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后

    本刊虽致力于推动对美国国内问题的研究，但本期几篇文章关注的焦点却是中美关系。这一方面是由于去年江泽民主席成功的美国之行和克林顿总统即将访华所带来的中美关系热，同时也是由于最近一个时期的中美关系确有很多地方值得深思。中美之间似乎正在创造一种新的国与国之间的协调模式，即文化、价值观迥异的国家间发展共识，共同面对人类所面临的共同威胁。

    这种务实与面向未来的精神，对我们的学术研究似乎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曾几何时，我们指责别人或被人指责为“冷战思维”。在20世纪接近尾声，新的千年即将到来之际，我们的讨论是否可以不仅仅局限于国别关系的起伏跌宕，而是更多地关注冷战后影响国别关系的制度性、功能性问题？如果同行学人能更多赐稿，探讨美国在贸易、投资、军控、人权等问题上的规则制订和操作，将读者引向关系到中美两大社会21世纪各自发展和相互交往的一系列全球性问题，本刊将不胜欢迎。

    本期专论中，袁明教授通过对美国“战略精英”有关中美关系论述的分析，探讨了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的起源。王勇博士则以1989年以来美国国内围绕对华最惠国待遇的斗争为例，对利益集团政治在美国对华政策制定中的表现形式与影响加以论述。贾庆国博士则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由于影响中美关系的深层因素尚未得到根本改变，中美关系的发展前景尚难乐观。

    吴展研究员对美国国内在削减核武器问题上出现的两派意见、美国核战略的变化等问题，做了详尽的分析。陈宝森研究员认为克林顿上台以来，新凯恩斯主义有东山再起之势，但在新形势下抛弃了赤字财政，强调经济的供应方面，对美国经济繁荣起了较好的促进作用。汪朝光副研究员查阅了民国年间大量的报刊资料，认为美国电影在当时中国市场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但尚未达到垄断程度。

    这些文章资料详实，见地深刻，相信会对读者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