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杨进欣
由中美关系史研究会、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中美文化关系史”学术研讨会于１９９８年７月１日至３日在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举行。这是自中美关系史研究会１９９４年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５０余位学者与会，提交论文３０篇。与会者就中美文化关系的很多方面进行了探讨。
一、中国人的美国观和美国人的中国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朱世达研究员认为中国知识精英从１９７９年至今对美国的认识和感知经历了初恋情结、文化撞击、情感回应和理性反思四个阶段。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由肤浅到深入、由热烈到沉静的过程。他认为中国知识精英对美国的理性反思中最重要的是对“自然的发现”，即科学；和“人的发现”（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权利），即民主，美国的民主制度。“自然的发现”将有助于中国构筑一个与迷信相对的、科学的法治的社会；而“人的发现”将有助于中国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公民社会和民主法制。
新闻媒体在塑造国家的形象中占有突出位置。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陈宪奎先生以１９９７年《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为例，探讨了中国新闻媒体中的美国形象。认为１９９７年《人民日报》对美国的报道是客观、公正、全面和及时的，所反映的美国形象也主要是积极的。
中山大学历史系梁碧莹教授以美国人亨特及其两部著作为例证，论述了早期美国商人对中国的认识和介绍。她在分析了《广州番鬼录》和《旧中国杂记》两本书后，得出结论认为，在中美两国交往的初期阶段，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停留在就事论事的感性阶段，有其正确、客观的一面，也有错误、偏颇的另一面。但是，他的这些介绍，使美国人及西方人了解到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的一些情况，起到了沟通中西方交流的作用。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潘蔚娟研究了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认为早期美国电影更多虚拟中国黑暗、神秘、落后的一面，塑造的中国形象也多是负面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美国电影里的中国形象日趋真实和丰满，开始了从正面来塑造的中国人形象。
湛江师范学院历史系朱跃先生考察了抗战时期美国记者在中国共产党控制区域的活动，认为美国记者及其采访报道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他们的活动和报道，一方面树立了中国共产党积极、真实的形象，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中共了解世界。
二、美国人与中美文化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陶文钊研究员阐述了费正清对美国的中国学发展所做的贡献。他认为，首先费正清是开启一代新风的大师。其著作有两个显著特征，即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和实践；使用中国的档案、中国的原始资料研究中国历史。其次，作为学术企业家，费正清打破了传统汉学的束缚，建立了中国学研究的新模式，积极从事美国中国学的组织工作，并成立了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第三，作为诲人不倦的导师，费正清从生活上、学术上扶植和培养了一大批研究中国的学者。
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袁清教授讲述了其父袁同礼在中美文化交流中所做的贡献。袁同礼是我国早期图书馆界的泰斗，１９４９年移民美国。作者认为袁同礼的贡献主要在三个方面：（１）派员赴美进修，加强中美图书馆合作；（２）接待美国汉学家，建立学术研究中心；（３）编制西文汉学书目，促进学术交流。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陈绛考察了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及其创办、编辑发行的《中国丛报》，指出其创办的主要目地在于“〔向西方〕报道中国的情况，唤起人们对这个国家亿万人精神和社会方面的兴趣”。
有的学者提交的论文还对中美文化交流中鲜为人知的一些事情进行了探索。南京大学中文系程章灿先生论述了美国学者康达维与赋学研究在美国的扩展。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张宏生对第一位到美国传授中国文化的学者戈鲲化作了介绍，虽然资料尚不充分，也属难能可贵。
三、中美政治文化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汤静从中美两国民众的社会政治心理角度来剖析中美政治文化的具体差异。作者认为从个人和政府的关系来看，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强化了中国政治文化中的崇圣心理和臣民意识，而美国政治文化是一种参与型政治文化，自下而上的个人主义表现为强烈的民主意识和公民意识；从个人和群体关系的道德因素来看，中国人表现为以忠孝为核心的道德观念。美国人也有类似的政治心理，强调为群体服务的公共精神，但是这种价值观有时会让位于美国政治文化中的个人主义。
中国政法大学刘长敏副教授认为美国的政治文化主要由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强调个人价值观的人权观以及基于基督教信仰的“使命观”组成。美国政治文化在外交上则表现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两种指导原则。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时殷弘研究员认为政治文化因素的构成还应该包括历史性格、传统、公众舆论、意识形态、信仰等，美国外交政策的指导原则应概括为孤立主义、理想主义和全球主义。他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讲，现实主义不是美国的外交传统。
南开大学历史所王立新副教授阐述了五四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从温和的欧美自由主义模式向激进的苏俄列宁主义模式激变过程中与美国外交政策的关系。他认为，一方面，美国对华政策和威尔逊倡导的民族自决原则和理想主义外交，使中国知识分子对欧美自由主义模式的崇拜和信赖达到极点，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依赖欧美强国改善国际地位、获取国际平等的期望和信心；另一方面，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在巴黎和会上对中国主权的出卖又刺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族自尊心，使他们放弃对英美模式的追求，从而转向激进的、革命的、以反抗西方主宰的国际社会为特征的民族主义道路。
四川社会科学院的张小路女士以２０世纪初中国人民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为例，阐述了早期的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的关系。她认为，抵制美国华工禁约运动虽然未能达到中美之间重修条约并使美国在新条约指导下修改法律的目的，但这一运动的显著特点是表现了舆论的威力，表明了公众舆论对中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前所未有的作用。
上海师范大学副教授仇华飞分析了美国唐人街的发展变迁，认为唐人街是美国法律上排斥华人、制度上的种族主义和社会偏见三者的综合产物。唐人街的经济活动中体现着中华民族传统的儒家文化和民族文化模式。第二代、第三代华人已经放弃第一代华人侨居者的心态，开始认同西方文化。陶文钊则认为应该把二次大战以前和以后的唐人街区别开来。旧唐人街基本上是与美国相隔离的华人聚居区，旧移民绝大多数华人不懂英语，很难融入美国的主流社会。现在的唐人街基本上是餐饮、购物中心，是展示中国文化的窗口，在那里居住的人越来越少。唐人街变迁的主要原因是政治因素，即“排华法”的废除和新移民配额的制定。
四、中美商业文化交流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戴鞍钢从地方志等史籍中搜集分散的材料，研究了美国商人在近代中国的广告宣传。他以美孚石油公司的广告和美国烟草公司的广告为例，指出美商在利用广告宣传不断扩大市场份额的同时，也把西方社会所习用的广告这一传播媒介和宣传方式带到中国，并逐渐为中国人所熟悉和运用。
深圳大学的项锷先生以麦当劳现象在中国为题，探讨了麦当劳对中国文化的冲击。他指出麦当劳所带来的美国文化给中国传统的餐饮业造成了相当大冲击。与会者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任东来等认为，麦当劳体现的美国文化有几个特点：１．标准化、规范化，从原料、加工工艺，到成品都有严格的规范；２．高效率；３．平等。麦当劳中无雅座、单间，不论是什么阶层的人，大家都自己服务。
五、中美教育交流
武汉大学历史系刘绪贻教授在会上，分析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的处境，以及他们所经受的中西（包括中美）文化的撞击。清政府希望这些学生在坚持儒家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学习西方的先进科学技术。但这些幼童留学生在美国却不能不受到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以致使清政府感到背离了派遣留学生的初衷。留学生回国后开始受到歧视，简直形同囚犯，但数年后却日益得到重用，证明了以生产力为特征的现代西方文化的渗透力，中国的传统文化为了生存不得不吸收它。作者指出，这次派遣留学生是一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模式实验的失败。但是，实现现代化并非也不需要全盘西化。人们应为构建一种造福全人类的文化而努力。
南开大学历史系韩召颖先生探讨了富布赖特项目在中国的情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的樊书华女士考证了美国铝业大王查尔斯·霍尔对哈佛－燕京学社建立的作用。南京大学冒荣先生论述了中国科学社在康乃尔大学的诞生及其活动情况。苏州大学张梦白先生回忆了东吴大学的校园文化。南京大学历史系申晓云女士就１９２２年壬戌学制的颁布与中国教育为何采用美国模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在谈到为什么美国学制在我国有较大影响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资中筠研究员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１）美国没有直接侵略中国；（２）美国的大学校园非常吸引人，校友观念也强烈，校友捐款也非常多，这同欧洲的学校形成了鲜明对比；（３）美国有钱。朱世达则认为主要在于美国教育的民主机制，美国的教育更符合人的天性。
华中师范大学刘家峰先生以齐鲁大学为考察对象，探讨它在解放战争直至１９５２年院系调整这段时间内的变迁与发展，指出是中美冲突改变了教会大学的历史命运。教会教育的失败主要不是一种教育制度或宗教信仰的失败，而是一种政治的失败。
六、中美文学艺术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潘小松副研究员比较了美国作家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和中国作家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指出两部小说的共同特点是“黑色幽默”，同时在艺术表现、语言风格也有相似之处，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汪朝光副研究员考察了３０年代国民党的电影检查制度，指出中国电影检查制度起源于美国影片的负面影响。
此外，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研究员资中筠还撰文探讨了罗斯福新政的社会人文背景。南京大学中美文化中心的任东来教授则探讨１９３４－１９３６年间中美白银外交问题。
七、中美文化关系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资中筠、陶文钊、牛军，以及任东来、刘绪贻等在发言中，对当前中美文化关系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作了分析，他们指出：
（一）对中美文化关系的研究与对中美关系其他方面的研究一样，目前着力较多的是美国对中国的影响，而对中国对美国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其实，美国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在它的发展历史中各个民族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亚裔文化是美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方面我们还很少注意。
（二）在对中美文化交流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个人的研究方面，我们知道较多和研究较多的是美国人士，而对中国人士了解甚少。
（三）决定两国关系的主要因素是民族利益，而不是文化因素，但文化因素，价值观念对于两个民族的相互了解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两国关系从认识层面（如何看待国家利益）到操作层面（具体的行事方式）都有一定的影响。而且文化关系本身就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有必要加强文化关系的研究。
——“亚洲金融危机：中美两国的观点”研讨会综述
王勇
由北京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部联合主办的“亚洲金融危机：中美两国的观点”中美双边研讨会于1998年5月9日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举行。本次研讨会得到中国国际战略研究会、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以及亚洲协会的大力支持。美国泛达管理(亚洲)有限公司(Van Eck Global)与全国保险公司(Nationwide Insurance)为本次会议提供了赞助。与会代表85名，分别来自政府、工商界、学术界与新闻界。美国研究中心主任袁明教授，中心高级顾问、美国前驻尼泊尔大使张之香女士主持会议。北京大学副校长何芳川出席开幕式并致欢迎词。会议对以下几个问题进行了研讨：
一、危机的成因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荣誉教授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在题为“危机的成因及对美国的影响”的主旨发言中指出，没有人预测到金融危机，因此也不可能有速效的良方。发生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于经济发展有错误的认识，误认为发展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结果导致经济的过分扩张；存在不受规制的经济体制，政客与工商巨头沆瀣一气，腐败严重；经济体制缺乏透明度，存在规模巨大的“第二经济”。
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主任黄育川(Huang Yukon)指出，韩国经济在危机前各项指标都
很好，但最终还是崩溃了，为什么？日本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紧密的关系既是经济成功的原因，又是导致危机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缺乏足够的监管。韩国超大型企业财团一向任用近亲经营，金融市场对之缺乏必要的信息。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公司需要对全球市场的变化作出快速的反应。尽管大企业从法律意义上来说是私人的，但是对政府存在很大的依赖性。由于其规模大，对经济有重要影响，政府往往在决定关闭时犹疑不决。亚洲经济奇迹结束了，因为促进大企业发展的环境发生了变化。充满企业家精神的、规模较小的企业能够迅速适应全球市场的变化，它们将是经济竞争的胜利者。全球经济的挑战是严峻的，英法德等国50年前的前50位大公司现在荡然无存，就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在发言中着重指出，泡沫经济是促使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房地产业中泡沫过多。这是因为土地的供求弹性小，当人们预期土地价格上涨时，谁先入市谁就能获最大的利润。但在衰退期，各种产品价格下降，土地价格下降的速度更快，泡沫破灭即引发金融危机。政府对企业的无效投资也是重要原因。不少国家为了赶超的目的，把资金投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企业，一方面造成资金短缺，另一方面这些被支持的企业又缺少竞争力，利润率低。韩国30家大企业，资金的利润率只有0.2%，但是其偿债利息高达5-6%。由于缺乏市场调节，资金来得过于容易，造成重复建设、开工率不足、利润率低等现象。房地产和股市泡沫破灭后，就会演变成金融风暴，尤其是外汇风暴。如果外资进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危机的程度将更为严重。因为外资会慢慢发现，外债过高在该国的投资风险增大，为了保护自己的资本，只能抽身而逃。他最后提出，要按照市场规范行事；要加强抵押贷款市场的建设，抵押贷款比例高则风险相对较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经济研究部丁宁宁博士指出，历史经验表明，金融危机往往发生在经济最有活力的地方。他认为，当前对导致危机的内部原因检讨过分了。东亚比拉丁美洲国家的国内政策强的多。要正确解释，必须考察范围更广的问题：二战后，亚洲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与美国的马歇尔计划和越南战争息息相关。国际资本的流动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在90年代以来，影响的因素增多了：苏联解体后，美国投资向亚洲大肆转移；欧洲货币紧缩，资本向外寻找出路；日元升值后，很大部分投向亚洲。这是危机发生的主要外部原因。东亚危机的直接后果是严重的，经济遭受沉重打击，政治不稳定。恢复不是亚洲自身的事，需要外部条件的配合：美国经济要稳定，日本要结束衰退，中国也要稳定。三者如有变化，都不可能恢复。危机是全球性的。美国的技术出口、投资产生了较多的负面影响，大量游资去美，使股市过热。他总结说，金融国际化、电子化并未增加国际市场信息的透明度，相反加剧了不稳定性。经济一体化非常密切，危机相互感染。因此，应当建立国际监督机制。
二、危机的影响
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美国外交协会亚洲部主任杰罗米·科恩（Jeromy Cohen）在主旨演讲中分析了“亚洲金融危机的非经济影响”。他指出：危机表明东亚国家在经历了经济巨变之后将经历巨大的政治变化，将走怎样的政治道路目前尚存疑问。1929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萧条在不同国家产生了不同的政治结果：在美国，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扩大了民主政治的体制；而在德国，民主政体崩溃，希特勒把德国引向了法西斯专制道路。当前，韩国的政治改革将深化；印度尼西亚大学内外主张变革的势力正在成长，但最终走民主道路还是军事统治道路尚不明朗；日本漫长的经济衰退带来了巨大的痛苦，日本经济的恢复对于整个东亚经济的复苏将具有最重要的影响。
作为法学家科恩着重指出了法制改革对于东亚国家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修改破产法，必须对外国投资开放市场。他指出：现存法律本身并没有引发危机，问题在于某些法律遭到滥用，众多公司的不良债务说明缺乏依法管理的现况。应给“法律文化”这一概念以足够的重视，这是因为法律本身可以改变，可以使之看来更具现代的面貌，但是执行法律的文化环境却难以改变，法律机构最终依赖于人。中国面临着深刻的变革压力，经济问题的挑战是严峻的，中国遵循什么模式进行法制改革面临重大抉择。
美利坚大学兼职教授王碧君(HengPekKoon)认为，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有助于遏止危机的进一步升级。亚洲价值观受到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代表的全球资本主义体制的挑战。目前，泰国和韩国已经屈从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但是关闭现有银行造成经济的进一步恶化。在印度尼西亚，则引发了社会动乱。马来西亚经济的恢复比人们所预期的要慢。这就提出了两个重大的问题：怎样处理国家主权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亚洲价值观是否能继续适应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她认为，新加坡成功应对金融风暴的事实表明亚洲价值观能够适应全球经济的挑战。危机的重要教训是各国要加强彼此间的政策协调。
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长张毅君大使指出，近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国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一些人开始认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其实中国对亚洲稳定的立场并未改变。危机表明中美的共同利益很多。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沈丁立教授分析了危机对于东亚各国防务政策的影响。他指出，目前看到这种联系为时尚早。危机将减少经济困难国家的军备开支。如果中国忽视亚洲危机而采取加速发展军事现代化的政策，东南亚国家将落在后面。中国不会采取这样的政策。
斯卡拉皮诺教授分析了危机对美国的影响，他指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进口快速增加，贸易赤字将大幅度攀升；美国要求日本大力改革，开放市场，导致双边关系的摩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美国和亚洲均引发很大争议，应当注意亚洲与拉丁美洲问题的区别。
美国前任大使张之香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印尼引起了社会骚乱，印尼华人遭到袭击，同时也将影响对日本的供给。由于进口急剧上升，贸易赤字正成为美国政治中的烫手问题。她认为，中国在减少美国的赤字方面可以有所作为。同时，美国要想继续发挥在亚太地区的领导作用，必须改变自己骄横的作风。美国目前面临这样的机会，但做的不好将适得其反。
三、中国为什么能够躲避金融危机？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刚解释了中国为什么能够避免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政府从1993年以来一直强调压经济泡沫，并采取了从紧的货币政策压通货膨胀。1996年，通货膨胀率几等于零，使中国对于危机有所准备。现在有人认为，中国之所以未受冲击，是因为中国未开放资本市场。这不是唯一的原因。在危机前，中国已经建立了四道防火墙：（1）经常项目非常好，顺差逐年增大；（2）1992年以后资本项目顺差大，外资主要是直接投资，短期投资少，长短期外债比例较为健康，长债占多数；（3）官方外汇储备不断增加。资本项、经常项长期顺差，导致官方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有人认为，1994年1月1日汇率并轨造成人民币大幅度贬值，是东南亚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不符合实际，因为改制后人民币实际贬值率很小，尽管当时官方汇率为5.8%，但其所占市场交易量的份额很小，82%以上的外汇交易都是按照市场汇率作出的，即按照较高汇率作出的，1993年最高达11.5%；（4）资本项未开放。1993年以来实行的适度从紧货币政策引起物价下降，增强了中国抵御危机的能力。因此，对于这一政策怎么评价都不过分。他同时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主要是：需求不足；失业率较高；出口受到较大挑战；银行不良资产较多，目前正积极解决；实际利率较高，对企业压力大。
对于中国能否维持汇率的稳定，易刚表示：对所有的数据进行分析后可以得出肯定的结论，人民币保值是不成问题的。他最后指出：预期对于经济前途极为重要，大家预期某种不好的前景会发生，结果真的发生了；如果大家都认为要小心不贬值，坏事可能不会发生。
丁宁宁博士也对中国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充满信心。他指出，决定币值的因素不仅取决于出口，而且还取决于银行的资信度和邻国可能遭受的影响。中美思维是不同的，中国信奉“唇亡齿寒”的古训。
《远东经济评论》资深记者韩妮·森德（Henny Sender）博士从新闻工作者的角度分析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原因，她认为中国经济不会走东南亚国家的道路，中国经济仍是有活力的。
四、危机的教训及对未来研究的启示
斯卡拉皮诺教授认为，金融危机带来的教训主要包括：应考虑跨国资本加速流动所造成的问题；不存在可以适用于任何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东亚国家仿效日本经济模式，而这一体制存在较大的缺点：缺少灵活性、政治因素严重干预经济、缺乏一种自我变革的政权过渡机制。在谈到危机对美国的影响时，斯卡拉皮诺教授指出：美国经济增长强劲，进口快速增加，贸易赤字将大幅度攀升；美国要求日本大力改革，开放市场，导致双边关系的摩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在美国和亚洲均引发很大争议，应当注意亚洲与拉丁美洲问题的区别。危机不会很快结束，东亚各国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结构性改革有助于形成新的经济发展战略，而民众支持的下降也将迫使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调节研究部金融研究室魏加宁博士从自己研究金融风险的经历对东亚金融危机进行了思考。他从1991年起开始认识到防范金融危机的重要性，呼吁领导予以重视。他的研究得到中心主任孙尚清的支持。他认为，在这一问题的研究上存在着上层重视而官僚机构迟钝的反差。他指出，在中国个人研究的力量是有限的，要大家共同来研究，不能停留在开会和写文章上。当前所迫切需要的是成立风险评估机构，建立风险评估机制。危机影响的大小关键在于有无快速反应能力。
怎样理解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并在政策制定中加以贯彻是一个难题。因为对于教训的解释很多，相互有差异，在实践中加以贯彻更加困难。与会者提出，中国一方面要吸取金融危机的教训，又要面对全球企业兼并浪潮的压力。成功的中小企业是成功的关键，不能丢掉比较优势使产业结构盲目升级，但同时又要营造自己的企业集团，发展自己的知识经济产业。如何正确解决这些矛盾将是未来一段时间的关键。
全球化的经济真正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应当加强亚洲和世界各国经济间的联动机制以及股市、汇市等市场关联性的研究。
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之间的关系问题越来越突出。一些与会者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如通货紧缩的政策在某种程度上是克服当前危机的障碍，应当更多地理解那些遭受痛苦的国家。
不同文化的融合和摩擦更加突出，亚洲价值观能否最终适应全球化经济的挑战已经成为重大课题。
王荣军
全国美国经济学会第六届年会暨学术研讨会于1998年7月17-19日在上海举行。来自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的学者和新闻出版单位及企业界的代表70余人出席了会议。与会代表就美国经济现状及增长前景，美国“新经济”与知识经济的关系，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欧元启动对美元的影响、美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主要问题等议题交流了观点和看法。美国经济近年来令人瞩目的强劲增长和“新经济”论的提出，以及美国是否已出现“泡沫经济”的争论，使当前美国经济形势和“新经济”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问题成为大家最为关注的焦点。
一、 亚洲金融危机和欧元启动的影响与当前美国经济形势
一些代表认为，目前美国经济总体形势平稳，近期可能放慢增长速度，但中长期前景良好。到1998年6月为止，美国经济已持续增长87个月。1998年第一季度的增长率高达5．4%，失业率为4．7%，通货膨胀率仅为1．4%。受生产放慢，库存下降，劳动力供应紧张及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下半年增长率将下降。近期内，美国经济面临股市过热，部分企业利润下降，金融衍生工具导致的风险，欧元启动和亚洲经济不振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但从中长期看，其基本因素依然健康。美国股市的状况与当年日本的泡沫经济有根本区别。美国目前股市的繁荣建立在企业高利润的基础上，因而，认为当前美国经济与80年代末日本泡沫经济破灭前的状况如出一辙至少是论据不足。有些代表指出，亚洲金融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影响总体上是利大于弊。就不利影响而言，主要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投资受损，对亚洲出口的下降和进口的增加，导致国际收支状况继续恶化。有利的影响则包括：有利于美国跨国公司的国际扩张，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从而有利于抑制长期利率的上升，而廉价商品和原材料的进口都有助于抑制通货膨胀，缓解压力，促使经济继续稳定增长。还有些代表指出，美国在高技术领域大大领先于其他发达国家，拥有企业与科研紧密结合的良好体制以及巨大的、购买力很强的国内市场，还有政府有效的宏观调控，这些都是美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有力保证。
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前景不能抱过于乐观的态度。其理由主要是：1．美国经济的这次长期景气，基本是在以信息产业为核心的高技术产业作为先导、各产业广泛利用信息技术而大量投入的基础上形成的。在经过长期巨大投入和充分装备之后，对高技术产品的需求已呈现饱和态势；同时，高技术本身的发展一时难以形成新的突破，国内市场已出现供求失衡的情况，产品价格下降，利润也大幅下降，而开拓国外市场的努力又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而受阻。据美国商务部统计，1998年上半年美国高技术产品对外出口呈下滑趋势。何况，行业景气时，信息产业的就业倍增效应较高，其萧条时的倍减效应也相应较大。因此，美国经济将难以再依靠高技术产业投资的拉动。2．美国公司总利润下降，且各公司未分配利润占利润总额的比重大幅下降，发展后劲明显不足。从官方统计来看，劳动生产率增速放慢，而在失业率持续下降的影响下，劳工工资水平却持续上升，进一步挤压企业利润空间。3．美国国际收支逆差急剧扩大，有可能对经济产生实质性损害。这一缺口现主要依靠外资的注入来填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经济的平稳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资的稳定注入，而这又与美国证券市场的运行情况密切相关。4．美国股票市场过热。目前注入美国股市、推高股指的很大一部分资金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为避险而入。当前美国股票市盈率远超正常值，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已高达70多倍。这些资金留在美国是因暂无别处可去，一旦亚洲经济复苏或欧洲大市场提供新的机遇，它们就将离开。5．欧元启动后将很快形成对美元的挑战。有代表认为，有严格入门标准、独立央行和40多年协调基础作保证的欧元将是稳定、强大的国际储备货币。而美元本质上是一种弱势货币，现在的强势是特殊供需关系的结果。欧元的启动将暴露美元的弱点，美元独霸局面将会结束。这也将对美国经济产生负面影响。
二、 关于美国“新经济”及其与知识经济的关系
一些代表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的深入，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美国经济已发生转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或者说出现了“新经济”，其实质就是知识经济。“新经济”的主要特征是：1．知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高技术改变了生产的内容，过去制造业把原材料转化为产品是资源的凝聚，现在信息业把知识转化为产品是知识的凝聚、创造和应用。知识已成为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和动力。企业的投资方向也由物质资本向知识资本、有形资本向无形资本倾斜。2．高技术产业已成为支柱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据统计，自1993年以来，高技术产业在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中的贡献率达27%左右，相形之下，传统主导产业如住房建筑和汽车业的贡献率分别为14%和4%。1994年，美国企业对信息技术设备的投资第一次超过了对厂房设备的投资。迄今为止，作为高技术产业核心的信息产业产值已占美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预计到2007年这一比例将达20%。3．传统的商业周期变形。具体表现在周期的扩张期延长，收缩期缩短，震荡减小。90年代的这次经济扩张已持续87个月，是美国历史上时间最长的扩张期之一，且迄今为止没有出现严重失衡现象，增长可能持续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有些代表认为，知识作为生产要素有可重复使用、连续投入和收益递增的特征，传统的要素报酬递减规律将受到挑战，知识产业可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和持续发展。另外一些代表认为，“新经济”不能完全归功于高技术，对近年来美国金融体制和金融创新的发展要给予充分的重视。对教育因素在“新经济”的诞生中所起的作用也需要强调。还有部分代表更进一步认为，知识经济是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未来方向，而美国则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走在了最前列。
但也有一些代表对“新经济”的提法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只能说美国经济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出现了一些新的特点，而这些新特点的形成又与高技术的发展相互关联。这次美国经济的增长可用长波周期理论来加以说明，即和历史上美国对铁路大规模投资的时期一样，高技术的突破带来了经济发展的长波周期。按长波理论，在长波的上升期，扩张期长，波动小；长波下降期，小周期会频繁出现，波动加剧。因此认为目前高技术的发展导致了经济周期的变形甚至不存在是不能接受的。信息产品市场同样会出现饱和，这种迹象已经显现。有的代表指出，据国外学者研究，当创新曲线处于上升期时，美国企业表现活跃；当该曲线转趋平稳时是日本企业的活跃期；当曲线拉平时，东南亚国家的企业开始活跃。信息产业的长波目前处于上升期，但再过一段时间，当进入成本竞争阶段时，曲线将开始拉平，日本和东南亚经济就可能转趋活跃，而美国经济增长则将趋缓。美国能否保持对因特网的控制是其中一个不定因素，但即使美国保持控制也只能延缓而不能阻止长波下降期的到来。
三、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主要问题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中的主要问题包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问题、永久性最惠国待遇问题、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等。其中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是代表们讨论最多的问题。一些代表指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障碍是美国。在中国的总关税率和最高关税约束度、非关税壁垒、服务贸易市场开放、有选择的保护和过渡期等具体问题上，双方立场有较大差距。由于中方参加谈判的目的与美方参加谈判的目的并不相同，谈判也没有确定总的底线，老问题尚未解决，新问题又已出现，形成恶性循环。目前中国再让步有相当困难，而中方已做出的承诺又不能让美国等谈判方满意，短期内解决这一问题有困难。但也有代表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宜早不宜迟。因为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长期游离于这个国际组织之外，对我们参与规则制定将很不利；另外，国内的利益集团在谈判中施加了影响，应该摆脱；再考虑到台湾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进展较快这一因素，在加入问题上久拖不决可能使我们付出较大的政治和经济代价。对方有些条件我们现在不能接受，也应从战略着眼及早设法解决。
有关中美贸易不平衡的问题，有代表指出，美国目前十分关心这个问题，我国对美出口今年继续增加，双方贸易额增加很快；美国的对华逆差，美方的统计肯定是有夸大，统计方法上也有缺陷，但我们的对美贸易顺差确实在增长。克林顿访华时双方签署了一批经贸合同，而美国进出口银行恢复对华出口补贴等将有助于增强美对华出口的竞争力，但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需要美国摒弃冷战思维，解除对华高技术出口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