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8年第2期
美国的边疆神话
——读斯洛特金的《强夺复生》和《枪手民族》
蒋道超
理查德·斯洛特金是威斯里恩大学英语教授和美国研究主任。他的主要著作有小说《亨利·斯塔尔归来》（１９８８）和《弹坑》（１９８０）；非小说《强夺复生：美国边疆神话１６００－１８６０》（１９７３），《枪手民族：美国二十世纪边疆神话》（１９９２）以及《不幸的环境：工业化时代边疆神话１８００－１８９０》（１９８５）。其中，《强夺复生》获得１９７３年美国历史学会和艾伯特·贝弗里奇最佳图书奖。继１９世纪的弗雷得里克·特纳和２０世纪的亨利·史密斯之后，斯洛特金提出了关于美国边疆的新观点。鉴于国内至今对他的作品和理论缺少介绍和评价，本文拟讨论他的主要作品《强夺复生：美国边疆神话１６００－１８６０》和《枪手民族：美国二十世纪边疆神话》中表现出的主要思想，以期引起读者对他的兴趣；更为重要的是，读者能通过他的思想对美国的对内对外政策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
一、神话是意识形态的象征
《枪手民族》是文化史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在这里，斯洛特金认为，文化史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描绘人类文化在历史上发展的方式，或者确切地说，对人类社会制定他们赖以生存并用之解释世界和自己的价值和意义系统进行历史地描述。文化历史学家试图描写意义的发展，并揭示出象征的形成和解释等活动与社会存在的政治物质过程的紧密关系。
在斯洛特金看来，意识形态、神话和风格是文化产生过程的三个重要方面。“意识形态”是指社会用来解释其在宇宙中的地位和其历史的意义和概念、信仰和价值的。“风格”就是一个特定社会为了直接、明白地表达意识形态的概念而运用的一定的表达形式；“神话”则是源于一个社会历史的故事，在长期使用中获得了象征意识形态、将道德意识戏剧化的力量。也就是说，神话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表达形式。这也是斯洛特金在书中所集中考察的。但斯洛特金强调说，神话是以一种故事形式表现意识形态的，所以它所使用的语言是比喻性的和暗含性的，而不是逻辑性和分析性的。神话故事的发展，犹如一般故事，也需要因果理论。不过，神话虽然是人类思想和劳动的产物，但由于它们被视为传统，所以常被看成是“自然”的产品，而不是历史的产品。
斯洛特金指出，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因为神话的形成是为了解释历史上出现的问题。因此神话的重要性和持久性与它们所关注的问题的长久性、重要性分不开。由此可见，神话或者说意识形态系统不管其内部多么一致，多么和谐，终究要发生变化。例如，收成不好、瘟疫、战败、生产方式的改变、财富与权力的内部分配不均等都可能导致一种用现存神话难以解释的危机。这时，意识形态的原则和神话的叙述间的同一性就被打破，企图有意而又有系统地分析和修正意识形态中的道德内容就势在必行了。最终，历史的危机被抽象为历史的丰碑，修正了的意识形态拥有了新的神话。用斯洛特金的话说，这种神话常常是“旧瓶装新酒”，即用原来的旧形式表达新的思想。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斯洛特金认为，神话形成的源泉是我们能够制造和运用比喻。我们可以根据新旧事情的相似性，运用比喻解释新现象。如果比喻用得贴切，我们就会把新现象看成是旧事件的翻版；如新现象不同于记忆中的事件，我们对经历的可能性的感觉就要延伸。如果象征和经历正好相符，那就证明象征独到好处，极为有用。相反，如果象征不太符合新经历，我们要么认为新经历不重要，要么重新修正象征词汇。斯洛特金由此得出结论：历史经验和变化影响具体神话或意识形态系统的形成和发展。具体地说，社会政治状态影响神话的表述。原因很简单，创作和宣传神话皆是特定阶级所为。
二、美国的边疆神话
斯洛特金在其《强夺复生》中从神话创造者的角度分析了美国民族神话的历史发展。他认为边疆神话是美国最古老而又最典型的神话。三百年来，它出现在文学、民间的传说、礼仪、历史编纂及争论中。这一神话历史编纂是美国对西部旷野的征服、对原土著印第安人的征服或驱逐、美国民族的形成、政治组织的产生和经济的不断发展等的重要手段。神话的原初意识形态的任务只不过是解释美国殖民地建立的合法性，但随着殖民地的扩大和发展，它又成为解释迅速发展的经济、美国这个国家的出现及美国处理现代化的过程的独特方法。
另外，美国人对这一神话或意识形态的独特解释是由他们当初是欧洲“都市”的殖民前哨而决定的。在美国，所有与现代化有关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都是因为要向外扩张，完全脱离“都市”。因此，所取得的进步总是与领土扩张分不开，总是带有政治和移民的特殊心理的色彩。我们可以说，美国在殖民地时的发展过程就与一种历史叙事联在一起。在这种叙事里，分离、倒退是生活和命运改善的前奏。这样的循环屡次发生。在斯洛特金看来，这也不难解释，因为首批移往美洲的欧洲人就是按照自己的选择组织起特定的社区脱离了都市文化，并迁往大西洋彼岸那原始的旷野，接着，又在离中心殖民地更远的地方建立更小的殖民地的。
在美国发展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冲突”。在建立殖民地过程中，欧洲人不仅要与陌生的自然环境作斗争，还要与本就居住在美洲大陆的非白人土著作搏斗。所以，“暴力”是边疆发展和神话表述中的重要内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英国在美国殖民地的扩张中，为了增加白人殖民者的财富，驱逐美洲印第安人和奴役非洲人。结果，“野蛮战争”成为西部扩张中一个特别事件。与印第安人的冲突表明美国人虽然生活在“旷野”中，但不是野蛮人。与宗主国的冲突及后来与东部政府之间的冲突则表明美国人已摆脱了权威政治和阶级特权的都市政府。
在每一个发展阶段，边疆神话都将所取得的进步与一种特殊形式的暴力行动过程联系起来。对于“进步”，美国人有不同的理解：清教徒殖民主义者强调通过边疆冒险取得精神上的复活；杰佛逊主义者（以及后来特纳“边疆学说”的追随者们）把定居边疆看成是早期“社会契约”的重新签订和民主更新；杰克逊时期的美国人则把征服边疆看成是获得新生、爱国热情和美德的手段。但在每一种情况下，神话都表明美国精神或命运的实现都是通过一系列的行动：分离、倒退到一个较原始的或较“自然”的状态，通过暴力而获得新生。
三、美国边疆神话的意识形态及政治蕴含
在叙述和分析了美国边疆神话之后，斯洛特金对隐含于其后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蕴含进行了分析。他的分析是入木三分、令人信服的。
首先，他分析了“野蛮战争”。他说，“野蛮战争”既是神话转喻又是军事宣言的操作范畴，因为“野蛮战争”的前提是：政治、社会的差异使原始的土著人和文明的欧洲人除了征服以外，在任何条件下都不可能共同存在。土著人反对欧洲人定居所以采取了为生存而战斗的形式。而土著人的“野蛮”和嗜血成性的倾向使这些斗争不可避免地演变成“灭绝的战争”，因为交战双方都企图将对方斩尽杀绝。早在１７世纪，清教徒就引用圣经上的话预言未来的斗争——“两个民族同处一胎，因此将要斗争”——并力劝士兵要灭绝印第安旺啪奴格族就像上帝命令以色列人消灭阿美尔卡提斯人一样。理性时代的美国士兵仍然抱着这样的思想。亨利·布卡特上校曾把“美国战争”描写成一场不容改变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一切都是危险的，互相灭亡是唯一的目的；一切都是可怕的——胜利不是决定性的，而失败却是毁灭性的，因为简简单单地死去就是最幸运的了”。从菲利浦战争以来的军事民谣也表明，在与野蛮人战争中，你总是要把最后一颗子弹留给自己，因为在野蛮战争中总有一方要灭亡。不仅如此，“野蛮战争”的神话还指责印第安人是灭绝人的思想的煽动者。斯洛特金精辟地指出，“这是最大的谎言”。因此，我们只能把这种指责理解成一种心理意象，其作用就是使印第安人成为美国扩张而引起的道德内疚的替罪羊。也就是说，“野蛮战争”神话已成为一种文化的意识形态共识：宣扬致力于灭绝印第安人，绑架奴役非洲黑人。
斯洛特金转而又分析了印第安人战争在避免社会冲突中的作用。他说，政府内部矛盾转嫁到外部的印第安人身上，国内斗争便没有必要，因为印第安人已成为建立完美共和国的唯一障碍。从而，美国人就可以发展国内资源。斯洛特金进一步指出，揭穿美国这种谎言很简单。他说，奴隶贸易也好，灭绝土著人也好，都不是美国的特产。真正是美国特产的并不是我们历史上发生了多少暴力事件，而是我们给予这些暴力事件所赋予的神话意义，即我们将这种神话象征用于我们的政治目的。
斯洛特金还以１９世纪７０年代美国的三次危机及政府解决危机的办法为例，对上述问题做了进一步分析。这三次危机是指，以１８７４年普金广场的“骚动”为代表的城市“阶级战斗”；南方重建计划所出现的问题和由此在那个地区引起的“种族战争”的威胁；政府针对西部领土发展所制定的联邦政策的失败，尤其没解决好“印第安人问题”。斯洛特金指出，这三次危机有结构上的相似性：冲突皆是因为下层人或下层阶级（印第安人、黑人及移民劳动者、城市工资工人）的意愿和渴望与以所有者、经营者为代表的新的工业制度的要求之间产生了矛盾。工人、印第安人和被解放的奴隶以不同方式表明他们希望控制劳动的条件和赖以生计的土地。但这种政治经济权力的广泛分散与现代工业秩序的要求极不相符，因为这种新秩序的繁荣依靠对大规模的投资、生产和分配系统进行专业管理。很显然，这种新秩序要求工人服从经营者，个人意愿服从公司需要。而这又与传统的自治、机会自由和“自由劳动”等价值观相左。那么，当时美国政府是怎样解决这一矛盾冲突的呢？斯洛特金的结论是：美国政府为了回避矛盾，运用边疆神话中的种族战争象征来解释经营者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战争。他们让人认为，如果把道德、政治主权交给那些天生就如红皮肤的野蛮阶级的话，那么，他们所素知的文明就遭了殃。例如，政府利用报纸等舆论工具宣传说，白人、黑人和印第安人联合起来的目的就是抵制工业劳动的管理纪律，决心用政府的政治权力打败管理者和市场。具体地说，印第安人利用印第安人管理局独占并阻止开发有利于白人农场主的土地；黑人利用解放局获取联邦资金和部队，继续在政治上垄断重建立法；而工人则要求政府在危机期间支持罢工，为失业者支付租金、提供免费餐。总之，在政府看来，这些人都想从底层用暴力威胁社会：印第安人已走上战争之路，南方选举和劳动纷争中已出现了种族暴力，城市里的游行被报纸称为“共产主义的红色幽灵”。另外，政府还宣传说，工人阶级大多来自外国，他们不能行使自己的责任，因此应限制他们的选举权和政治权，否则，美国本土文明人所珍惜的许多东西将受到威胁。
斯洛特金对以上政府宣传表示极大的愤慨。他指出，这一切皆是谎言。舆论制造者们将阶级冲突等同于种族冲突，也即“野蛮”和“文明”之间的冲突，其动机就是要使参战的工人、被解放的奴隶及印第安人失去来自于“中产阶级”的同情和支持。随着移民在１９世纪后半期的大量涌入，政府的舆论似乎能自圆其说。早在１８６９年，查尔斯·弗朗西斯·亚当斯就预测说，美国劳动阶级将很快形成三个种族集团——北方的凯尔特人，南方的非洲人和西部的东方人。
斯洛特金还运用肯尼迪当年以新边疆为竞选纲领的例子分析美国边疆神话的广泛性和长久性。在他看来，肯尼迪选择这个纲领是因为它可以在人民心中唤起对美国“政治修辞”的光荣传统的回忆，从而能被最为广泛地理解和接受。因此，它是解释权力的最好语言。斯洛特金指出，用新边疆代替旧边疆是政治历史上常用的换喻。19８７年以前，特纳就发表了那篇划时代的论文《美国历史上边疆的意义》，宣称美国当时发展的危机主要是因为旧边疆已不复存在，而新边疆又没有找到。他的“边疆学说”成为美国历史阐释的基础，也为美国后来执政党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根由。具体地说，肯尼迪的中心目的就是号召全国人民投入到一场反对共产主义及其他主义的斗争中去。“新边疆”可以使执政党列举种种理由获取大众的赞同。也就是说，“新边疆”使用的语言可让参战者表示理解和支持。七年后，美国出兵越南时就把越南描写成“印第安人国”，毁灭它的任务则被描绘成“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肯尼迪的大使更是把大规模的军事推进说成是有必要把“印第安人”驱逐出“要塞”，好让“定居者”种植“玉米”。
Richard Slotkin, Regeneration Through Violence: The Mythology of the American Frontier 1600-1860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73)
Richard Slotkin, Gunfighter Nation：The Myth of the Frontier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Inc., 1992)
蒋道超：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