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中美建交十周年与二十周年——变与不变
资中筠
在纪念中美建交20周年之际，首先想到10周年纪念的情景。1988年12月，由美国研究所主办中美建交10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同时宣布中华美国学会成立。那是中美关系被认为属于建交以来最好的时候，纪念会十分隆重，几届驻美大使都出席（其中两位现已作古）。与会学者就中美关系的战略、安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民间友好往来的各方面进行探讨，也是到那时为止关于这一领域学术研究的一次检阅，可谓极一时之盛。美国驻华大使温斯顿·洛德和笔者都从各自的角度做了对10年关系全面回顾和总结性的发言。我的发言（也是向研讨会提交的论文）题为《利益的汇合：国家关系的基础》（载《人民日报》1998年12月30日和《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是当时本人对中美关系比较全面的思考。如今重读一遍，试图比较一下，这10年来究竟有哪些新的变化，或者我自己有什么新的想法。结果发现真如胡适所说，历史像一个顺从的女孩子，任人打扮。如果要强调“变”的一面，可以举出许多新变化；要强调不变，也可以举出许多依据。
众所周知，在这10年中国际局势发生了风云突变：苏联解体、东欧巨变、冷战结束。中美关系也发生了一次剧烈的震荡：
首先是原来的战略基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毋庸讳言，中美建交时，双方对“苏联威胁”的共识是一个重要战略基础。记得本人和美国许多中国问题专家不约而同曾多次对中美关系以反苏为主要基础表示不同意见。在我国，起初此类观点只能在内部报告中提出，后来中国调整外交政策，实际是调整与美苏的距离，这一观点才可以公开发表。本人对这一问题公开的比较全面的论述是1988年3月在一次国际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美关系的多面化》，其中还提到：“中国仍然担心美国把对华关系从属与对苏关系，也就是，一旦美苏关系缓和到一定程度，美国有可能降低对中美关系的重视”【注释】资中筠：《中美关系多面化》，载汪熙主编：《中美经济关系：现状与前景》，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9-31页。【注尾】。纪念10周年文章中也提到：“在和平时期，单纯以对付第三者的共同威胁为基础的关系是不能持久的。”【注释】《美国研究》1989年第2期，第23页。【注尾】美国的许多学者也早已提出：“我们同中国关系不应仅以我们共同反对苏联为基础”【注释】80年代美国学者此类言论很多，难以列举。这一引语出自1983年美国大西洋理事会主持的集体课题《今后十年的对华政策》中“一般性建议”第七条，比较有代表性，见《美中关系未来十年：1983-1993》(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508页。【注尾】。当然，当时大家都没有预见到以后的突变。而在美国方面不论官方文件提法如何，事实上直到1989年，决策集团中以中国制衡苏联的考虑仍占上风，所以苏联解体后就一度出现中国对美国不再重要的说法，上面所提到的“担心”，不幸而言中。
在同样的国际背景下，加上中国发生的天安门事件，两国关系中本已淡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又突显出来。自杜勒斯以来第一次，美国再次掀起关于对华政策是应该立足于中国现政权即将垮台还是将继续巩固的辩论，不过“垮台论”没有占上风，才有当时布什政府维持中美长远关系的努力，而同时不放弃“以压促变”。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引起举世瞩目，“垮台论”又变成“中国威胁论”。中国在美国传媒中始终是反面角色。在中国方面，尽管国家关系不以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异同为转移仍是官方一再重申的原则，但是对美国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加强了抵制，反对“和平演变”又提上了日程；在民间，针对美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一度高涨。所以世界范围的冷战结束之后，中美之间可以说又经历了一次不完全的冷战，双方关系一度陷入建交以来最低谷。
台湾问题也由李登辉访美引发了第三次台海危机，这回不是打炮而是导弹，双方采取了边缘政策。
随后，在克林顿总统第二任内，经过双方努力，关系又开始回升，本人称之为“第二次正常化”，直到实现两国首脑互访。转了一圈好像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那么此时此刻与10年以前中美关系异同如何呢？
首先大前提：利益的汇合是基础，这点没有变。这利益既包括双边的，也包括全球性的共同利益。在这一前提下，10年来维持不变的是：
双方认定的共同利益：中国改革、开放、稳定、现代化需要美国；美国认为一个稳定的、朝着改革方向发展、对美友好的中国符合美国利益（关于这一点，美国官方的提法措辞常有变化，但大体意思差不多）；双方都对发展经贸关系和文化交流持积极态度，而且有大幅度的进展；在处理国际共同关心的问题和热点问题上合作多于对抗：三项公报为基础没有变——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发表了联合声明，其中双方合作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但是仍重申三项公报是两国关系的基础。
老的分歧依然存在：
(1）台湾问题，双方基本立场如故。克林顿总统在中国所讲的“三不”是以比较明确的方式重申美国在三项公报中本应承担的义务，值得欢迎，但在实质上并没有新的突破。美国仍同时以“台湾关系法”为依据的双轨政策并没有变，在具体问题上双方对是否违反建交原则依然经常有不同解释（美国内阁成员访台就是一例），美国依然不时要采取引起中国不快直至抗议的行动，然后又经过交涉重申原来的承诺，如此周而复始。由于台湾岛内的形势变化和美国国会、舆论界的态度，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危险性不但没有减轻，而且有可能更严重。台湾问题依然是两国关系中的定时炸弹。
(2）经济关系，从数字上看，简直不可与10年前同日而语，而与此同时，贸易摩擦的面和频率也有所增加。中国进入GATT的问题到1988年底时似乎已是成功在望，如今过了10年，GATT演变为WTO，马拉松式的谈判还在继续，终点却似乎更远了，仰之弥高，攻之弥坚，简直像是个移动目标。美国仍然一年一度对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进行辩论，1994年克林顿总统决定与人权问题脱钩，也只是回到1989年以前的状况，而每年总有一部分国会议员找到新的或老的借口投反对票。
(3）文化交流，中国依然强调科技，美国依然强调文化。在事实上两方面都大幅度进展的同时，中国政府总是对“和平演变”有疑虑，美国也总不放弃推行自己的价值观的目标，对高科技转让仍有重重障碍。中国人才继续往美国流，人数大大增加。本人在10年前的文章中说中国在为美国付中小学学费，现在这一趋势有增无减，而且包括大学本科。有人说人才已开始回流，实际的比例微不足道，而且回来的人许多都在美国企业工作。
以上是不变的方面。冷战的结束并没有使中美关系的基础发生本质的改变。这一关系一方面可以说相当脆弱，如美国学者哈丁的巨著的题目：“脆弱的关系”， 有一些结很难解开，旧问题没有解决，新问题又冒出来，使关系下滑的因素随时存在；从另一方面看，又可以说很有韧性，经历了那么多世界的和双边的惊涛骇浪，还是维持下来，而且还在前进，尽管步履蹒跚。从中得到的教训是：在关系很好时，不要太乐观，在看来问题很大时，也不要太悲观。
现在说“变”的一面。这里指的是超越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来看根本性的新变化。
最大的新形势是以电脑网络普及为特点的信息时代迅速到来，和全球化的加速发展，使国际关系的许多规则和惯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跨越国界的休戚相关问题越来越多。特别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所显示出来的世界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程度是以前很难想象的。尽管迄今为止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发生危机，但是谁也不能自外于这场风波，以邻为壑的做法必然会导致搬起石头砸自己脚，这应该是有识之士的共识。中国目前的政策符合这一原则，所以赢得国际好评，也是美国舆论对中国扭转看法的重要因素。从某种意义上说，克林顿能够提前访华也与此有关。这是总的形势的变化。这样一种新的形势对今后两国关系将发生的影响，其广度和深度现在还难以准确的估计，但是对于观察者或决策者都是必须予以考虑的。
在中美双边关系中已经可以看到的一个新情况是：过去，美国支持中国改革和现代化顾虑较少，如果有，其出发点也是冷战遗留下来的意识形态因素居多，中国的经济发展形成不了与美国的竞争对手。而现在，尽管事实上中国仍然远非美国的竞争对手，但是美国对中国的发展顾虑开始多起来，这也是中国威胁论的依据之一。美国现在不再担心中国改革倒退，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却害怕中国实力强大。也就是说，中国加快现代化的步伐不一定被美国认为总是符合美国的利益，这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无形的、新的不利因素。超越那些繁琐的条件看实质，美国担心有一定分量的中国进入WTO之后可能取得的发言权，是中国参加这一组织的真正的阻力所在。
对中国说来，现在面临的新问题不但是10年前没有遇到，也是百年未遇的。当前大家都在作世纪的回顾：中国在本世纪初正好是甲午战争加八国联军之后，处于最弱、最屈辱的时候，而到世纪末却是第一次在国际上成为举足轻重的国家，而且还被人看作“威胁”。前一点符合现实，且足以自豪；后一点则既非事实又足以招祸。在这种新形势下，笔者深感作为中国人需要有新的眼光和新的姿态：
(1） 国人在对外交往中习惯于强调鸦片战争以来受屈辱受侵略的历史，这是中华民族发愤图强的动力，也是在许多国际问题上的立场和心态的历史根源。纪念10周年文章中分析中国比美国重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时，也着重论述了这一点。不过现在已经到了要强调更多地向前看的时候了，不能总是以“五千年文明加百年屈辱”为辞。在进入21世纪的时候，中国人有条件也有迫切的必要创建新的精神资源，从中吸取新的动力。
(2） 今后前进的道路充满艰难险阻，应更多地内省，从克服自己本身的弊病来消除障碍，而不是强调外因。因为外界的风浪和不利因素是客观存在，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对不公平的事物当然要进行抗争，但首先得自己肌体健康。我国WTO谈判代表龙永图先生在电视采访中一句话十分发人深省：面对美国代表提出的质问：“你们连走私都制止不了，如何使人相信你们的外贸政策？”，他纵然辩才高超也无言以对。至于在财政上单是走私一项所造成的损失远超过假定接受WTO的苛刻条件所损失的数字，已是众所周知了。当然走私仅仅是许许多多问题中的一个。例如在知识经济时代人才流失问题的严重性并不亚于走私，只不过不能靠法律来解决，如何营造一个使国人的聪明才智和创造力得以充分发挥的环境，也只能返躬求诸己。在没有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借用一句通俗的话：要战胜的是自己。
(3） 需要加速和深化观念的更新，以主动的姿态融入全球化的进程。如今国人都在谈“全球化”，这是一大进步。几年以前，这一提法多少还是禁区。现在，在经济、科技方面全球化大约已成共识，而在其他方面则认识很不相同，在有些方面还很被动。毋庸讳言，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仍然是全球化的主要推动力，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方向和速度的制定者，这也正是中国的疑虑、踌躇，甚至抗拒之由来。10周年的文章中专门有一段提到相互依赖与国家主权的关系。我强调，“在现阶段，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还是主要的……特别是在国家之间贫富强弱悬殊如此严重的情况下，抹杀民族利益实际上会导致强权政治”。从原则上讲，这段话依然有效，世界大同当然远远没有到来，维护主权的任务有时还很艰巨。但是在程度上，今天与10年以前不可同日语，民族利益的界定，国家主权的范围等等都需作新的认真的研究。如果我今天写那篇文章，就会在侧重点上有所不同。这是一个大题目，此处无法展开。
在美国方面，毋庸置疑，美国仍是遥遥领先的唯一的超级大国，自80年代中以来，笔者就不同意美国衰落之说，如今在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美国仍然掌握最雄厚的智力和人才资源，占据高科技发展的制高点，因而仍领世界潮流之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特别需要认识到国际间相互依赖日益加深的新的现实，一国的力量无论多大，可以一手操纵国际事务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1） 在观念上也应适应新的世界潮流，善用自己的力量和地位，摆脱过时的强权政治。美国对外常自称从道义原则出发，但是在他人，特别是受害者看起来，其行为却常常是基于自私目的的强权政治。关于利益和道义的关系，10周年文章中引了司马光评孟子见梁惠王的话：“唯仁者为知仁义之为利”，也就是说从长远看，国家利益与道义原则应该是一致的，有远见的政治家应该善于把握这一点。这个问题是复杂的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但是至少现有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规则是一个标准。美国习惯于通过制定国际组织的规则要求别国遵守，以贯彻自己的意志。目前覆盖面最广，最有权威的组织是联合国，得到全世界国家认同的是联合国宪章，实际上当年联合国宪章和规则的制定也是美国起主导作用。但是当前有一个令人不安的迹象，由于美国感到已不能在联合国得心应手地贯彻其意志，就置联合国于不顾，自行其是。对伊拉克的袭击只是一例。在此之前怂恿北约对不属于北约防御范围的地区用武也已露端倪。美国以世界最富的国家长期拖欠联合国会费也代表它对这一组织的态度。这对世界的和平和秩序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也增加中美之间实现“战略伙伴关系”的障碍，而且归根结底也未必符合美国自己的利益，攻打伊拉克之举可能使美国陷于被动而难以收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总是以最高裁判者自居，但是应该意识到美国目前超强的现实究竟对世界是祸是福，谁来约束美国，是包括中国人在内的世人所严重关切的问题。
(2） 假如说中国应积极对待全球化的大趋势，美国则应更加尊重他国的民族利益和特点，承认他国发展的权利。如果说中国应更多地甩掉历史包袱，美国在与中国打交道中应有更多的历史感，不仅是看中国的历史，也要看自己的历史。在看中国历史时，不仅了解过去，还要着重看改革开放20年的历史；对美国自己的历史也不应忘记，美国发展到今天是有一个过程的，到现在还有许多问题。另外，对美国的繁荣富强实际上全世界各民族都作出了贡献。特别在与第三世界国家打交道时，决不要低估其民族主义感情和可能释放出来的力量，不论对此作怎样的评价，这是客观存在，而且在相当长期内还会很强烈。在美国战后的对外关系史上，对这一点屡犯判断错误，是有丰富的经验教训的，毋庸赘言，这里也包括对华关系的历史。
(3） 美国作为超级大国一向把国内法置于国际法和国际协议之上。美国的党派斗争对外交的干扰较之其他西方民主国家都大，有时到违背理性的地步。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关系深受其害，两国熟悉中美关系历史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建交后的前十年，中美关系发展比较健康、正常，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建立在两党一致的基础上。1989年以后不幸中国问题又进入了国内政治斗争中，超出了理性判断的利益基础。今后如果“中国问题”能多摆脱一些——完全摆脱大约不可能——美国国内政治的不断骚扰，则可望发展顺利一些。
最后，本人反对历史循环说。有一种说法，认为从历史上看，新的大国的崛起必然引起与原来的大国的冲突，这也是中美必然冲突论的依据之一。这种论调在美国相当流行，在中国一定范围内也存在，不过多数论者不同意。不同意的出发点不是良好的主观愿望，而是有客观依据。事实上即使从历史上说也并非必然，美国取代英国称霸世界，基本上维持良好关系，就证明此论不确（至于美英“特殊关系”的特殊原因又当别论）。历史现象有时有相似之处，但实质上不可能是循环重复。特别是当前整个世界正在发生质的变化，促成国力消长的因素、国际关系的规律以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与半个世纪前已经大不相同，而且变化正以加速度进行。一方面，今后大国间冲突的代价将是谁也付不起的，另一方面，有许多新的因素可以避免冲突，解决分歧。更何况目前中国和美国的实际差距不能以道里计，美国决策者也并不认为中国在短期内能成为与美国抗衡的强国，但是仍然对中国的发展和兴起充满疑虑。对这一问题如不能改变观念达成共识，从长远看必然是中美关系的重要障碍。
最后，在学言学。这些年来双方互相的研究还是有长足的进展，对渗透到决策层和普及到一般社会都起了一定作用。对比一下10年以前，今天互相了解还是大大增加了。中美关系在最低谷时得以维持下来，固然是根本利益所在，双方有识之士还是发挥了积极作用的。我感到，美国的专家对中国研究比较深，而在政治家和民众中仍然偏见很多，或相当无知。中国人对美国的兴趣和了解的普及程度超过美国。另一方面，作为专业学术来说，中国方面对美国的研究尚有待提高和深化，特别是从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角度对美国的各个方面作细致的、多学科的、非急功近利的分析研究远远不足，愿与同行共勉之。
资中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