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9年第4期
美国学研究中的主题演变
张涛
从世界各国开始交往的那一天起，甚至更早，便有了以研究他国社会、文化、历史等为目的的国别研究。美国研究也不例外。它是欧洲拓展殖民地的先决条件和必然产物，最初的美洲（国）研究者由此产生。这方面的先驱当数15世纪末、16世纪初的英国政治家托马斯·莫尔爵士。这些人所关心的是如何使北美成为殖民者实现梦想的乌托邦，而不是幻想破灭的敌托邦(Dystopia)。因此从一开始，美国研究便被打上了深深的实用烙印。北美殖民地的最终独立使欧洲人在经过几百年欧洲中心论的自我陶醉之后，发现了另外一个脱胎于欧洲而又不同于欧洲的文明世界。欧洲文化传统与北美环境的奇妙结合，极大刺激了欧洲美国研究者的热情，让·德·克雷夫科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以及马克斯·韦伯等人都从与欧洲社会文化相比较的角度出发，对美国社会文化作出了种种论断分析。
相比之下，美国人在本世纪初之前对自己的文化传统却没有这么大的热情。这首先是因为在完成工业革命之前，美国人的主要精力不在“务虚”而在“务实”。严酷的自然环境使生存和发展成为美国人面临的首要问题，就连1636年建立的哈佛大学也只是为了安慰劳累之后的灵魂。在他们眼里，没有过去，只有今天和明天，尽管建国和治国不存在探究文化演绎的必要。然而，随着工业化的完成，原有的“月光与木兰花”生活方式终于完结了；西部边疆的逐渐消逝更突出了文化边疆的不可替代。因此，探讨美国文化的根源，从理论上界定个人、社会、历史、文学及其他方面在文化上的相互关系便成了开始于本世纪初的美国人的美国学研究的根本课题。
美国学发展到现在已跨越多门学科，为深入、全面了解美国提供了方便。回顾其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曾经或正在起着导向作用的三大主题【注释】See Giles Gunn, The Culture of Criticism & The Criticism of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47-172.【注尾】。
一、文学与历史的结合
1820年，一位名叫西德尼·史密斯的英国人在发表于《爱丁堡评论》上的一篇文章中问道“谁会去读美国人写的书？”【注释】Malcolm Bradbury and Howard Temperley eds.,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Studies (London: Longman Group UK Limited, 1989), p.8.【注尾】史氏出语不敬，但也折射出美国人当时在文化上的贫乏。事实也是如此：粗放、开拓的美国早中期文明肯定不是孕育高雅文化的合适土壤。在建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里，美国人写下了数量可观的政论文、布道篇以及传记等，但绝大多数的文学作品均源于英国的模仿之作。这些作品反映的不是、也不可能是美国人的生活、社会和文化。但是，1812年的对英战争使民族主义在美国深入人心，激发了美国人巨大的创作热情，因为这次胜利“不管从军事角度来看多么微不足道，却证明了大于任何洲的一个实体的存在……它振作了整个民族。”【注释】Robert M. Crudon, A Brief History of American Culture (New York: Paragon House, 1994), p.60.【注尾】随着政治领域全国一致性的增强，文学开始了向民族性导向靠拢。一批以华盛顿·欧文（1783-1859）为首的作家将注意力及表达方式和内容定格在了美国自身的社会、历史风貌上。纽约的“尼克波克小组”(Knickerbocker Group)成为美国本土文学创作的先锋，使美国第一次有了能与其广袤面积相配的文学创作，开始了美国文学的第一次高峰。《随笔集》、《最后的莫希干人》、《草叶集》等一大批经典之作不但是文化独立的产物和见证，更流露出作者对美国历史、社会的剖析和反思。因此，从一开始，美国文学就带有了凝重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感，为文学和历史的结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作为文化独立标志的美国历史学也在此时诞生了。与文学创作一样，历史学家同样肩负着独立战争和1812年战争所赋予的使命：在美国“创造欧洲世代相传的统一感、丰富的民族象征以及强烈的政治激情。”【注释】Joyce Apploby, Telling the Truth about History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4), p.92.【注尾】曾任美国海军部长的乔治·班克罗夫特（1800-1891）在1834-1876年间写下了六卷本的1789年以前的美国历史，被称为“美国历史之父”。弗朗西斯·帕克曼从1851年起完成了英法北美斗争史。所有这些著作开创了美国历史研究的先河，增强了美国人从踏上北美那天起就不得不拥有的自信心。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早期的历史学家采用的是纯叙事式的方式，很少或根本就未触及到美国文化传统的形成过程和区别于欧洲的显著特征。即使影响最为深远的班克罗夫特在提及美国的建立是天意以后，也一头扎进了历史的戏剧性情节当中去了，难怪布雷萨奇将他们称为“叙事史学家”【注释】EarnstBrc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255, 289.【注尾】。
就这样，刚刚建立文化自信心的美国人却在他们的历史书中找不到关于自己文化根源的描述，便只能转向美国文化在这一时期的另一载体——文学作品。然而，文学作品的思想是作者创造性思维的产物。经历的不同和偏见的存在往往使不同的作者对同一历史背景的理解千差万别。因此，美国人在20世纪初陷入的不仅仅是理解上的混乱，更多的是文化心理上的迷惑。以查尔斯·比尔德为代表的进步主义历史学家力图改变这种局面，但客观上的作用却有违初衷：将杰斐逊等一批美利坚民族缔造者拉下神坛并非界定文化特性的需要，反而使人们失去了文化心理上的偶像。这在二三十年代欧洲文化中心在战火中成为断垣残壁，美国政治、经济、军事地位骤然上升时尤其如此。美国人意识到：建立自己的美国学研究体系，向世人展示美国文化传统已是大势所趋。将专事伦理和美学价值观的文学与叙述政治斗争和历史演变的历史学结合起来研究便成了第一批美国学研究者的首要课题，也是美国学发展过程中的第一大主题。
这种努力在本世纪初就开始了。但第一次系统地将文学和历史结合起来研究却应归功于30年代早期哈佛大学的两位教授——F.O.马希森和佩里·米勒，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和着重点都不同。
米勒认为，新英格兰由于一直处在美国文化传统的中心位置，故要建立合理可行的美国学研究理论框架必须从那里的学术传统入手。在以前的新英格兰学者看来，历史发展的动力来自于除思想以外的一切事物。他们与自然科学家一样，表现出对客观事实的绝对客观和对蕴藏的文化意义的木然。布雷萨奇对这一时期的美国历史学作出了如下评述：“美国的学术传统充斥着德国历史主义（科学的历史）和自然法则演化的概念，却未对诸如独特性、个性、自发性等概念作出充足的论述。”【注释】EarnstBreisach, Historiography: Ancient, Medieval & Modern, 2nd Edition (Chicago: Univ. of Chicago Press, 1994), pp.255, 289.【注尾】针对此传统，米勒提出，历史在根本上不仅是历史学家眼中发生的事情，更大程度上则是一个时代人们的所思所想。那个时代的思维范式便蕴藏在其中。历史因此而成为一门艺术，一门美国研究者藉以阐述历史运动的文化内涵、区分表象与现实的艺术。米勒将上述思想写进了分别于1939和1953年出版的两卷本《新英格兰思想》一书中。在1953年出版的该书的第二卷中，他着重强调要领会思想的真正含义，就必须进行文学创作所常用的“心智考古”(intellectual archaeology)和想象重建，因为重现思想的历史不单需要“对概念本身的熟悉，还需要能深入其中。”【注释】Perry Miller, Errand into the Wilderness (New York: Harper, 1964), p.185.【注尾】这在很大程度上不但依赖于具体的历史事实，还要借鉴文学作品中作者对美国历史文化的评论。不可否认，米勒的探讨对美国研究的发展是很有裨益的。他第一次系统地将文学和历史的研究方法结合了起来。但不难看出，他忽视了能使研究朝这一方向顺利前进的两个最重要条件：首先，按照米勒的设想，要发现一个时代的思想模式，必须考察所有（包括集体和个人）的思想活动。即使这些思想活动都通过某种形式被记载下来了，要筛选和归纳决不是几个研究者所能轻易做到的；其次，米勒忽略了美国文学的断层现象。从欧洲殖民者踏上北美到19世纪中前期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北美（美国）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大多是追随欧洲尤其是英国作家的临摹之作，根本无法反映那些时代美国文化的风貌。所能依赖的只能是日记、布道及政府文件了。毫无疑问，这些都属于传统意义上的历史学研究的范畴，显然违背了米勒欲把历史和文学结合起来研究的初衷。
相比之下，马希森的研究则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在米勒出版《新英格兰思想》第一卷两年之后的1941年，马希森出版了被后来的美国研究者奉为经典的《美国的文艺复兴》一书。本书通过着重论述爱默生、梭罗、惠特曼、霍桑和梅尔维尔与美国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抛开了被当时评论界看好的“炉边派”——洛厄尔、霍姆斯、朗费罗及惠蒂尔，意欲与传统研究方法决裂，以建立崭新的美国研究框架。首先，“炉边派”大都深受欧洲文化的影响，在创作中便常是“新瓶装旧酒”，以欧洲的形式来表现美国的内容，或以美国的形式表述欧洲文化的福音。除了对反对奴隶制表现出某种热情外，他们似乎对其他社会现实无动于衷。与美国自身文化的疏远，在马希森看来是不能接受的，因为美国研究所涉及的必须是美国自己的文化源流。
其次，马希森选择研究爱默生等人的作品还在于它们成功地将美国历史、文化的现实和理想、和谐与矛盾与作者的艺术形式和表现风格结合在了一起：
他们都感觉到，摆在他们那一代面前的迫切任务是使美国革命释放出来的那些潜力得到充分发挥，以及创造与美国政治机遇相配的文化……他们的风格，有时悲观，有时极端自大，有时充满幻灭，有时乐观，有时绝望，但他们总体成就所展现的是适合我们民主社会的文化。【注释】F.O. Matthiessen, American Renaissance (New York: Oxford Univ. Press, 1941), p.xv.【注尾】
马希森这种二元认识框架成为后来美国研究的基本模式之一：迈克尔·贝尔、丹尼尔·霍夫曼、理查德·蔡斯以及埃德加·德莱顿等人的研究都是尊承马希森的衣钵。
第三，马希森不选择“炉边派”作为研究对象还有其深刻的国际文化背景。尽管到本世纪前半期，美国人的创作不论是质量或是数量都足以令欧洲人惊叹，但欧洲人，就连很多美国人自己仍觉得美国文化肤浅、贫乏。马希森想藉此证明，“炉边派”并不代表美国文学的全貌，其他作家的作品同样或更具深度和批判性。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泛滥使古老的文化受到摧残；曾被二三十年代美国知识界奉为文化圣殿的苏联，也因苏德缔约和莫斯科大审判而威信扫地。欧洲文化传统在政治面前不堪一击，更显示出建立自己的美国学研究框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米勒和马希森以描述美国文化根源与个性为己任，既在美国研究史上第一次将文学和历史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更向大量涌现的美国研究者显示，美国文化只有在自我反省、自我剖析的前提下才能被真正理解。
二、神话与象征
诚然，米勒和马希森为系统的美国研究奠定了基础。但由于种种局限，他们只提出了从文学与历史的结合部寻找“有用的过去，”没有解答早在美国独立战争之前克雷夫科尔就提出过的问题：美国人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人民？这只有留待神话与象征主题下的美国研究来解决了。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作为西方文化中心的欧洲无论从地理上还是从文化心理上都已支离破碎。一大批知识分子纷纷逃往美国。其中最出名、对美国文化影响最为深远的有布莱希特·曼和斯特拉文斯基等。他们的出走标志着大西洋文化重心的西移。
同样令当时的美国研究者担心的是，在南北战争结束一百年之后，南北双方在文化心理上的鸿沟依然存在。从一开始，南方文化批评的标准就与北方格格不入，复杂取代了简单，等级取代了民主。很显然，这是政治上的分歧在文化上的反映。到本世纪30年代，被称为“范德比尔特平均地权者”(Vanderbilt Agrarians)的一群南方文化研究者更将这种分歧上升为传统与现代的尖锐对立。在名为《这就是我的立场》(I'll Take My Stand)、《南方文化》（1934）和《谁拥有美国》（1936）等几本论文集里，他们极力捍卫农业经济及文化。戴维森更直截了当：“为南方呐喊，因为南方是脱离于美国的实实在在的历史实体，尽管被后者束缚住了”【注释】James D . Hart ( ed. ) , The Oxford Companion to American Literature ( Oxford Univ. Press, 1987), p.632.【注尾】。到60年代，分离感依然如故：罗伯特·沃伦的《分离》（1956）、理查德·威佛的《陷入绝境的南方传统》等便是最好的佐证。
文化心理上的不安与南北文化对峙既不利于统一文化性格的维系，也与美国文化中的“天命论”相去甚远。因此，界定美国性格、找出南北文化的共性便成了五六十年代美国研究的首要任务。既使美国区别于欧洲又为南北双方所共有的文化记忆就只有美国文化性格形成时期不断拓展的西部边疆了。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早在1893年就提出的边疆学说很自然地被用作“神话/象征”主题的基础。【注释】尽管特纳在1893年就发表了《边疆在美国历史中的重要性》一文并以此创立了边疆学说，但直到六七十年代以前，不管特纳自己或是后来的研究者均将这一学说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来对待，之后它才被用于范围更广的美国学研究当中。参见Dorothy Ross,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258-298.【注尾】亨利·史密斯、R.W.B.刘易斯、约翰·沃德、列奥·马克斯、查尔斯·菲德尔森等人是此主题的杰出实践者。其中亨利·史密斯的影响最为深远，理应是这一时期美国学研究的代表人物。他于1950年出版的《处女地》一书被认为“比任何其他著述对学习西部文学的学生产生的影响都大，特别是对那些在美国研究或大众文化系接受训练的学生尤其如此。”这其中包括了两层意思：一是西部被解释为一个神话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二是有关美国学的新学说诞生了。关于“神话”与“象征”的意义，史密斯写道，“我用这两个词来表示同一事物较大或较小的单位，即一种将概念和情感融合为形象的思维结构。”【注释】Henry N. Smith著《处女地：作为象征和神话的美国西部》，薛蕃康、费翰章译，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1年，“中译本序言”。【注尾】因此，本书用大量篇幅描述了代表扩张和勇武精神的“帝国神话”和代表农业乌托邦的“花园神话”以及与它们相关的象征——西部英雄（丹尼尔·布恩、莱瑟斯托金、基特·卡森、塞思·琼斯、戴德伍德·迪克、公牛比尔和巴克·泰勒等）在严肃文学、通俗文学、传记和历史中的表现。为避免引起误解，史密斯特别说明，神话和象征是“集体的表现而不是个别心灵的产物，同时我曾试图表明，它们有时对实际事物起着决定性影响。”【注释】Henry N. Smith, VirginLand (New York: Vintage, 1950), p.v.【注尾】随着西部边疆不断延伸和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投身其中，“帝国神话”和“花园神话”逐渐融入美国人的文化性格中，成为美国文化一大特征。由于神话和象征能将认知的和情感的文化意义溶入集体表现之中，集体表现便可在不同层面产生作用，并将不同的经历粘合在一起。据此，南方与北方、传统与现代都可以在西部神话和象征中找到文化根源，这便是共性所在。
史密斯的《处女地》所代表的“神话/象征”主题在三四十年代“文学/历史”结合的基础上又将美国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从独特（尽管不是全新）的角度解释了美国文化的来笼去脉，意在为美国文化例外论网络证据。
然而，勿庸讳言，尽管“神话/象征”主题下的美国研究在五六十年代文化动荡与冷战心理的阴影下为美国文化独特性和“优越性”找到了看似证据的东西，但却包含着对自身的否定。首先，“神话/象征”主题是在欧洲文化大伤元气的背景下被发掘出来的，其目的如前所述，是想展示美国文化不同于而又优越于其他任何文化之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神话/象征”研究者所挖掘的集体表现，如亚当（R.W.B.刘易斯《美国的亚当》）、田园（列奥· 马克斯《花园里的机器》）和原罪（尼布尔《美国历史的反语》）等是欧洲文化的产物和组成部分。即使被广为借鉴的特纳边疆神话和象征也带有很深的印第安文化痕迹。因此，“神话/象征”主题很大程度上不但未能从深层揭示美国文化的例外性，反而证明了美国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世界其它文化的贡献。该主题的狭隘性是另外一个局限。尽管史密斯等人一再声明，“神话/象征”研究的目的在于发掘理解大众意识与社会的关系及其不同方式的历史潜力，但他们只停留在阐述不同解释方式引发不同社会行为上，根本就没注意到不同的社会、历史经历对文化阐释方式所产生的影响。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所采用的神话与象征是信奉清教的盎格鲁萨克逊人所独有的，忽略了美国文化在具有独特之处的同时也是一种移民文化的事实。各少数文化群体也有自己的神话与象征。这两种缺陷在60年代后期愈发暴露出来，最终导致美国研究第三个主题的产生。
三、多元化
多元化强调文化内容和表达方式的多样性。美国研究多元化时代的到来，除得益于“神话/象征”的内部否定性外，还应归功于相关的社会、文化因素。
日益增多的跨文化交际首先给美国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从6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人逐渐从以前那种自我欣赏式的文化孤立主义中走了出来。研究其他文化的语言、价值观、思维模式、社会构成以及非语言表达的跨文化交际学率先在60年代后期的美国兴起。美国本来就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研究不同文化之间的异同往往在国内甚至在本城市或本社区就可进行。实际上，70年代初期开始涌现的比较文化著作大多就取材于美国国内的亚文化群体。另外，美国人根深蒂固的社区观念也同样决定了了解其他文化的必要性。从托克维尔到里斯曼，美国人都被描绘成“总爱凑热闹的人”(inveterate joiners)，言外之意便是美国人总在身边寻找友情。事实上也是如此。这就是美国人极其珍视传统小型社区（建国前后农业文明的产物）的原因吧。高度的社会流动性和工业化打乱了原有社区的布局，使新社区里不但有美国文化及其价值观的维护者和实践者——白人中产阶级，更有来自其他阶层和文化背景的人。要建立和谐的邻里关系，就必须了解不同文化的价值观和它们之间的异同。这也可说是多元文化的动因之一。
多元化趋势的动力还来自于后现代主义思潮为重新界定文化身份所提供的契机。尽管法国的杜尔克姆等人早就在谈论现代社会的无序状态了，但只是在60年代后期的美国才由以摇滚乐为代表的反主流文化和现代主义本身的局限性推上历史舞台，为世人所熟知。迈克·费瑟斯通认为，后现代主义意识最明显的特征是“边界的模糊性”。这里的“边界”更多的是指文化意识中的界线。因此，“从前曾被尊敬地用大写C（Culture）标明的文化权威在意识阐释方面不再享有独断权。正统文化只是我们当中的另一亚文化。”【注释】Jim McGuigan, Cultural Populism (London: Routledge, 1992), p.213.【注尾】被“神话/象征”研究奉为正统或主流的白人中产阶级文化不再被视为应该模仿和同化其中的文化模式。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身份的非中心化和群体——在此背景下，各种文化群体都在搜寻和重塑自己的“神话/象征”。60年代后期开始的新移民潮更加剧了这一趋势。这些主要来自第三世界的移民是文化心理上仍对已被他们抛在身后的国家怀有很强的思念情结。这正如美国一家报纸所指出的：“他们（亚、拉美移民）将为自己的传统而自豪，但也在寻求更大的美国社会所赐予的机会。”【注释】The Witchita Eagle-Beacon, Witchita, Kansas, March 16, 1991.【注尾】
文化研究的多元化还得益于黑人民权运动。70年代早期培养黑人文化意识和找回失落黑人文化的努力开始：约翰·布拉辛盖姆的《黑人社区》（1972）、尤金·吉诺韦斯的《黑人创造的世界》（1974）和劳伦斯·列文的《黑人文化与黑人意识》（1974）以及托尼·莫里森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宣扬文化多元主义，认为真正的美国民主文化应该融合各个群体的文化意识；“欧洲”、“白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种族主义”、“个人主义”等成了作为政治和文化压迫工具的欧洲文化传统的同义词。女权主义者、青年文化群体和移民群体的加入更给这一时期的文化研究赋予了更为广泛、深刻的内涵。美国学研究的目的因而转为揭示曾被视为具有高度统一性的美国文化所隐含的各种矛盾和可能性。1991年10月在哥伦布发现美洲499年之际展开了一场关于美国历史文化的大争论，至今仍未见分晓。然而，一个基本的共识却由此达成了，那就是：文化多元化时代的到来给了美国重新审视自己，创造更具包容性未来的机会。【注释】Minneapolis Star and Tribune, Minneapolis, Minnesota, October 14, 1991.【注尾】
随着美国学研究多元化时代的到来，土著美国人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大众文化研究、妇女研究、南部研究、新英格兰研究、亚裔美国人研究、爱斯基摩人研究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美国研究更加详尽，最终扭转了只注重白人主流文化的导向偏见，转而重视探索各种非正统文化与正统之间的关系和为后者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好的开端。然而，一个民族的存在是以内部成员共同的价值取向为依据的。因此，过分强调各亚文化群体的文化特殊性势必会将美国学引入另一极端，不利于对美国文化的整体考察，结果就会如小施莱辛格所预料的：“历史和文学（文化）不会被当作知识学科来教授了，反而成了用以提高少数群体自尊的药方了。”【注释】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Disuniting of America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1992), p.17.【注尾】十分自然地，研究亚文化必须在整体文化的背景下进行。
美国学成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以来，经历了从狭隘的美国文化例外论到多元化的发展历程。从中不难看出美国文化研究者在逐渐正视其他文化的存在和活力。然而，美国学要发展成为全面、成熟的专业学科尚需一段时日。这首先是因为美国学是各种学科的混合体，没有完整、统一的理论框架，严重削弱了美国学在社会、历史及文学动荡和运动中的灵活性和独立性。其次，尽管多元化已成为现今美国研究的主导方向，但它关心的只是国内各亚文化如何贡献于美国文化的独特性，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各亚文化在主流文化发展中发挥作用的同时，由于共同的经历和遭遇加强了相互联系，并形成了独具魅力的文化整体。美国文化就是由这一整体与白人中产阶级文化融合而成的。
张涛：现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