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9年第1期
十九世纪中国妇女移民美国动机初探
令湖萍
美国移民史是一部叙说一批批富有探险精神的移民从不同的海岸，远涉重洋，抵达美国海岸的历史。19世纪与20世纪初的美国移民妇女，来自于不同的国度，有着迥异的生活与文化背景，怀着不同的移民动机。此期的爱尔兰妇女与德国妇女生长于爱尔兰与德国的乡村。移民以前，她们的生活节奏随自然季节的转换而变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与生产土豆有关的农业活动是她们生活的重心。而来自东欧国家的犹太妇女的生活则被那悠久的主宰人们的法律与道德行为的宗教传统所影响。波兰妇女的生活不光围绕着教区而且以村庄为中心。来自南意大利的妇女则从她们的关系密切的基本自给自足的大家庭中汲取生活的力量，对她们的家庭忠心耿耿。即使在同一民族的妇女中，意识形态、阶级出身以及地区的差别仍然存在。少数犹太妇女已摈弃了控制她们生活的宗教束缚，寻求社会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的世俗意识形态与生活方式。虽然波兰移民的大部分来自落后乡村，她们中仍有生长于都市的成熟老练的少数人。同样，来自某一省份的意大利妇女可能会发现她们的语言、生活习惯与她们的来自邻省的同胞不尽相同。但是，尽管种种差异的存在，这些移民妇女却拥有一个共同点：为经济力量所驱使而移民美国。【注释】Maxine Seller, Immigrant Woma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15-22; Hasia Diner, Erin’s Daughters in American, Irish Immigrant Wome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3), pp.1-29; Linda Schelbitzi Pickle, Contented among Strangers, Rural GermanSpeaking Women and Their Families in the Nineteenths Century Midwest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96), pp.28-40; Susan A. Glenn, Daughters of the Shtetl: Life and Labor in the Immigrant Genera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0), pp.8-12; Josef J. Barton, Peasants and Strangers, Italians, Rumanians, and Slovaks in an American City, 1890-19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5), p.27.参阅Robert HernyBilligmeier, Americans from Germany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lishing Company, 1974); Jacob R. Marcus, The American Jewish Women, 1654-1980 (New York: Ktav Publishing House,1980); Kathie FriedmanKasaba, Memories of Migration : Gender, Ethnicity, and Work in the Lives of Jewish and Italian Women in New York, 1870-1924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1996). 【注尾】
中国移民妇女为什么来到美国？她们与其他族裔移民妇女的移民动机有何差异？历史学家已经对中国男性移民的移民动机做了大量研究。亨利·蔡(Shih-Shan Henry Tsai)强调19世纪后半期以来的人口膨胀与土地集中等中国内部问题是引起华人移民海外的主要原因。他认为，从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中叶，中国的人口翻了3倍，从1741年的1.45亿增加到1850年的4.3亿。同时可耕地面积不仅没有增加，反而日益集中到少数豪劣手中。因此，或上山落草，或下海出洋，成为广东贫穷农民的唯一出路。【注释】Shih-Shan Herny Tsai, The Chinese Experience in America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2-3.【注尾】与亨利·蔡的观点一致，罗纳德·塔卡基（Ronald Takaki日文译音）强调指出这些中国移民或“金山客”是来美国“寻求金山”以摆脱贫困的。【注释】Ronald Takaki, Stranger from a Different Shore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1989), p.80. 【注尾】罗杰·丹尼尔斯(Roger Daniels)则认为中国移民一方面被来自中国国内的诸如政治迫害、经济机会缺乏等社会经济力量所推动，一方面被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热所吸引而移民美国。【注释】Roger Daniels, Asian America: Chinese & Japa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1850 (Seattle, WA.: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8), p. 9-12. 【注尾】以上著述，客观地解释了中国男性移民的原因。但是，迄今为止，学术界还未对中国妇女移民的原因与动机进行研究。要找出中国妇女移民的真正原因与特殊背景，我们首先需要
了解19世纪中国妇女所处的社会条件。
一、十九世纪中国妇女的社会条件
在史前社会中，中国妇女有着重要的作用，居主导地位。上古神话反映，妇女被尊为人类的创造者（如女娲）和社会的领导者（如西王母）。在中国社会进入父系社会之后，妇女的地位逐渐开始沦落下降。汉代独尊儒术，强调男尊女卑的儒家思想使妇女屈于从属地位。到宋代，儒家哲学思想被进一步强化成统治社会、制约人们言行的法律与道德准则，妇女的地位更一落千丈。缠足，纳妾等约束与奴役妇女的恶劣习俗均起源于宋代。当19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已进入成熟期时，封建制度仍牢固统治着中国社会，儒家思想仍被尊为社会的道德规范。在这种传统社会中，中国妇女一般受着三重约束：思想意识约束，社会经济约束和身
体约束。
第一，思想意识约束。中国的传统哲学系统地形成了一套理论体系来论证女性劣于男性因而必须屈从于男性统治。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之一、重点研究自然现象的阴阳五行学说，提出宇宙基本由相互作用的两大因素组成：阴与阳。女性、地面、月亮、黑暗、软弱、被动等人类与自然的特性与现象属于阴；而男性、天空、太阳、光明、力量、主动等特性与现象为阳。【注释】John King Fairbank, East Asia, Tradition and Transforma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73), p.142. 【注尾】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儒学吸收了阴阳互补的观点，但却进一步认为两者不能处于同等地位，后者为主导，前者为从属。从此，儒家理论成为历代中国社会约束妇女行为的法典与规范。根据儒家的准则，一个女性必须具有“四德”，即妇德、妇容、妇功与妇行。“四德”要求妇女顺从男性、取悦男性、服侍男性和尊敬男性。而“三从”——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更将妇女的一生牢牢地困缚于男性的统治。
第二，社会经济约束。男尊女卑的传统意识决定了妇女在中国社会经济中的次要与从属地位。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女子被排除于读书做官的仕途之外，而为官入仕是中国历代统治阶级的主要经济收入来源，“有权便有钱”。妇女只能从事与传宗接代或娱乐男性有关的行业，如媒婆、接生婆、戏子、娼妓和老鸨。【注释】Olga Lang, Chinese Family and Societ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46), p.43. 【注尾】虽然在中国的北方农村，妇女也从事诸如纺线织布的家庭手工业，在南方的许多省份，妇女也下田劳动，但是她们劳动所得的收入并不归她们个人，而属于她们的家庭，只有一家之主（自然是男性）才能处理银钱收入。【注释】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Economy and Social Change in Nor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92; Philip C. C. Huang, The Peasant Family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the Yangzi Delta, 1350-1988 (Stanford: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13. 【注尾】
第三，身体约束。为了进一步体现女性的孱弱和对男性的依赖性，缠足在中国社会出现，成为男性社会强加于女性的又一层束缚。缠足究竟起于何时，学术界仍不得而知。一种猜测是，缠足最初可能出现于唐朝的宫廷舞女中。缠足舞娘，颤颤巍巍，舞步可能更加优美。至宋朝，缠足习俗已走出宫廷，成为上层妇女的时髦。宋朝经济繁荣，史称“商业革命”。许多繁华都市出现，大地主与富商均居于都市，享受都市的文化与娱乐。与此相适应，女性作为娱乐男性的玩物的观念深入社会，缠足应运而生。【注释】Fairbank, p.142; XuXishan,“SancunJinlian”，The World Journal (March 1997), pp.8-10. 【注尾】到了清朝，缠足不仅是上层社会妇女的专有，而且已成为普及各地的习俗。Lang，p.45.双脚的大小，成为衡量一个女子美貌、家庭教养、举止行操的标准，成为决定一个女子婚姻的关键。女子一般在三至五岁的幼年时期，便由爱女心切的父母强迫缠足。二寸宽六尺长的黑布将一双脚紧紧缠裹，直至除大脚趾外的其它脚趾逐步弯曲折断在脚掌下。裹足后的女子虽有绝妙的“三寸金莲”，但无法行步甚至立足，形同残废。缠足对女子的身体摧残如此明显但为什么却一直相沿至近代？缠足的拥护者认为缠足使女性更加完美，更具性感。许多男子在床第间把玩一双小脚，如醉如痴。不少学者也认为缠足对许多中国男子有引起性欲的作用，正是这种性心理使缠足普遍风行、世代沿袭，直至本世纪。Fairbank，p.143.实际上，缠足更深刻的作用在于它具体体现了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对女性的控制。缠足妇女行走艰难，无法从事体力活动。体力的缺欠造成她们心理上、体力上、经济上对男性的依赖。没有独立意识的女性是不会对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构成威胁的。甚至连灌输妇女道德伦常的《女儿经》都承认，“缠足不仅是为了使女子的双脚变成美丽的弯弓，更使她们的户外活动受限制”。【注释】Lang，p.46. 【注尾】
当中国妇女在心理意识、社会经济以及体力上被重重约束时，飘洋过海、踏足异国，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二、中国妇女的移民动机
为什么中国妇女能克服重重障碍，远离家乡，移民美国？如同来自其它国家的移民妇女，19世纪至20世纪初的中国移民妇女也是在两种力量即“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成为美国“新移民”中的一部分的。推力来自于中国，包括发生于19世纪中期的天灾人祸与社会动乱。而拉力则指实现家庭团聚的强列愿望、摆脱贫困的理想和实现个人抱负的决心。天灾人祸加社会动乱，毁灭了基本的生存条件，迫使人们挺而走险；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又给人们以动力，吸引人们闯入未知的世界。
19世纪中期，是近代中国历史的最低点。外患内忧，民不聊生。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强行打开中国的大门。两次鸦片战争后的《南京条约》与《北京条约》迫使中国政府割地赔款、开放口岸，并允许传教士入华、外国领事驻京，中国政治经济权益大受损害。鸦片战争最为严重的恶果之一是鸦片贸易。鸦片战争后，鸦片贸易畅通无阻，鸦片源源涌入中国。鸦片进口由1842年的32000箱跃升为1848年的46000箱，更升为1850年的53000箱。同时中国国库中的白银大量外流。仅1848年一年就有1000多万两白银出口，使得早已不平衡的白银与铜币兑换率更为不平衡，早已凋敝的经济濒临崩溃。不仅鸦片贸易使中国经济濒临崩溃，从各个通商口岸涌入的外国商品更加深了中国的经济矛盾。在所有口岸中，广州所受打击最为剧烈。广州为有着悠久对外贸易历史的商业要市，早在宋代，中国人便在广州与阿拉伯商人贸易。明代中国远航业发展，广州更成为对外贸易的重要集散地之一。清政府限制对外贸易，广州成为对外商开放的唯一口岸。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外贸重心北移，广州失去长期独占的外贸专利，经济大受影响。许多以与对外贸易有关的行业为生的商人、小贩、脚夫、船夫、旅舍主失去生计，成为无业游民。外国机器制造品的涌入，摧毁了传统的自然经济。家庭作坊生产的粗布无法与廉价的洋布竞争，许多农民破产，加入失业大军。这些人成为潜在的移民。
19世纪中期的中国，除遭受外国列强的武装侵略和经济入侵外，还饱受自然灾害的打击。这一时期大小水旱饥荒不断，其中最为严重的是1847年发生于河南的旱灾，1849年殃及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等四省的长江水患，和同年发生于广西的大饥荒。此外，1852年黄河改道北移，淹没山东大部。水旱灾害使成千上万的灾民流离失所，无处为生。这些无处谋生的灾民成为农民起义的天然力量与后备军。波及全国16省持续14年的太平天国起义因此而爆发，震撼了清朝的腐败政治与摇摇欲坠的经济。
除政治经济因素外，一些文化因素也影响了中国19世纪的海外移民，例如客家文化因素。客家原居于中国中部，宋朝时因金人入侵中原，王室南移，客家人也随之南迁，客居于广东与广西，因之被称为“客家”。与本地人习俗迥异，客家人吃苦耐劳、强悍外向，其妇女也不遵守缠足习俗。当外国宗教势力渗入中国后，许多客家人笃信天主、皈依异教。客家人与当地人在经济、宗教、文化与习俗等方面的种种差异使得双方矛盾与摩擦不断，常常演变为小型暴力冲突。由于难以在当地立足，具有迁徙性的客家人便思虑海外谋生。19世纪移民美国尤其是移民夏威夷的中国移民，许多人出自客家。值得注意的是，具有天足的客家妇女行动自如、吃苦能干。与她们的缠足同胞相比，她们具有极大的机动性。她们敢于抛头露面，能够忍受移民所带来的文化不适与种种艰辛。
根据罗纳德·塔卡基的研究，1990年在夏威夷的25000多中国移民中，有3400多名(135%)为女性移民；而同年在美国本土的近9万中国移民中，仅有4500名(5%)为女性移民。罗纳德·塔卡基对此现象作出解释，认为移民来源的差异是造成美国本土中国移民女性偏低的主要原因：大部分夏威夷的中国移民为客家人，而多数美国本土的中国移民则为广东本地人。前者不实行缠足，客家妇女因而比广东本地妇女行动灵活、体力强健，更适应于长途远行，在海外谋生。除客家文化特性外，罗纳德·塔卡基也注意到其他因素诸如夏威夷政府与甘蔗种植园主对妇女移民的鼓励政策和夏威夷白人对华人的友好态度也对较多华人妇女移民夏威夷起了促进作用。【注释】Ronald Takaki,“They also Come: the Migration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omen to Hawaii and the Continental United State,” Chinese America: History and Perspectives 1990 (San Francisco: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1990) p.3-19. 【注尾】
在与“拉力”有关的因素中，实现家庭团聚的愿望与摆脱贫困、实现个人抱负的梦想并存。中国历代贤哲都强调家庭的重要性，以家庭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本细胞，视家庭的安定和睦为社会稳定发展之必需。“齐家治国平天下”，只有家庭组织与社会结构平稳，才能天下安睦。经历了两千多年传统社会的中国，“夫唱妇随”的传统意识早已深入人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更是家喻户晓的口头禅。因此许多中国妇女不顾艰难险阻，决心抵达美国与丈夫团聚。根据美国移民档案，居住于纽约的中国商人邝隆（译音）于1886年返回中国，然后携带妻子与女儿一道抵美。【注释】Case 3358 d, Entry 134, “Customs Case File Related to Chinese Immigration, 1877-1891,” RG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注尾】同年，旧金山的华商麦武（译音）的妻子麦李氏从家乡广州抵美与丈夫团聚。【注释】Case 3358a, Entry 134, ibid. 【注尾】
许多华侨的女儿也抵达美国与父亲团聚，或与其未谋面的新郎成亲。由于19世纪末美国西海岸的排华暴力活动，也由于中国移民经济的拮据，许多美国华侨将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女儿送回中国的亲戚处，以保证她们的安全，同时也节约开支。【注释】“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document 245,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 Revolution and Peace archives; in Sucheng Chan, Entry Denied: Exclusion and the Chinese in America, 1882-1943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96. 【注尾】当这些女儿们成年后，将由父亲接回美国或返美结婚，成为华商的妻子。1888年7月12日，旧金山的一份地方报纸载文记叙4名中国女孩抵达旧金山被海关拒绝，但又获登岸权的故事：1888年7月，旧金山华商雷多福（译音）的两个女儿雷平喜（译音）与雷平洋，与另一华商伍贺勇（译音）的女儿伍亚荷（译音）与伍亚英（译音）同乘乔治·埃尔德号轮船抵达旧金山。旧金山美国海关官员拒绝让她们入境，因为她们没有证明身份的文件。这两名华商随即向地方法院上诉，说明这些女孩均在美国出生，因而具有美国公民的身份。作为美国公民，她们应该被允许入境。法院不得不依法给予她们入境权。除了赴美与父亲团聚外，这4名女孩中年长的两位，21岁的伍亚荷和也已成年的雷平喜,将分别成为旧金山的两名华商的妻子。【注释】Case 3358d, Entry 134, National Archives. 【注尾】
根据《美国移民局关于中国移民案例的来往信件，1898-1908》，在1898至1908年这十年间抵达美国的数以千计的中国妇女中，90%以上是赴美与丈夫或父亲团聚的华商的妻女。【注释】Entry 132,“Chinese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898-1908,” RG 85 National Archives, Washington, D.C. 【注尾】
除了实现家庭团聚的愿望，摆脱贫困，来美国发财致富的梦想也是吸引许多中国妇女移民美国的“拉力”之一。亚彩（译音）是赴美的早期中国移民妇女之一。1849年，她从香港抵达旧金山以“改善生活条件”。不久，亚彩便成为旧金山最成功的名妓之一。为了“一睹亚彩的芳容”，嫖客们不惜排一个街区长的队，花费一盎司黄金（相当于16美元）。【注释】Curt Gentry, Madames of San Fancisco: An Irreverent History of the City by the Golden Gate ( New York: Doubleday, 1964 ), p. 52. 【注尾】亚彩不仅风靡旧金山唐人街，而且成为地方法院的知名人物。一般中国娼妓都十分惧怕美国警察，更不敢与法庭打交道。而亚彩则不同凡响，“深为美国的法律制度所折服，常常将她的个人烦恼诉诸法律，以求解决。”她多次出入于法庭为其行业辩护，并向法庭起诉那些以黄铜冒金，企图欺骗她的嫖客。Gentry, pp.52-53.对亚彩而言，美国确是一座“金山”。
黄金的诱惑也驱使其他一些中国妇女成为奴仆或娼妓。加利福尼亚州早期的中国娼妓王亚苏（Wong Ah So）描述了她沦为娼妓的悲惨经历：“在我19岁的时候，这个男人来到我家告诉我母亲美国黄金遍地……他说他在美国开有一家洗衣店，很能赚钱。他对我也非常体贴。我母亲因此很喜欢他，同意将我嫁给他同赴美国。我以为我是他的妻子，非常感激他将带我到这个人人富有、幸福、伟大、自由的国家”。企料在他们双双抵达旧金山两周后，王亚苏大为震惊地得知这个男人是带她来美国卖为奴仆的，她将被迫为娼妓。【注释】“Story of Waong Ah So,”in Orientals and Their Curture,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 FiskeUniversity, (Nashville: Fiske University, 1946), pp.31-33. 【注尾】
许多华商的妻子也被在美国的挣钱机会所吸引而决定移民美国。当作者访问第二代美国华裔妇女伊沙贝拉·张时，她追忆了她的家庭历史。她父母的婚姻典型地反映出当时中国人认为美国是个黄金地的普遍错觉。“我父亲在美国拼命工作攒钱，准备娶亲。当他进入中年时才有了一定的积蓄，便返回中国向比他年轻20岁的母亲求亲。这桩婚姻是由我母亲的父母安排决定的，他们告诉我母亲：在美国挣钱容易，她的生活会比在中国好得多。”伊沙贝拉·张：口述访谈，1992年6月 10日，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伯克利分校。
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国移民妇女都为来美国与亲人团聚，或是为美国的经济繁荣所吸引。一些中国妇女渴慕美国的教育制度与鼓励自由独立的精神。这些因素吸引她们横渡太平洋，来到美国寻求个人抱负的实现。早在1881年，数名中国女学生已抵达美国。【注释】Y. C. Wang , Chinese Inte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p.49. 【注尾】根据美国中国学会1954年所做的调查，中国留美女学生的人数在20世纪初稳步上升。从1910年至1930年，中国女留学生的人数翻了6倍，与中国留学生总数同步增长。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这个调查可能并未包括所有的在美留学生，所以中国留美女学生的实际人数可能比该调查所反映的要多些。
三、阻碍中国移民妇女入境的因素
无论中国妇女与亲人团聚的愿望是多么强烈，摆脱贫困与实现个人抱负的决心是多么坚定，在早期美国华裔史中，只有很少数的中国妇女能够抵达美国这座“金山”，致使在美国的华人社会长期被冠以“单身社会”的称号。Daniels, p.17.阻碍中国妇女移民美国的主要因素有三：第一，中国华工的有限的经济能力；第二，来自中国社会的约束力量；第三，美国当局制定的限制华人的歧视性移民法令及其实施。
第一，中国华工的有限的经济能力。早期中国移民多以合同劳工的方式抵达美国。因这些华工多为失业的贫苦农民，无力以现金支付从广州至旧金山的旅费（一般为50美元），负责招募华工的中国经纪人便拟定合同为其垫付旅费，而华工则同意抵达美国后，在一定期限内，无偿地为美国雇主工作直至还清雇主支付给招工的经纪人的船票旅费以及利息等款项。这种先赊付船票抵美，然后以在美劳动所得偿还欠款的方式叫作“赊票制”（Credit Ticket System）。因此华工一般在合同期内（三至五年）的工资在扣除欠款之后，所余无几。从下面两则史料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赊票制”。第一是1862年张贴在香港的招募俄勒冈矿工的海报。海报署名人为阿陈，大概是俄勒冈矿主雇佣的中国经纪人。“阿陈的同胞们！”广告如此开头，“美国的俄勒冈急需劳工！他们将提供良好的住宿条件与充足的食物。他们将支付你每月薪金24美元。你一抵达那里，他们将会友善待你。绝对没有担心被卖为奴的必要。所需旅费为58美元。有田产者可卖掉田产做为旅费，无田产者可向我贷款……” 【注释】Stan Steiner, Fusang: The Chinese Who Built America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9), pp.113-114. 【注尾】
第二则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一个甘蔗种植园与中国劳工签订的合同。合同条款如下：“第一，该劳工所欠招募人100美元旅费，须从其月薪中扣支；第二，合同期为5年，合同期内雇主支付月薪7美元；第三，工时为从日出至日落，其中有1小时为早饭与午饭时间；第四，在甘蔗收获期，劳工须在夜晚加班，雇主支付超过6小时以上加班时间的费用50美分；第五，劳工还须为雇主做家务活。” 【注释】引文见 Jack Chen, The Chinese of America (San Fransico: Harper & Row, 1980),p.25. 【注尾】
许多美国种族主义者便根据这些苛刻条款称这种中国劳工的移民方式为“奴隶贸易”（Coolie Trade），进而以此作为歧视、排斥华工的借口。见 Daniels，pp.10-25.本文虽不苟同以“奴隶贸易”来形容中国赴美劳工，但以上史料所揭示的中国劳工所受的苛刻待遇，以及他们经济条件的拮据窘迫，足以解释为什么早期中国移民中妇女稀缺的原因。
即使在偿清欠款之后，这些早期中国移民的微薄收入也使得在美国养活家小极为困难。以一些19世纪末20世纪初典型的中国移民为例：一个洗衣店雇工在1920年每月最多可挣100美元，而一个杂货店员可挣30至40美元，这些钱难以维持一个家庭每月的开支。【注释】Case 19571/18-5, 14284/4-4, RG 85, National Archives, Pacific Sierrra Region, San Bruno, CA. 【注尾】
本世纪20年代一些美国的研究工作者在美国西海岸进行的口述访谈也揭示财政经济的困难是中国男性移民在美国赡养家小的最主要的顾虑。“〔我〕没有足够的钱接她来这里，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一定会接她来〔美国〕。她非常想来这里。” 【注释】“Survey of Race Relations,” document 251, National Archives. 【注尾】
第二，来自中国社会的约束力量。不仅华工的有限经济能力阻碍中国妇女移民美国，中国社会的传统习俗也使得中国妇女移民海外阻力重重。如前所述，中国封建社会在意识形态、社会经济以及体力方面强加于妇女的约束，使她们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中处于劣势，难以主宰个人的生活与命运。尤其是已婚妇女，生儿育女、服侍丈夫、孝顺公婆是其不可推御的天职。由于儒学在忠孝仁义等伦常教育中，特别强调恭敬孝顺父母，将其置于其它德行之上，所以留在家中服侍公婆似乎比移民海外与丈夫团聚更合乎贤妻良妇的道德规范。除遵从传统道德规范以外，许多中国移民的父母有意将儿媳留在身边，以保证远在天边的儿子定期汇款。所以将妇女留在国内不仅符合传统道德，且具有经济意义。移民档案也揭示大部分赴美与丈夫团聚的中国妇女其公婆已去世。【注释】Cases 19571/18-5, 14284/4-4, RG85, National Archives. 【注尾】
第三，美国当局制定的歧视、限制华人的移民法令及其实施。虽然中国移民的有限经济能力与中国传统观念的约束都对中国妇女移民美国起着阻碍作用，但是限制华人妇女入境、造成美国华人社会长期男女比例失调最主要的因素则是美国当局制定的一系列歧视、排斥华人的移民法令及其实施。美国华裔史研究的学者们近年来已对19世纪以来美国的反华运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研究。斯图尔特·米勒(Stuart C. Miller)的研究试图从人种学的角度寻找美国19世纪以来反华运动产生的原因。他指出美国白人对中国的敌意是美国新教派传统的排外情绪的反映。种族主义者认为“蒙古人种”血液低劣，中国人的头脑中政治细胞不发达，所以中国人移民美国将威胁雅利安人在美国的主导地位。【注释】参阅 Stuart C. Miller, The Unwelcome Immigrant: The American Image of the Chinese, 1785-1882 (Berkeley, Calif.: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9). 【注尾】而其他学者如埃尔默·桑德迈尔(Elmer C. Sandmeyer)则认为美国人的反华情绪主要是出于经济考虑，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萧条时，中国移民往往成为解决劳资纠纷、转移内部矛盾的替罪羊。【注释】参阅Elmer C. Sandmeyer, The Anti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Urbana, Ill.: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73). 【注尾】不同于上述学者，文化人类学者弗朗西斯·徐(Francis L.K. Hsu)则视此排华反华情绪为典型的文化误解：一方面，多数美国公众对中国文化所知甚少，而这种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往往造成他们对中国人的偏见；另一方面，语言的障碍、风俗习惯的差异、对不同宗教信仰的调和以及其他文化传统，又使中国移民在文化上孤立于白人。中国移民往往下意识地与他们的不友善邻居或同事的敌视态度与行为保持一定距离，以求平安无事。不幸的是，中国人这种自发的分离却给他们自己打上了劣等种族的烙印。【注释】Francis L. K. Hsu, The Challenge of the American Dream: The Chinese in the United States (Belmont, Calif.: Wadsworth Publishing Co., Inc., 1971). 【注尾】
更近期以来，一些历史学家认为歧视、限制性的移民法律及其实施是造成美国华人社会妇女短缺的主要原因。文森特·唐(Vincent Tang)指出，自1882年来的一系列歧视、限制性移民法案，包括1882年的排华法(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1888年的斯科特法(The Scott Act)、1892年的盖瑞法(The Geary Act)、1902年无限制延期所有排华法令的法令、1907年排华法和1924年的移民配额法(The Quota Act)，成功地限制了中国移民妇女入境。他进一步指出，由于这些排华法令没有明文详细规定如何执行排斥华人的政策，遣返华人的决定权实际掌握在移民局与各地方法院手中。【注释】Vincent Tang, “Chinese Women Immigrants and the TwoEdged Sword of Habeas Corpus” in The Chinese American Experience: Papers from the Second National Conference on Chinese American Studies (ed. Genny Lim, Chinese Historical Society of America & the Chinese Culture Foundation of San Francisco, 1980 ) , pp.48-56. 【注尾】乔治·佩佛(George A. Peffer)的研究则揭示，甚至在1882年的排华法通过之前，美国国会已通过旨在排斥华人移民妇女的佩奇法(The Page Act)。该法令规定禁止中国、日本和其它“蒙古人种”的合同劳工入境，禁止将妇女作为娼妓入境。该法极为有效地将中国妇女阻挡在美国国界之外。【注释】George Anthony Peffer,“Forbidden Families: Emigration Experiences of Chinese Women under the page Law, 1875-1882,” Journal of American Ethnic History Vol.6, No.1 (1986)，pp.28-46. 【注尾】与乔治·佩佛观点一致，陈素真(Sucheng Chan)在其论文中进一步揭示早在佩奇法被通过的十年前，加利福尼亚州立法机构已通过几项立法来限制华人移民妇女。例如1866年3月21日通过的“取缔中国娼寮妓院的法令”(An Act for the Suppression of Chinese Houses of Ill Fame)。该法令不仅痛斥中国娼妓，而且严励惩罚那些允许将其房产用于不道德活动的房主。1870年3月8日通过的“防止将蒙古、中国、日本妇女绑架，拐卖为娼妓的法令”(An Act to Prevent the Kidnapping and Importation of Mongolia, Chinese, and Japanese Female, for Criminal or Demoralizinf Purposes)则使中国妇女进入加利福尼亚州非法化。【注释】Sucheng Chan, p.96【注尾】.
如上法令有效地限制了大部分中国妇女抵美与其丈夫团聚。美国移民归化局的资料档案也佐证了上述学者的结论。从1882年排华法的通过至1943年各项排华法的废除，这一期间抵美的中国移民妇女多为不被列入排斥名单的美国华商的妻女。出于与中国经商贸易的利己主义考虑与资本主义唯利是图、仰慕金钱的偏见，1882年的排华法将华商置入赦免之列，可以不受该法限制，自由入境。华商的妻女也因而得以移民美国。
尽管美国歧视、限制华人的移民法令设立重重障碍，阻挠中国妇女入境，许多中国妇女仍迫切希望与家人团聚，有机会开创新生活。虽然大多数移民在入境时持有合法文件，但购买伪造文件冒名顶替商人或美国公民亲属者也大有人在。许多中国劳工假意在中国商行入股，成为股东，从而将身份由劳工改变为商人，然后再安排其家眷赴美。【注释】Lin Yutang, Chinatown Family (New York: John Day, 1948), p.11. 【注尾】一些华商或已成为美国公民的华人在返乡探亲之前往往向移民当局申请表明在探亲结束时，将与在华的妻子儿女一同抵美。华人中从事人口拐卖的不法份子则借机或购买华商及美国公民子女的出生证明，或以娶亲的名义诱骗良家妇女赴美，再将其转卖为娼妓或奴仆。【注释】见Story of Wong Ah So，pp.31-33. 【注尾】因而便有许多人改名换姓作为“证书儿子”(Paper Son)，“证书女儿”(Paper Daughter)，或假冒人妻进入美国海关。一些移民则先抵达加拿大、墨西哥或加勒比海国家，然后再乘火车，坐渡轮迂回偷渡入境。【注释】Entry 135,“Chinese Smuggling File,” RG 85, National Achives, Washington, D.C. 【注尾】在1923年之后，加拿大与墨西哥也通过其排华法令，使得偷渡入境加倍艰难，从此偷渡入境的方式渐不为人所用。【注释】Betty Lee Sung, Mountain of Gold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67), p.97. 【注尾】
美国移民当局对以上弊端则采取假定所有中国移民为非法移民，直到当事人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甄别方法。中国移民被单独囚禁于各口岸的移民局拘留所，少则数周，多则数月。从1910年至1940年，美国移民当局在旧金山湾的孤岛天使岛(Angel Island)设立移民过境站(Immigration Station)。每当从太平洋彼岸驶来的轮船抵达旧金山码头，移民局官员便登船逐个检查旅客身份证件。持有适当的合法文件者被准予登岸，余者则由一小型渡轮载运至天使岛的移民过境站听候审讯，等待移民局的裁决。虽然偶有少数的白人移民或其他亚洲国家来的移民也被关押天使岛，但绝大部分天使岛囚者为中国人。
一些学者将天使岛的移民过境站等同于纽约的埃利斯岛(Ellis Island)移民过境站，并称其为西岸的埃利斯岛。实则二者不尽相同。埃利斯岛位于划分纽约与新泽西两州州界的哈德逊河上。从地理位置上，该岛属于新泽西州，但行政上归属纽约州。最近，纽约州和新泽西州在为埃利斯岛的归属权大打官司。新泽西州坚称该岛历来属于新泽西，只是在1930 年代该州立法机构将其割让纽约州，这是一大历史错误，须予以纠正。而纽约州则宣称绝不放弃埃利斯岛。美国内战后，大批移民从欧洲和亚洲涌往美国。在美国内战前的40年内，约有500万移民进入美国；而从1860年至1900年，约1500万移民进入美国。在美国历史上，1880年以前进入美国的移民被称为“老移民”(Old Immigrants)，多来自西欧与北欧国家。这些所谓“老移民”多受有较高程度的教育，会讲英语，拥有一定资产或技艺，在宗教上多属于卫理公会教徒，来美国寻求政治理想与宗教自由。而从1880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期间进入美国的移民则被称做“新移民”(New Immigrants)。不同于老移民，新移民基本来自东南欧国家和亚洲的农业地区，他们大多一文不名，一字不识，不通英文。来自东南欧的新移民多信仰天主教与希腊东正教，为贫困与宗教迫害驱使，来到美国。而来自亚洲的新移民，主要为中国人、日本人和韩国人，多为寻求改善贫困处境而移民美国。这些新移民的涌入，大大影响改变了美国的政治经济生活，引起美国本地主义者、种族主义者、白人劳工组织以及保守政客的恐慌，唯恐新移民将拥塞城市、降低生活水准并异化美国的白人主流文化。由于70%以上的新移民抵达纽约港，联邦当局遂制定移民政策，于1892年1月1日在纽约港外的埃利斯岛设立移民过境站，过滤筛选合格移民，准予入境。头等与二等舱的旅客由移民局官员登船检查身份，然后予以入境。而三等舱与统舱的乘客则被通通以渡轮载至埃利斯岛的移民过境站逐个检验。从这点来看，埃利斯岛与天使岛的移民过境站设立的目的是相同的：一方面设立专门的政府机构更有效地控制与处理日益增多的移民入境手续，而另一方面以特殊隔离的方式使新移民、特别是贫穷的新移民的入境更为困难。过境程序中的身体检查、隔离治疗会使多数不懂英语的新移民感到羞辱、困惑、压抑；而对那些被遣返回母国的不幸者，埃利斯岛犹如鬼门关。
但两岛之间本质的区别在于埃利斯岛的移民过境站只是过境站，而天使岛的移民过境站实则为移民监狱。在移民的高峰时期，埃利斯岛的移民过境站一天可以处理约5000移民的入境手续。过境站是一座镶嵌着大理石的红砖大楼，移民首先进入有二层楼高的宽敞的登记厅。在这些新移民提着行囊登上通入登记厅的楼梯时，移民局雇佣的医疗官员则从楼梯顶部居高临下逐个审视他们，挑选出那些有明显生理缺陷的人，在其外衣上用粉笔划出记号；其他的人逐个由医生从头至脚进行检查，然后再用粉笔在被怀疑有疾病的移民的衣服上划出标志不同疾病的符号。这一程序将20%的移民过滤出来，进一步检查。通过体检的移民在登记大厅里被移民官逐个提问：你的职业是什么？性别？出生地？婚否？你是无政府主义者吗？你打算到美国什么地方？有工作在那里等待你吗？你随身带有多少钱？等等一连串问题。虽然问讯时间不过两分钟，却足以使许多移民惊慌失措。通过问讯后，移民会突然发现他自由了，可以踏上美国领土，开始新生活。整个过境检查约3至5小时，80%的移民都可以在抵达埃利斯岛的当天登岸。其余因疾病被隔离拘留的移民多数在治疗检查后也会被放行。只有约2%的移民被遣返出境，他们之中包括患有传染性疾病如沙眼的人、老迈或有身体缺陷无法劳动的人、无丈夫陪伴的妇女、被怀疑为不法分子、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契约劳工的人。
与埃利斯岛相反，天使岛移民过境站则专为关押华人而设立。在天使岛移民过境站开放的30年内（1910年1月21日——1940年11月5日），共有约175万华人抵达美国。他们中的许多人被羁押在天使岛等待医疗检查或移民文件审查结果；那些未通过审查被遣返中国的华人也在此等待驶往中国的船只。移民过境站设在天使岛的一座木结构的二层楼中。一旦到达天使岛，移民官便将白人移民与其他种族移民分开，将中国移民与其他亚洲移民隔开。男女移民被分别关押两处直到被批准入境后才能夫妻团聚。移民先被送往岛上的羁押所医院接受检查。因中国移民大多来自贫困乡村，许多人感染寄生性疾病。美国政府因而将许多寄生虫或感染性疾病定为“令人恶心的危险的传染性疾病”，希图以此做为否定中国移民入境的理由。1903年，沙眼患者开始被拒绝入境。1910年，钩虫病患者被列为禁止入境者。1917年，肝吸虫病患者也被排斥境外。由于这些规定基本上影响中国移民，许多人认为美国移民当局是故设篱障以阻止华人入美。通过体检的华人则被拘禁在集体宿舍中，等待入境申请被批准。这些拘禁华人的宿舍，极为简陋。室内无任何家具，只有一行行二层或三层卧铺，极似监狱。集体宿舍房门紧锁，由看守日夜监视。为了防止拘禁者互相串通，移民当局禁止羁押者会见岛外的亲友。他们的信件包裹也被定期检查。在羁押中，这些移民不论是否持有合法文件，都得准备通过移民当局的严格的交叉审讯。审讯对申请入境者及其证人分别进行。审讯问题包括家庭成员、日常生活、村庄房舍的位置等。因为这些问题极为详尽繁琐，被拘禁人一般在出国以前便将对如上问题的答案记录下来，不断背诵记忆。尤其是那些“证书儿子”、“证书女儿”或其他冒名顶替的移民，更得将这些详细记录家庭生活的“作弊书”（Coaching Book）随身携带，在旅途中时时习诵，并在轮船抵达美国海岸时销毁。从王氏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对此交叉审讯窥见一斑。王氏是旧金山一华人洗衣店雇工麦操的妻子。她于1920年携幼子麦允开与麦允希从广东赴美，欲与丈夫麦操以及三年前已抵美的长子麦允仰及次子麦允暖团聚。但在9月1日抵达旧金山后，她与两幼子便被移民局拘禁在天使岛。1920年10月22日，移民局检查官J.P.巴特勒(J.P. Butler)就相同的问题分别讯问麦操、麦允仰、麦允暖与王氏，希图从他们回答问题的异同中来判定王氏与其子的真伪。其中讯问王氏的一些问题为：
问：你的村子面朝哪？答：面北。
问：村屋如何排列？答：排成行。
问：每行有多少间屋子？答：所有房屋从村头至村尾排成一行。
问：哪一座是你的房子？答：从东数第二座。
问：你在村里别的房子里住过吗？答：没有。
问：村子有围墙吗？答：没有。
问：村边有树林或竹林吗？答：村子两面各有一树林与竹林，村子背面有小山。
问：村子背面有树林灌木丛吗？答：没有。
问：村子前边有什么？答：什么都没有。
问：你的村子有鱼塘吗？答：没有。
问：你的村子前面从未有过鱼塘吗？答：没有。
问：村前有水沟吗？答：没有。
问：村前有积水的低洼地吗？答：没有。
问：村子的任何一面有鱼塘吗？答：没有。
问：你知道什么是鱼塘吗？答：知道。鱼塘是有鱼的池塘，但是我们村没有池塘。
问：你村附近有没有属于别村的池塘？答：我不知道。
问：你的村庄座落何处？答：于平坦农田中。
问：说出邻村的名字，方位以及与你村的距离？答：村东二里以外是郭新（GopSen）村，村西两里以外是郝伯（Hock Bo）村，村南21里以外是南溪洪（lung Chee Hong）村，村北两里以外是南梅（Lungmee）村。
这些问题都非常繁琐。值得注意的是检查官J.P.巴特勒反复询问王氏关于村里有无鱼塘的问题。因为检查官在讯问王氏之前已讯问过麦操、麦允仰与麦允暖，他们均回答村里有池塘。讯问结束后，移民检查官比较四人的回答，认为除村子有无鱼塘的问题外，其余答案则基本相同。巴特勒根据麦操回忆池塘常年干涸且无鱼的回答，认为王氏与麦操答案基本无异，因而在其报告中建议批准王氏及其幼子以公民的亲属身份入境。【注释】Case 19571/18-5, RG 85, National Archives, Pacific Sierra Region, San Bruno, CA. 【注尾】
而在另一案例中，申请入境者与证人的供词多处矛盾，引起移民检查官怀疑，入境申请因而被否决。余王氏据称是在美国出生的华裔余添寿的妻子。二人于1909年在余添寿回乡探亲时结婚。1915年4月19日，余王氏乘船抵达旧金山申请以公民妻子身份入境，随即被拘押在天使岛。两天后，余王氏被讯问。移民检查官A.M.朗(A.M. Long)对比余王氏与其夫证词，发现多处不符，例如余王氏为天足，而其夫称余王氏为缠足。他们对其在广东家乡翼龙（Yee Toon）村的村邻情况的回答也完全相反：余王氏称其邻居夫妻均健在，而余添寿则认为邻居夫妻均去世。A.M.朗据此做出结论：二人夫妻关系不属实，建议移民总监否决余王氏入境申请。1915年5月18日，美国移民归化局总监塞缪尔·巴克斯正式否决余王氏的入境申请。【注释】Case 14284/4-4, ibid. 【注尾】
由以上两案例可见，华人移民入境申请被批准与否完全取决于申请人与证人证词是否一致。如当事人与证人事先有准备，不漏破绽，即使双方宣称的关系事实上并不存在，仍有可能被接纳入境。反之，即使是真实的夫妻、父子、父女关系，若申请人及其证人的证词稍有出入，仍会被拒绝入境。此外，检查官之间的差异也是影响移民去留的重要因素。有的检查官严厉但公正，有的检查官则乐于从细枝末节中找出当事人口供的漏洞从而否决其入境权。讯问问题的类型也取决于检查官的个人好恶、对当事人的主观印象等因素。许多问题诸如“你一年收到几封家信？”“你父亲如何将旅费汇给你？”“你家前门有多少级台阶？”“谁住在你村第二排房子的第三家？”“你家院里有多少棵树？”与申请入境事宜风马牛不相及，往往令申请入境者与其证人难以作答或回答前后矛盾。移民当局专为华人移民设计的这一套交叉审讯完全是为了从心理上迷惑、恐吓中国人，以限制华人入境。因而，美国政府处理中国移民的政策及其实施是偏颇武断、充满弊端、不公正的。
在拘禁期间，华人移民妇女与其丈夫、儿子（只有12岁以下的儿童可以随其母亲）隔离，前途茫茫。许多移民妇女有生以来第一次走出其生长的村庄、被拘禁在孤岛上、接受高鼻深目的洋人讯问，其困惑、压抑是可想而知的。有些妇女抑郁成疾，有的则以轻生来结束这渺茫无期的等待。据1903年5月30日的旧金山华文报纸《中西日报》所载，当华商卢连的妻子马氏被拘禁于旧金山码头的移民拘留所“木屋”中时，极度郁闷，不思饮食，遂染重病。卢连多次向移民局申请允许其妻保外就医，均被拒绝。该案引起旧金山华人社区的极大愤慨。在1910年天使岛移民入境站开设之前，美国移民局在各口岸城市设立移民拘留所，以检查确认移民身份。旧金山海关的移民拘留所设在旧金山码头附近的一幢木楼中，设备简陋，环境恶劣，被华人称为“木屋”。
另一案例为著名的竹筷自杀案，发生于1941年11月19日。1940年，设在天使岛的移民入境站因被火焚烧而迁移至旧金山银色大街801号。纽约华商洪新区的妻子王氏及其九岁幼子洪李民于1941年10月24日抵达旧金山欲与其丈夫团聚。但在其所乘轮船“柯立芝总统号”抵岸的当天，王氏与其子便被分别拘留于移民入境处的拘留所中。王氏寡言内向，整日担心自己与儿子是否能入境。11月18日，当她听说其入境申请已被否决，其档案已发往华盛顿由移民总监来最后批示时，多日积聚的郁闷突然爆发，精神完全崩溃，于第二天凌晨在拘留所的女厕中以削尖的竹筷刺入右耳道与喉管，当场毙命。【注释】Case 41369/11-29, National Archives. 【注尾】该案深刻地揭露了美国对华移民政策的不人道性与华人移民妇女绝望无助的心理状态。
但华人移民妇女并不全是软弱无助的受害者。她们中的许多人以各种方式抗议移民当局的非人道待遇。一位移民妇女向其孙女回忆她与丈夫团聚前被关押在天使岛的经历时说：“当我在移民局拘留所等待入境申请被批准时，你祖父（从旧金山）寄来一盒点心(dim sum)，我把点心连包扔出窗外。我一直在等待他们让我登岸。如果他们要遣送我回中国，我会跳入太平洋。” 【注释】Connie Young Yu,“The World of Our Grandmothers,” in Making Waves, An Anthology of Writings By and About Asian Women, Asian Women United of California (Boston: Beacon Press, 1989), p.36. 【注尾】有些妇女则以哭泣、叫喊来抗议对她们的监禁。为对付这些精神压抑、情绪激动的移民妇女，天使岛的移民当局专门设置一间三尺见方的“隔离室”，将不从管教的拘押犯锁入，直至她们安静服贴为止。一些犯人题诗于拘留所壁上发泄心中的苦闷与愤怒。一首无名诗题叹道：“埃尘此地为仙岛，山野原来是监牢。既望张网焉投入，祗为囊空莫奈何。”另一首无名诗更抗议道：“美有强权无公理，囹圄吾人也罹辜。不由分说真残酷，俯首回思莫奈何。” 【注释】Him Mark Lai, Island, Poetry and History of Chinese Immigrants on Angel Island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80), pp.61, 59. 【注尾】虽然这些行动无助于改善她们的处境，但中国移民妇女的抗议有助于她们渲泄心头积郁、维护个人的尊严与人格、暴露天使岛移民入境站对中国移民的非人道待遇。
一些坚强有主见的移民妇女不光抗议对她们的不公正待遇，更援引移民法则，有理有据，争取入境权。朱郭氏（Gee QuockShee）是这类妇女中的典范。朱郭氏于1873年出生于旧金山的中国移民家庭。她在18岁时嫁与加州圣马特奥(San Mateo)的华商余兴（Yee Hing）为妻。朱郭氏虽然不识字，但熟通英语，精明干练。她与丈夫都在杂货行余兴（YeeHing）公司中任职。因朱郭氏与其夫在该公司的10名股东中拥有最高股份1000美元（该公司资金总额为5300元），因而成为该公司经理。余兴管理账务，而朱郭氏除料理生意外，主要担任收款与出纳，每日由一名公司的男性雇员陪同到圣马特奥银行存款提款。1907年，朱郭氏与余兴回中国探亲兼做生意。1910年，余兴因生意关系滞留中国，而朱郭氏以商人妻的身份独自返美。一俟抵美，朱郭氏便被羁押于移民局拘留所等待澄清身份。在接受听证时，朱郭氏说明她在余兴公司的工作性质与经理身份，并向移民检查官提出：“如果你们因为我丈夫暂时不在美国而否决我作为商人妻子的入境权，我将抽回这份申请，重新申请以商人的身份入境。”她的证词清晰有条理，加之圣马特奥银行出纳亨利·赫根与圣马特奥市警察局长M．博兰德为她作证，移民当局遂同意将她的身份改为商人并准予入境。【注释】Case 10385/5799, National Archives. 【注尾】
总之，虽然早期中国移民妇女受到来自中国社会的封建传统的约束，中国劳工经济能力不足的限制，以及美国政府的歧视、限制华人的种种移民法令的排斥等多重阻力，她们仍然以各自不同的动机来到美国。正如一位社会学家在半世纪前所指出，移民“发端于人们对一地生活的不满和另一地生活的期望”。【注释】Herbert Blumer,“Collective Behavior,”in New Outline of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Alfred McClung Lee ed. (New York: Barnes & Noble, 1949, 1951), p.199. 【注尾】如同来自其他国度的移民妇女，中国移民妇女因不满于当时中国社会的内忧外患，水旱灾荒，渴望新的美好生活而移民美国。许多妇女怀着与长期分离的丈夫团聚的愿望。这种愿望给她们以抛离家乡、告别故友、异地求生的勇气。另一些妇女则视美国为黄金宝地，受经济力量的驱使来美国寻求发财致富的机会。还有一些妇女，为了自我独立、自我实现的目的而赴美求学，希望通过教育实现男女平等。虽然目的各异，但她们都希望移民美国成为她们新生活的开端。然而一旦抵达美国领土，她们却发现自己从一个牢笼来到另一个监狱：先是被有限期地拘禁于天使岛的移民入境站，后则被无限期地囚居于唐人街的狭小住所内，几乎与外世隔绝。
令湖萍：美国杜鲁门州立大学（Truman State University）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