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新冷战史”与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
戴超武
东欧的剧变、柏林墙的坍塌和苏联的解体，80年代末国际形势的变化的确使全世界头晕目眩，而支配战后世界长达40年的冷战似乎在一夜之间结束了。在美国及其西方盟国陶醉于“胜利”之中的时候，美国外交史学界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在得意之余也感到了困惑。一方面，在冷战结束之前，美国外交史学界对冷战史的研究经历了“正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之后，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已基本上取得了意见一致，而冷战的结束则使得有必要重新研究整个冷战史；另一方面，在重新研究的过程中，如何厘清冷战的经纬，怎样对待新近解密的档案资料以及许多似成“定论”的观点等，都是冷战后美国外交史学界一直在思考和实践的课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外交史学界开始呼吁进行“新冷战史”（ the new Cold War history ）的研究。因此，“新冷战史”的出现并非是一个孤立的学术现象，它不仅仅显示了冷战后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的重要发展趋向，更为重要的是，它凸显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实力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思想的发展趋势。
一
“新冷战史”出现的一个重要标志， 是1996年2月12日至13日在美国天普大学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这次会议是由卡内基公司赞助的。会议的主题为“冷战的起源：新的证据、新的解释和新的意义”，其目的是两方面的：一是根据新近解密的档案重新考察冷战的起源，二是在更为广阔的领域里研究“避免及解决冲突”的历史，但重点放在冷战的起源问题上。美国研究冷战史的著名学者、耶鲁大学教授约翰·L.加迪斯（ John Lewis Gaddis ）做了题为《新冷战史：一些最初感想》 的主题发言，对“新冷战史”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提出了建议。【注释】关于加迪斯发言的主要内容，参见Peter Kindsvatter, “Report on the Temple University — Exploring the ‘New’Cold War History and Missed Opportunities for Conflict Resolution，”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Newsletter, Vol.26, No.4 (December 12, 1996), pp.12-19。【注尾】加迪斯实际上总结了自己及美国外交史学界在冷战结束后对冷战史的反思。他在发言中说，由于冷战的结束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档案文献的不断解密，这必然导致“新冷战史”的出现；这种“新冷战史”注重多国档案的研究，强调“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作用和影响，并强调思想和政治上的合理性。因此，“新冷战史”肯定同以往的冷战史研究不同。加迪斯认为其差别在于：“旧”冷战史在研究中并未利用多国档案，它倾向于注意军事和经济因素，特别强调美苏两极之间的对抗。为此，加迪斯列举了有关“新冷战史”研究的六个假设：
第一，“新冷战史”将强调“力量的多样化”（ diversification of power ），这种多样化不仅体现在如军事、经济、意识形态等多种形式上，而且还体现在世界各国的相互作用上。由此“新冷战史”将避免“旧”冷战史单向研究的缺陷。
第二，“新冷战史”将考察美国和苏联建立各自“帝国”的方式，以此揭示这些帝国在运作过程中所形成的至关重要的差别。加迪斯指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美国和苏联都力图填补由于德国和日本战败而留下的权力真空，两个超级大国进而以巧妙的手段施加对盟国和第三世界中立国的影响；在建立帝国的长期过程中，美国取得了成功，而苏联则失败了。关于苏联失败的原因，加迪斯归因于苏联“帝国”那种过份高压及独裁的本质，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东欧地区，苏联从未取得充分的合法性；而“美利坚帝国”则相反，它是建立在“邀请”之上的。许多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积极寻求同美国结盟，“欢迎美国的存在以抵消来自共产主义集团的威胁”。因此，加迪斯的结论是：由于其盟国乐于甚至渴望参与的意愿，使得“美利坚帝国”更为可行、稳定并具有凝聚力。
第三，“新冷战史”将显示，“独裁的共产主义集团在总体上，特别是斯大林和毛泽东，在外交领域方面比旧冷战史通常所描述的那样更缺少实用性”。加迪斯还指出，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具有“革命的浪漫主义”（ revolutionary romantics ）， 他们经常为各自意识形态的信念所束缚乃至误导，因为他们基本上都认为，帝国主义的西方阵营之中的国家最终将分道扬镳，共产党人将会在亚非拉的广大地区被视为解放者。
第四，作为第三个假设的必然结果，“新冷战史”将显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现实政治”（realpolitik）的追寻， 比旧冷战史研究中的现实主义学派通常所相信的要更为实际和成功。加迪斯说，现实主义学派的学者常常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脱离实际，自拆台脚，还在一个崇尚权力的世界高唱民主的理想”；实际上，美国成功地建立了军事和经济帝国而没有抛弃民主的理想，突出的例子是北约的成立和亲美的富裕的西德和日本的崛起。
第五，“新冷战史”将显示，西方在60年代初期已经对共产主义集团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有民主的、资本主义的西方才能提供“大炮和黄油”；高压的独裁主义和行将崩溃的经济最终破坏了共产主义的法统地位，并导致华约和苏联的解体。如果这一进程在60年代就已经开始，那么冷战为什么会延续如此之久呢？加迪斯将之归因于美苏双方对军事力量的迷恋，特别是核军备竞赛。一方面，核武器是战后国际体系稳定的一个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核武器的发展使苏联相信，军事力量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被打断了，而核武器则成为苏联能向美国进行挑战的唯一战略领域。发展庞大的核武库使苏联在丧失了在其他一切领域中同美国进行竞争的能力后继续保持其超级大国的地位。这样，过份注重军备竞赛掩盖了苏联国内不断出现的各种严峻的问题，并妨碍了东西方之间的早日和解。
第六，“新冷战史”不仅将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解释，而且还将证实“正统派”冷战史学家的一些结论；也许其中最有意义的是，新的证据将进一步充实以下论点，即只要斯大林一天掌权，冷战的对抗就不可避免。加迪斯强调指出，不断增加的有关斯大林的资料只能进一步证实他所具有的敌对及野蛮的本性；他制造了一种怀疑和敌视西方的气氛，这种气氛在他去世后的很长时间里依然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在冷战的起源和冷战的加剧上没有责任。
加迪斯新近出版了一部名为《我们现在知道了：重新思考冷战史》的论著，进一步系统阐述其“新冷战史”的思想。John L. Gaddis, We Now Know：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 York, 1997).这部论著实际上是加迪斯在牛津大学所做的八个系列讲座，其中探讨了早期冷战史（1947－1962年）中的重大问题，如欧洲的分裂、中国内战、朝鲜战争、核军备竞赛以及古巴导弹危机等。从现有的评论看，美国外交史学界虽然也批评加迪斯的“新冷战史”存在着史料运用方面的不足以及研究视野上的缺憾等问题，但多称赞加迪斯的论著是“富于思想内容和挑战性的”，为研究早期冷战史提供了一个“使人耳目一新的、完整的学术框架和重要的方法”。还有评论者甚至认为，“新冷战史”思想的提出，是美国冷战史研究的一个里程碑，并将改变对这一重要问题的学术争论。【注释】有关对加迪斯论著的评论，主要参见Timothy Naftali,“A New Cold War History，”Survial (Summer, 1997)， pp.151-157; Carolyn Eisenberg,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84, No.4 (March 1998), pp.1462-1464.【注尾】由此可见，加迪斯的论点将会产生相当持久的、不容忽视的影响。
二
从本质上讲，“新冷战史”思想的提出不仅仅是美国外交史学界的一个新现象，它实际上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的集中体现，代表着美国外交史学的某些发展趋向。因此，在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上，“新冷战史”究竟新在哪里，哪些是值得我们吸收和借鉴的，哪些是值得商榷的，这应该是一个严肃的论题。
首先，加迪斯呼吁“新冷战史”注重多国档案研究，强调“第二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影响，强调“力量的多样化”的研究，这种方法论和研究手段上的突破，也是近年来美国外交史学界力图摆脱学科危机所进行的重要尝试。长期以来，美国外交史学由于研究方法单调、理论陈旧，发展缓慢，以至被美国学术界称为“类似于一个充满了鳄鱼、犰狳和蟑螂的小生物圈”，古板而无趣。John L. Gaddis,“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Diplomatic History，Vol.14, No.3 (Summer 1990), p.406.面对这种情况，美国外交史学家做了种种努力，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打破学科樊篱，破除传统的研究框架，打破以美国为中心的研究方法和以军事、经济因素为核心的研究思路。在这方面，随着美国外交史学家的自我反思，随着研究视野的不断扩大，同时也随着前苏联档案的开放以及美国同其他国家学者合作的加深，美国外交史学将走向多层次、多学科的交叉研究，逐步将单纯的“美国外交史”发展成综合的“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关于美国外交史学界的反思，参见徐国琦：“八十年代以来的美国外交史学”，载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美国史研究室编：《美国历史问题新探：杨生茂教授八十寿辰纪念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68－192页。加迪斯总结了9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学界有关学科建设的诸多反思与建议，所以有“一者呼而天下应”的效果。从长远看，“新冷战史”的这一设想势必成为21世纪美国外交史学的一个重要的发展趋向，其意义不容低估。这也是加迪斯的主张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其次，加迪斯的第二个假设，提出了冷战史研究中一个长期争论的重要问题，即冷战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从冷战史的演变看，美国和苏联战后在欧洲的矛盾和斗争，从根本上讲是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同苏联的国家安全利益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并非加迪斯所谓的“帝国的建立”。因此，加迪斯曲解了冷战的性质，“邀请”和“强加”的概念纯属人为，根本不符合历史事实。就美国同西欧的“邀请”关系而言，从1947年的敦克尔克条约到1948年的布鲁塞尔条约，再到1949年的北大西洋公约，西欧的战略经历了从共同对付德国到防止苏联“侵略”的转变，这是美国利用马歇尔计划诱导的结果。而马歇尔计划是美国首先提出尔后让西欧国家“请求”的，是附有政治条件的；当时的问题在于，西欧有求于美国，但并不愿接受美国的霸权，“邀请”出于无奈，因此也强加于人的。就苏联与东欧的所谓“强加”关系而言，究竟是战前那些反苏反共、亲法西斯的国王、流亡国外的旧政权卷土重来，还是在国内坚持共产党和游击队应当掌权，一句话，是谁应该享有胜利成果。起码捷共、南斯拉夫的例子说明，走社会主义道路是人民的选择；美国在希腊支持亲法西斯的前国王政权，青睐于罗、南、保亲法西斯的前政权，是反人民的、强加于这些国家的。而苏联在东欧的行为虽然有扩张自己势力范围的考虑，但基本上顺应了当时东欧社会的发展潮流，这同国际关系史上传统定义的“帝国建立”有着天渊之别。【注释】近年来国内学者也注意到苏联在东欧的行为与冷战起源之间的互动关系，参见白建才主编：《美苏冷战史》，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张小明：《冷战及其遗产》，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注尾】加迪斯的论点无独有偶，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史学界基本上倾向于认为，由于二战后的国际关系格局使苏联“可以利用其规模庞大的武装力量及其深入中欧地区的力量存在而构成前所未有的威胁”；这样，“斯大林在1946年和1947年重新宣布世界划分为两个相互竞争的阵营，看来比以前更真实、更具威胁性”。所以冷战并非是一场为了自由和民主的“漫长而遥远的争斗”，而是两种类型的帝国主义之间为了地缘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重大利益所进行的争夺，在这一过程中，苏联的意图就是尽可能扩展自己在全世界的影响，这反映出美国外交史学界对冷战性质的普遍误解。值得一提的是，甚至连一些俄罗斯学者也持同样论点。VladislavZubok, “Stalins Plan and Russian Archives”,Diplomatic History, Vol.21, No.2 (Spring 1997), p.295.
再次，加迪斯认为“新冷战史”将证实“正统派”冷战史学家的一些结论，他强调“最富有意义”的是将证实斯大林对冷战的起源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一点表明了加迪斯对冷战性质及其起源的理解。实际上，加迪斯这一假设只不过是新瓶装旧酒，但其涵义却非同寻常。早在30年前，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在《外交季刊》发表的一篇代表“正统派”论点的著名文章中，将冷战的起源归因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所谓斯大林的“偏执狂”。他针对当时“修正学派”的种种论点强调指出，斯大林的“神经质和歇斯底里”被战争危机深深地控制着，在战后年代却带着令人震惊的新强度爆发了，到最后没有什么能满足斯大林的偏执狂。这样，苏联的意识形态和斯大林本人的品格就形成了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使战后美苏合作根本不可能，而不管当时美国做了什么或没做什么。Arthur Schlesinger,Jr., “Origins of the Cold War”,Foreign Affairs, Vol.46 (Oct. 1967). pp.23-52.事过30年，加迪斯在其出任1992年度美国外交史学家协会主席所发表的演说中，使用了同施莱辛格毫无二致的言辞，显示了“新冷战史”的一个重要特征。加迪斯在演说中坚持认为冷战史所具有的悲剧性就在于：“尽管法西斯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被打败了，但并未损及由马列主义培育出来的集权主义”，他将斯大林同希特勒相提并论；因此，加迪斯认为，美国冷战时期的外交政策“不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都是在为抵制专制集权主义而斗争”。John L. Gaddis, “The Tragedy of the Cold War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 Vol.17, No.1 (Summer 1993), pp.1-16.这一论点同“正统学派”在论述冷战起源时所使用模式有些雷同。冷战结束后，许多美国学者强调了意识形态在冷战起源中的作用，他们猛烈抨击了苏联的政策，认为“由于苏联在战后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对西方而言，苏联意识形态的挑战就特别令人不安了，冷战基本上是起源于共产主义经常宣称的扩张主义的目标”。在1997年夏季号的《外交史》杂志有关苏联档案与冷战史研究的专题讨论中，更有几篇利用苏联解体后开放的档案文献研究苏联意识形态和斯大林的个性在冷战史的作用和影响，力图证实“新冷战史”的这一假设。他们甚至声称：“斯大林不仅是热衷于向全世界扩张苏维埃帝国的俄国帝王般的共产党人，他还是本世纪最重要的冷战专家。当他的统治快要结束之时，他就加剧了冷战的程度，使之预示着同美国关系的最初破裂以及同西方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而斯大林的去世则是一个大事，使俄罗斯和世界人民从这一致命的威胁中解脱出来。”【注释】Robert C. Tucker：“The Cold War in Stalins Time：What the New Sources Reveal，”Diplomatic History, Vol.21, No.2 (Summer 1997), p.281.【注尾】这种论点和研究趋向说明了美国外交史学思潮在一定程度上的倒退。
第四，加迪斯认为，“新冷战史”必须批判和抛弃“旧”冷战史的一些基本结论，如对中苏外交政策、美国外交等重要问题的评价。关于前者，美国外交史学界近年来非常重视，力图证明共产主义国家外交政策的僵硬性和意识形态化，除上述有关苏联档案与冷战研究的专题论述外，《外交史》杂志在1997年还组织了《重新检讨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的专题讨论。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由孔华润（Warren Cohen）主持的讨论，似乎要从中美关系这个角度证实加迪斯的这一假设。关于“在中国失去的机会”的讨论，冷战结束前美国外交史学界历经数次，每次侧重点不同，但美国学者大致认为在战后初期中美关系的交恶过程中，美国应负较多的责任。但冷战结束后的这次讨论却众口一腔，参与讨论的学者几乎一致认为，是中共的意识形态使当时中美无法接触和建立关系，或曰“根本没有机会”，或是“微乎其微的机会”，中国应对“失去的机会”负主要的责任。Symposium：Rethinking the Lost Chance in China, Diplomatic History, Vol.21, No.1, (Winter 1997), pp.71-115.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研究还试图证明，由毛泽东所谓的“革命的浪漫主义”所引发的“输出革命”从根本上恶化了战后初期的中美关系。他们指出，在中共领导人看来，新中国的安全只有通过团结其他革命力量才能达到，“尽管在1949年中共巩固了在大陆的控制之后，它仍大规模地援助越南、朝鲜和亚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因此中美要实现和解，只有美国准备完全撤出亚洲才有可能。他们进而指出，如果美国那样做的话，“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的历史将会截然不同”，因此“共产主义的全球浪潮会在它达到顶点和开始衰落之前得到进一步的扩张”。John Garver,“Little Chance，”Diplomatic History, Vol.21, No.1, (Winter 1997), pp.87-94.这种结论的含义非常明确。
关于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研究，美国外交史学界近年来尽管使用一些新的理论方法如“世界体系”理论、“合作理论”、文化模式等进行深化探索，但不容忽视的一个现象是，不少论著为美国的外交政策大唱赞歌，似乎忘记了美国在“帝国建立”的过程中在朝鲜的冰雪中、在越南的丛林里、在加勒比的海滩上所经历的种种痛楚，忘记了种种强加于人的霸权行径，忘记了在“亲美国”的幕后和台前所发生的种种严重的争吵和分歧。
最后，加迪斯的第五个假设提出的关键问题就是苏联解体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在冷战结束后备受美国外交史学界的关注，加迪斯实际上是总结了美国学术界的普遍观点，即苏联意识形态的崩溃是苏联解体的首要因素。他强调，冷战结束的方式同其起源的方式直接相关，它是“两种生活方式之间的斗争，自由的理想证明比集权的实践更为持久，因此冷战就结束了”。John L. Gaddis,“The Cold War, Long Peace,and the Future，”Michael Hunt,e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It's Meanings and Implications (New York, 1992), pp.21－38.这不仅是美国学术界总结冷战史所取得的一个“重要共识”，也是西方冷战后的一股强烈的思潮，我们对此必须予以批驳。同样，“新冷战史”虽然批评美苏双方对军事力量的迷恋，但却为战后美国的扩军备战高唱颂歌。美国外交史学家认为，美国和苏联在冷战时期的关系正如克劳塞维茨所描述的战争艺术那样： 简单而困难，“美国对苏联外交政策的立场是反对莫斯科在其边境外所干的一切，这一立场已受到核武器威慑力量的锤炼”。他们还强调指出，当苏联在二战后需要科技人才和其他资源进行国家重建时，它却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来研制原子弹，就足以说明它对西方的威胁；因此，“美国可能经常过度或错误的使用武力，但美国的军事力量在遏制苏联扩张、迫使华约解体以及使苏联承认必须进行根本改革等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因素”。Samuel Wells,Jr.,“Nuclear Weapons and European Security during the Cold War，”Diplomatic History, Vol.16, No.1, (Spring 1992), pp.278-286.美国外交史学家在冷战后时期做出如此的总结，是在向决策者昭示着某些值得借鉴的“历史经验”。
三
“新冷战史”所折射的当代美国外交史学思潮，不独是一个单纯的学术现象，实质上是美国保守主义的政治思潮在美国外交史学界的反映，显示了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发展方向中的某些重要问题。
首先，“新冷战史”反映了美国在世界政治格局中实力地位的巨大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决策者和大多数美国外交史学家认为，虽然美国也处于相对衰落时期，但毕竟是当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同时，当今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及经济发展趋向似乎比较符合美国所一贯倡导的理想与模式，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吸引力降低。如何谋求扩大美国在世界范围内的政治文化影响，从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方向看，它同冷战初期一样，重新强调国际关系中意识形态的标准，以此界定同类，剔除异己。在这方面，前一阶段流行广泛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威胁论”等，都是意识形态的幽灵在作祟。
其次，“新冷战史”凸现了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思想的发展演变。冷战后美国国内政治思潮大致经历了从自由主义向保守主义的重要转变，尽管保守主义的观点不尽相同，但在对外政策基本上强调加强美国的军事力量，无限制地抵制某个全球性竞争者的挑战，抵制回到多极结构，保持现有的一极霸主地位。【注释】参见蔡佳禾：《退向未来：保守主义思潮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 ， 载《美国研究》1996年第1期，第37－57页。【注尾】“新冷战史”似乎也要在这方面总结历史经验：一方面认为美国通过军事手段，成功地建立了冷战时期西方的军事联盟，另一方面又是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加剧了美苏之间的军备竞赛，导致了冷战的持久性，并最终导致华约和苏联的解体。因此，坚持西方意识形态和军事力量上的所谓“优越性”，是保守主义对外政策中的一把“双刃剑”，也是“新冷战史”要花大力气进行总结的历史经验。
第三，“新冷战史”为冷战后时代美国“再建辉煌的帝国”提供历史的借鉴。显而易见的是，冷战时期那种相对稳定的国际体系，在冷战后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在美国人看来，俄国、中国的发展前景、美国同盟国之间的关系等，都是美国维持其霸主地位不可低估的变数，在这种国际关系结构中界定美国国家安全利益也较为困难。可以讲，“新冷战史”无疑在这方面为美国决策者提供可资借鉴的历史经验：一方面，它强调了美国以外的国家的影响和作用，以努力扩展和巩固美国在世界各地现有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同盟；另一方面还宣扬力量的多样化，特别注重意识形态、文化、国家间经贸关系等在“帝国”建立过程中的作用，从而使美国对外扩张的手段和策略更为隐蔽和有效。
“新冷战史”提出了一个严峻的挑战，它不仅是对美国外交史学界的挑战，也是对世界的挑战。在美国外交史学界，冷战史的研究经历了“正统学派”、“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的发展演变，其中“修正学派”和“后修正学派”都对冷战时期的美国外交政策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乃至抨击。而“新冷战史”无疑是回归到“正统学派”那里，重复“宫廷史学”的论点，再次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树碑立传，大唱赞歌，这种学术思潮转变的原因和意义值得深思。同样，“新冷战史”还是对世界的挑战，特别是对中国学术界的挑战。如何认识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的发展同美国国内政治、外交政策之间的关系，是摆在中国学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关于冷战史的研究，特别是涉及到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的研究，不论是历史还是现状，都需要学人们以理智的思维、缜密的逻辑和求实的学风，加强和深化这一领域的研究，这样才能对“新冷战史”提出的种种假设和论点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同样重要的是，在“新冷战史”强调多国档案研究以及前苏联档案开放的情况下，中国学术界冀望中国档案的系统开放，以达到维护国家民族利益、丰富中国对外关系研究的目的。
戴超武：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南京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