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8年第2期
克林顿执政以来的中美关系
贾庆国
克林顿上台以来，中美关系经历了风风雨雨，长期在低谷徘徊。1996年夏，克林顿国家安全特别助理莱克访华后，两国关系开始出现缓和，然而，1997年春，美国国内一些反华势力又开始在政治捐款、香港、人权、贸易、军售等一系列问题上发难，在美国国内掀起阵阵反华浪潮，并一度危及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直到1997年6月美国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和7月1日中国顺利收回香港以后，中美关系才恢复了改善的势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10月底至11月初对美进行国事访问，使中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合作局面。中美关系变幻莫测，令人回味无穷。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发展具有哪些特点？导致两国关系长期低谷徘徊和1996年以来两国关系改善过程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是什么？未来中美关系发展的前景如何？本文试图就上述问题提出一些 个人的看法。
一、克林顿执政以来中美关系发展的特点
回顾克林顿执政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我想有以下几个特点：（1）先抑后扬；（2）一波三折；（3）发展前景尚难以乐观。
1. 人权与最惠国待遇
1992年总统竞选期间，当时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克林顿激烈批评布什总统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特别是人权问题上，对中国采取所谓姑息主义的态度，他主张美国利用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后者在人权问题上作出重大让步。1992年7月，克林顿在纽约举行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说，美国需要建立一个“不迁就从巴格达到北京的暴君的”美国。在此前后，他在洛杉矶世界事务委员会发表竞选演说时严厉批评布什总统“照常同在天安门广场抑杀自由的人做生意。”【注释】Jim Mann, “Clintons Tough China Talk Keeps Diplomats Guessing,”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6, 1992.【注尾】9月14日，美参议院通过有条件给中国最惠国待遇议案，克林顿就此发表声明说，“我认为该议案将促进我们在该地区的利益并将加速中国自由和民主的来临。”“现在该结束布什政府不成功的政策了。”【注释】《克林顿赞扬参议院对中国采取的行动》，合众国际社阿肯色州小石城9月16日电。【注尾】
克林顿当选后不久，便宣布准备给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1993年2月28日，克林顿在美利坚大学发表对外贸易政策讲演，表示在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美国政府考虑要附加一些条件，即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和中国对民主的尊重。【注释】《克林顿总统关于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声明》，刘连第和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北京·时事出版社，1995年版，第357页。【注尾】5月28日，白宫新闻秘书办公室公布《总统关于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声明》，声明称，美国承认中国的重要性，但美国也需要坚持自己的价值观，美国坚决要求中国在人权问题上有重大改进。为此，美国决定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12个月，下一年是否延长将取决于中国是否在改进人权方面取得重大进展。【注释】《克林顿总统关于中国最惠国地位的声明》，第525-528页。【注尾】 同日，克林顿签署了关于1994年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条件的行政命令，该命令明确提出1994年美国延长中国最惠国地位的条件，其中包括：（1）“采取步骤开始遵守《世界人权宣言》”；（2）“释放那些因非暴力表达政治和宗教信仰、包括表达与‘民主墙’和天安门广场运动有关的信仰，而遭监禁或拘留的中国人并对他们的情况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3）“保证犯人的人道待遇，例如，允许国际人道主义和人权组织进监狱视察”；（4）“保护西藏独特的宗教和文化遗产”；（5）“允许国际广播电台和电视台对中国广播。”【注释】《克林顿总统关于1994年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的行政命令》，同上，第529-530页。【注尾】
克林顿政府的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利益，因而遭到了中国政府的抵制。5月29日，中国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政府这样做是将贸易政治化，严重干涉了中国内政，中国政府对此坚决反对，并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5月31日，中国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强调指出，中国反对美国政府的这种做法，中国政府认为人权问题与最惠国问题和贸易问题没有关系，是两回事，中国政府不赞成将这两个根本不同的问题硬联在一起。【注释】同上，第370页。【注尾】
由于克林顿政府将人权与最惠国问题挂钩的做法危及两国关系的正常进行，既损害了中国的利益，也损害了美国的利益，因而也遭到越来越多的美国人的反对。1994年初，随着美国政府一年一度的审查中国最惠国问题时间的临近，美国一些知名人士纷纷发表文章和公开讲话，批评克林顿政府将人权与贸易挂钩的做法。例如1994年3月23日，美前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在芝加哥说，美国应当承认正在崛起的中国的地位和影响，维持与中国的良好关系，并与之建立和发展密切的战略磋商关系。美国在这个时候用人权向中国施加压力，犯了严重的错误。【注释】《克林顿总统关于1994年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的行政命令》，第419页。【注尾】
一些美国参议员也公开表示对克林顿政府的这种做法的不满。1994年3月25日，美国国会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国际贸易小组委员会主席鲍卡斯对记者说，参议院中大约有60人认为应该将中国的贸易地位问题和人权问题分开。克林顿政府将人权与贸易挂钩的做法充满了对抗，其他国家并没有采取这种笨拙的做法。他建议政府用非贸易手段去改善中国的人权状况。【注释】同上。【注尾】5月17日，106名美国两党国会众议员联名写信给克林顿总统，敦促后者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并采取其他方式处理两国间的人权问题，以取代两国在最惠国待遇问题上一年一度的对抗。【注释】同上，第431页。【注尾】5月18日，美国参众两院议长分别发表讲话，表示希望克林顿政府无条件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注释】同上，第432页。【注尾】
受克林顿政府的挂钩政策影响最大的美国工商界对此反应尤为强烈，同年5月5日，近800家美国企业联名写信给克林顿，要求后者将贸易和人权分开，并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注释】同上，第428-429页。【注尾】
面对来自各方的强大压力和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严重后果，克林顿政府在最惠国问题上的立场开始逐步软化。3月3日，助理国务卿洛德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不指望在一年或几个月内改变中国社会，美国所谋求的只是一个积极的趋势。【注释】《克林顿总统关于1994年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的行政命令》，第412页。【注尾】 3月16日，克林顿在会晤以色列总理拉宾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人权固然重要，但其他问题也很重要”。“我深信，从长远来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和加强我们（同中国）的关系，并强调我们在人权问题上的主张。”【注释】同上，第416页。【注尾】5月3日，克林顿在美国有线新闻电视公司向全球转播的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中美关系将受到损害，他并不希望这种事发生。他承认，中国在许多领域里已经取得真正的进展，在人权领域也取得一些进展，但认为中美两国“仍然有一段路要走”。【注释】同上，第428页。【注尾】5月21日，美国商务部长布朗对记者说，他认为美国应当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美中商务关系十分重要，美国商业和工业肯定要参与美中合作和交流。美国如果不参与，其他国家也会参与。【注释】同上，第432页。【注尾】
1994年5月26日，在人权与贸易挂钩政策无法奏效的情况下，克林顿宣布美国政府将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并表示以后不再将人权作为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他说，美国必须“从美国在亚太地区政策的更广阔的范围看待与中国的关系。” 美中关系对所有美国人都很重要，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有利于避免孤立中国，使美国得以同中国进行经济、文化、教育和其他方面的接触，有利于美国推动中国改善人权的努力。美国准备奉行与中国进行接触的、更广泛的战略。【注释】同上，第433页。【注尾】
2. 台湾问题
在中国最惠国待遇问题困扰中美关系的同时，台湾问题重新成为中美关系中的一个热点问题。美国国内一些反华势力和台湾当局相互勾结，企图利用“六·四”事件后中美关系低迷和台湾岛内民主化带来的契机提升美台关系。克林顿政府对此也采取了一种侥幸的态度，它不仅维持了布什政府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计划，而且还扩大对台出口其他先进武器。【注释】《克林顿总统关于1994年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的行政命令》，第372、381、389-390、407、440-441、445、450页。【注尾】 此外，克林顿还不顾中国政府的强烈反对，签署了美国国会两院1994年4月28日通过的《1994-1995财政年度对外关系授权法》，该《授权法》的修正案提出，“《与台湾关系法》的第三节优于政府的政策声明，包括公报、规定、指令以及基于上述的政策。” 该法还主张行政当局允许美内阁级官员访台，并要求美政府在国际组织中明确支持台湾。【注释】同上，第427页。【注尾】 在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下，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才于同年5月16日发表声明，美国将继续遵守美中三个联合公报的所有承诺，并把这三个公报视为对华政策的框架。【注释】同上，第431页。【注尾】
但是，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因此而停止调整美国与台湾的关系。1994年9月7日，美国国务院宣布，克林顿政府决定对美台关系作出调整，调整的内容包括：（1）美国官员将与台湾当局进行较高层次的接触；（2）美国将允许台高级领导人进行必要的过境；（3）美国将允许来自经济和技术机构的美国高级官员访台；（4）美国支持台湾加入关贸总协定和一些其他不要求国家地位的国际组织；（5）美国同意台“北美事务协调委员会”驻美办事处更名为“台北驻美经济文化代表处”。【注释】《克林顿总统关于1994年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的行政命令》，第452页。【注尾】12月4日，美国运输部部长费德里科·培尼亚赴台访问，成为两年来美国访台最高级官员。访问期间，他受到李登辉的接见。【注释】同上，第475页。【注尾】 与此同时，台湾当局以金钱做诱饵，和美国一些反华、反共势力内外勾结，积极筹划李登辉访美。由于李登辉访美明显违反了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甚至超越了美调整后的对台政策，克林顿政府在不同场合内曾多次明确表示反对。1994年9月27日，美国务院助理国务卿洛德在参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上表示，“美中关系是官方关系；而美台关系是非官方模式，或在美台非官方关系中渗入‘官方性质’。因此，美国不能同意台湾的‘高级领导人’访美，不论李登辉以何种身份访美，都不符合美台‘非官方关系’的性质，又可能会危及目前精心维系的美国同中国和台湾之间的平衡关系，不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改变这项基本政策而采取势必会被中国视为美台之间建立官方关系的措施，将是一种严重的错误。因此，政府强烈反对国会企图通过立法允许台湾最高层官员来美访问。”【注释】《洛德助理国务卿在参院外委会亚太小组委员会谈美不能同意台“高级领导人”访美（节录）》，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北京·时事出版社1996年版，第390页。【注尾】1995年5月3日，针对美国会众议院5月2日通过决议敦促美国务院彻底改变对台政策，允许李登辉对美国进行私人访问，美国务院发表声明说：“众议院的决议涉及一个重要而复杂的问题，允许李登辉访美将危及美国同台湾的非正式关系和与北京的正式关系的一个重要基础。”美国务院发言人就此声明发表讲话，表示美国“将不允许进行这种访问，在李担任总统期间，即使进行私人访问也会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带来不利影响，因为这样做将会违背美国于1979年确定的政策，即承认北京为中国唯一的政府。”【注释】《美国国务院关于不允许李登辉访美的声明和国务院官员的讲话（节录）》，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419页。【注尾】 但是，面对国内政治的强大压力，克林顿政府于5月22日突然改变上述立场，宣布决定允许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注释】《美国务院发言人伯恩斯就美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节录）》，同上，第421-422页。【注尾】
克林顿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上述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领土主权和国家利益，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强烈反对和愤慨，并多次向美国提出抗议。【注释】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重要文件资料选编》，第152-154页；179-181页。【注尾】 为了强调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和反对美国政府上述做法的决心，中国政府决定采取包括撤回驻美大使，推迟两国高级官员访问计划，推迟中美关于“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与核能合作的专家磋商等强硬措施。同时，为了打击台湾当局分裂祖国的活动，中国政府决定在台海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注释】同上，第506、510和520页。【注尾】
面对中美关系的恶化和台海局势的紧张，克林顿政府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试图稳住局势。首先，它在不同场合里多次重申美国将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中美三个公报的原则，不谋求与台湾建立官方关系。其次，克林顿政府在中美间其他一些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合作的做法，如迅速批准延长中国最惠国待遇，低调处理吴宏达问题和决定派以克林顿夫人为首的美国代表团来华参加世界妇女大会等。最后，在台湾当局领导人访美问题上，克林顿政府明确表示，美方完全理解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敏感性，并宣称美国今后处理这个问题时将遵循下述原则，即“非官方的、个人的、逐案考虑，并且是很少的。”【注释】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资料选编》，第525和537页。【注尾】
经过在人权和台湾问题上的两次较量，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开始倾向于务实。在克林顿政府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内外开始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形成一种新的共识，即美国必须承认中国对美的重要性，“中国利用它不断增强的力量既可以帮助美国，也可以破坏它的政策。”【注释】Jim Mann, “China Emerges as Clintons Knottiest Foreign Problem,” Los Angeles Times, September 8, 1996.【注尾】因此，美国的利益要求美国对中国采取接触政策，而不是遏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仍公开主张对中国实行遏制政策。中美关系出现改善的势头，其中最具有象征意义的是两国政府决定在1997年底和1998年实现高层互访。
3. 充满变数的对话与合作
但是，克林顿政府在中美关系问题上态度的转变并没有得到美国国内的普遍认同，在对华接触问题上形成的共识只是表面上的，许多人虽然口头上认同接触政策，但实际上仍然主张遏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经过短暂的平静，1997年春，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一边是美国政府、美国大工商业者和中国问题专家，另一边是美国舆论、人权、宗教和工会组织。美国政府改善双边关系的政策遭到了来自美国国会、舆论界、人权组织、工会和部分宗教势力强烈的反对，一时间，漫骂和诋毁中国成了美国政治的时尚。“人权组织同保守的宗教组织、反堕胎组织以及其他组织找到了抗议中国虐待持不同政见者和宗教活动分子的共同点。劳工组织使人们害怕中国的血汗工厂抢走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贸易方面的鹰派人物则抓住了中国同美国贸易顺差日益增加的问题。此外还有香港在今年回到中国主权之下的问题。” 在这些人眼里，中国人成了“盗版、血汗工厂的经营者、不公平的贸易商、扩张主义的将军和其他种种坏蛋”。一些别有用心的人还制造出所谓中国为了影响美国对华政策向民主党竞选机构非法捐款的说法。【注释】巴里·韦恩：《美国政界人士找到了容易击中的目标：中国》，《亚洲华尔街日报》，1997年4月25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97年4月29日，第9-10页。【注尾】 这种情况对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压力很大，至少是部分地出于国内政治的考虑，1997年4月，克林顿接见了香港的民运人士李柱铭，并不顾中国政府的坚决反对，“顺便”会晤了达赖喇嘛。【注释】Jonathan Peterson, “Clinton Drops By to Meet Dalai Lama,” Los Angeles Times, April 25, 1997.【注尾】 在这个背景下，许多人开始怀疑克林顿政府是否能够延长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待遇，有的人甚至认为江泽民主席访美的计划可能要推迟到1998年。【注释】巴里·韦恩：《美国政界人士找到了容易击中的目标：中国》，《克林顿总统关于1994年延续中国最惠国待遇的条件的行政命令》，第431页；《格普哈特认为美众议院可能否决中国最惠国待遇》，路透社华盛顿1997年6月7日英文电。【注尾】
然而，克林顿政府并没有因为国内政治的压力改变其对华的接触政策，中国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得以顺利解决。1997年7月1日中国顺利收回香港以后，在中美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中美关系改善的势头得到恢复，10月底至11月初，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对美进行了成功的访问，双方政府重申，中美两国发展稳定和合作的关系符合两国的利益，有助于世界和平与繁荣，双方将致力于进一步改善两国关系，使之成为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两国政府将在防止大规模武器扩散、打击国际贩毒、有组织犯罪和恐怖主义、扩大双边经贸、法律、环保、能源、科技、教育、文化交流和开展两军交往等方面加强合作。为了上述目的，两国政府决定定期举行元首互访、设立元首直接联系的通讯线路和两国内阁和次内阁级别官员定期互访。【注释】《中美联合声明》， 《光明日报》，1997年10月31日。【注尾】
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中美关系出现了多年来没有过的良好局面。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两国关系目前的改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美国国内在对华政策问题上的政治格局，江泽民主席刚刚离开美国，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几个要求克林顿政府对中国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的议案。【注释】Eduardo Lachica, “U.S. House Acts to Step Up Vigilance Against China,”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7-8, 1997, p.2.【注尾】 1997年12月初，克林顿还接见了魏京生。【注释】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December 10, 1997, p.1.【注尾】
中美关系今后发展的前景如何？欲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对制约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加以分析。
二、影响中美关系发展的表层因素
表面上，中美关系中存在的比较突出的问题有贸易、军售、人权、台湾、香港和政治捐款六个问题。 贸易问题主要表现在美方贸易统计中出现的中方对美贸易较大的顺差和近年来这一顺差的增长速度上。据美方统计，1996年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高达400亿美元，1997年这一数字有可能超过500亿美元。美方一部分人认为，中方的贸易顺差的增长是中国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结果。最近以《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出名的美国记者芒罗写道，“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采取任何行动是不能接受的，哪怕仅仅因为使与一个潜在敌人的贸易逆差达到500亿美元，也是不能接受的。” 他要求对中国施加更大的压力，包括威胁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以迫使中国购买更多的美国商品。【注释】Ross Munro, “Why Let China Win the War With America?” Los Angeles Times, June 22, 1997.【注尾】 和贸易相关的问题包括知识产权、市场准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问题也经常困扰着两国的关系。
军售问题主要涉及核武器技术和部件、导弹技术和部件，以及化学武器和原料的出口。在过去一些年里，美国曾多次指责中国违反双边或多边国际协议，向国外出口上述物品：1993年8月25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美国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国违反“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的有关规定，向巴基斯坦出售了M-11导弹技术。【注释】刘连第和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第378页。【注尾】 1993年8月，美国指责中国“银河号”货轮载有危险化学品。【注释】同上，第376页。【注尾】1995年5月14日，美国白宫办公厅主任指责中国正准备向伊朗出售核技术，并称美已经向“中国施加压力迫其停止这项交易”。【注释】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502页。【注尾】1996年8月28日，《华盛顿邮报》报道说，美国情报官员断定，中国正在帮助巴基斯坦建造一个中程导弹工厂，这家工厂可望在一两年后生产中国设计的M-11型导弹的大部分重要部件。【注释】R. Jeffrey Smith, “China Linked To Pakistani Missile Plant,”Washington Post, August 25, 1996，p.A1.【注尾】 根据美国武器扩散法，若中国出口上述东西，美国政府须对中国实行制裁。
美国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始终持批评态度，认为中国政府以颠覆罪等罪名关押一些人是以言论论罪，违反了人的基本权力，因而要求释放这些人，并放宽言论自由的尺度。当中国政府拒绝这一要求时，美方就认定中国的人权状况恶化，并向中方施加各种压力，包括将人权问题和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在联合国日内瓦关于人权问题的年会上提出或鼓动他国提出谴责中国违反人权的决议、在美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的人权报告中指责中国、在其他各种场合批评中国的人权状况等。
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十分重要和敏感问题。如上所述，前几年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采取了一系列做法，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迫使中国政府不得不作出强烈反应。虽然经过1995-1996年中美在台湾问题上的较量，美方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开始有所收敛。但美国国内亲台势力较强，冷战后美国军火出口工业对美政府压力增大，台湾当局不断挥舞军火购买合同，台独分子不断加强对美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能够保持其对台政策的连续性还是个未知数。
美国对香港问题的关注主要始于1992年，是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所谓香港政策法，并于10月5日经美国总统签署生效。该项立法强调了香港回归后的特殊地位，并规定了美国与香港关系的各项政策，其中直接涉及中国主权的是该法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包括人权问题在内的香港情况报告。【注释】《美国—香港政策方案》，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552-559页。【注尾】 彭定康抛出所谓政改方案后不久，新当选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就表示予以支持，并且说，“美国对中国的50亿美元贸易赤字，将使美国具有影响力去认真对待香港及中国人民的自由问题。”【注释】转引自罗志良《星条旗与香港九七》，北京大学硕士论文，1997年，第6页。【注尾】 美国政府内外的一些人甚至认为美中关系取决于中国在香港问题上的表现。【注释】罗志良，同上，第6-7页。【注尾】
和上述问题相比，政治捐款问题是97年年初出现的，由于媒体的炒作，当时格外引人注目。美国国内一些人指控中国政府，在上次美国总统竞选期间，通过各种方式向克林顿竞选班子捐款，谋求影响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和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美国媒体抓住这件事大肆渲染，结果只要克林顿政府在对华政策问题上采取任何积极做法，就有人指控它被收买而为之。在此情况下，克林顿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时不得不小心从事。
仔细分析上述因素，我认为这些因素固然重要，但本身并不足以阻碍中美关系的改善。首先，在对华贸易逆差问题上，现实情况比美方统计数字所反映的要复杂得多。美方的统计数字不仅将中国经香港对美出口部分计算在中国对美出口中去，而且还忽略了美国经香港向中国的出口和美国服务贸易对华的出口。此外，中国对美出口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美国公司在华开办的工厂生产的产品。再有，中国对美出口的产品中大部分都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中许多产品如玩具、鞋、电子产品美国几乎不生产了，中国对美出口的增加不过是取代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美的出口，对美国工业和就业并没有多少影响，而且中国输美商品物美价廉，使美国消费者获益匪浅。与此相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大多是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产品的出口对美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维持美国在高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意义。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马库斯·诺兰也指出，中美贸易对美国经济总的影响是“积极的，尽管这种积极影响大概不是很大。”【注释】Paul Blustein, “In U.S.China Trade, the Gap Doesn’t Tell the Whole Story,” Washington Post, June 13, 1996, p. D8.【注尾】
其次，军售问题也比较复杂，本人接触的材料有限，但有几点可以肯定：第一，美国对中国的指控并不完全属实，一些指控被证明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如美国提出的所谓中国向伊朗和巴基斯坦出口导弹问题，美国事后承认它并没有确凿证据证明中国违反了国际条约。【注释】巴里·施韦德：《政府未发现中国在出售核技术问题上有违背诺言的行为》，美联社华盛顿10月9日电；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511和513页。【注尾】 再如，美国对我“银河号”货轮的检查表明，该货轮并没有装运美国认定的危险化学品。【注释】《中美关系的轨迹》，刘连第和汪大为编著，第381页。【注尾】 第二，虽然中国确实向一些国家出口过某些敏感的军事技术和武器，但是，经过中美谈判和协商，中国已经加强了对敏感技术和武器出口的监控，并加入了核不扩散条约和核禁试条约。【注释】《政府未发现中国出售核技术问题上有违背诺言的行为》，美联社华盛顿10月9日电。【注尾】 美国政府认为中国政府在军备控制方面“发挥了更加积极和非常有建设性的作用。”【注释】《美官员称赞中国在军备控制方面的努力》，路透社北京10月9日电。【注尾】 第三，美国在阻止核武器、其他大规模杀伤武器、导弹和导弹技术的扩散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不希望为了一些枝节问题跟中国把关系闹僵。最后，美国自己向台湾当局出售日益先进的武器，它要求中国限制武器出口的做法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所以，在军售问题上，美国希望通过协商解决出现的问题。
再次，中美之间在人权和价值观念问题上虽然存在着重大分歧，但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权问题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从来不占主导地位。此外，即使用美国的人权标准衡量，这些年来中国也出现了显而易见的进步，如法制化程度加深、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加强、个人自由增加、社会生活多样化程度提高等。美国也注意到中国正在农村开展大规模基层政权的选举，而且承认这些选举是相当民主和公平的。再有，美国也清楚在中国关押的所谓“政治犯”的人数不多，可利用的价值也很有限。最后，虽然美国认为必须在人权问题上坚持原则，但许多人也知道，作为一个大国，中国有自己的原则和利益，不可能完全听命于美国。鉴于正常的中美关系对美国也非常重要，美国不太可能让这个问题严重损害中美关系。
在台湾问题上，前一段美国对台政策虽然有所反复，但在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下，美国政府已不得不回到中美三个公报所规定的原则上来。1996年台海出现紧张局势后，美国政府多次宣称美国没有改变一个中国的政策，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只限于民间层次，美国基本上不会再允许台湾领导人访美等。【注释】刘连第编著：《中美关系重要文献资料选编》，第505、506-507、515、516-517、524、531和535页。【注尾】 虽然克林顿政府还有可能打“台湾牌”，但由于它在这个问题上刚刚作出了明确的承诺，并好不容易才控制了局势，所以不太可能走得太远。
美国对香港关注的原因，一方面是它在香港巨大的经济利益。80年代以来，美国和香港贸易迅速增长，按照美方统计，1994年，香港是美国第13大贸易伙伴，美港贸易超过210亿美元，其中美国对港出口超过110亿美元，美国自香港进口约90亿美元。【注释】《克里斯托弗国务卿向国会提交的1994年〈香港情况报告〉》（节录），刘连第，第410页。【注尾】 与此同时，美国有1000多家公司在香港投资，3.1万美国人住在香港。【注释】《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穆弈乐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谈九七后的美港关系》（节录），同上，第518页。【注尾】 香港发展的前景对于美国越来越重要。另外一方面则是美国人对香港民主化进程和香港人权问题的忧虑。在解决香港问题过程中，中国政府始终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这有利于维护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有利于美国公司继续在香港做生意，也有利于香港特区政府以稳妥渐进的方式实行民主化。至少从目前的情况看，香港特区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在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领导下，有能力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并处理好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
最后，前一段政治捐款问题虽然被炒得火热，但毕竟没有多少实质性意义。目前美国没有找出任何证据证明中方参与了此事。此外，外国政府出于某种政治目的，通过各种渠道介入美国竞选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再有，美国自己在对外活动中也常常这样做。因此，美方一些人大肆渲染中国参与政治捐款一事是很虚伪的。究其原因，捐款问题炒作的目标是美国副总统戈尔，戈尔曾在克林顿竞选班子中负责筹款，也是颇有希望的下届美国总统候选人，所谓中国政治捐款问题可以看作是戈尔的政敌诋毁戈尔的努力的一个组成部分。因此，政治捐款问题的炒作是短期政治行为，并没有多少实质性内容，不大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决定性影响。
总之，中美都是大国，两国关系中不可避免地要存在这样或那样问题，上述问题的出现是正常的，按常理不应当阻碍两国关系的正常发展。
三、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深层因素
既然如此，如何解释中美间出现的上述问题？为什么会出现1997年春两国关系中出现的反复？如何解释美国国内反对对两国改善关系的强大压力？对两国关系和美国国内政治情况的分析表明，这些问题至少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来回答：（1）“六·四”事件的阴影；（2）美国舆论界的影响；（3）中国的崛起给一些美国人造成的不安全感；（4）美国国内的政治因素。
1989年爆发的“六·四”事件，经西方媒介的大肆渲染，在美国老百姓心目中留下了对中国极坏的印象，许多美国人由此得出结论，中国政府不仅是独裁专制的，而且是极为残暴的，其统治完全是靠武力进行的，中国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等等。这一看法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化，反而由于中美间出现新的利益冲突而激化了。
在这方面，美国舆论界对中国的报导起了十分消极的作用，它关于中国的报导大多是负面的，正面的即使有也很少。每年“六·四”前后，美国的各种媒体都要从意识形态的角度重点回顾一下“六·四”事件的经过和诋毁中国政府在人权和民主问题上的做法。除此之外，绝大多数关于中国的报导都包含影射批评中国政府的内容。【注释】李希光等：《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注尾】 其结果是不断维系和强化美国人由于各种原因，特别是“六·四”事件得出的关于中国政府的恶劣印象。
近年来美国人对“中国的崛起”的不安和担心是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虽然从中国的角度看，这种担心完全是多余的，但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这种不安和担心是有根据的，并不完全是反华或反共的产物。一种观点认为，历史上所有大国经济出现迅速增长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扩张，中国现在虽然表示它不会这样做，但似乎也很难成为一个例外。国际关系理论中较为盛行的“实力转移”理论也认为，当一个新兴大国的实力接近和超过原有大国的实力时，冲突和战争是难以避免的。【注释】A.F.K. Organski,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Knopf, 1958).【注尾】 另外一个比较盛行的但意识形态较强的理论认为，民主国家之间不打仗，但非民主国家之间和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之间常常出现战争。按照这种观点，中国的强大和对其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的坚持必然构成对西方的挑战和威胁。此外，有些美国人感到，中国对美国的挑战和其他国家的挑战不一样，中国既有发展中国家拥有的廉价的劳动力，也有西方国家具有的高科技，这种挑战是全方位的，美国难以与中国竞争。这种感觉反过来又使许多美国人容易听信一些关于中国的负面报导。
美国国内政治对其对外政策的影响很大，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尤其如此。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总统和国会之间以及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常常对中美关系造成重大影响。1997年2月以来美国出现的反华浪潮，主要是美国人权、工会和宗教组织联手对美国国会和克林顿政府施加压力的结果。美国的人权组织，如“亚洲人权观察”对克林顿放弃将最惠国待遇问题和中国人权状况的改善挂钩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导致中国人权状况的停滞和倒退。因此，它们要求克林顿政府在人权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态度，包括重新启用威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的做法。【注释】“Protest Street Drama as Red Flags Burned,”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November 4, 1997, p.10.【注尾】
美国的工会组织对中国产品大量输入美国表示不满，认为它对美国工人的就业构成威胁，如中国政府要求外资转让技术和实行产品零部件国产化，使美国一部分高科技产业的工会感到威胁，正因为如此，美国波音公司机械师工会曾组织其成员罢工，提出“出口飞机，而不是输出就业机会”的口号，反对该公司向中国转让技术。【注释】格雷格·马斯特尔：《观点》，《航空和空间技术周刊》1996年6月30日。【注尾】 最近美国最大的两家工会组织，劳联和产联要求美国政府禁止中国有军方背景的企业在美的商业活动。【注释】“Unions Wang Military Ban,” 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 November 7, 1997, p.2.【注尾】 美国民主党内部有组织的劳工派认为对华贸易是对美国工人就业和工资的威胁。【注释】Jim Mann, “GOP Hits the Wall Over China Policy,”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9, 1997.【注尾】
美国的宗教界对人权和贸易问题主要关注的是中国的宗教政策，它认为中国限制宗教自由，并迫害传教士，出于这方面的考虑，它也要求克林顿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政策，包括威胁取消中国最惠国待遇，以改善中国宗教传播的现状。美国基督教联盟和其他一些宗教活动分子要求克林顿政府同所谓中国的宗教迫害行为作斗争。【注释】同上。【注尾】 在江泽民主席访美前夕，美天主教联盟举行抗议活动，呼吁美国总统与国会采取行动制止所谓中国国内迫害天主教徒及其他宗教信徒的行动。【注释】《美天主教徒拟烛光晚会：抗议北京迫害天主教徒》，《星岛日报》1997年10月22日，第A6页。【注尾】
综上所述，“六·四”风波使美国人对中国产生极为不利的印象，美国大众传播媒体大量关于中国的负面报导和美国人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担忧维系和加强了这种印象，这种情况给美国反华势力提供了广泛的群众基础，使美国对华政策成为美国政治中一个焦点。在此情况下，美国的三大利益团体（人权、工会和宗教）出于各自的利益，在美国公众中不断制造反华情绪，使美国对华政策长期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热点和敏感问题。这才是阻碍中美关系改善的根本原因和1997年春美国出现反华浪潮的背景，同时也是今后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因素。
从目前情况看，短期内克林顿政府将会继续实行其较为现实的对华政策，中国政府会继续努力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随着中美首脑互访，双方政府在一系列问题上合作会进一步密切。根据“有限冲突与有限合作”模式，【注释】贾庆国：《重新认识中美关系》，《美国研究》1995年第1期。【注尾】 中美两国关系的特点决定了两国政府在发展两国关系过程中起着关键的作用，所以在两国政府都致力于发展关系的情况下，估计关系改善的势头还会持续一段时间。但是，从中长期的角度看，由于影响中美关系的深层因素尚未得到根本上改变，特别是美国工会和宗教势力所代表的人数众多，它们能影响的选票也多，随着国会和总统选举的到来，除非双方政府下大力气扭转目前美国国内舆论的对华偏见，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依然难以乐观。
贾庆国：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