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
面对二十世纪科技时代的困惑
——《亨利·亚当斯的教育》述评
盛宁
今年初，诺顿出版公司的德雷克·麦克菲利先生邀请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家小施莱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开列一份理解和把握美国历史的最扼要的必读书书单，施氏欣然应允。书单开出，仅13部著作。美国的几位开国元勋，如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詹姆斯·麦迪逊和托马斯·杰佛逊等有关立国准则的论述，美国思想文化奠基人爱默生、实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威廉·詹姆斯的论著，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亚伯拉罕·林肯总统的演说等单上有名，当然是在情理之中；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的《美利坚联邦》（The American Commonwealth, 1888），冈纳·默德尔（GunnarMyrdal）讨论美国种族主义的《美国的尴尬》（An American Dilemma, 1944），以及莱因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那部从新正教角度切入的《美国历史反讽》（The Irony of American History, 1952）等入选，也无可争议。13部书中，施氏还遴选了两部小说和一部语言学著作—斯陀夫人的《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以及H. L. 门肯的《美国语言》（The American Language, 1936）。能够看到小说和语言文字对于美国的意识形态、乃至最终对于美国历史的建构有着重要的形塑作用，的确反映了施氏别具慧眼的识见。然而，最出乎人们意料的是书单中居然还有一部自传—《亨利·亚当斯的教育》（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 1918）。众所周知，美国是一个极其热中于树碑立传的国家，传记和自传之多，可谓汗牛充栋，施氏从无以数计的传记中独独挑出这一部，认为它是构成美国的自我认识、并能够说明和解释“神秘的美国特征”的一本书，这个中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注释】Arthur M. Schlesinger, Jr.,“The Thirteen Books You Must Read to Understand America: Schlesinger’s Syllabus, ”American Heritage, February/ March, 1998, pp30-38.【注尾】
人人都能想到的原因当然是亨利·亚当斯本人的身份和地位。亚当斯家族与美国历史、与美国民主体制的确立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他的远祖撒缪尔·亚当斯亲自参与了美国独立革命的发起和组织工作；曾祖父约翰·亚当斯，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四个起草人之一，曾任第一届副总统，第二届总统；他的祖父约翰·昆西·亚当斯，在美国独立后曾先后任驻普鲁士、荷兰和俄国的大使，众议院的议员（马萨诸塞州），国务卿，后成为美国第六届总统。有人戏称亚当斯家族是美国“第一皇族”（our first royalty），也许并不为过。因为能与之相比的只有华盛顿、富兰克林、杰佛逊三位合众国的创始人，但他们都没有男性的合法继承人。而到了亨利的父亲这一辈，由于他与波士顿首富皮特·查顿·布鲁克斯的女儿结婚，这一政治经济的联姻，便使亚当斯家族真正成了美国首屈一指的家族。
但实际情况又并不这么简单。这位亨利·亚当斯缺少的却正是某种“皇气”。他不仅没有从政，反而选择了一个终身作为历史旁观者的角色。与所有美国上流富家子弟一样—混迹哈佛，周游欧洲……，他得到了那个国家、那个时代所可能给予的最好的教育；而在南北战争期间，他又作为他父亲（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的私人秘书， 周旋出入于欧洲各国的政治、外交、文化界，与那里的政要名流有着广泛而深入的接触。但是，在名义上，他却始终只是一名历史学家。他曾历时十年撰写了九卷本的《杰斐逊和麦迪逊任内的美国史》（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Administration of Jefferson and Madison, 1889-1891)。由于他本人特殊身份和地位，这就使他有可能站在欧美政治的一个联结点上，并且从西方政治中心的内部进行观察和思考。他这部严格按照德国学派传统、依据确凿的历史文件而编撰的实证主义的美国史，还被美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麦西逊（F. O. Matthiessen）称为“美国史撰写中的最伟大成就之一”。他也曾被推举为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不过这似乎也并不是他本人的意愿。总之，确切地说，亚当斯应该算一个文化学者，一个学识渊博、然而却踽踽独行的学者。他曾自谦地称自己是个“业余人”，因为他的兴趣太广泛了，涉及众多的领域—历史、人类学、文学批评、中世纪研究、哲学、语言学、小说创作、诗歌创作、绘画、雕塑、科学哲学史等等。这种所谓业余人的自称，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不啻又是他对于自己失败的一种承认。
亚当斯的这部自传，其实应该同他的另一部著作《圣米歇尔山与沙特尔》（MontSaintMichel and Chartres, 1905）联系对照着读。后者是一部研究欧洲中世纪文化的专论，也许因为太专门化了，人们一般很少提及。它有一个副题，叫作“关于13世纪同一性的研究”。而亚当斯曾考虑要为他的这部《教育》也加上一个副题：“关于20世纪多元性的研究”（A Study of TwentiethCentury Multiplicity），1918年版的“出版者前言”中提到过此事。这个副题实际上就是我们统揽把握他这部自传的主题的一把钥匙。
19世纪的下半叶，欧美工业革命进入急速发展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这对于当时传统的一元论的世界观，不啻是一种釜底抽薪式的冲击。不要说是一般人，即使是思想界的精英，科学界的权威们，眼看着往日信奉的科学真理被一条条地推翻改写，他们也都感到困惑万分、无所适从。身处剧变之中的亚当斯，阅读了当时英、德、法等国最著名科学家对于世纪之交科学进程的各种评估论著，虽然他对其中许多具体的论述不甚了了，但这些理论的总体指向和基本的结论，却让他感到支撑他信仰的认知基础在像流沙一样地逝去。他发现“无序成了一个基本事实，甚至在巴黎也不例外”；他发现，“对于托马斯·阿奎那，宇宙是一个人；对于斯宾诺莎，是物质；对于康德，真实是‘我’的本质，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信念和绝对的必需；而对于朋加莱（Jules Henri Poincare ,1854-1912，法国数学家），它则是权宜之计；而到了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 1857-1936, 英国数学家、统计学家、优生学家）那里，它仅仅只是交流的媒体。”传统的科学，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所以它所信奉的仍然是“一个上帝，一条法则，一个元素，而整个造化物，都在朝一个遥远的事件前行。”可是，突然之间—于1900年—科学抬起头来，将这一切都否定了。许多科学家只好像皮尔逊那样，认为“超越感官的宇宙只能当作不可认识的东西去认识”（known only as unknowable）。面对着这一切，亚当斯得出结论说：“1900年出生的孩子，将来到一个新的世界，它将不是一个统一的世界，而是一个多元的世界。”【注释】Henry Adams, The Education of Henry Adams（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Boston, 1918）, pp. 449-461, esp. p. 456; p. 461.【注尾】
步入晚年的亚当斯，显然已没有了任何的自信和自豪，他以一种“怀疑、超脱和冷眼旁观”的态度，一种对世界感到厌倦、对现代科学和历史感到无可奈何的态度，深深陷入了对自己一生的回忆。他不是要回忆自己的一生有过怎样的冒险经历，而是要对自己在人生大课堂中的进退得失重新作出评价。他的这部自传很像德语文学传统中的“教育小说”（Bildungsroman，又称为“成长小说”），他把自己当作这样一部小说的主人公，以第三人称的口吻叙述着自己追求知识、接受教育的经历。通常的“教育小说”都是叙述主人公成长、成熟、成功的经历，而亚当斯却几乎是在哀叹自己“失败”的一生。他觉得自己所受到的教育和获得的知识，丝毫也没有使自己聪明起来，没有能使他获得足以应付复杂世事的能力。面对着日趋纷繁复杂的世界，他感到自己所有的知识都已经过时，因而产生了一种不知所措的迷惘，甚或说是一种彻底的绝望。
然而他自己也未曾想到，正是他的这种对世界的根本性怀疑和厌倦失望情绪，却恰好与接踵而来的20世纪、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的时代精神不谋而合。为此，他这部起初只印了100本、只打算在私人友好小圈子中传阅的自传，居然就因为这种所谓的“先见之明”，一跃而成为20世纪的美国青年认识历史、认识社会、认识自己的时代的必读教科书。
为了对自己的文化传统进行阐释，美国思想文化界早已构建了一套完整的认识框架。当然那还是在多元文化的声音还不像今天这般响亮的时候，他们趋于把美利坚文化的源头追溯到“五月花号”开发新大陆的时代，从最初的清教徒移民对于这个腐败尘世的种种愤懑和哀叹，到后来的超验主义者—特别是爱默生、梭罗和惠特曼等—所构建的美国式的个性主义和民主精神，而贯穿于这一文化传统之中的，是一个将文化批判和乌托邦理想主义结合在一起的声音，即所谓一种“美国自我”（American Self）所发出的声音。这是一个在不断地变化、不断进行着重构的声音，换一个说法，也就是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寻找不同的代言人。如果在殖民统治时期的代言人是考顿·梅瑟和乔纳森·爱德华兹，在美国文化复兴时期的代言人是爱默生，那么，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文化转型时期的代言人应该是谁呢？《剑桥美国文学史》主编、哈佛大学的萨克万·伯克维奇教授指出，在这个历史当口，若要使美国民主推进到一个新的时期，19世纪“自助型的”美国自我必须增加一种“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的能力。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语境下，世纪之交代言人的使命便历史地落在了亚当斯的身上。【注释】参见SacvanBercovitch, The Puritan Origians of the American Self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The American Jeremiad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sin Press, 1978).【注尾】
但这种解释抑或过于理性向上了一些。其实我们还应该看到，美国文化的深层一向还有一个悲观、虚无、甚至到无法理喻程度的层面。说来也许有点自相矛盾：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科学技术最发达的国家，它对于科学技术的崇拜是无与伦比的，然而，在它的文化潜意识中，却又对科学技术始终有一种无以名状的困惑和恐惧，仿佛时时刻刻都在担心，它总有一天将要受到自己所创造的科学技术的惩罚。文学艺术是一个民族文化潜意识的最集中的体现，美国文学中对于“恶”的关注和迷恋，也许没有任何国家可以相比。如果说麦尔维尔笔下的“莫比·迪克”，爱伦·坡笔下那锋利如刀刃的“钟摆”，可以读作是19世纪的美国人在开始进入工业时代时所伴生的恐惧，那么，今天的好莱坞变着法儿制作出来、用来自己吓唬自己的灾难片，则更是这种心态的延续和深化：核武器，机器人，基因变异，外星人入侵，计算机失控……，一句话，科学技术的每一个进步，它都可以反过来，被表现成是对于人类存在的一种新的威胁。而再往深处探讨，这里恐怕还不仅仅是一个对科学技术恐惧的问题，它显然反映了美国人对于自己的存在，对于自己所存在的世界，对这个世界的前途有一种根本的怀疑，感到无法最终地把握和控制。在这个问题上，亚当斯虽不算是开风气之先，但是，他对未来世界的悲观绝望，显然也是很少有人能够比超的。正是这位亚当斯，他是将所谓热力学第二定律（熵的定律）用于人类历史和社会的发展的第一人。在他那封著名的《致美国历史教师的一封信》（1909）中，他把人类社会描绘成一个由相互独立、相互隔绝的团体构成的封闭系统。他认为，由于“熵的定律制约着各种能量的活动—包括人的精神活动”，因此在人类社会这个封闭系统中，“生活是没有意义的，探索也总是以纯粹的虚无空寂而告终，人无处可逃。”【注释】Henry Adams, Degradation of the Democratic Dogma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1949), p. 251.【注尾】亚当斯悲观虚无至此，这显然已大大超过了“自我怀疑”和“自我批评”的范畴。小施莱辛格说亚当斯的自传能够说明和解释“神秘的美国特性”，也许就是基于这一理由吧。
盛宁：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外国文学评论》副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