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美国妇女史研究的新特点：论妇女的不团结
刘军
80年代以来，美国妇女史学表现出许多新特点，其中之一是注重研究妇女群体内部的不团结、不和谐现象，并分析其背后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原因。这是妇女史学深入发展和这一领域研究进一步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值得关注。了解和分析这方面的情况，对研究美国妇女史及其相关的其他学科，尤其是对刚起步的我国妇女史研究均有借鉴和启发意义。
一
美国妇女史学起步于60年代中，至70年代中期妇女史学家大多相信有一个专门属于妇女的领域，是妇女文化和妇女共同体的基础，【注释】Ref. Babara Welter,“The Cult of True Womanhood,1820-1860,”M.B.Norton & R.B.Alexander ed., Major Problems in American Womens History (Lexington: D.C.Heath and Company, 1996), p.115; Nancy Cott, The Bonds of Womanhood:“Womans Sphere”in New England, 1780-183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197, 200, 205.【注尾】这是由妇女们共同的生活经验决定的。妇女怀孕、生产、抚育儿童、照顾老人，在社会上因性别歧视，在教育、就业、参政等方面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因此她们有着共同的情感和体验。相较男子，妇女单纯、虔诚、更为道德、和平、富于同情心，这些构成了妇女作为一个社会群体的凝聚力和妇女运动发展的基础，也成为研究妇女的一种思维模式。这一模式认为，妇女天性、与男子不同的生活领域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妇女文化，三者构成女性情谊（womanhood）或姐妹情谊（sisterhood），或者说，妇女因其性别特征而自然形成的一种相互关心、相互支持的亲密的群体关系。这种模式最初是以对维多利亚时期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研究为依据的，但随着一系列相应概念的形成，这种模式逐渐成为对所有妇女的研究模式，并成为妇女历史一般性解释的基础。
学者们认为，父权制和现代化的结合使从维多利亚时代中产阶级妇女中引申出的女性情谊或姐妹情谊，超越了贫富、种族、宗教、土生和移民妇女之间的藩篱。【注释】Vicki L.Ruiz & E. C. Dubois ed., Unequal Sisters: A MultiCultural Reader in U.S. Womens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p.3.【注尾】父权制造成的性别歧视，使所有妇女在经济、接受教育和政治等方面均处于不利地位；现代化使男女分属不同领域的观念和女性情谊观念扩及到全社会，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阶层化及相应的群体心理发展在产生了追求自主的个人主义的同时，仍保留了性别差异的突出位置。另外，现代化理论逻辑上认为，对精英妇女的分析提供了理解其他妇女经验的途径，因为精英妇女的生活方式是其他妇女所追求和向往的。工业化导致了普遍的人生压抑，贫困妇女“压抑的劳动生活”和富裕妇女“压抑的休闲生活”，构成了跨阶级的女性情谊。总之，现代化理论强化这种观点，即妇女间基于性别的纽带要强于分割妇女的阶级、种族、文化等因素。然而，这种观点自80年代起不断受到置疑和挑战。
首先，随着研究少数民族尤其是黑人妇女和第三世界国家妇女史学的深入发展，学者们从各自角度揭示了美国妇女史学中存在的种族主义倾向，和以西方文化和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价值观念为中心的研究模式，不适合美国少数民族妇女和广大第三世界妇女的历史和现状。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只感受到性别压迫，而其他妇女在经历性别压迫的同时，还受到种族和阶级压迫。即使以维多利亚时期妇女为例，现代化并没有在妇女中形成一种普遍的姐妹情谊，相反，造成了妇女贫富两极化趋势，按照阶级产生了虔诚、纯洁的“现代”妇女和奢侈、寄生的“前现代”妇女。【注释】Ruiz & Dubois, op.cit., p.3.【注尾】广大劳动妇女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生活经历、价值取向和人生追求迥然不同，两者所共同关心的问题相距甚远，相互隔阂乃至矛盾不可避免，这类实例在美国妇女史上比比皆是。这种情况有着深刻的社会和历史根源，已经影响和左右了妇女运动的发展，只是妇女史学在发展初期忙于学科建设，促进妇女团结，推动现实中的妇女运动，对妇女史中不和谐的一面没有足够的重视。这一时期妇女史学的重点是控诉、批判父权制对妇女的历史性压迫和现实性影响，大致是将妇女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然而妇女运动在现实中所不断暴露的问题以及妇女组织中的严重分裂状况，使学者们逐渐认识到研究这方面问题的重要性。1981年6月，美国妇女学学会第三届年会的议题为“妇女对种族主义的反应”，这是全国性妇女学术组织首次讨论妇女中的种族主义问题，显示了妇女史学研究倾向的这种变化。
其次，80年代随着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产生了新右派（the New Right）势力。在以往对右派活动的历史研究中忽视了右派妇女，妇女史学家填补了这项空白，她们对右派的研究几乎全部集中在反女权主义的妇女运动上。一般认为，妇女右派阵线是由反《平等权利修正案》（the Equal Rights Amendment）、反堕胎、主张军备等妇女组织组成的。80年代妇女运动内部出现的这种“反对女权主义的女权主义”（antifeminist feminism）或称“修正主义女权主义”（revisionist feminism）的新右派势力，被媒体称为“后女权主义”（postfeminism）时代的来临。虽然这种保守的女权主义思潮内部也存在着分歧和争论，但它在主张抛弃性别政治，妇女应该更加重视家庭、子女教育等方面基本是一致的。性别政治是60和70年代妇女运动的核心理论，是对压迫妇女的社会状况的一种直接的斗争形式。由于它将社会和家庭中存在的性别关系政治化，有时不可避免地造成家庭中夫妻关系的紧张，引起一些既要维护家庭，又要捍卫女性利益的女权主义者的反对。这些新右派妇女代表人物认为，早期女权主义者采取了男性标准，即以职业和社会成就作为女性的人生目标，忽视甚至抛弃了家庭和孩子，导致妇女人生异化；提倡性别政治只能导致家庭解体，在实际上强化社会性别差异，影响了妇女更为重要的政治议题。【注释】Judith Stacay, “Are Feminists Afraid to Leave Home? The Challenge of Conservative Profamily Feminism,” J. Mitchell & A. Oakley ed., Whats Feminism? (Oxford: Basil Blackwell Ltd.), pp.211-212.【注尾】
这些情况表明，不仅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与少数民族及第三世界国家妇女之间存在着差异与矛盾，白人妇女乃至白人中产阶级妇女之间也有严重分歧，妇女运动不能再被视为一个整体。如果说女权主义是妇女运动的理论和旗帜，那么，至80年代已有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激进女权主义、保守女权主义、后现代女权主义等等。一些学者认为，“女权主义”一词最初指西方国家中产阶级妇女反对性别歧视，争取男女平等，尤其是争取选举权运动的理论观点，有着特定的时代和文化含义，不能简单地用于其他妇女运动，应该区分白人女权主义、西方女权主义和第三世界女权主义等等。著名妇女史学家J. W. 斯考特甚至认为，80年代以来，妇女的多元化倾向已使“妇女”这一分类概念的统一含义受到挑战，“妇女一词不加限定很难被使用”，如有色妇女、犹太妇女、同性恋妇女、贫穷的劳动妇女等。【注释】J. W. Scott, “Womens History,”in L. S. Kauffman ed., American Feminist Thought at Centurys End (Cambridge: Blackwell Publisher 1993), p.247.【注尾】因此，妇女史学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要面对这一事实：妇女与男子一样，她们的性别意识不可能脱离种族、阶级、地区、年龄、文化意识而存在。应该指出，虽然妇女的不团结作为一个研究课题出现于80年代，但妇女群体中的各种基本矛盾与对立现象则在妇女运动初期就已经存在了。
二
经验性研究显示妇女不团结的事例很多，例如：一些白人妇女在争取妇女权利问题上经常表现出种族主义立场；新教妇女慈善组织拒绝救助天主教姐妹；虽然中产阶级妇女为劳动妇女争取劳动保护立法，但不支持她们罢工和组建基层劳工组织的努力；白人妇女组织工会排挤新移民和少数民族女工等等。然而，要说明妇女群体没有政治团结的基础，必须对20年代美国第一次妇女运动高潮及所取得的成果——妇女获得选举权作出合理的解释。因为人们一直习惯于认为，这一事件充分显示了妇女们在政治上的团结。
史学家一般将1848年在纽约州塞纳卡召开的第一次妇女权利大会，作为妇女争取选举权运动或称第一次妇女运动的起点，以1920年宪法第十九条修正案的通过，妇女获得选举权为这次运动的终点。现有研究表明，这次妇女运动自始至终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矛盾，从1869年起领导层内部在战略和方法上就持续存在着深刻的分歧。例如，当情况表明妇女不可能同黑人男子一道，随着第十五条宪法修正案争取选举权了，黑人妇女和一部分白人妇女领袖认为，在不能同时获选举权的情况下，妇女应将自己的事放一放，先支持黑人男子的政治权利。而身为全美妇女争取选举权协会（the National American Woman Suffrage Association）主席的斯坦顿和一些上层白人妇女却站在种族主义的立场上反对单独给予黑人男子选举权。斯坦顿说，第十五条修正案是一个错误决定，它将一个愚昧的、没有政治责任的男性阶级，摆在有教养、有财富，明显符合公民身份的妇女之上。【注释】M. F. Berry, Why ERA Failed (Bloomington: IndianaUniversity Press, 1988), p.32.【注尾】这种种族偏见显然削弱了妇女权利运动原有的道德基础，也引起黑人妇女的反感。全美妇女争取选举权协会内部围绕领导权、财政和策略问题有激烈冲突，1913年该协会与议会联盟——全国妇女党 (the Congressional UnionNational Womans Party) 领导层发生美国妇女运动史上的首次较大分裂。M. W. 帕克是全美妇女争取选举权协会分管游说议员的负责人，她最生气议员对她说：“为什么你们妇女不团结？如果你们自己都不一致的话，就别指望我们投赞成票”。著名妇女运动领袖E. C. 斯坦顿的女儿布拉奇在1918年曾说，“虽然各阶层的妇女为了选举权团结起来，但她们在生活的其他问题上没有一致的态度”。【注释】N.F.Cott,“Across the Great Divide: Women in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1920,” in L. A. Tilly & P. Gurin ed., Women, Politics, and Change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1990), p.157.【注尾】当时一些社会观察家也指出：“所有女权主义者都要求选举权，但要求选举权的人并不都是女权主义者”。【注释】Tilly & Gurin ed., op.cit., p.153.【注尾】
实际上，远不是所有的妇女都要求参政权，妇女中的参政反对派大有人在，反对活动颇有规模 。反对派认为，妇女参政会影响妇女履行母亲的神圣义务，会妨碍宗教慈善事业；政治领域肮脏腐败，参政对妇女虔诚、纯洁、道德的天性无疑会是一种腐蚀，损害妇女在社会上的美好形象，妇女通过教育和宗教慈善活动可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注释】L. L. Stevenson, “Women AntiSuffragists in the 1915 Massachusetts Campaign,” New England Quarterly Vol.52,1979, p.88.【注尾】
虽然妇女社会活动家们将参政权与一系列问题相联系，如保护儿童健康、铲除政治腐败、禁酒、改善妇女经济状况等，但她们很少涉及如何运用选票来达到这些目的，是选举妇女官员直接为妇女说话，还是以选票作为传统参政方式，即以志愿者组织参与教育和游说议员的辅助手段？她们谈论妇女的责任、态度和作用多，怎样以选票改变政治现状少。在1915年纽约的一次群众集会上，妇女运动领袖凯特竟要求妇女代表在发言中不要许诺“妇女将用选票去做什么”。【注释】Nancy F. Cott,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Women in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1920,” p.158.【注尾】由于缺乏明确的全国性的纲领，各地妇女的政治目标显示出地方性特点，如纽约妇女参政党在1910年大会上宣称，妇女选票可以保证牛奶卫生，降低物价，改善教室拥挤状况，减少犯罪和妓女等。总之，妇女在要求参政权上是一致的，但在为什么参政，如何运用选票上是不一致的。西部一些州的妇女虽然较早地获得了投票权，但她们并没有表现出妇女投票的特点。
因此，对妇女获选举权后可能产生的影响，到1919年还没有较为一致的估计。有两位社会科学家在对“妇女如何投票”作了一番研究后，只得出结论说，妇女投票可能有一些显著的性别特点，也可能只是将原有的选票大致翻一倍而已，并无其他的影响。一些大城市的政治官僚们经过观察分析后认定，妇女有参政权不会显示出整体性的反对现存政治机制的倾向，因此，他们在1920年以前的几年里陆续改变了反对妇女参政的做法。即使在妇女普遍获得选举权后的1923年，一项有关研究的结论仍然是模棱两可的：妇女既不像男子那样投票，也没有表现出独立的倾向。【注释】Nancy F. Cott,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Women in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1920,”p.159.【注尾】
当然，这些情况并不说明妇女的选票无足轻重，或妇女有选举权后仍无所作为。有关研究表明，妇女曾利用选票惩罚了一些早先与她们作对的政客和官吏。如纽约州妇女获选举权后，使四位曾反对给予妇女最低工资保障，童工法和其他有利妇女事宜的州议员落选，其中两个席位被女议员所取代。华盛顿、俄勒冈和亚利桑那州于1920年后，陆续通过了禁酒法令，这明显与妇女选票有关。【注释】Nancy F. Cott,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Women in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1920,”p.158.【注尾】
学者们认为，妇女在第一次妇女运动中的确结成了临时性的统一战线，但这种团结与其说是基于性别，不如说是基于各自的利益需要。正因为如此，妇女运动在妇女获得参政权后进入了近半个世纪的沉寂期。 20年代（1920，1924，1928）三次大选的投票率之低，不仅令女权主义者失望，媒体和社会科学家也对大众参与政治表示怀疑。【注释】在20年代的三次大选中，合法选民的投票率平均只有50%多一点，而在19世纪末期差不多有4/5；在1922-1930年间非大选的各项选举中，平均投票率略高于1/3，而在1876-1896年间，平均投票率近乎2/3。参见Cott, “Across the Great Divide,”p.159.【注尾】当然，由于绝大多数选票不是按性别统计的，不能将低投票率笼统地归结为妇女对选举活动的消极。另外，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美国内外形势都发生了一些不利于妇女运动的变化，所以，不能简单地将妇女运动转入低潮看作妇女获得参政权后，失去下一步共同奋斗目标的结果。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妇女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以一个投票集团的形象出现在政治舞台上。
近来有研究显示，20和30年代的各种妇女组织在人数上有增无减，而且还产生了大量新的组织。有的学者认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参与各种志愿者组织活动的妇女在整个美国妇女史中很可能是最多的，虽然不能说所有的妇女组织都参与政治，但它们中的大多数确实如此。【注释】Nancy F. Cott, “Across the Great Divide: Women in Politics Before and After 1920,”p.167.【注尾】因此，不能简单地以投票率低来说明妇女政治参与的程度，尤其考虑到妇女志愿者组织是妇女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的传统和有效的方法。但妇女组织的活跃，妇女组织在政治上的活跃也不能说明妇女在政治和其他社会问题上有共识。相反，许多妇女组织出现的本身就是妇女不团结的产物。如成立于1921年的美国大学女性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University Women ），是一个由大学女生联谊会发展而来的全国性组织，至30年代已有551个分会，3.6万多名会员。但黑人女大学生仍在1924年组建了自己的全国性组织，其目的不仅为成员间的互利互惠，而且要求改善黑人与白人大学生之间的关系。美国大学女性协会的成员必须是正式高等教育机构的毕业生，她们的种族意识如此，其他阶层的女性就可想而知了。20年代成立和活跃的妇女组织，还有反对共产主义，主张扩军备战的，如美国战时母亲（the American War Mothers）、美国军团后援会 (the American Legion Auxiliary)，及早期成立的美国革命之女 (the 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后者在30年代初有2643个分支机构，近17万人。【注释】Cott, “Arcoss the Great Divide,”p.165.【注尾】这些组织反对主张和平、反战的妇女组织。
《平等权利修正案》（Equal Rights Amendment）的遭遇也是妇女间利益分歧的一个有力的证明。1923年全国妇女党将这个旨在以法律形式赋予两性全面平等权利的修正案提交议会审议，不料遭到大多数妇女组织和美国劳工部妇女局(the Womens Bureau of the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Labor)的激烈反对。妇女党认为《平等权利修正案》是妇女参政权的逻辑发展，它将以法律形式宣布性别平等，禁止一切形式的性别歧视，包括废除那些以保护妇女形式存在的，实际是歧视和限制妇女就业的法令，如某些行业、部门不许雇佣女工，规定女工的最低工资标准，最长工作时间等。这些法令将妇女看作同儿童一样的未成年人，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保护性法律去规定男人。《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反对派则认为，这些保护性法令是前期妇女运动斗争的结果，是防止雇主残酷剥削的屏障，如果其中的一些规定妨碍了妇女就业，可以就具体问题想办法，不必全部废除这些法律。支持派从平等观念出发，将妇女看作与男子一样的个体，相信妇女有能力与男子平等竞争。而反对派从实际出发，强调妇女性别特点和不平等的社会现状，如其代表人物凯利在1921年所言，只要男人不能做母亲，平等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注释】N. F. Cott,“Feminist Theory and Feminist Movement: the Past Before Us,” in Whats Feminism? J.Mitchell & A.Oakley, op.cit., p.56.【注尾】妇女们围绕该修正案的争论在此后几十年时断时续，至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重掀高潮，但随着该案最终未能得到它所需的38个州议会批准而被废弃（虽然至1978年它已在35个州获得通过），这场争论才暂告一段落。【注释】有关《平等权利修正案》全面而详尽的研究，可参阅M. F. Berry, Why ERA Faile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J. Mansbridge, Why We Lost the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注尾】表面看这是理论与现实的矛盾，实际上争论双方的态度和立场，与各自的社会背景和实际利益有很大关系。支持派大多为白人妇女，且年轻、有文化、有技术专长，反对派则以少数民族、年长者、蓝领女工居多。【注释】D. O. Sears & L. Huddy,“On 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Disunity Among Women,”Tilly & Gurin, op.cit., p.275.【注尾】耐人寻味的是，198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妇女和男子对《平等权利修正案》的支持率几乎相同，分别为67%和68%。【注释】Sears & Huddy, op.cit., p.276, Notes 6.【注尾】这说明在这个敏感的性别问题上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gender gap）。
有的学者还以统计资料显示，妇女在选举问题上没有表现出性别立场，而是像男人一样有党派倾向，即使在她们没有选举权时也是如此。另外，妇女对女候选人没有显示出特殊的支持，如1984年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的竞选伙伴，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主要政党的女副总统候选人。然而，她的妇女支持者和反对者几乎一样多。一项对1982年有男女候选人同台竞争的五次州范围内的选举调查显示，投票者无论男女都没有表现出性别倾向。【注释】Sears & Huddy, op.cit., p.251.【注尾】当然，这并不是说，妇女的政治行为完全没有性别特征。研究表明，妇女们在政策选择上更倾向于道德保守、反战、反暴力，但这似乎与妇女特殊生活经历和利益并无直接的关系。【注释】Sears & Huddy, op.cit.，p.252.【注尾】
三
学者们在解释人的政治行为时，有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模式，一种是个人利益模式（interestbased model），另一种是象征性政治模式（symbolic politics model）。前者认为，政治行为基于个人的实际利益；后者认为，个人的政治态度决定于长期以来，尤其是在人生初期的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前定的政治倾向，现实中的政治事件只是一个个政治象征，人们的政治行为不过是依据前定的政治倾向对这些象征的一次次反映而已，与个人的现实利益没有多大关系。这两种看上去有些矛盾的理论，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前提，即假定一个集团的团结取决于共同利益，或有共同社会化经历和前定政治倾向的人。
性别意识在这两种理论解释中都有重要作用，性别意识部分地来自幼年的社会化经历，部分地来自成年后个人在家庭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经验。性别意识简单地说就是对性别角色的理解，如妇女是否应该在工作、学习、家庭等方面与男子的作用大致相同，还是两性应分别承担完全不同的任务？妇女之间在性别平等、政治观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差异，均可追溯到妇女们早期社会化及家庭条件的差异和个人社会地位和利益的不同。在这些方面妇女与男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因此她们像男人一样为宗教、阶级、党派、年龄、职业、地域等因素所分离、所联系，是很正常的。
关于妇女角色，保守派妇女认为，男女各自的作用是上帝决定的，男人是家庭的精神支柱和决策者，妇女的责任是以利他和自我牺牲精神帮助丈夫。马萨诸塞州一位当代妇女活动积极分子曾自豪地说，“作为一位母亲极大地提高了我生命的价值，在有孩子之前，我总是关注我的头发和服饰，但现在我将六个人看得比我重要，这真是太好了”【注释】R. Klatch,“The Two Worlds of Women of the New Right,”Tilly & Gurin, op.cit., p.534.【注尾】。在这些妇女看来，男女的分工是神圣和明确的，这对于稳定家庭，维系一个道德、有序和稳定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任何性别角色的混淆都是对家庭和社会的威胁。她们认为，男女位置和作用的不同，并不意味着性别间的不平等，相反，她们以女人和母亲为荣。而那些以传统的平等观念为依据要求性别平等的自由派妇女认为，妇女在人格、智力和精神方面与男子相同，应该得到与男子一样平等的机会来发展自己，妇女的解放实际上是公民权利真正平等的实现，妇女完全有能力在平等的条件下与男子竞争。现在男女之间兴趣和能力的差别不是天生的，如母亲照顾孩子的传统责任是由文化决定的，不是生理上的必然（喂奶除外），妇女应当与男子共同分担养育孩子的责任。她们还认为，“她们的妇女解放的构想也包括男人的解放，因为不仅要消除男人的特权地位，而且还可以使他们从必须承担的养家糊口和保卫祖国的全部责任的现状中解放出来”。【注释】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86页。【注尾】显然，这两种妇女角色观念的对立是很难调和的。
从学者们对新右派内部争论所作的理论分析中，可以联想到整个妇女运动分裂的思想渊源。有的学者将新右派妇女分为两大派，她们分别信奉社会保守主义(Social Conservatism)和自由保守主义(LaissezFaire Conservatism)观念。前者以宗教道德观念为中心，认为人有无限贪欲，若任其放任自流，整个世界就会一片混乱，只有家庭和社会的道德权威可以约束人的情欲，使之促进公共事业的发展。这派妇女将美国看作一个道德崩溃的国家，她们的使命就是要重建一个健康、道德、正义的美国。后者以自由观念为中心，尤其强调市场经济自由和在小政府基础上的政治自由。这种基于古典自由主义的观念，建立在个人主义基础之上。与社会保守主义不同，自由保守主义将个人视为有自由意志的、理性的和自立的。发展公共事业不是靠道德权威和压抑个人利益，而是充分调动和发挥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在追求个人目标的同时达到社会的自然和谐。美国的问题不是道德崩溃，而是自由精神的沦丧，过多的政府干预限制了个人的经济和政治自由。所以，自由保守派将经济自由，重建美国经济基础放在首位。【注释】Ref. R. Klatch, “The Two Worlds of Women of the New Right,”Tilly & Gurin, op.cit., pp.532-533.【注尾】可以看出，新右派妇女的分歧实质是美国社会思想基本矛盾的一个缩影。
另外，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政治和社会选择机制，造就了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特定的人格特征，她（他）们只能在适应和运用现存的政治环境基础上发挥自己的作用。美国的政治结构已相当稳定，一个人的成功只能在其框架内。虽然，从政的妇女人数逐年增多，如在1917－1919年第65届国会两院中只有众议院女议员一名，到1991－1993年102届议会时女议员已有31人；女州议员的人数由1971年的344人，升至1992年的1375人，分别为同期议员人数的4.5%和18.4%，【注释】Sherri Matteo ed., American Women in the Nineties Todays Critical Issues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3), pp.42-43, 41.【注尾】但她们不可能改变美国基本的政治现状。可以认为，妇女只是一个性别集合，同男人一样，她们不是一个政治集团；不仅妇女在关乎自己的问题上没有一致的见解，在几乎所有问题上，男女都没有表现出持续的性别差异。
研究妇女的不团结是妇女史学深入发展的结果，正视妇女各自利益的不同，是妇女史学家成熟的表现。研究这种不团结超越了原有的妇女史学模式，也是阶级、种族等分析方法深入人心的一种反映。至于是否存在普遍的妇女文化、妇女共同体、妇女情谊、母性情谊？ 学者们还可以继续讨论。但显然，从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生活中引发出来的女权主义，并不能适合所有妇女的实际生活，因为其突出的特点是只反对性别不平等，所要求的只是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作一些中产阶级式的社会改革，而大多数妇女除了性别压迫外，还有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等问题。普遍的或一般的妇女情谊强调的只是性别因素的重要性，尽管有其适用范围，显然忽视了妇女因民族、种族、阶级、宗教等因素而呈现出的多样化特点。妇女之间的矛盾和对立，并不妨碍她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取得一致，形成临时性的统一战线。妇女的不团结是社会造成的，是社会矛盾在妇女身上的反映。妇女之间的分歧和争论虽反映出这个群体不团结的一面，但有利于社会对妇女问题的更多关注和了解，而这正是妇女史的目的所在。
刘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