最终会与税收、商业管制和自由贸易等经济问题结合在一起。最终，和其中一个联盟紧密结合的选民将会按照他们以前的文化忠诚来解释变化的经济状况。【注释】Kellstedt, Green, Guth, and Smidt, op.cit., p.32.【注尾】
佛罗里达大学的肯尼思·沃尔德教授是挑战把参加者的自身利益解释为运动起源的几种说法的一位学者。
沃尔德说，本世纪美国社会中的许多变化被福音派基督徒说成是“精神污染”。他们将禁止校园祈祷视为“政府对宗教的攻击”。他们认为，男女在工作及家庭中的平等是“对上帝的反叛”；堕胎合法化及同性恋者的平等权利“是对道德秩序的严重侵犯”。为“恢复传统文化或抵抗进一步的堕落”，福音派教徒采取了政治行动。
沃尔德说，福音派教徒的这种骚动发生在美国南部及其宗教正走向繁荣、并获得新的力量之时。当因1974和1976年的政治失败而懊恼的共和党领袖寻求为该党赢得更多的选票时，他们选中了福音派的这些明星，鼓励他们建立新的组织，并且“把组织技能、邮寄名单、政治信息，以及其他一些有价值的资源，提供给那些认同共和党理想的福音派领袖们。”【注释】Kenneth Wald, presentation to the Institute of World Religio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June 15, 1998.【注尾】
许多有关这种新的、在政治上过分自信的宗教保守主义的评论，已经在公开反对宗教对美国政治的新干预， 但是一个公正的观察家也许不得不有选择地评价这一异议。正如迈克尔·诺瓦克在前面所说，在整个美国历史上，宗教界人士一直在表达他们对政治和社会问题的观点。美国人对马丁·路德·金和杰西·杰克逊牧师表示敬意，是基于他们对国家道德的影响及其在民权运动中的参与。帕特·罗伯逊牧师和约翰·卡迪纳尔·奥康纳的事业与之不同，但他们渴望有同样的影响。
天主教主教会议定期在国会作证，并且支持自由主义的福利计划。如果南方浸礼会或摩门教表达比较保守的观点，这不会不合乎逻辑。弗吉尼亚政界人士莫顿·布莱克韦尔审慎的评价看来难以反驳：“政治自由并不依赖动机。当一个人严肃地对待其信仰并以此为动机积极投身政治，那就没有理由对他进行谴责。那些不赞同他的人可以自由地组织起来，反对其政治事业。”【注释】Morton Blackwell, “Religion, Law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Leadership Memo 〔The Leadership Institute〕, Vol.2, No. 7, June 29, 1993, pp.2-4.【注尾】
四、外国人的观念：世俗的、物质主义的美国人
为什么美国人的宗教虔诚及对美国社会的众多影响在海外表现得不太明显？一些原因可以提供于此：
第一，信仰是一个内在化的、个人的事务。基于政教分离原则及不希望冒犯那些有着不同信仰的人的考虑，它不会被频繁地公开申明。因此，它不像社会其他方面事务那样显而易见。
第二， 在某种程度上，宗教场所在美国社会中受到限制。学者们在讨论将宗教从“公共广场”中排除的问题。【注释】Richard John Neuhaus, The Naked Public Square: Religion and Democracy in America (Grand Rapids: William B. Eerdmanns Publishing, 1986), 2nd edn. 纽豪斯在《裸露的广场：一个隐喻的再思考》一文中，评论了对他观点的批评。见Richard John Neuhaus, “The Naked Public Square: A Metaphor Reconsidered,” First Things, May 1992, pp.78-81. 对托马斯·杰斐逊关于宗教自由的观点的精彩概括，见Merrill D. Peterson, “Jefferson and Religious Freedom,” The Atlantic Monthly, December 1994, pp.113-124.另参见Pfaff, “City on the Hill Has Lost Its Faith and Links to the Past,”op.cit.【注尾】
学校提供了这一进程的简洁标示。50年代中期，许多美国学校把《十戒》贴在布告栏上。各地学校每天以祷告或诵读《圣经》（通常是《旧约全书》，这在基督教和犹太教学校较为普遍）开始。高中毕业典礼等公共活动，无一例外地以祷告开始。1954年，美国国会改变了每个授课日以此开始的“对国旗的忠诚宣誓”的誓词。立法者修改了“一个国家，不可分割”的誓词，使孩子们能够模仿发表《葛底斯堡演说》时的林肯，背诵“在上帝的庇护下，一个国家，不可分割。”
但是，到了90年代中期，除“忠诚宣誓”中增加的这几个字（指在“上帝的庇护下”——译者注）之外，所有这些公共的（宗教）举止都被最高法院的裁决所禁止，以确保政教分离。【注释】约翰·W.怀特黑德用了222页正文，76页注释，以及354个案例的参考资料来概括发生在1991年的事件。见John W. Whitehead, The Rights of Religious Persons in Public Education (Wheaton, IL: Crossway Books, 1991). 另参见Caryle Murphy, “Religion Still Thrives at Public Schools in the U. S. ,”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7, 1998.【注尾】
政教分离观念的逐渐扩展已触及到学校以外的公共生活领域。由于各州反堕胎和同性恋行为的法律源于宗教戒律，它们已面临挑战。 一个法庭在裁决科罗拉多州的一次公民投票无效时说，对同性恋者的歧视是基于“荒谬的敌意”。保守的基督徒在此项裁决中觉察到了一种带有敌意的假定，即传统宗教戒律在公共政策领域是不被承认的。
第三，在海外，展示和介绍美国文化的主要是传播业。其他国家的人从报刊、广播、电视和电影中获得他们有关美国知识的绝大部分。这些媒体则过滤了美国社会的概念。【注释】“甚至在电视的巨大影响力出现之前，约翰·斯坦贝克就曾说：‘印在外国人头脑中的美国和美国人的形象，大部分来自我们的小说、短篇小说，特别是电影’。他发现，即使是‘最闭塞的美国人’也能够把现实与小说、日常生活与好莱坞的电影区分开，而外国人通常则做不到这一点。”见Stevenson, op.cit., p.6.【注尾】
如前所述，美国人在周末上教堂的人数比观看体育比赛的人要多。但体育消息则占据了每天报纸的4至6个版面，而宗教的报道每周也许只有一页。【注释】美联社宗教问题撰稿人科内尔注意到：“同对体育的巨大关注相比，宗教在传媒关注中只占非常小的一部分。”见Cornell, op. cit.【注尾】
一项研究发现，1993-1996年，美国广播公司（ABC）、国家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以及公共广播公司（PBS）的“新闻时间”栏目所播出的72万条晚间新闻中，宗教只占1.3%。 而在10.4万条的早间新闻消息中， 仅有0.8%用于宗教。【注释】Kenneth Lloyd Billingsley, “Religion News: TVs Blind Spot?” The World and I, December 1997, p.88.【注尾】
说到传媒如何报道文艺作品，苏珊·费格雷·奥斯蒙德指出：“主要文艺传媒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大多数追求某种精神创作的艺术家，或者没有报道这些艺术家的这种富有特色的追求。”【注释】Susan Fegley Osmond, “Art and the Resurgent Spiritual,” The World and I, April 1998, p.105.【注尾】
当然，罪恶比虔诚更能促成激动人心的新闻和戏剧性的事件。在评论新闻业在全球通讯中的作用时，美国广播公司“夜线”节目的主持人特德·科佩尔说道：“（《十戒》）和我们卑污的本能之间的紧张，提供了新闻业每日的素材。如果没有对《十戒》从第五到第十条的亵渎，我们的信息交流和娱乐业将会出现一个多么巨大而广阔的真空啊！”【注释】Ted Koppel, Address at the Commencement of Catholic University, May 14, 1994.【注尾】
因而，美国社会的宗教方面并没有被报纸、广播、电视及电影充分反映出来。
一些人则走得更远，他们断言传媒对宗教价值观持有敌意或漠不关心。【注释】科尔曼·麦卡锡在一个专栏中直截了当地说：“新闻界，不论是出版业还是广播业，都不理解宗教。”Colman McCarthy, “The Forgotten 85 Percent Deserve a Halo in Print,”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April 22, 1994, p.5. 斯图尔特·M. 胡佛主持的科罗拉多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大众传媒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发现，宪法第一条修正案“一直被新闻界天真地误读为也含有宗教与传媒分离的意思”。见Stewart M. Hoover, “Study Faults Coverage of Religion,” The Evangelist (Albany, NY), October 6, 1994, p.25.【注尾】并非保守主义者的参议员约瑟夫·利伯曼在最近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这不仅是敌意的问题，还有漠不关心、无知和视而不见的问题……当教士及其信徒们真的出现在通俗文化中时，我们看到的往往是形象被歪曲了的神父、搞阴谋的福音派教徒、乡巴佬式的和品行不端的原教旨主义者的大杂烩。”【注释】Christopher Stern, “Lieberman Calls on Hwd to Add Glow to Religion,” Daily Variety, November 20, 1996, p.A2. 另参见Billingsley, op.cit., pp.90-91; William A. Donohue, “The Last Respectable Bias,” Chronicles, December 1997, pp.16-18.【注尾】
另一些人指出了精英价值观和其他美国人信仰的不相吻合之处。【注释】夏洛特·艾伦在她的论文中探讨了信仰分歧如何影响了保守主义运动及共和党的问题。见Charlotte Allen, “What They Preach…and What They Practice: Lifestyles of the Right and Famous,” The Washington Post, October 17, 1993, p.C1ff.【注尾】一项由弗吉尼亚大学“后现代”课题组在1996年进行的研究指出：“社会精英是最反对所有那些带有‘传统的’、‘保守的’和‘基督教的’字眼的社会组织的人。”此外，他们“怀疑传统的中产阶级道德观，如果不是蔑视的话”，并且“很可能把诸如看淫秽作品、吸大麻、抽烟、喝酒、婚前性行为、同性恋关系，以及支持或参与同性恋婚姻等行为视为道德低下”。【注释】The State of Disunion, op.cit., Executive Summary, pp.7-8.【注尾】
“社会及政治变革研究中心”所提供的统计数字，证实了美国社会中在通讯传播部门工作的人相对而言对宗教不那么虔诚。在电影、电视及新闻传媒界工作的美国人分别只有4%、4%和9%的人每周去一次教堂。这与其他职业群体形成了对照。例如，有46%的军官和35%的美国商界人士每周做礼拜。【注释】Michael Novak, Business as a Calling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96), p.44.【注尾】这说明美国传媒所反映的是在这一领域工作的那些人的价值观，而不是整个美国社会的价值观。
所有这些都是有争议的。但是，宗教在美国社会和文化中的地位并没有在海外广泛流行的文化形式中充分显示出来，这个结论是不会错的。
(赵梅译 胡国成校）
裴孝贤：美国驻华大使馆新闻文化处副参赞、前美国空军学院(U.S. Air Force Academy)历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