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8年第4期
国际政治研究的路标
——评王逸舟新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
王勇
梳理庞杂的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是必要的，但又是费时费力的。有位著名人文学者曾说，没有系统地读过前人遗留下的伟大著作，是不能随便动笔的。王逸舟先生的新著《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正是在与众多理论巨人对话之后的产物。
一、强调科学的方法论意识
作者对西方国际政治理论流派和观点的梳理与评述是细致的、精确的，把在西方国际政治理论发展史上真正重要的代表人物的思想凸现了出来。
本书的核心特色是在方法论问题上的浓墨重彩，反映了作者超前的学科意识和眼光。有鉴于此，那些关注国际政治研究“科学性”的读者可以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了解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思考。
国际政治学科的独立性与科学性问题一直是学者们争论的焦点。国内不少学者在欣赏西方理论的同时，又把其数理分析等科学学派斥之为“垃圾”理论而不屑一顾。其实，科学学派的理论是西方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产物，只关注一部分理论而对其他理论视而不见，并非一个科学态度，对于提高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不利。目前国内国际政治研究不太发达的原因很多，但与我们对社会科学基本概念和基本方法缺乏研究不无关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西方社会科学的一大趋势是逐渐科学化和精确化，分析工具日益发达。
作者对于方法论的关注贯彻全书始终。在评述科学行为主义理论时，不仅概述了其基本的主张，而且对其中一些理论的构成方式和过程作了较深入的探讨。例如，在对卡普兰六大国际系统模式理论的研究中，作者着重从一般意义上介绍了其学说的理论基础，介绍了理论的要素与本质，尤其阐发了卡普兰对国际政治研究科学化的努力。卡普兰曾强调，国际政治学不应当过多地被赋予预测功能，做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目标应当是分析性的和功能性的（第123页）。
作者指出，“行为科学”支配国际研究时期有两个代表性的特点：第一，力图使国际研究精确化；第二，强烈的学科方法论意识（第111页）。作者对于科学主义成就的评价也是符合国际政治学发展的历史的，“科学主义作为西方国际政治学一个学派的出现，是这门学科自我意识大大增强和产生积极后果的重要标志”（第124页）。它缩短了国际政治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差距，逐渐使国际政治学者在其他学科的同行面前挺直了腰杆。当然，正如作者指出的，探索西方国际政治理论的科学化研究，不是拘泥于其具体的分析工具和结论，而是学习其科学精神。这种平衡的观点值得读者进一步思考。
二、 理论的预测功能与政策功能
理论与政策的关系往往是十分复杂的。不少国际政治理论家否认理论的预测功能和政策功能，更多强调理论的分析功能，这其实是一种矫枉过正。过多地赋予理论以预测功能固然不可取，但是不能把握历史大趋势的理论也没有太多的价值。从美国学者反思在预测苏联解体问题上的失败也能看出他们对于理论的实用性也是极为重视的。
一般认为，美国的国际研究没能预测苏联的“突然”崩溃。那么毛病出在哪里呢？作者详细介绍了美国学者的反思，这对于思考中国理论建设的方向同样具有重要的意义。一些美国学者指出：“苏联问题专家和国际关系学者的失败，并不是经验式的，而是观念性的。” （第238-239页）他们把这种失败称为研究范式和方法的“复杂的失败”（complex failure），主要是：（1）过多关注稳定即所谓“长久和平”的问题，过多关注国际体系内列强之间相对和平稳定状态的前景；（2）把现实当成合理的而又不可更改的状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期持续的和相对平稳的国际格局对知识界的态度和研究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塑造作用”（第239页），过于迷信现实主义权力政治中“势力均衡”等原则，过于夸大苏联集团的稳固性，压制了思想的创造性和活力。
针对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的缺点，新自由主义对苏联集团瓦解的原因作出了新的解释。他们强调：（1）西方思想和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的辐射具有巨大深远的作用；（2）研究要“深入到东西方国家各自内部的政策倾向和效果上面”（第242页）；（3）苏联新思维对变革的重要性。作者介绍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几个有代表性的作者，包括麦可·多伊利（Michael W. Doyle）和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多伊利《自由主义与冷战的结束》一文把苏联崩溃归于“民主自由化”（自由思想）、“自由现代化”（民主和市场经济的效用），以及“自由国际主义”等因素；斯奈德在《神话、现代性和戈尔巴乔夫的世界》的论文中用现代化的模式解释冷战的终结，这些研究都十分值得重视。
国际政治研究国家和国际格局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个体的人和个人组成的群体极大影响了国家和国际格局的方向。苏联模式、两极对立都不可能改变人性和人的作用，在历史进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终究还是人。西方主流国际政治学忽视对个体的人及其认知的研究，忽视人性的研究包括人对自由和幸福生活的追求等因素，是导致预测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状况在以肯尼斯·沃尔兹为代表的新现实主义学派中更为突出。本书作者对于沃尔兹理论的批判是深刻的，揭示了其注重结构忽视人的致命弱点。
经济学家凯恩斯曾经说过，决策者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他所处时代流行思想的俘虏。理论对于政策的影响是巨大的。不同的阶段需要不同的更先进的理论，理论可以开拓视野，转换思考利益与反应的角度。在当今时代，如果我们的国际政治理论继续为传统现实主义的力量、均势、国家利益等概念所笼罩的话，那么这种理论的政策结果必然过分强调权力现实主义，从而和协调与合作的国际要求格格不入。
三、自由主义学派的意义
“自由主义”在西方社会科学中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广泛应用于国际政治、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分析中。但是，这一概念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也不易理解，这主要是由中西政治文化的差异造成的。较之自由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国人对于现实主义理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认同感。但是，自由主义学派对于深化中国的国际政治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人们常常抱怨：现在的研究就是研究大国之间的关系与政策，缺乏新的学科探索勇气。在现实主义权力政治观的影响下，我们的眼中只有国家，把国家当成一个铁板一块的实体，从而忽视了对于国家内部的决策过程、制度与个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的探讨，也忽视了国家之外的国际行为体和发展趋势。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在知识结构中缺乏必要的政治学训练，在不少学校政治学仍没有列入国际政治学科的必修课。此外，理论与实证研究“两张皮”也是重要原因，不少人津津乐道理论的同时没有更有意识地或更有效地用这些理论分析现实中的国际政治。
自由主义理论强调国家内部的政策过程和国家之外的行为体，似乎可以成为改变这种状况的良药。王逸舟在著作中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其中关键部分值得在此引述。他指出：在新的视角下，对所谓“国内决策过程讨论”、“国际博弈关系分析”、“制度与个人、政治与经济的互动过程”等的探索，“开发出了研究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一种新领域和新前景：它使得国际政治与国家政治的分析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国际关系的分析与政治学的分析更紧密地结合起来，使传统的外交及国家间关系的研究与制度、历史和社会关系等方面的比较研究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它破除了以往一种认识，即国家（state）是一个整体，政府是无私的，官员是仅仅以‘国家利益’为行动准则的，对外政策完全是一种‘理性行为’；人们看到了国家的不同权力及其相互制约关系，看到了政府的声明与它的私心的差别，看到了决策者的不同行为动机，尤其是注意到了这些因素对国家对外政策的强烈的、有时是完全非理性的作用。它使利益集团和利益结构以及利益分化和改变的问题变得更加突出，成为国际研究者不可回避的新课题。”（第150-151页）只有把自由主义与我们熟知的现实主义更好地结合，我们的国际政治研究才能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四、国际社会与国际制度理论
国际社会与国际制度理论是自由主义的主要理论。本书的一个特色是把70年代后期以来的“国际规则”论（international regimes）、“国际制度”论（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与英国的“国际社会”论归为同一个学派，即所谓“国际法和集体安全学派”，其中介绍了一些较新的理论，如“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基本观点和代表。作者认为，“他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规范’（norms）、‘文化’（cultures）和‘认同’（identities）等概念的分析，把它们作为研究国际安全环境和国际安全战略的基础。”（第158页）
如何评价国际社会理论，也是作者着墨较多的部分，这对于确定长期的现实政策目标无疑具有启发性。可以说，这是作者对国际政治中文明问题思考的延续（见作者的另一本著作《当代国际政治析论》有关内容）。作者以波斯湾战争的例子论证了当今国际秩序的“同心圆”的构造，即当今以美国霸权为基础的国际秩序的现实。正如作者指出的，国际社会理论使人们的“思考线索延伸”了，作者也给我们留下了悠长的思维空间，去进一步思考文化、文化与政治、权力与道德、国家与社会等等命题。
在评述国际制度理论时，作者在读者面前呈现了一幅立体的画面。作者把国际制度理论既与英国注重历史文化价值观的国际社会理论相比较，又与传统现实主义相观照。国际制度学家承认，尽管理想主义、利他主义、个人品德、共同追求、国际规范或对某种文化价值的信念等因素对于实现国际合作有影响，但它们不是合作的必要前提。作者指出：“在这一点上，国际制度学派与国际社会学派显然拉开了距离：后者（国际社会学派）特别强调共同文化、共同价值甚至共同的历史发展线索对于‘国际社会’之形成的重要性，而国际制度理论不以特定的伦理道德标准判断国际合作问题。”在这个方面，国际制度理论与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相接近：“它们都不问价值判断问题，不管好坏对错问题，它们关注的重心是效率和功能，是合作的形态本身。”（第391页）
结构自由主义是后冷战时期在美国兴起的一个理论，对于我们判断唯一超级大国美国的走向具有重要的启发作用。作者曾与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G.J. 埃肯伯瑞（G. J. Ikenberry）等人进行直接对话。早在几年以前，埃肯伯瑞曾在《外交》杂志上阐述了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大家对于保罗·肯尼迪的“大国兴衰论”是非常熟悉的，它主要强调物质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是大国国际地位沉浮的主要基础。这一理论尽管遭到了众多反驳，但反对派未能形成一套具有震撼力的理论。结构自由主义通过提倡力量或霸权来自于思想的号召力和凝聚力，而成为影响较大的一个新理论。尽管都重视思想的作用，但结构自由主义比起各种自由主义的理论学说，如“软权力”、民主和平论、多元安全共同体、复合性相互依存以及贸易国家论等都更具有归纳力和解释力。
结构自由主义不同意传统现实主义对于后冷战格局的悲观看法。现实主义认为：西方国家将回到三四十年代的老路上，国际无政府状态将重新支配它们之间的关系：经济竞争、安全困境、武器竞赛、极端民族主义、起平衡作用的联盟以及新的战争的威胁等（第487页）。结构自由主义提出了截然不同的看法：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和西方自由主义盟友共同缔造了一种新型的战略、政治与经济秩序，在解决它们之间传统冲突的同时，为世界新秩序奠定了制度化的规则。它认为，西方当代秩序有五大基本特征，其中“渗透性霸权”（penetrated hegemony）最为重要，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建立的霸权在其国内政治体制与自由主义信仰的影响下，表现出了不同于传统霸权的特点，它更注重互惠性，所有隶属该霸权的国家均能获得好处，因而具有更大的合法性与向心力（第489页）。用该理论代表埃肯伯瑞等的话说，“美国式霸权有一种突出的自由主义气息——它更讲究求同存异，更注重合作，更愿意与他人一体化而不是强迫他人服从。以美国为中心的这种政治体系的特点——特别是它的透明性、权力制衡性、决策通道的多元性——使得它的西欧和日本盟友能够参与整个西方制度的塑造过程。其结果，美国的霸权具有很高的合法性，从不受到任何质疑和挑战。”（第489页）
作者认为，“这支学派在方法论上虽无显著创意，但思想理论通俗易懂、政治观点明晰、问题归纳全面系统。”（第485-486页）结构自由主义实际上提出了“国际领导新说”，即在美国物质力量相对衰落的今天，“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主要不是通过强力、军事实力、物质能力等等达到的，而是依靠它所创造的自由主义政治秩序，通过民主自由精神的传播、通过对美国模式的日益增长的认同实现的。”（第509页）这一理论提出的观点值得各界人士思考，对于外交政策制定者也是有助益的。
五、营造中国国际政治理论的流派
本书是一本综述和评述的著作，如何写好这样一部著作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作者知识积累的广度、对理论本身把握的深度、方法论的意识与知识，以及占有和驾驭庞大资料的能力。从著作本身判断，作者显然具有完成这一艰辛任务的最佳素质组合。作者选取了最有影响的理论流派，同时又照顾到了最新的理论动向，以多视角的审视方法加以处理，可以说是近年少有的理论力作。
本书表现出了作者对于西方近现代哲学、心理学、系统论等知识的高度素养：康德的“永久和平论”、黑格尔的国家学说、塔科特·帕特斯（Talcott Parsons）的结构主义以及德国批判哲学家哈贝马斯的学习理论等，都在作者的笔下运用自如。
本书的另一大特色是：在评述主流理论流派的同时，又引入了主流的反面——批判理论，如强调冲破国家中心论、突出“历史社会科学”的“世界体系论”（第15章）与同样强调打破国家中心观、强调建立在非政府组织基础上的“全球市民社会”的生态政治论（第16章），以及形形色色的批判理论（第18章）等。作者显然认识到，国际政治研究对于这些异端理论过于迟钝，过于为国家和权力中心论所“迷惑”。相比而言，政治学、社会学、环境科学、女权研究和哲学等兄弟学科远比国际政治研究敏感。作者给我们的启示是，国际政治学者必须扩充自我知识积累的广度和深度，还必须具有开拓创新的勇气。
与其他任何一本著作一样，本书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在历史和理论中都提到的某些观点在处理上略有重复之处；在一些理论如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上着墨不够（这可能与IPE研究本身多具体化和个案化有关）。
开创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和研究的不同流派是不少有识之士的共识。但是，怎样创造群峰对峙、百花争艳的局面尚需进一步讨论。在这方面，王逸舟先生的新著对西方理论的研究给予我们不少启示。要产生流派需有多种基础：现实的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坚定的信仰，把握未来的使命感以及先进的方法论和分析工具等。西方的国际政治研究是庞大的，既有理论的关照，又有众多实际案例的分析，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要创造一个全面的学科繁荣，必须依赖于这两条战线的深入。相信本书的出版与广泛传播会为未来几年的国际政治学科建设树立一个鲜明的“路标”和参照系统。同时，它也将起到一种“媒介质”的作用，刺激国际政治学人们的大脑细胞，去更深入地了解这些理论，根据个人的兴趣去深究这些理论；另一方面，也将会结合政治现实与政策，产生出一批具有理论视角的“个案研究”成果。
在结束理论迷宫的漫游之后，作者写下了《结束语》，这些隽语值得我们再三思考、身体力行：“我们可以从点滴的改进入手：少一点低水平的重复，多一点认真独立的思索；少一点大而不当的空泛之议，多一点专题性的深入研究；少一点功用性的追求，多一点‘纯理论’的探讨；少一点‘撞击反射’式的应对，多一点方法论的剖析；少一点根据不足的‘创造’，多一点对他人经验的认真汲取；……。如果踏实一些，虚心一些，真正‘有中国特色’的国际政治学说的出现，可能更有希望。”
王勇：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