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美国毒品问题初探
高英东
美国是全世界毒品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据美国联邦政府提供的统计数字，80年代及90年代初，美国的吸毒者人数已稳定在年4000万人左右；每年至少使用一种毒品的人数约占总人口的1／6以上。1987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在45岁以下的人当中，约有一半以上的人至少使用过一次毒品。【注释】Paul B. Stares, Global Habit: The Drug Problem in a Borderless World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6), p.123.【注尾】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毒品销售市场。仅大麻、可卡因、海洛因这三种毒品的销售量每年就高达近1.6万吨。90年代以来，毒品的年销售额已达1000亿美元以上，美国人每年用于购买毒品的支出为500亿美元以上。【注释】Melvin L. Deflear, Social Problems in American Society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83), p.81.【注尾】
毒品问题已成为美国公众最为关心的社会问题之一。在1985年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只有1%的美国人认为毒品问题是美国的主要社会问题。但四年之后的1989年，已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认为毒品问题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注释】James D. Sharpe, Present Tents (BasicBooks, 1996), p.470-471.【注尾】自60年代末尼克松总统发动大规模的禁毒行动以来，美国历届政府在打击毒品走私，控制毒品泛滥方面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联邦政府的禁毒开支连年上升，到克林顿主持白宫的1995年，此项专款已上升到140亿美元，比1977年增长了20倍。不仅如此，克林顿在今年的国情咨文中表示，他将提出一项“有始以来数额最大的缉毒预算”，并呼吁国会和美国公众同他一道“作出一种开创性的努力……与恐怖分子、国际犯罪分子和毒品贩子所造成的邪恶的新威胁作斗争”。【注释】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Bulletin, USIA. Jan. 29, 1998.【注尾】
毒品之所以会在美国成为许多美国人的“自由选择”，这当中无疑有着深层和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自然地理条件的原因。本文试图对此加以叙述和分析，并就目前美国毒品问题呈现的一些新特点作一简略阐述。
一、美国毒品泛滥的原因
（一） 地理条件的原因
能否比较容易地获得毒品是决定毒品蔓延程度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客观因素。事实上，美国本土生产的非法毒品十分有限，大约只占美国毒品年消耗量的不到0.1%。但是，美国的自然地理条件使它处于便于毒品输入的不利地位。
首先，美国与世界三大毒品生产基地之一的南美洲的“金新月”地带只有一海之隔。所谓“金新月”是指由哥伦比亚、秘鲁和玻利维亚三国形成的毒品生产区域。这一地区是世界上最大的可卡因产地，占全世界可卡因产量的90％以上。此外，拉美地区，特别是哥伦比亚和墨西哥还是全世界大麻和海洛因的主要产地之一。其中哥伦比亚大麻的年产量高达1万吨左右，占世界大麻总产量的一半，居世界第一。南美地区从事毒品种植加工和贩卖的人数超过200万人，“毒品经济”在这一地区部分国家的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形成了独特的“黑色支柱产业”。这里先后孕育出了臭名昭著的“麦德林卡特尔毒品集团”和“卡利毒品集团”等职业贩毒组织。1996年，南美地区出产的各种毒品占世界总产量的43％，其中60％以上销往美国。【注释】Paul B.Stares, op.cit., p.53.【注尾】靠近毒品主要产地这一特殊的地理因素，客观上决定了美国在毒品问题面前处于一种无法改变的被动防御局面。
其次，美国是世界最大的贸易和旅游大国，它与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人员和货物往来，有着广阔的海岸线和众多的港口。以货物检查为例，美国海关每年只能对入港的近千万艘货船中的3％进行抽查。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地带，每天经由埃尔帕索大桥从墨西哥进入美国的车辆就达2.5万多辆。边防人员只能抽查其中的1/10。因此，毒品很容易从海上或陆路进入美国。据估计，流入美国的可卡因中约有70%是通过美墨边境进入美国的。墨西哥贩毒集团每年获利高达300亿美元，占墨西哥国内生产总值的9%。美国缉毒局局长托马斯·康斯坦丁不久前指出：“现在对美国安全构成头号威胁的就是这些墨西哥毒犯”。【注释】卢颖：《墨西哥的毒品大战》，《世界博览》1998年第2期，第20页。【注尾】美国的反毒专家们估计，美国警方每年从边防和海关所截获的毒品只占偷运到美国的毒品总量的5％。兰德公司毒品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乔恩·考尔金斯说，尽管全世界每年截获1/3的毒品，但是供应到美国市场的毒品仍超出需求60－100吨。
第三，由于美国经济发达，自由开放，市场广阔，加之毒品的售价高（在亚洲一些主要城市，一公斤海洛因的售价仅为3.5万美元，而在美国，大盘价就可达10万美元。），因此，世界上几乎所有大的毒品贩运集团无一例外地都把美国作为主要的毒品销售点。由世界三大毒品基地（东南亚的“金三角”，西南亚的“金新月”，南美洲的“金新月”）所形成的世界10条主要的毒品走私路线中，有四条的最终地点是美国。特别是南美洲的卡利卡特尔毒品集团，他们生产的毒品70％销往美国。
这些客观因素大大加剧了美国毒品问题的严重性和复杂性，加大了执法难度，影响了禁毒效果。这无疑是造成美国毒品泛滥的不容忽视的主要原因。
（二） 社会原因
导致毒品泛滥的社会原因是指社会环境，即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因素对吸毒行为的影响。就美国的吸毒问题而言，在其由个别行为发展成群体行为，由医学意义的药物滥用转化为瓦解社会体制的顽症的过程当中，既有与其他社会相同的普遍意义上的原因，也有与其他社会不同的特殊意义上的原因。本文将主要阐述那些美国社会所特有的因素。
（1）“吸毒”概念的模糊和“药品文化”的误导。“吸毒”一词在英语中叫做drug abuse，也就是“滥用药品”。美国官方对“滥用药品”的定义是：“非医疗性地使用神经性药品，以致对使用者产生不利后果的行为”。显而易见，这个官方定义中存在着两个明显的漏洞。第一，如果是医疗性地使用神经性药品，则不被视为“滥用药品”。第二，既使是非医疗性地使用神经性药品，但没有给使用者带来不利后果，也不应被视为“滥用药品”。根据上述解释，人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不论缘于何种用途，也不管所使用的是何种药物，只要做到控制使用，便不违法。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因为，任何一个对毒品这种神经性药物对人的生理及心理控制效能有所了解的人，都不难想象这种对人的自制力的过高估计会产生何种后果。其次，美国是一个药品充斥的国家，也是一个崇尚药物的社会。以药养身、以药健身甚至是美国有钱人的时尚。据统计，美国60％－80％的成年人经常有背部疲劳、酸痛的感觉。其中65％以上的人习惯于服用大麻来消除疼痛。这算不算吸毒呢？根据以上叙述的官方的吸毒定义，这当然不算。美国医学与健康杂志1996年2月所做的一项调查也显示，78.4％的受访者也认为这不属于“滥用药物”。【注释】American Medicine and Health Magazine,1996, No.5-6, p.47.【注尾】由此可见，美国官方在吸毒定义上的不周延和美国人崇尚与依赖药物的倾向，为毒品泛滥提供了充分的可能。
（2）美国体制中没有坚固的哲学基础反对吸毒。
美国体制的精髓和主旨是维护个人的权利和自由。不仅宪法赋予了人们充分的自由权，而且社会的主导文化也肯定每个人都有决定自己命运的权利，这是最基本、不能被剥夺的权利。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种个人自由权伴随着美国社会的进步不断扩大。从政治领域的选举权、种族平等权和男女平等权到60、70年代的性自由权、追求自己生活方式权(如嬉皮士运动）等等。这一切得到了美国社会相当一部分人的接受或认同。然而，对于毒品，美国人的基本道德准则告诉他们，应当予以禁止。因为，接受它，便意味着民族中相当一部分人的道德衰败。然而，与此同时，禁毒行动又与美国人的基本价值观存在冲突。因为，既然人们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那么他们无疑有权选择损害甚至毁灭自己。自我摧毁可以被视为一种违反道德的行为，但不应被视为一种罪行，因此也不应以法律手段强行制止。枪支弹药的危险不在毒品之下，但美国的法律却承认它是一种公民权，保护个人拥有枪支。枪支可以直接置他人于死地，但毒品则不会对他人、对社会构成直接伤害。因此，吸毒属于个人自由的范畴。这种观点在美国社会中虽不是主流，但却严重干扰和动摇着社会禁毒思想基础。毒品问题所面临的严重挑战虽主要不在思想或哲学领域，但毒品问题却提出了一个美国社会必须予以反省的问题，这就是，人们所拥有的个人自由的幅度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不解决，美国社会就无法形成一种坚实的禁毒思想基础，禁毒也就不会有强大的内在动力。
（3）社会价值体系的变化推动了毒品蔓延。
本世纪50年代，美国的吸毒问题还只是少数民族聚居的贫民区中的问题，60年代的嬉皮士运动开始将毒品推向全社会。纵观毒品问题的发展过程不难看出，毒品是随着社会形态的演变而逐渐蔓延开来的。
60年代末期美国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两个显著特点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社会经济进入消费型发展阶段。首先，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一方面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另一方面却把人变成了科技与机器的奴隶。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一书中指出，现代科学技术的应用，把人越来越牢固地束缚在科技过程中，使人类发生异化，产生了对这种治人力量的反抗。【注释】转引自王沪宁：《美国反对美国》，上海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第１４９页。【注尾】第二，进入后工业社会后，人们的追求从生产转向了消费，从储蓄转向了花销，从劳动转向了休闲。这种转变极大地促进了消费经济的发展。消费经济的膨胀一方面促进了经济的繁荣，但另一方面也使美国人的价值观发生了转变，后工业社会前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新教伦理道德被彻底抛弃，享乐主义之风开始盛行。美国后工业社会理论的主要代言人马尔库塞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大机器压抑了个人意志和自由，而追求自由和快乐是人类的本能。【注释】转引自王沪宁：前引书，第146页。【注尾】
科学技术高度发达的负效应和消费经济引起的人的观念的巨大变化，使享乐主义之风在60、70年代的美国社会中盛行。一些人，特别是青年人蔑视父辈们的社会、宗教、道德和政治价值观，反对各种传统观念，他们推崇的反主流文化的格言是“听摇滚乐、吸大麻、辍学”。信奉的口号是“爱你自己，做你自己想做的事”，等等。享乐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凡是心灵中出现的欲念都试图去加以满足。相反，任何企图控制自己的感官，包括控制自己心灵的人，都被认为是落后的，没有得到解脱的。毒品不仅与享乐主义的价值定义完全吻合，而且，毒品可以帮助吸毒者去“探索心灵的奥秘”，“体验各种神奇的力量”，“‘看’到声音，‘听’到颜色”，使他们经历一次 “美妙的幻游”。因此，无论是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或是60、70年代的“我”的一代，“注重现在的一代”，还是80年代的“雅皮士”，在追求享乐主义的实践中都把毒品作为打开 “享乐”之门的钥匙。他们鼓吹吸毒，宣扬吸毒给人带来的美妙感觉，使吸毒向全社会迅速蔓延。
（4）社会问题的恶化使吸毒现象难以避免。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于1995年冬就美国人对现状的看法，在全美20个主要城市进行了一次抽样调查。53％的受访者说他们对前途感到忧虑；2/3的人表示他们对自己的处境不满；66%的人担心子女的日子会比现在还糟；57%的人认为社会正在走向分裂，“美国梦”已成为一种空想。【注释】Charles Hilen, “Who's Killing the Middle Class?”USA Today, June 1996, p.18.【注尾】这些统计数字表明，目前约有一半以上的美国人生活在不满和忧虑之中，这种心态创造了一种特别适合于吸毒行为滋生与蔓延的主观环境。
首先，就业问题仍然是普通美国人的心头之患。1978－1995年，仅美国最大的100家公司就砍掉了22％的就业机会，将300万工人解雇回家。克林顿上台之后，其扩张经济增加就业机会的措施虽颇具成效，1996年以来的平均失业率已降至5％以下的历史低水平。但是美国目前的就业问题仍存在许多严重隐患：一是白领工人失业增加。最近10年里，美国砍掉了300万个白领职位。 1991－1994年间被解雇的工人中， 专业和管理人员大约占 1/4，是80年代的两倍。【注释】Bernard Sanders, “What's Really Going On with the Economy?” USA Today, March 1997, p.17.【注尾】二是失业者在重新找到一份全日工作时，其收入较前一份工作平均下降20％以上。为了弥补工资下降的损失，许多人不得不加班加点。与60年代相比，今天普通美国人每年要多干20个工作日。最近10年中，做两份甚至更多工作的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三是全日工作减少，小时工、临时工激增。1970－1990年间，美国的就业总额增加了大约54％，但是，小时工的人数却增加了121％，临时工的人数增加了210%。【注释】Bernard Sanders, op.cit.【注尾】这类工作不仅报酬低，而且无权享受休假或请病假。更重要的是不提供性命攸关的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保护。四是工资水平下降。1973年，美国工人的平均收入为每周445美元，1996年则降到了373美元。如今有18％的拥有全日工作的美国人因收入过低而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注释】Sanders, op.cit.【注尾】由此可见，“有饭碗”和维持体面、优质的生活绝不是简单的等同。
失业或丧失收入较好的工作，不仅使受害者的经济状况恶化，而且导致其尊严和价值感的丧失。以西方人的普遍价值观而言，人的尊严和价值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固定工作而实现的，一旦失业，这些基本尊严和价值就失去了它赖以存在的基础。许多失业者变得狂躁、抑郁、心灰意冷。由于毒品具有兴奋神经、缓解心理紧张的功效，吸毒便成为许多失意者的选择。在美国，有1/3以上的人经常服用大麻，并且其中70％以上的人是工薪阶层，这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佐证。【注释】Judith J. Kennedy, “SubstameAbbuse in Multicultural Communities,”Drugs and Society, 1/2, 1997, p.98.【注尾】
第二，贫富差距加大使反社会情绪上升。80年代以来，美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经济走向繁荣，但普通美国人、特别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却止步不前。美国经济学家艾德华·沃尔夫指出：“在收入与财富分配方面，美国是工业化国家中最不平等的。不仅如此，这种不平等还在以高于其他工业化国家的速度持续扩大。”【注释】Judith J. Kennedy, op.cit.【注尾】70年代以来，收入的分配变得越来越不平等。如果把收入阶层分为10个等级，把最高层的10％和最底层的10％相比较的话，那么收入差距在80年代初为3.2倍，1995年则上升到4.4倍。70年代中期，总经理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的41倍。而今天，总经理的平均收入已高达普通工人的225倍；在过去20年中，总经理们的平均收入增加了541％，而普通工人的收入却仅仅增加了68％，比通货膨胀的增长幅度还低。【注释】Kennedy, op.cit., p.20.【注尾】
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动摇了普通美国人、特别是从中产阶级跌落到贫困阶层的中青年一代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认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1995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57％以上的中青年表示他们对“美国梦”已经不抱幻想。他们既不能凭借自己的努力达到殷实、富足的生活，也无力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现实，感到被社会所抛弃、被命运所捉弄。过去曾经信仰的主流价值观发生动摇，一种反抗文明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秩序，脱离主流社会的“低层文化”(lower-class culture) 逐渐形成。这种文化的核心内容是宿命、暴力和刺激。认同这种文化的人推崇和追求冒险、欺诈、与众不同、蔑视法律等。吸毒非常适合于这种低层文化的价值定义。吸毒不仅带来刺激，而且是一种反抗社会、向法律挑战的“勇敢”行为。美国的禁毒教育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最普及、最全面的。美国的吸毒者、贩毒者很少有人不懂得吸毒、贩毒的危害和后果。相反，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明知故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他们当中有相当数量的一些人正是要通过这种反文明、反道德、反法律的行为来追求一种与主流社会相去甚远的价值目标。
第三，个人隐私权的极度发展导致心理危机加剧。美国是一个极为重视和保护个人隐私权的社会。这植根于美国追求个人权利与自由的历史传统。然而，问题在于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和经济生活的复杂多变把这种隐私或私域权推向了极端，并且产生了强大的负效应。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高度发达带来了更细、更具体的分工和人对机器与技术更强的依赖，从客观上强化了人的独立和人与人之间的彼此隔绝。人们越来越多地运用机器和技术而不是通过人际交往来彼此沟通和交流。在美国，甚至连书信和电话这种情感色彩本来就很淡的人际交流也正在被E-mail 和 Internet 的广泛应用取而代之。美国人的生活圈子正在变成只有自己和机器。另一方面，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带来了经济和社会形态的迅速变革。用托夫勒的话来说，就“好像一颗炸弹落到了我们社会的‘心理环境’之中”，引发了人们普遍的心理危机。从工作和家庭这两个在美国人的隐私权中最重要的方面来看，如今它们已陷于严重的矛盾和危机中。
在工作方面，美国人把事业或经济成功视为绝对价值，但是，今天却有越来越多的中产阶级人士面临失去高收入工作的危险，许多人沦为临时工、小时工、甚至失业者。50年代美国1/3以上的工人是工会成员，而今天只有13％的人是工会成员。工会组织的衰落使美国人必须孤独地面对激烈的生存竞争，没有任何人、任何组织分担激烈的社会竞争带给他们的压力与痛苦。这种处境迫使人们采用各种手段达到在工作或事业上成功的目的，其中也包括毒品。80年代可卡因在美国盛行，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可卡因具有兴奋神经的作用。青少年把可卡因视为“力量和成功的源泉”，美国一些体育名星如著名篮球运动员莱恩·比亚斯1986年因服用过量可卡因致死，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注释】转引自张文锋：《当代世界毒品大战》，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136页。【注尾】
在家庭方面，科学技术的进步极大地改变了妇女的处境，避孕和节育技术的广泛应用使妇女摆脱了家庭的束缚，她们的就业机会增加、经济状况改善、社会地位提高。但同时也使家庭陷于危机之中。据美国卫生部统计中心的资料，1991年美国的离婚率已达50％。家庭解体无疑会给双方的精神造成巨大伤害。
综上所述，工作和家庭状况属于美国人的两个最大的隐私，在这两个方面，他们不愿意向任何外人敞开心扉，更不能接受他人的介入与干预。法国作家托克维尔在《美国的民主》一书中指出，美国的个人主义是民主主义的产物。个人信义是一种只顾自己而又心安理得的情感，它使每个公民同其同胞大众隔离，同亲属和朋友疏远。也就说，个人主义的同时意味着自我孤独。【注释】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８年版，第６２５－６２６页。【注尾】美国的传统使他们注重和追求个人隐私权，但美国人对个人隐私的过份注重同时也保护了孤独，创造了心理危机。美国总统健康委员会的一项调查表明，在美国公民中有近1/4的人因各种打击而产生心理问题。美国的自杀率高达1.4％，【注释】Alice C.Andrews & James W.Fonseca, The Allas of American Society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95), p.94.【注尾】大城市中存在普遍的酗酒现象等，就是这种心理危机的印证。毒品作为能够改变神经和精神的药物，也成为许多美国人减轻心理压力，克服心理危机所采取的主要选择之一。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1994年发表的统计数字表明，因苦闷、寂寞、孤独、压抑而使人们开始尝试吸毒的比例，在吸毒成瘾者中占27.3％。【注释】转引自张文锋：《当代世界毒品大战》，当代世界出版社，1995年，113页。【注尾】孤独导致人们去选择毒品，从毒品中寻求精神解脱。而吸毒又使人们精神空虚，脱离现实社会，从而陷入更深的孤独。这种恶性循环是导致许多美国人无法摆脱毒品的主要原因之一。
二、美国毒品问题发展的新特点
从以上对美国毒品滥用的原因所做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毒品问题是与美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客观社会环境密切相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客观环境的产生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美国毒品问题的发展历史表明，只要这种特定的社会环境存在，而毒品又垂手可得，吸毒问题就是一个盘根错节、复杂多变的难题。90年代以来，美国的毒品问题呈现出以下值得重视的新特点：
（1）青年吸毒现象大幅度回升。自本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将毒品推向美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以来，青年吸毒者在吸毒群体中所占的比例一直是最高的。以美国人使用最多的大麻为例，70年代中期，在吸大麻上瘾者中，20－30岁的青少年所占的比例为68％。【注释】Paul B. Stares, op.cit., p.127.【注尾】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由于政府大力普及禁毒教育和新闻媒介的反毒宣传，特别是一些著名的体育和娱乐界明星因吸毒过量而导致死亡，以及艾滋病传播的威胁，青年的吸毒人数明显下降。以可卡因的使用情况为例，1985年美国青年中服用可卡因的人数为840万人，而到1990年则减少到了不足400 万人。【注释】Ibid.【注尾】然而，进入90年代后，美国青年的吸毒情况再度恶化。美国《哥伦比亚时代报》1996年3月的一项调查显示，1991至1995年间，美国20－30岁的青年吸毒者人数增加了89％，从占人口总数的044% 上升到了0.8%。
90年代以来，美国青年成长的社会环境的恶化，是导致吸毒问题出现回潮的主要原因。这一代青年人成长于债务危机、家庭破裂、种族关系紧张、环境恶化的70、80年代，他们当中有40％以上的人是在破碎的家庭中长大的，是美国第一代“胸前挂钥匙的儿童”。他们当中要么父母分居或离婚，要么父母是双职工。而且他们也是美国学校教育水平下降的受害者。总之，他们是美国人中精神与情感严重“先天不足”的一代。当这一代人走出校门加入劳动大军的时候，又正值经济衰退和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企业裁员时期。据统计，最近10年来，高中毕业后参加工作的青年男性的起薪下降了30％，女性下降了18％；由年龄在30岁以下的青年人组成的家庭的平均税后收入下降了32％；1995年，大学毕业生中有1/3以上的人不得不去从事根本不需要有大学文凭的人来干的工作，这个数字是五年前的两倍；青年中买不起住房的人数急剧上升。1980年，年龄在30岁以下的美国人中，有21％的人拥有自己的住房，1995年这个数字下降到了11％。【注释】Paul B. Stares, op.cit., p.18.【注尾】90年代以来，美国有大批中青年中层管理人员和工程师被解雇。1997年2月《华盛顿邮报》报导，60、70年代出生的一代职工，年过40岁就面临可能被解雇的威胁。【注释】万光：《美国的几代人》，《世界知识》１９９７年第１５期，第２５页。【注尾】由此可见，目前美国青年吸毒现象的回潮的确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与目前美国的社会经济情况密切相关的。
（２）吸毒低龄化趋势迅速发展。吸毒人口趋向低龄化是美国吸毒问题的又一引人注目的新特点。《哥伦比亚时代报》1996年3月进行的调查表明，1991－1995年间14－18岁的美国青少年吸毒人数不断增多，五年中增长了100%。1992年，中学毕业生中有32.6％的人至少吸过一次大麻，而到1995年这个数字则上升到了41.7%。另据美国全国家长禁毒委员会对高中毕业生 (17-18岁) 所做的调查，1995－1996学年，有29.5%的学生吸毒，而在1987－1988学年，这个数字则仅为18.6％，8年内增长了58.6%。【注释】郑湟：《美国青少年的种种问题》，《海外了望》1997年第4期，第39页。【注尾】
导致美国吸毒问题低龄化的主要原因有二点，第一，近年来社会对校园毒品问题的重视程度有所下降。这主要表现在警方打击校园贩毒活动的力度不够，使校园成为贩毒的主要场所之一。纽约州检察机关对所属地区两万所中学所做的调查表明，有43％的学生说，他们曾亲眼见过学校里有人贩卖毒品。由于美国没有对青少年的毒品犯罪规定刑事责任，贩毒分子利用这一点，常常高价雇佣青少年为他们贩毒。警方无可奈何地指出，遇到孩子们贩毒，我们只好打他们的屁股，把他们放掉。全国性周报《高教纪事报》对全美831所学生人数超过5000人的大学所做的调查表明，因生产、使用和销售毒品而被捕的案件增加了23％，从1993年的4993起增加到了1994年的6138起。【注释】Paul B. Stares, op.cit., p.39.【注尾】第二，美国40－45岁年龄段的中年家长们对毒品问题的态度有所转变，主要表现为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对自己的子女接近或尝试毒品普遍存在一种容忍态度，导致孩子们缺乏对毒品的警惕性。总部设在洛杉矶的全美合作禁毒委员会对洛杉矶70所学校近6000名中学生的抽样调查显示，40％的洛杉矶学生相信，每个人都可以尝试毒品；45％的学生表示他们将来有可能会尝试毒品。该委员会主席詹姆斯·布克认为：“由于这种态度将会导致行动，不久的将来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吸毒者行列。” 【注释】Paul B. Stares, op.cit., p.39.【注尾】
（３）毒品合法化呼声加强。毒品合法化之争在美国由来已久，早在70年代，美国嬉皮士运动提出的主要口号之一就是“吸大麻”。当时，美国律师协会、全国基督教协会等很有影响的社会团体都支持大麻合法化的主张。然而，70年代末之后，由于美国公众目睹了吸毒给社会、家庭和个人带来的巨大危害，特别是吸毒所导致的艾滋病的传播，美国人对于毒品和禁毒的认识趋于一致，到里根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前所未有的“反毒大战”的80年代中期，毒品合法化的呼声逐渐减弱。但是，到80年代末，美国的吸毒问题并没有根本好转，相反，一些毒性更强、价格更高、对人体危害更大的毒品新品种如“快克”(crack) 等问世，并逐渐流传。政府扫毒政策的失败以及禁毒所造成的巨大的人力、财力的消耗，使公众对禁毒的可行性产生怀疑，毒品合法化的主张再度抬头。需要澄清的是，60年代嬉皮士运动提出使毒品合法化，其目的是鼓励人们去“享受毒品带来的乐趣”。然而，目前在美国社会出现的毒品合法化的主张虽然也包含允许人们自由使用毒品的含义，但是，其目的是要“以毒攻毒”，通过解禁毒品来控制毒品。90年代初以来逐渐加强的这种毒品合法化声浪之所以在美国社会引起了一定的共鸣，其主要原因是它形成了一套系统的理论，归结起来有以下5点：第一，主张使毒品合法化的人认为，禁毒导致了比毒品本身危害更大的后果——暴力、犯罪。由于毒品被宣布为非法，毒品的唯一来源是黑市交易，这导致了毒品价格的上升。昂贵的价格使吸毒者不得不靠抢劫、卖淫甚至谋财害命等各种犯罪活动来支撑吸毒行为。而贩毒的巨额利润又吸引更多的人从事毒品买卖，当毒品交易过程中发生利益冲突时，由于不可能通过正常的法律程序加以解决，便只有使用暴力。因此，如果使毒品合法化，将毒品的生产、流通和使用纳入正常的管理渠道，将会使毒品的价格下跌，与毒品问题有关的犯罪和暴力也将随之消失。以英国为例，英国将海洛因的上瘾者视为病人而非罪犯，政府医院向上瘾者供应海洛因，严格控制剂量并进行心理治疗，结果海洛因的上瘾率和与 毒品有关的犯罪得到了明显的控制。第二，他们认为，禁毒行动导致了毒品品种的增多和毒性的增强。毒品问题的发展规律表明，禁毒越严，毒品的品种就越多，毒性就越大。因为，当制毒和贩毒成为一种违法和风险极大的行为时，制毒者必然会千方百计地生产出剂量更小但毒性更强的毒品品种，而贩毒者也必然会去选择那些体积小、含量高、赚钱多的毒品贩卖。他们认为，最近二三十年来在市场上出现的可卡因、快克等对人体危害巨大的毒品就是禁毒的产物。因此，毒品合法化会阻止出现新的毒性更强、危害更大的毒品品种。第三，禁毒导致了国民财富的巨大浪费和政府的腐败现象。美国每年有数以百亿的美元流入境外贩毒集团手中。同时，美国政府每年还要拿出近百亿美元的专款实施禁毒计划，1995年此款已达140亿美元，比1977年增长了20倍。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浪费。此外，由于毒品的生产和贩卖基本上是被犯罪集团所控制，形成了一种庞大的“黑色经济”， 美国毒品经济的产值目前已达年4000亿美元。【注释】Paul B. Stares, op.cit., p.18.【注尾】而制毒、贩毒的各个环节无不靠金钱铺路，这必然会导致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滋生。因此，如果使毒品合法化，不仅可以省掉政府的禁毒开支，消除禁毒带来的腐败现象，而且还可以对毒品的生产和流通实行依法管理，课征销售税，增加政府的收入，并用于加强反毒教育和治疗吸毒病人，以达到控制毒品的目的。以美国禁酒失败的历史为例，1919年美国曾发布禁酒令，但由于在实践中禁而不止，政府便在14年后的1933年废除了这项法律，改为控制销售，课征销售税。今天，美国虽有众多的饮酒者，但酗酒者却没有因此而上升。第四，禁毒导致对人的自由和权利的侵犯。解禁派强调，在民主国家里，政府无权以逮捕、惩办等强制手段干涉属于个人自由范畴的行为。而且，根据美国司法制度的原则，对罪犯的审判必须有原告、被告、证人、证据等必要条件。但是，毒品交易是一种“无受害者犯罪” (victimless crime), 毒品的买卖双方是两相情愿的。在这种情况下，警方为取得证据，不得不依靠勾引诱捕、窃听监视等非常手段，这些手段在实际运用中常常因把握不当而侵犯了公民的自由和正当权利。如果使毒品合法化，这些侵犯人权的现象会随之消失。第五，禁毒导致一系列外交纷争。80年代以来，美国强化了与邻国合作扫毒的措施，并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１９９５年，美国向哥伦比亚等国提供的反毒援助已达7亿美元，并多次出动军队参与邻国的扫毒行动。但是，这不但没有赢得有关国家的友好回报，从根本上解决毒品输入美国的问题，相反却引起了一系列外交纷争，如同巴拿马、哥伦比亚、秘鲁、墨西哥等国的关系一再出现紧张，损害了美国的国际形象。如果毒品合法化，并被纳入市场经济，那么毒品的进出口问题自然会在供求关系的调节中得到解决，无须政府进行干预，毒品输入引起的外交纷争也就迎刃而解。
随着毒品合法化的主张再度抬头，美国社会围绕这一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不断升温，社会各界，特别是处于禁毒工作前沿的人士对毒品合法化主张提出了尖锐的反驳意见。他们的对立观点也可以归结为以下5点：第一，毒品一旦解禁，吸毒者会大量增加，其中很多人会吸毒上瘾。从化学成分上分析，酒类对人的生理与精神的控制力无法与毒品相提并论。实践证明，经常喝酒的人当中大约有10％的人酗酒，但吸毒者当中则至少有50％以上的人吸毒成瘾。因此，饮酒合法化的经验不适于毒品问题。第二，解禁或许可以减少某些犯罪，但同时会增加另外一些犯罪，即吸毒者本人在毒品的影响下从事的犯罪活动，如吸毒驾车、虐待家人、过失杀人等。第三，解禁虽可以节省政府的缉毒开支，征税也可以增加政府的收入，但这远远比不上吸毒者增多而给社会带来的损失。吸毒本身造成的经济损失暂且不计，目前仅在治疗吸毒者这一项上的开支就达年600亿美元左右，解禁后这个数字必然会大幅度上升。第四，解禁违背人类的道德精神。由于毒品的品种不同，毒性各异，某些品种如快克非常容易使人上瘾，对人体危害极大。如果允许人们特别是青少年随意使用这种置人于死地的毒品，这无异于社会向他们提供了自杀的武器。第五，解禁将把社会推向分裂。就美国吸毒群体的构成而言，吸毒者中的大部分人是那些社会中的下层公民和失意者，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少数族裔和流浪者，解禁实际上意味着社会对他们不幸的漠视和国家对不平等、不公正现象的赞同和保护，其结果必将导致社会走向分裂。
近年来，要求使毒品合法化的呼声虽有所加强，但美国公众赞同这种主张的人仍然是极少数。《华盛顿邮报》1988年6月进行的调查表明，明确表示支持使毒品合法化的人只有10％。【注释】James Yingxiya, Handbook of American drug control (Greenwood, 1990), p.85.【注尾】《芝加哥问询报》1995年8月进行的一项民意测验显示，支持毒品合法化的比例上升到了12.1%,七年内增加了两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美国很难形成使毒品合法化的广泛的社会基础。然而，随着毒品在全世界的迅速蔓延和禁毒难度的不断加大，赞同毒品合法化的人数还会有所增加。特别是在大麻解禁的问题上，解禁派的看法开始被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所接受，司法机关的态度也发生了较大的松动。目前，美国已有十几个州规定个人吸大麻为合法，私藏大麻只是一种不端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注释】James Yingxiya, op.cit., p.94.【注尾】
毒品危害着美国人的身心健康，威胁着美国的前途命运，这是绝大多数美国人的共识。然而，如何控制毒品的蔓延，怎样才能消除导致吸毒的社会基础，这在美国仍然是一个莫衷一是的问题。美国的反吸毒斗争面临着重重障碍，其原因不仅在于政府实施的具体对策的缺陷，更重要的还在于本文前面介绍过的一些根本性的掣肘因素。如个人权利与自由的不断扩大，社会矛盾和分裂的日益加深等等。美国禁毒对策几十年来难以奏效的事实表明，不能就事论事地去单独寻找反对吸毒的具体办法，因为吸毒问题是与其他社会问题紧密相联的一部分。在美国，只有将反吸毒与反失业、反贫穷、反歧视等社会工程配合进行，吸毒问题才有可能得到有效缓解。
高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