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陶文钊、王荣军
1978年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报发表，两国决定自1979年1月1日起正式建交。为了纪念这一中美关系中的划时代事件，总结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研讨当前中美关系中的若干重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中华美国学会于1998年12月15至16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联合举办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40多个学术单位的100多位学者，一些海外学者以及新闻单位的同志参加了研讨会。美国驻华大使馆的一些官员以及为会议提供赞助的福特基金会的代表也出席了研讨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忍之、中华美国学会会长李慎之、前国务院副总理黄华、前驻美大使柴泽民、朱启桢、李道豫、美国驻华大使尚慕杰出席开幕式并致词。王忍之在致词中要求学者加强对后冷战时代国际政治与世界经济的新形势、新特点的研究，并力求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前瞻性、预见性。李慎之指出，通过江泽民主席的访美与今年克林顿总统的访华，中美两国都已认识到，相互依存在今天已成为活生生的现实。两国友谊与合作的不断发展对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利益都至关重大，中华美国学会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黄华同志在致词中说，20多年来中美关系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两国要从世界和平与发展的目标出发，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在平等互利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扩大合作，缩小和解决分歧。一时解决不了的，可以求同存异，而不应让这些分歧成为双方增进互相合作的障碍。三位前大使回顾了各自任职的经历，对近年来中美关系的发展感到欣慰，并相信，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为中美关系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前景，只要中美双方共同努力，是可以把一个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中美关系带入21世纪的。尚慕杰大使在致词中说：在纪念中美建交20周年之际，我本人可以为这一事实作证，即我们两大民族之间的关系对美国人民的福利是至关重要的。我们要为两国之间的更完全的、更充分的、更富有成果的对话而作出新的努力。
讨论会上，与会者分别就以下几方面问题进行了讨论。
一、中美关系的历史经验
与会学者们认为，中美关系从不正常到正常，1989年后的一段时间又处于不正常，近年来又回复正常，主要的经验有三条：
第一，必须牢牢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70年代两国领导人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决定
建立外交关系是基于维护各自国家安全的共同战略利益。冷战结束后，原先两国面临的对安全的威胁消失了，中美两国间还有没有共同利益，什么是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在美国政界一些人中成了一个问题。经过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实践，中国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美国一些人逐渐意识到在新形势下两国间存在着广泛的深刻的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开始重新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美国方面对中美共同利益的最完整的阐述是克林顿总统1997年10月24日的讲话。事实证明，在后冷战时代，中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增加了，两国间的合作领域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现在美国决策者和政界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这一点。
其次，必须遵循求同存异的原则，谨慎地处理两国间的分歧。中美两国是历史传统、政治文化、生活方式和发展水平都很不相同的两个大国，各有自己独特的国情，也各有自己的国家利益。两国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是很自然的事。过去20多年的经验表明，当两国能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谨慎处理它们之间的分歧时，中美关系就前进，就改善，否则就倒退，就遭受挫折。可幸的是，经过20多年的实践，两国在处理分歧方面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这主要是：把两国在某一具体问题上的分歧与中美关系的全局区别开来，不要因为这些分歧而损害了整个中美关系；必须在互相尊重的原则基础上，通过平等的协商和讨论来处理分歧，任何实行威胁、施加压力的办法都是行不通的。两国只要能根据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和1997年两国首脑联合声明的精神，谨慎地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中美关系就能继续健康发展。
再次，应该不断增进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中美两国都是国情相当复杂的大国，要真正深入地了解对方，不仅了解对方的政治运作，而且了解对方的经济发展、社会状况和文化形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互了解是相互信任的基础，没有比较深入的相互了解，也就难以建立比较稳固的相互信任。现在，两国关系的改善为双方增进相互了解创造了很好的条件。要加强两国各个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增强联系两国的各种纽带。我们要深入研究世界，深入研究美国，同时要以外国人容易接受的方式向世界介绍中国，为中美两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作出贡献。
二、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与会学者认为，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都是台湾问题。1995年中美关系跌落到建交以来的最低点，是因为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在台湾问题上违背了三个公报的精神。近年来中美关系得到改善，一个主要原因是美国作出了“三不”的承诺。学者们指出，1996年春的台海危机使美国政界认识到：中国决不会坐视台湾“独立”，这对近年中美关系的改善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期间在上海公开声明“三不”原则，这为第二次汪辜会谈创造了良好的气氛。学者们同时指出，美国对台军售是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的重大障碍。美国声称售台武器是防御性的，其实有些武器不是纯防御性的，如F-16战斗机。现在台湾又在要求纳入东亚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这不能不引起中方的极大关注。
最近台湾“三合一”的选举引起与会学者的浓厚兴趣。有的学者指出，这次选举使国民党赢得了2000年选举的前哨战；它表明民心思安求稳，台湾老百姓对第二次汪辜会谈是认可的；也表明“新台湾人”的意识上升，中生代接班人培养成熟。
三、中美关系中的安全问题
学者们在讨论中指出，中美两国都希望维护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正是出于这种共同利益，两国近年来在安全和不扩散问题上，在禁止生物武器和化学武器、防止核扩散及全面禁试核武器条约、朝鲜半岛非核化、制止南亚地区核竞赛等方面，都进行了有益的合作。同时两军的交流与合作也得到加强。最近两军在香港进行的救援与搜索联合演习是二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与美国军队的第一次合作，既有象征意义，也有实质意义。毋庸讳言，两国在这方面也有分歧，最主要的是在东亚部署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对台军售问题。产生分歧有多种原因，包括两国对国家利益的不同考虑，美国在军控问题上推行双重或多重标准，双方在军事安全的观念方面存在差异，等等。今后两国应加强战略对话，通过协商解决分歧，并在联合国的框架之内健全国际军控的机制。
有的学者指出，目前在亚太地区缺乏健全的多边安全合作机制，历史遗留问题依然存在，也还存在着诸如台湾海峡、朝鲜半岛、南海等热点问题。这要求本地区的大国关系实现稳定。大国关系稳定了，地区形势才能稳定。但美国加强冷战时代留下来的军事同盟的做法是违背世界潮流的。
四、中美关系中的经贸问题
与会学者认为，中美经贸关系的基本现实是：尽管中美关系时有波折，经贸关系中也时有摩擦，但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已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基石，起到了中美关系稳定器的作用；中美产业结构不同，具有客观的互补性；在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的情况下，两国之间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使两国经贸关系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但经贸关系也受到双方政治关系的制约和影响。
近年来美方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越来越关注。与会学者指出，应站在全球化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在世界性的生产分工中，中国目前处于主要加工中心的地位，对美出口主要是加工贸易产品。美国官方有关原产地的统计对此考虑不足，扭曲程度较大。美方应综合商品贸易、服务贸易和直接投资关系等各方面因素来看待这一问题，要看到转移制造等所起到的实质上的替代出口作用。
中美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是学者们热烈讨论的问题之一。许多学者指出，美国提出的过高的不断升级的要求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主要障碍。对中国来说，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不仅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以及中国在未来世贸组织规则制订中的地位，目前还与台湾加入世贸组织问题交织在一起，更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与急迫性。对美国来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涉及到美国对外经济战略，美国对中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作用的估计。不少学者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双方领导人的政治决心。
胡国成
今年1月底至2月初，由中国人民外交学会牵头组办的“中国外交期刊编辑代表团”应邀访问了美国。这次访问是对1997年9月美国外交期刊编辑代表团访华的一次回访。本刊编辑部代表作为代表团正式成员随团出访。在美方接待单位——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精心安排下，中国代表团在两个星期中，先后访问了美国5个城市的26个学术团体、10余家杂志，会见了140余名美方编辑、学者及有关的政府官员，就外交期刊的编辑出版问题、期刊中涉及的中美关系及亚太安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由于出访及接待单位的共同努力，使得此次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增进了中美外交期刊及编辑之间的了解，并建立了有益的联系。
美国主要外交期刊概况
此次出访中，代表团先后访问了《外交事务》杂志(Foreign Affairs，也译《外交》)、纽约新学院大学世界政策研究所主办的《世界政策杂志》(World Policy Journal)、普林斯顿大学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合办的《世界政治杂志》(World Politics Journal)、《当代历史》杂志(Current History，月刊)、《奥比斯世界事务杂志》(ORBIS Journal of World Affairs)、《国家利益》杂志(The National Interest)、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评论》(SAIS Review)、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主办的《亚洲评论》(Asian Review，月刊)等10余家刊物编辑部。这些杂志基本代表了美国现有的各类主要外交期刊(代表团此次未及访问美国另一主要外交期刊《外交政策》杂志)。
《外交事务》杂志是我国从事国际事务研究的学者最熟悉的国外刊物之一，也是美国最著名的外交期刊，以往曾被我国学者称为《外交》季刊。该刊由美国外交协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创办于1922年9月，因1947年发表乔治·凯南有关实行对苏遏制政策建议的匿名文章而受到世人的关注。1992年，现任主编小詹姆斯·霍格接任该刊第五任主编后，鉴于冷战后世界事务变得更为复杂多样而将杂志全面改版，并由季刊改为双月刊。严格地讲，《外交事务》杂志并非纯粹的学术刊物，而是一个带有学术色彩的外交事务论坛。尽管它标榜不接受任何形式的政府资助，是完全独立的刊物；其观点是超党派的，既不属于保守派也不属于自由派；但它关注的问题大多是政府感兴趣的问题，发表的文章通常被认为是反映了官方的观点或可能对官方政策产生影响的观点。近年来，该刊发表过亨廷顿有关文明冲突的文章、关于论述单方面经济制裁效果不佳的文章、关于中国农村选举问题及经济改革问题的文章，都对美国政府和国会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目前，该杂志发行量达108万份，其中80%为美国订户，其余20%为国外订户。除英文版外，该刊还在日本出版了日文版，在巴西出版了葡萄牙文版。
被《外交事务》杂志视为主要竞争者的刊物是70年代卡内基基金会资助出版的《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它是美国的第二大外交期刊，也是一份被认为代表了美国外交事务中自由派观点的刊物。在80年代中，它一直对里根政府的外交政策持温和的批评态度；进入90年代的冷战后时期，它的观点似在与《外交事务》趋同。虽然它希望成为一份读者喜爱和易于接受的刊物，但目前它的发行量为2万份，还远不是《外交事务》杂志的对手。
由私人基金会创立于1985年的《国家利益》杂志目前被认为是美国的三大外交期刊之一，虽然它的发行量仅有8千份。《国家利益》杂志创办的目的，就是要在反映官方观点的《外交事务》和反映自由派观点的《外交政策》杂志之外，办一份反映保守派观点的对外事务杂志。由于该杂志创办时，冷战尚未结束，而该杂志在冷战中是持保守的强硬观点的，因此，在创办之初《国家利益》可以说是一本地地道道的冷战杂志。然而，在冷战末期，该杂志的编辑感受到了变化，于1989年发表了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一文，发起了一场关于冷战后国际形势及美国面临的新任务的大辩论。这场辩论不仅使该刊摆脱了“冷战杂志”的形象，而且使它迅速跃升进入美国主要外交期刊行列。如今该刊除了关注外交政策问题外，也探讨对外交往的理念问题以及文化和社会差异、技术发明、宗教等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方式问题。
1983年创办的《世界政策杂志》也是美国有关国际事务的主要杂志之一。它是在《外交事务》和《外交政策》两本杂志被认为从各自所代表的观点相互靠拢时崛起的一份代表自由派观点的刊物。该刊重视国际事务中的文化和经济基础，曾对苏联的改革前景及世界经济的全球化有所预测。近年来，它发表了一些对美国政治文化(包括电影、文学)、外交政策和经济全球化的批评性文章，同时也常对美国官方有关冷战后国内舆论一致的基本假定提出质疑。
《奥比斯世界事务杂志》(季刊)是1957年由位于费城的对外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1955年建立)创办的。它主要刊登有关在对外政策上体现的美国国家利益的研究成果，关注的领域主要是战略、全球及地区安全问题。本来它似乎可以与《国家利益》杂志一争高下，但也许是由于杂志定价太高(个人订户每年85美元，团体订户每年250美元，如果是国外订户，还须加20—40美元邮费)，至今的订户仅4000有余。
《世界政治杂志》也是中国学者较熟悉的一份国际政治学季刊。它创办于1948年，以发表各种学派有关政治经济学、社会学及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成果为主，注重国际关系和不同政治学流派的最新理论和方法论。该杂志学术气息十足，一般不发表有关当代国际事件的评述文章。
《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评论》则注重推进对当代全球政治、经济和安全方面的主要问题的辩论，发表的文章既有学者的研究论文，也有对具体国际事务的基于实践经验的评述。作者队伍中除学者外，还有政治分析家、知名记者、国会议员和政府及非政府组织的高级官员。
《亚洲评论》是目前美国唯一一家专门研究亚洲和中国问题的学术杂志，35年前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中国问题专家斯卡拉皮诺教授接办(另一家同类杂志《太平洋事务》则由加拿大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接办)。该杂志主要刊登有关中国和亚洲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的论文和权威性评论。
在美国，历史最长的国际事务杂志当属中国读者所熟知的1914年由《纽约时报》创办、目前由私人出版商所拥有的《当代历史》。80余年的经营和出版使该杂志的作者中不乏名人名家，如萧伯纳、丘吉尔、历史学家比尔德和康马杰，但它基本上是一本通俗性的解释当代国际事务的读物，对公众理解国际事务的助益显然大于对学者研究国际问题的帮助。
编辑与审稿制度
与我国的期刊一样，美国外交期刊的办刊宗旨和编辑方针一般是在杂志创办时由编辑部确定后，长期保持不变。随着国际形势的不断变化，杂志的关注焦点也不断变化，但宗旨却不变。
在编辑和审稿制度上，美国的外交期刊由于各自的性质不同，所采用的制度也很不一样。从稿件来源看，学术性的外交期刊完全依靠作者来稿，编辑部一般不组稿。《世界政治杂志》主编很为他们的稿件100%都是投稿而感到自豪，因为这似乎证明了他们杂志的知名度颇高。与学术性期刊相反，《外交事务》这类论坛式的刊物则主要是由编辑部定选题并外出组稿。该杂志两名高级编辑的主要工作就是阅读报刊和书籍中的最新文章或参加各种会议，根据所获得的信息和自己对世界形势的观察来构思选题，然后外出与学者和作者去闲聊或讨论，合适时就约请他们撰写文章。亨廷顿的文章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组织撰写的。因此该杂志发表的稿件中80%是这类组稿，仅有20%是投稿。对于名人名家的文章，他们并不迷信。这类文章只有反映了作者的真才实学，他们才刊登。他们也承认，碰到过一些言之无物、被称作“Coffee Table”的名人文章，只好弃之不用。
编辑加工过程，各杂志基本一样。这一工作都是由一般编辑来完成，有时加工量很大。例如，某篇文章题目和主题很好，但写得不好，于是编辑就要负责改写。进行这种改写时，不论改动多大，编辑部遵守的原则是“编辑不是作者”，因此改出来的文章要经作者同意后才能发表。
从审稿情况来看，不同类型的刊物采用的方式也不一样。学术性刊物多采用双盲审稿制度(即双向匿名审稿制度)。这种方式对审稿者隐去作者姓名，对作者则隐去审稿者姓名，以求评判上的公正。但是，《外交事务》这类论坛式杂志则认为，双盲审稿制度对于学术刊物来说也许是必要的，但对于他们这类刊物来说则完全没有必要采用，虽然他们偶尔也请人帮助审一下稿件。因此，这类杂志的稿件采用与否完全由编辑部决定，杂志成功与否主要依靠主编和高级编辑们的水平。
在杂志的编排方式上，各期刊也很不相同。多数外交期刊没有全年的选题计划，也不搞专题集刊(即每期集中一个专题)，完全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状况来确定选题和稿件取舍。但也有一些期刊是按专题来编排的，如《当代历史》杂志每年第9期即以中国问题为专题。
从美国外交期刊的内容来看，当前学术性期刊对中国问题的看法远比大众媒体的反映要冷静、客观。可惜的是，它们的声音也远比大众媒体要小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