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6年第4期
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女性主义诠释
——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
石斌
国际政治是男性的“领地”；现实主义理论纯属“男人之见”(masculine perspective)。
这是Ｊ·安·蒂克纳(J. Ann Tickner)《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 Press, 1992)一书的基本立场。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女性主义姗姗来迟，不过并非有意迟到。在其他社会科学门类已经给女性主义让出即便是一隅之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国际关系领域一直拒绝向女性主义敞开大门，直到８０年代中期才勉强——用一位评论者的话说——给后者开了一扇窗户。
原因似乎很简单。妇女由家庭走向社会的历程，真可谓“最漫长的革命”，更遑论相与言“天下大事”？阳刚阴柔、内外有别，东西方传统文化里边都不缺这类关于男女性别特质(masculinity/femininity)的二元划分，余音绕梁，迄未绝响。国际关系思想传统讲究的是所谓“高级政治”(high politics)，关键词是战争、和平、权力、利益、现实政治(Realpolitik)……，似乎没有比这儿更与妇女“无关”的地方了。但女性主义终于还是进来了。
１９８８年，英美学者在伦敦经济学院举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专题学术讨论会，题目叫“妇女与国际关系”。著名的《千年盛世》(Millennium)杂志那年冬季还为此出了专集。此后，女性主义学者纷纷撰文参加讨论，连“主流派”学者如基欧汉(R.Keohane)等人也来凑趣，掀起一阵高潮。时至今日，新编的国际政治文集也常常在末尾选上一篇女性主义的作品。聊备一格？抑或西人的俗套：last but not least（最后一篇但未必是最次要的一篇）？总之是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代表国际关系主要思想传统的现实主义理论首先进入女性主义批评的视野。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批评便来自美国政治学者蒂克纳。她在伦敦会议上的论文题目就叫《汉斯·摩根索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女性主义的重新表述》，矛头直指摩根索这位经典现实主义在当代的主要传人。１９９２年出版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一书基本上是上文主题的进一步发挥。
作者自称，该书的宗旨是将“社会性别”(gender)作为一个分析范畴，使女性经验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之论题的一部分，从而改变男性主宰国际关系研究的现状。她断言，除非彻底消灭赋予男性特质、男人的知识和经验以及特权地位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妇女在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中的边缘化便不可能得到改善。
蒂克纳首先指出，妇女在与对外事务有关的实践领域边缘地位最为突出。从古至今国家高层决策圈、对外政策权势集团里几乎看不到妇女的踪影，军队更是展示和强化男性特质的最佳场所。叶卡捷琳娜二世、伊丽莎白一世、撒切尔夫人等只是少数例外，而且她们之所以非同寻常，正是因为她们所扮演的角色通常是由男性来充当的。
１９８７年美国国会议员帕特里夏(Patricia Schroeder)宣布退出总统大选后，各大报刊竞相在头版刊登了一张帕特里夏伏在丈夫肩上眼泪汪汪的大幅照片，让美国人议论了好一阵子。这个故事背后的潜台词是：设想由这样一位感情脆弱的妇女来掌管美国的核按钮，岂非匪夷所思！在蒂克纳看来，这件事情所引起的议论足以说明，人们（无论男女）仍普遍持有这样的看法：军队和外交领域最不宜妇女涉足。她认为，在近现代国际体系中，国际政治活动从来就谈不上什么“性别中立”，注意到这点很重要。
学术界的情况又如何呢？既然主要是男人在制定和实施军事、外交政策，以这类活动为研究对象的国际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势必主要与男人和男性特质有关。但人们却很少意识到，因为在大多数知识领域，我们已经惯于对“人”和“男人”不加任何区分。其实，“男人的”未必就是“人（类）的”，甚至那些被纳入“男性特质”范畴的东西（如客观、理性、独立、果敢……）实际上也未必适合每一个具体的男子。说到底，所谓男女性别特质基本上与生物遗传因素无关，它们不过是“由社会和文化建构而成”的一整套范畴，一系列在人们的观念中相对定型的“意象”(image)。
虽然未加说明，“社会性别”这一概念在蒂克纳那里实际上有两层含义：一是指男女社会性别之间的差异。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有明显的问题和局限。既然社会性别是一套关于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社会建构物，其形成有一个被称作“社会化”的过程，我们给男女分别贴上的种种标签必然因时因地因人而异，例如将不同社会、文化、阶级、种族背景之下的相同性别加以比较，结果可能会大不一样，因此须格外小心；二是指社会性别之间的关系。在这方面，女性主义强调的是“权力”在两大社会性别间的不平等分配。人们对男女性别特质的二元划分，不只是表明差异，在特定情形下还规定了它们的价值等级，例如当“理性”受到推崇时，很可能“情感”就遭到贬抑。显然，对女性主义来说，只讨论第一个层次还远远不够。
女性主义批评首先针对现实主义绝非偶然。我们知道，现实主义传统源远流长，影响深远，从修昔底德、马基雅弗利、霍布斯……到当代的摩根索、凯南、基辛格，现实主义这一路名家辈出，代不乏人，他们或在理论上为之摇旗呐喊或在实践中身体力行。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思想家以悲观的人性论和国际无政府状态为理论基础，认为国家是国际体系中唯一重要的行为体，国家的行动准则是依照权势来定义的国家利益，国际关系的本质是争夺权势，国家不能按照普遍的道德律令行事（至少“国家道德”不同于个人道德），而是从“现实政治”出发采取行动。这就是现实主义者最基本的信条。在当代，摩根索在其经典著作《国家间政治》中所归纳的政治现实主义六原则被许多人奉为圭臬，影响了几代国际关系理论家和实干家。
蒂克纳认为，这个一手塑造了国际关系研究基本面貌的思想传统，其基础却是男性世界观，摩根索对国际政治的描绘不仅是片面的——因为他对人性的假设是片面的，而且突出地体现了主流学派的最大弊端，即将男性特质置于特权地位。蒂克纳围绕摩氏六原则的几个核心概念展开批评。
摩根索宣称，以根植于人性的客观法则为基础便可以建立一套反映这些客观法则，合乎理性的国际政治理论。与许多女性主义者一样，蒂克纳对发现知识的普遍、客观基础之可能性持怀疑态度，理由是知识乃由社会建构，人们通过语言来传递知识，那么语言的运用及其客观性便总是很可疑。用女性主义科学专家伊芙琳·凯勒(E.Keller)的话说，西方文化定义的所谓“客观性”，不过是一整套等同于男性特质的信仰体系，一整套文化价值观，它同时推崇那些被界定为“科学的”和“男性的”东西，甚至将二者牵扯在一起。
大多数现实主义思想家对人性的看法是悲观的（当然这不等于“性恶论”）。摩根索的“政治人”是完全不受道德约束的野兽。尽管他强调政治现实主义以人性的多元概念为基础，现实的人和现实的国家一样既是“道德的”，也是“兽性的”，但他认为国家并不按普遍的道德律令行事，单方面这样做必定失败，因此“政治人”必须“暂时从人性的其他方面抽身出来”。“政治人”的非道德行为不仅是许可的，也是审慎的。国家可以像野兽一样采取行动，因为要生存就必须最大限度地增加权力并随时准备战斗。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就这样被搬到国际层次上，国家也人格化了。女性主义反对这种所谓“政治领域的独立性”，认为摩根索的“政治人”只是出于他对人性的片面概括。女性主义学者爱尔希坦(Jean Elshtain)甚至指出，从人类学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一个明显的谬误。因为，如果生命有必要延续下去的话，妇女必须承担繁衍生命，养育后代的工作，而不是参加战争。换句话说，在霍布斯的自然状态里没有妇女，那只是一个“一切（男）人反对一切（男）人”的世界。政治现实主义者实际上夸大了国际体系中的冲突，忽略、至少是低估了合作的一面。摩根索为了解决普遍道德律令与追求国家利益的有效政治行为需求之间的矛盾，提出了一个非道德的国际权势政治领域，在这里，普遍、绝对的道德实际上已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结果主义式的(consequentialism)，以“自利”为指针的所谓“国家道德”。马克斯·韦伯也用不同的术语表达过同样的意思。对此，蒂克纳称之为工具道德，并认为在核子时代这种道德观只会导致灾难。
现实主义理论通常认为，在国际无政府状态下，国家常常陷入赫兹(John Herz)所说的“安全两难”(security dilemma)，导致竞争不断升级，使得冲突成为国际政治景观的基本色调，为权势而展开持久的斗争就是国际政治的本质。摩根索的继承人和修补者肯尼思·沃尔兹(K.Waltz)还用卢梭（《论人类不平等》）著名的“五个狩鹿人”的故事来说明冲突乃是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使然。尽管沃尔兹基本上取消了人性前提而将重点放在国际体系的结构上，但他对“权力”的看法与摩根索并无区别。蒂克纳觉得，现实主义对“权力”与“安全”的定义很成问题。摩根索将权力定义为“人对他人的心灵和行动的控制”。女性主义者却不以为然。她们认为事实上行使权力一般是男性的活动，妇女很少在公共领域行使合法权力。对她们来说，“权力”是个多元概念，具有“互利”、“合作”、“相互授权”等等内涵，唯独没有“支配”或“控制”的意思。女性主义常常引用汉娜·阿连德在《论暴力》一书中给“权力”下的定义：“与他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协调行动的能力”。由于妇女很少拥有强制性工具，她们行使权力的方式是“劝说”(persuasion)，尤其在争取联盟的时候。国际体系中处于弱势的小国也常常运动类似的策略，像欧盟这样的区域组织也以相互授权为基础。不过蒂克纳承认，将“权力”视为“控制力”是国际关系中较为普遍的现实，但她指出，问题在于冲突毕竟只是国际政治图景的部分画面，将“权力”仅仅理解为“控制力”往往掩盖了合作的潜力。“国家安全”及与之相关的“国家利益”概念也需要重新定义。摩根索只强调军事安全，显然已不合时宜。对世界大多数人来说，满足基本的物质需求与抵御外来军事威胁同样重要。在经济、社会、环境、生态等方面，国家之间显然存在许多共同利益，而妇女在这些领域的作用恰恰最为突出。面对日益严重的全球环境问题，是“征服（控制）”自然还是与之相亲和，当代人不是深感困惑吗？安全内涵的变化，国家间的相互依存（尽管仍有不平等的依存关系），以及人类已掌握各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基本现实，迫使人类加强合作并且寻找新的冲突解决办法，解决的结果应该、也可能是“互利”而不是“零和”。为此必须摈弃用“恶魔论”塑造敌国形象的思维方式。女性主义在解决冲突问题上提倡以保护而不是毁灭生命为特征的“母性思维”，认为家庭冲突的非暴力解决方式早已被普遍接受——这说明男性也可以具备这种思维方式——国际冲突的和平解决方式同样有可能被更加广泛地接受。
通过对摩根索的修正，蒂克纳最后得出了她的女性主义国际政治六原则。
与激进派和后现代女性主义相比，蒂克纳对摩根索的批评是相当温和的。现实主义自５０年代起就一直遭到来自阵营内外的批评，其地位却并未从根本上发生动摇。这或许是因为，比起某些以“科学”相标榜、实则规避国际政治学中最基本的核心论题、沉溺于一些非实质性的边缘问题，甚至等而下之以革新方法论为名、实则只在形式上下功夫的“新学”来，现实主义紧紧围绕一些重大主题，通过历史考察和宏观哲学思考，有时甚至只是基于“常识”和直觉来认识国际政治，自有其独到、深刻之处，而且风格平实，不故弄玄虚（这正是其容易被人接受的原因之一）。蒂克纳也从未全盘否定现实主义传统。不过她强调，国际关系的认识论迫切需要加上女性的视角，缺少这个“他者”的眼光，我们所能够得到的充其量只是
片面的深刻。简言之，要建立起包容并最终超越男性特质和女性特质的“无社会性别的”、“人类的”共同话语，妇女必须“在场”。
女性主义批评所提供的是一个全新的观察角度，尽管有些观点还缺乏足够的说服力，却仍然使笔者的习惯性思维受到很大刺激，从而引发新的思考。蒂克纳的书就给人这种耳目一新的感觉。不过，掩卷细想，觉得也有很大问题。其中一个严重的缺陷是，她实际上回避了“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现实主义的重要理论前提，这就使得她的许多批评未能切中要害。另外，她常常不知不觉地将女性主义原则与女性特质混淆起来。虽然她宣称男女性别特质由社会所建构，却将“女性的”(feminine)和“女性主义的”(feministic)价值观不加区别地等同于妇女的价值观，并且假定只要妇女在国际关系领域有足够的代表性，目前的状况就会改变。这无异于将“男女之别与生俱来”这一观念具体化，而这正是妇女长期受到区别对待和不平等对待的主要依据。蒂克纳相信，男性视角加上女性视角，便可重新描绘现实，或至少使画面更完整。这里的假设是：妇女以不同于男子的方式去观察和体验世界，因而她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刻画必然不同于迄今为止由男性所提供的图景。这个假设似乎暗示：男女各有一条互不搭界的通往知识的途径。这样一来，对性别差异的认识就很容易远离“社会建构”说的轨道，倒退到生物遗传决定论上去，倘如此，则显然无助于改变她所批评的“社会性别等级制”。再者，国际关系的一些基本概念固然需要重新认识，却未必一定要从女性主义角度修正，因为人们所预期的毕竟不是用女性主义话语代替男性话语。倘若强调妇女（出于其女性特质）可以将事情做得更好，这样的立场则有可能加剧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研究的边缘化趋势。此外，由于仍在现实主义所设定的框架内兜圈子，不啻是跟着它的琴弦跳舞，结果转来转去很可能还在同一个舞池里。包括蒂克纳在内的许多女性主义批评在抱怨现实主义这件紧身衣的同时，常常又在无意中肯定它的统治地位，后者难免会因此而更加轻松自得，认为这一切不过是女性主义的自言自语，与之何干！
作为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众多流派中的一家之言。蒂克纳的观点即便是在女性主义内部也颇有争议，如“批评的女性主义”就认为，不能将现有的论题视为当然，而要问在确定论题时我们漏掉了些什么，也无须呼吁将妇女“容纳进去”(include-in)，因为“我们已经在那里”。
尽管如此，由蒂克纳等人首开其端的这场对现实主义的挑战仍然不容回避。事实上，主流学者已不得不站出来回答女性主义的诘难。就其理论形态而言，蒂克纳的著作反映的基本上还只是女性主义国际理论的早期成就。女性主义国际理论取得“合法”地位已经十几年，其研究已经大大深化，且已形成好几个各具特色的学派，给相对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而言已经显得有些沉闷的国际关系研究界带来一股清新的空气，注入新的活力。
石斌：南京师范大学讲师、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