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述评
张立平
什么是女性主义（feminism）【注释】此处译作“女性主义”而不用惯常的“女权主义”原因有二：其一，在英语里，该词既指女权理论，又指女权运动，实践与学院的理论研究不完全吻合，此文中主要涉及理论，故用“女性主义”而不用“女权主义”，以作区分；其二，“女权”一词容易给人一种错误印象，似乎这些权利是妇女的特权，其实它们不过是与男性同样的基本权利。【注尾】？按《布莱克韦尔政治思想百科词典》的说法，“‘女性主义’是关于一种复杂现象的一般性的一个词……它关心妇女的地位……现代女性主义的语言和目标出现于法国大革命和启蒙运动后，它追求妇女的权利、性别平等，并对‘妇女’一词重新定义”【注释】David Miller ed., The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Basil Blackwell Ltd., 1987), p.151.【注尾】。据女性主义研究专家南希·F·科特的研究，“女性主义”一词大约是在1910年进入英语词汇的，“女性主义”的含义是妇女角色的“彻底的社会革命”，早期女性主义“有两个主导思想，即妇女作为人的解放和作为女人的解放，它的目标是消除妨碍妇女作为个人获得完全发展的一切障碍”【注释】Nancy F. Cott, The Grounding of Modern Feminism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7), chapter 1.【注尾】。因此，简单地说，女性主义就是基于天赋人权而产生的、以男女平权或男女平等为核心的思想和理论。它指导了实践（女权运动），又在实践中得到检验、批判和发展，并最终成为世界性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潮。美国的女性主义思潮有很多流派，本文旨在从思想来源及各派主要内容两个方面对美国的女性主义思潮作一番梳理及评述，以便读者更好地了解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脉络及其对社会的影响。
发轫于60年代中期的美国第二波女权运动是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土壤。受当时的民权运动、青年运动、反战运动影响，这一运动声势浩大，波及全国，影响深远。80年代中后期以后，由于“平等权利修正案”的失败（1972年被国会通过，1983年未获得生效所要求的全部各州的2/3的州批准），女权运动似告终结，但草根性的或单一目的、分散的女权运动至今依然在继续。由女权运动产生出的认同政治仍然存在。
一、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
1．自由派女性主义
顾名思义，自由派女性主义的思想来源主要是自由主义。自由主义对人性的一个基本看法是：人的独特性在于他／她有理性，这是他／她与其他动物区别的一个重要标志；理性强调个人自治和自我实现。自由主义赞同个人权利优先；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允许个人运用他的自治，实现自我。建立在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的女性主义认为，既然个人权利优先，那么就要尊重女人的权利；因为女人也是人，有权运用她的自治，实现她的人格。第一波女权运动基本上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进行的，第二波女权运动中由全国妇女组织领导的运动（一般认为这一波女权运动中还包括青年妇女的妇女解放运动和其他较激进的妇女运动）也大体上沿着这一思路走。
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派影响最大的要算贝蒂·弗里丹，但她的思想有失肤浅且前后矛盾。60年代，她的《女性奥秘》（1963）一书，热销一时，在思想上触发了第二波女权运动。该书戳穿了女性满足于做贤妻良母的传统角色的神话，揭示了女性，至少是生活在郊区的、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的主妇的悲苦和空虚以及由此引发的生理和心理疾病。她认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限制了女性人格的发展，她们没有参加家庭之外的“创造性的劳动”，结果其智力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她鼓励女性进入公共领域，同时男女要共同承担家务【注释】Betty Friedan, Feminine Mystique. Harmondsworth: Penguin, 1982.【注尾】。其实，就理论的深度而言，该书并未超越第一波女权主义者的思想，如英国的哈里特·泰勒·密尔和美国的查洛特·吉尔曼。密尔敏锐地看到，性别的不平等不是天生的，而是社会习俗和文化传统造成的。她认为解决性别不平等的办法是：女性与男性一样受教育；在各种生产领域女人与男人结成伙伴关系；在立法部门，女人与男人平等地参与。密尔强调，无论是否有养家的需要，女人都应该走出家门，参加工作、挣钱来为家庭开支服务，只有这样，她才能成为丈夫的伙伴，而不是奴隶【注释】Rosemarie Tong, Feminist Thought (Boulder & San Francisco: Westview Press, 1989), p.18.【注尾】。吉尔曼在其女性主义的经典作品《黄色壁纸》（1892）和《妇女与经济学》（1898）的书中争辩说，已婚妇女不是通过家务或做母亲的价值来维生，而是通过与丈夫的性关系来养活自己，这种安排的结果就造成了为吸引或适应男人而养成的“女性的”娇声细语或被动的性格以及女性个人和社会的贫困【注释】Kathryn CullenDupont,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American Women in America (Facts On File, Inc., 1996), pp. 81-82.【注尾】。
80年代，弗里丹在《第二阶段》（1981）中一改往昔的观点，认为目前对女性的危险不是“女性的奥秘”（即只通过与男性的关系把女性定义为妻子、母亲、干家务的人），而是“女性主义者的奥秘”（即认为女性人格中的核心不用通过爱、抚养、家庭来实现）【注释】Betty Friedan, The Second Stage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81), p.27.【注尾】。经过20年，弗里丹的思想发生了几乎是180度的大转变，从追求“同样的平等”（sameness equality）转变为在差异中的平等（equality in difference）。个中原因：一是时代的变迁。60年代是激进的年代，自由主义思想在美国社会大行其道；而80年代，整个社会逐渐向右转，保守主义开始回潮；二是社会对女权运动的反弹。一些激进女性主义者在反对父权制及性别歧视时，把男女对立起来，结果发展成为恨男人，这必然引起社会的反感；三是女性参加工作的大量事实证明，家庭或事业很难兼顾，不少在事业上成功的女人，被视为女强人（superwoman）,但她们多数在私生活中并不幸福，要么单身，要么在家庭和事业之间疲于奔命；与此同时，个性的发展及经济的独立使之更容易提出离婚；四是诸多社会问题的产生与从前的女权运动不无关系，如单亲家庭、未婚母亲的增多、离婚率的上升，于是人们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开始反思女权运动及女性主义的主张。
其他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派的人物还有苏珊·奥金、娜塔莉·H.布卢斯通、艾里斯·罗西。奥金认为，男女应该在社会的一切方面都平等，不存在会导致不平等的性别差别。她虽然否认在心理上男女存在着性别差别，但赞成吉利根的“母性思想”（motherhood thought）即同情心，并以此为据批评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没有将社会性别考虑进去；按她的设想，一个正义的社会是没有性别的社会【注释】See Judith Evans, An introduction to Second wave feminism: Feminist Theory Today.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1995.【注尾】，她是一个主张双性一体的女性主义者。如果说，奥金基本上是从男女的同一性来论证男女平等的话，布卢斯通则是从男女之间的差异性来证明平等，她认为经验的研究表明确实存在着自然的性别差异，但这并不会导致两性在思维方式或认识方法的不同，妇女可以像男人一样进行理智思考，因而完全有资格占据高职位的工作【注释】Natalie Harris Bluestone, Women and the Ideal Society: Platos “Republic”and Modern Myths of Gender. Oxford, Berg, 1987.【注尾】。
自由派女性主义不触动整个制度、基本的传统及父权制，它没有说那一切不好，只是说女性也可以按照那个框架、那套规则行事，女人可以和男人一样，或者男女可以互补。这里的问题是，女性是否可以或愿意完全像男人一样？像男人一样的女性是否幸福？女性存在的价值是否就像男性一样，或除此之外再没有女性的价值？自由派女性主义没有为这些问题提供适宜的答案，以使女性能找到安身立命的地方。
自由派女性主义尽管理论上存在不少漏洞，但它在白领中产阶级女性中影响甚广，而且在实践中为女性争取了许多权益，如妇女与男人一样享受同等的高等教育机会和就业方面机会平等，以及同等的参政权和代表权。它对妇女自主意识的提高及社会地位的改善功不可没。
2.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可谓是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一种反动，它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妇女受压迫不是由于偏见、无知或个人的故意行为，而是资本主义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的产物；性别的不平等与社会经济的不平等密切相关、不可分割。这一流派自产生（60年代）至今一直处于边缘地位，在美国该派比较知名的人物有南希·哈索克、海第·哈特曼、伊丽沙白·格罗茨、里斯·沃格尔、罗斯玛丽·亨尼西。
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妇女受到的压迫在于资本和私有财产的存在。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性别歧视产生于资本主义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受到压迫的原因不是由于私有财产，而是由于有薪水的劳动与家务劳动的分离，妇女由于被排除在有薪水的劳动之外而受到了更多的压迫。资本主义制度为其自身的存在造成了“公私分离”的局面。表面上，妇女在家里私下为男人工作；实际上，妇女也是在为资本而工作，尽管地点是在家里【注释】Eli Zaretsky, “Capitalism, the Family, and Personal Life,” Socialist Revolution （Jan.Apr., 1973）, pp. 66-125; Susan MollerOkin and Jane Mansbridge ed., Feminism, Volume One (An Elgar Reference Collection, 1994), pp.179-180.【注尾】。
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与英国等欧洲国家的有所差别，特别是80年代以后，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强调机械唯物主义，而美国的则强调历史唯物主义；由于受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的影响，英国学派认为，除经济因素以外，语言、文化、知识等也是女性受压迫的原因。由于政治气候等因素，欧洲国家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不用“马克思主义”这个前缀词，代替“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是“唯物主义派的女性主义”，尽管在方法论上她们基本上还是承袭了马克思主义。英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认为，在实践中，妇女应该提出“有偿家务”（wages for housework,即付工资的家务，由政府而不是个人给主妇付费）的要求，这样有助于在妇女中认识到家务劳动的重要性，妇女在家里不仅通过劳动力的再生产为资本提供必要的服务，而且通过家务创造剩余价值【注释】MariarosaDalla Costa,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The Power of Women and the Subversion of the Community, eds. MariarosaDalla Costa and Selma James （Bristol, England: Falling Wall Press, 1973）, pp.78.【注尾】。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一般不赞成“有偿家务”，理由是：（1）有偿家务的结果会使妇女与世隔绝，她除了做琐碎的家务外，很难有机会再干别的事；（2）要求对家务付费会助长资本主义使一切都商品化的趋向，使夫妻关系、母子关系都商品化，结果是人的异化（alienation）；（3）它不会刺激妇女去做“男人的工作”，也不会刺激男人去做“女人的工作”，结果是使劳动力的性别分工固定化【注释】Carol Lopate, “Pay for Housework?” Social Policy, No. 3 （Sep.Oct., 1974）, p.28; Rosmarie Tong, p.56.【注尾】。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关注于解决妇女受压迫的物质层面，即妇女进入公共领域和家务劳动、照顾孩子的社会化问题，它更多地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同自由主义派女性主义的缺憾一样，它也是只看到男人与女人的同一性，而对差异性没有足够重视。
3.社会主义女性主义
同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一样，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是由英国女性主义者最先倡导的。1966年，英国的朱丽叶·米切尔在“妇女：最长久的革命”一文中最早将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结合，尝试一种新的解释方法。她指出，生产和生育、性生活、子女的社会化方面的历史变化决定了妇女的现状，要实现妇女的解放，必须改造这四个方面的结构。【注释】Juliet Mitchell, “ Women: The Longest Revolution,” reprinted in Karen V. Hansen and Ilene J. Philipson, eds., Women, Class and the Feminist Imagination.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1990.【注尾】此后，米切尔的《妇女等级》和《精神分析与女性主义》先后在纽约出版，更明确地用马克思主义（有关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有关性欲的学说）来分析妇女的状况。她的观点在70年代的美国女性主义者中引起强烈的反响。
1979年，美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论文集《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社会主义派女性主义的状况》出版，表明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已成为70年代女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编者齐拉·艾森斯坦在导言中论述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特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致力于理解由资本主义父权制派生的权力体系。我选择‘资本主义父权制’这个词来强调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和性等级结构之间的辩证的、相互作用的关系。理解资本主义和父权制之间的相互依存对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政治分析至关重要。尽管父权制（及大男子主义）在资本主义以前就存在，并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得到延续，但如果要改变这个压迫结构，我们要弄明白它们现存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超越了……孤立的激进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注释】参见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第148页。【注尾】。除艾森斯坦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主要还有艾莉森·贾格尔、艾里斯·扬、罗斯玛丽·董等。
美国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虽然如英国的一样强调父权制与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制度这种二元体系分析（二者都用唯物主义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但各自的角度有所不同。米切尔主要从精神方面来分析父权制，认为父权制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即使到了社会主义，父权制也仍然普遍存在，她甚至引用毛泽东的话来支持她的论点，毛泽东承认，尽管有集体劳动、平等立法、社会照看孩子等等，但中国人不会立即就真正深刻地改变他们对妇女的态度【注释】Juliet Mitchell, Psychoanalysis and Feminism, p.412.米切尔引用毛的话可能有误，笔者查阅了毛泽东的著作，与此相关的一段话是1955年12月为“妇女走上劳动战线”一文所做的按语，照实引来，以供比较、参考：“为了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社会，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参加生产活动，具有极大的意义。在生产中，必须实现男女同工同酬。真正的男女平等，只有在整个社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才能实现。”转引自《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727页。【注尾】。米切尔由此得出结论，物质层面的父权制（生产领域或公共领域方面）虽然可以随着资本主义的消亡而消亡，但精神层面的父权制（意识形态、父权文化）则在资本主义前、资本主义中、资本主义后普遍存在。美国女性主义经济学家海蒂·哈特曼则用唯物主义来分析父权制，她认为，父权制是“男人之间用来统治女人的一整套的社会关系，它有一个用来在男人之中建立或创立相互依赖及团结一致的物质基础，尽管它是等级制的”，这一物质基础存在于男人对女性劳动权力的控制上，这种控制表现在限制女性得到重要的经济资源，不允许女性对其性生活及生育权进行控制。哈特曼的结论是，男人控制女人的欲望至少与资本家控制工人的欲望一样强烈；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制结成伙伴。【注释】Rosemarie Tong, pp.180-181.【注尾】显然，哈特曼认为，父权制主要体现在物质领域，而不是在精神领域。
有人对二元体系提出批评，主张用一元体系来解释妇女问题。如艾里斯·扬认为米切尔把父权制说成是意识形态有两个危险：它假定男性对女性的统治是普遍的、无可变更的；它以为父权制只存在于“头脑中”，而在资本主义的生活中它不会压迫女性【注释】Iris Young, “Socialist Feminism and the Limits of Dual System Theory,” Socialist Review (MarchJune 1980）, notes. 2-3.【注尾】。扬建议用“社会性别的劳动分工”（gender division of labor）作为核心概念，把马克思主义、激进主义和精神分析的女性主义熔于一炉，成为一元体系。艾莉森·贾格尔也致力于一元化体系，但她用的中心概念是“异化”，她认为这一概念可以将马克思主义的、激进主义的、精神分析的、甚至自由主义的女性主义思想都融会贯通；异化首先是劳动的异化，然后是母性和性生活的异化，最后是妇女自身的异化【注释】Alison M. Jagger, Feminist Politics and Human Nature (Totowa, N. J.: Rowman & Allanheld, 1983), pp.352-353.【注尾】。
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不易区分，事实上二者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在主要的方法论方面也十分相近，即都宗奉马克思主义。有人将海蒂·哈特曼称作是“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者”，另一些人则将她称之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此外，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与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也并非泾渭分明，有人将齐拉·艾森斯坦称为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也有人将其称为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在方法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也不完全拒斥其他流派，它虽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为依托，但也采用了精神分析派和激进派的一些术语或方法（见米切尔书）。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自称兼容并蓄（如罗斯玛丽·董），但看来它似乎有点像大杂烩，理论特色不十分鲜明，这也是它常为人诟病的地方。
4.激进主义女性主义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产生于6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践，并曾风行一时。它主张革命而非改良，在“个人就是政治”的旗号下，致力于“提高觉悟”和“对性别敏感”。正是在实践中，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与其他女性主义派别不同，这些理论可以说是真正“美国女性主义者制造”而非欧洲大陆的舶来品或男性思想的翻版。激进主义女性主义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舒拉米斯·费尔斯通、凯特·米利特、罗宾·摩根、玛丽·戴利、玛里琳·弗伦奇、凯瑟琳·麦金诺。
费尔斯通提出妇女是作为一个性阶级而存在的，男性对性生活和生育的控制是妇女受压迫的主要原因。基于生物性别的差异，男女在再生产（生育）过程中扮演着非常不同的角色，正是这一点导致了“阶级起源的第一次劳动分工，也提供了基于生物特征的等级歧视制度范式”。在她看来，阶级首先出现在男女之间；为人津津乐道的“生孩子的快乐”不过是父权制的一个神话；怀孕是“野蛮的”，自然生产“充其量不过是必要的或可以忍受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就跟剖南瓜一样”；生物意义上的母性是万恶之源，特别是在人类中产生敌意和嫉妒的源泉。她把妇女的解放寄希望于再生产技术的革命如现代的人工受孕、试管受精；一旦再生产的生物现实被战胜，生物上的特性在文化上将毫无意义，为维持生物家庭而强制的性别角色和性阶级也将消失，将人类分裂成二元对立的压迫的男性/被压迫的女性、资本家/工人、白人奴隶主/黑人奴隶等的一切关系、结构、观念都将被战胜。【注释】Shulamith Firestone, The Dialectics of Sex, pp.12, 198-199.【注尾】
米利特则主张，女性受压迫的核心根源是“父权制”，父权制的男女关系是一切权力关系的范式；“父权制”确保男人对女人实行统治的各种制度及相应的价值观念；父权制是普遍的、无所不在的，存在于一切社会形态中，并非资本主义社会所特有；无产阶级的解放不会带来妇女的解放；妇女的解放并不是国家在法律上承认妇女的权利后就能实现，也不是消灭了资本主义制度就自然完成，而是要在一切领域、一切社会体制中改变男女之间的社会关系和权力结构【注释】Kate Millet, Sexual Politics, New York: Avon Books, 1970.【注尾】。
凯瑟琳·麦金诺则从法学的角度指出，男性的暴力行为是男性统治、压迫女性的主要表现。为此她致力于在理论和实践中都反对男性的暴力行为，包括强奸、殴打妻子、乱伦、性骚扰和黄色淫秽。她第一个提出“性骚扰”的概念，认为，性骚扰就是一种性别歧视，旨在摧毁女性的自信并且使女性处于屈从地位。在法律实践中她使联邦最高法院同意，性骚扰是一种歧视，违反了民权法案（1964年民权法案第七条）。麦金诺还认为，可以而且应该把黄色作品以民事罪或侵犯民权罪严加管制。她赞同罗宾·摩根的说法：“黄色作品是理论，强奸是实践”，它不仅包括一般性的强奸，而且也包括婚内强奸。【注释】Catharine A. Mackinnon, Feminism Unmodified: disclosures on Life and Law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注尾】这正是80年代以来妇女关注的焦点之一，即反对婚内强奸，反对家庭暴力。
激进派不少人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双性一体（androgynous）的平等的社会。费尔斯通说，就像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阶级差别，女性主义的最终目标是消灭性别差别。她憧憬一种双性文化，这种文化不仅要超越男性技术文化和女性审美文化的巅峰经历，还要将它们融为一体，这一发展不是“一种结婚，而是他们自身文化范畴的废除，是一种相互取消”【注释】Firestone, p.1; Rosmarie Tong, p. 75.【注尾】。与此种“取消”派不同的是米利特的“融合派”，米利特认为，妇女的解放要将男性在公私领域控制的父权制消灭干净才能实现，而实现的途径是把男性的好品质与女性的好品质融合在一起，构成一种双性气质（androgyny）【注释】Millet, p. 62.【注尾】。神学研究专家玛丽·戴利仿照尼采的“对一切价值重新评估”，对父权制强加的“女人味”及“男子气”进行重新评价，实际上是对传统的观念进行解构。她认为，“女人味”（femininity）是“男人构造的”，本质上与“女性气质”（femaleness）无涉【注释】Mary Daly, Gyn/Ecology: The Metaethic of Radical Feminism (Boston: Beacon Press, 1978), p.68.【注尾】。她反对“双性一体”，认为那是父权制的男性蛊惑人心的把戏，名义上是“双性一体”，其实还是男性至尊。戴利呼唤“自然之女”（“Elemental female”），期待她把自己全部的潜力都释放出来，包括为父权制所不耻的“纯真的性欲”,以便更充分地实现自我【注释】Mary Daly, Pure Lust: Elemental Feminist Philosophy (Boston: Beacon Press, 1984), p.206.【注尾】。
女同性恋者中的激进派甚至认为，激进主义女性主义者就应该是女同性恋者，否则就是口是心非的女性主义者。在这些人看来，只有发展同性恋，才能使妇女得到解放。
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不同，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否认了以男性为中心的认识论和价值观，主张从妇女的“经历”中总结出以妇女为中心的“妇女文化”和“女性价值观”（如玛丽·戴利）；也不认为通过进入公共领域妇女就能得到解放。
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因其产生的环境是60年代（一般认为60年代是比较激进的年代，当时反传统、反文化、反客观，反实证主义和科学主义颇为流行），因此其言词和行为都有不少过火之处（如反对婚姻制度、反对生育及异性恋）。在理论上，它虽然存在着非历史（如将父权制泛化）和非科学（如认为性压迫是一切其他形式的压迫的根源）的地方，但它对女性主义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如“社会性别”（gender）、“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概念的提出、“个人就是政治”的观念以及对妇女的“经历”的研究，对于男性中心的文化和价值观无疑形成很大的冲击。但是，激进派强调男女的差异及对立的方面，而没有看到男女的同一性；更有甚者，有的女性主义者将这种差异性先天化以致成为一种女性中心论。
5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
美国的少数民族妇女占美国女性的1/5，由于种族、文化、阶级、经历的不同，他们对以白人妇女为主的主流女性主义或精英主义（指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提出质疑，甚至认为那是种族主义的资产阶级的观点，不代表她们；并进而根据自己的经历提出各具特色的女性主义，即所谓的“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如阿拉伯裔美国人女性主义、拉丁裔美国人女性主义、犹太裔美国人女性主义、土著美国人女性主义、亚裔美国人女性主义及非洲裔美国人女性主义（习惯于称为“黑人女性主义”），其中黑人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思潮贡献最大。
黑人女性主义产生于70年代，最初活跃于人文科学，然后是社会科学。这些学者指责黑人研究和妇女研究忽视黑人妇女，1982年克洛里斯·赫尔等人编的书《所有女性都是白人，所有黑人都是男人，但我们这些人是勇敢的》体现了这种情绪。1983年，著名黑人女作家艾里斯·沃克尔提出了“妇女主义者”（womanist）这个概念，用以指不搞隔离的黑人女性主义者，也就是不仇恨男人的女性主义者。90年代，黑人女性主义思潮引人注目，使女性主义变得更加多元化。黑人女性主义者主要有多萝西·史密斯、贝尔·胡克斯、帕特里夏·希尔·科林斯等。
黑人妇女被“并非神圣的三位一体”（Unholy Trinity）【注释】此话出自1973年玛丽·戴利所著：《超越圣父》（Beyond God Father：Toward a Philosophy of Womens Liberation）一书。她在书中提到的并非神圣的三位一体还有强奸、种族灭绝和战争，并认为这些都是父权制基本的东西。【注尾】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和阶级主义像三座大山一样压得喘不过气来，她们受到的伤害或承受的痛苦远非白人中产阶级妇女可以比拟，二者无论是在个人经历还是性生活、母亲角色、家庭等方面都有很大的不同，这主要是他们的认识论和立场不同。贝尔·胡克斯和艾里斯·沃克尔、安吉拉·戴维斯以文学作品的形式，多萝西·史密斯从社会学的角度，揭示了黑人女性主义的独特性。帕特里夏·希尔·科林斯对黑人女性主义思潮作了最好的总结。她认为黑人女性主义无论是在主题上还是在方法上，既是非洲中心主义的（Afrocentric），又是女性主义的；黑人女性主义是从非洲人的世界观和黑人妇女在美国所受到的性别、种族、阶级的压迫中产生出来的“被压制的知识”（Subjugated Knowledge）【注释】Patricia Hill Collins, Black Feminist Thought: Knowledge, Consciousness,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New York: Routledge, Chapman and Hall Inc., 1991）, p.18.【注尾】；黑人女性主义思想把非洲人的价值和女性主义的价值很好地结合在了一起。
其他黑人女性主义者还对婚姻、家庭作了与白人激进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不同的看法：由于在奴隶制下，黑人妇女不准结婚，因而她们把婚姻看作是获得解放的理想标志和“开始新生活的一个高峰”【注释】Cheryl A. Wall ed., Changing Our Own Words: Essays on Criticism, Theory, and Writing by Black Women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1989), p.28-57.【注尾】。在黑人女性文学中，有两种浓厚的情感在碰撞，一是渴望恢复没有父亲的家庭，另一种是迫切地幻想有一个新的家庭。
90年代的黑人妇女已不再要求“从边缘走向中心”,相反她们希望保持在话语的边缘位置，从一种“由于无权无势而处于有利的制高点”来发言【注释】Marian Ronan, “From the Margins to the Universe,” Cross Currents, Issue: 1 (Spring, 1992), p.104.【注尾】。边缘性本身有双重性，它既是“被剥夺的位置所在”（site of deprivation），同时又是“反抗的地方”（space of resistance）。【注释】Bell hooks, Yeam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pp.145-149.【注尾】
第三世界女性主义和黑人女性主义虽然处于边缘，就目前看，影响也不甚大，但它们的存在一方面使人们重新思考女性主义的主体“妇女”这一概念：其不容置疑的主体地位90年代以后已越来越多地受到第三世界女性主义的挑战，如果不存在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妇女”这一概念，女性主义将如何演变？另一方面，它们的存在丰富和发展了主流的女性主义，对女性主义的理论来说也是件好事。
6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
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崛起于60年代，当时正是美国妇女解放运动高涨、女性主义思潮急速涌动的时期。然而，后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注点不一样（后现代主义关注意义、解释、二元论；女性主义关注妇女、经历及个人政治以及实现妇女解放的政治目标），二者几乎毫不相干。此后的20年中，双方经过审慎的观察，发现它们彼此有不少共同点。一般认为，后现代主义是对西方传统的一次大清理，也就是对启蒙时代以来有关“人”的本质及认识重新进行全面审视，它对昔日奉为圭皋的理性、知识、真理进行解构，结果酿成一场颇具颠覆性的非理性运动。而女性主义在对父权制的批判中完成了对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传统的解构，在女性主义者看来，逻各斯中心主义与所谓的“阳性中心主义”（phallocentrism）是一回事，由此派生了另一个词，即“阳性逻各斯中心主义”（phallogocentrism），意指有关这个世界的一切解释、有关这个世界的意义，最终都是男性说了算，这里存在着男性话语霸权，女性主义对它的解构表现为：一是“考察当下的批评在批评程序、认识假设以及批评的目的等方面是不是与维护男性的权威沆瀣一气”，二是“另辟蹊径”【注释】Jonathan Culler, On Deconstruction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2), p.61;盛宁：《人文困惑与反思──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批判》，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年，第29页。【注尾】。就本质而言，女性主义也是对传统思想的批判。正是在这一点上，女性主义与后现代主义合流。
朱迪丝·巴特勒（Judith Butler）【注释】她的著作有：《要紧的身体》（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容易兴奋的言辞》（Excitable Speech: A Politics of the Performative）, 《性别的烦恼》（Gender Trouble: Feminism and the Subversion of Identity）和《力的精神生活》（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of subject）。【注尾】被认为是美国后现代派女性主义的理论家，对权力、社会性别、性以及认同均有研究。她认为，对一个范畴的解构并不是取消它，而是要进行深入的探求。她使用福柯的语言，对女性主义的一些核心概念提出剖析：她否认存在着普遍的、统一的“妇女”这一词；在她的理论框架中，“社会性别”不是一个名词，也不是一套捉摸不定的特质，“社会性别”是表演性地产生的，而且被其内在的一致所规范的实践所压迫；“身体”已不是生物意义上的“自然的身体”，而是由文化和权力决定的身体；同样，政治也不是一种认同政治，而是“表现性的政治”，没有了绝对的是非、对错，政治不过是一种表现性的使人兴奋的言辞；知识也不再是客观的、理性的和普遍的，而是由权力决定的话语。巴特勒的理论中透着一种反智主义（antiintellectualism）和反基础主义（antifoundationalism）的味道，这正是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的特色。对于巴特勒来说，不存在着单一的“认同”，也没有一条通向妇女解放的康庄大道，任何一种女性主义都无力代表地域、种族、文化、阶级、性倾向不同的另外一些妇女，相对于前一种女性主义的代表而言，后者是“他者”。她肯定多样性、差异性，并认为要对任何一个范畴和理论进行批判。
此外，与福柯产生共鸣的还有卡米拉·帕格利亚（尽管是从反传统女性主义的层面来说的），她曾于1990年出版了引起巨大轰动的《性的人》（Sexual Personae: Art and Decadence From Nefertiti to Emily Dickinson）,她在书中讨论了性在艺术中的主要本质，认为两性中要形成一亲密无间的朋友似的安全稳定的关系不可没有酒神精神（相对于太阳神精神而言），角色反串或性别游移是文艺发达的一个重要因素。
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一方面将性与权力联系起来，解释女性被权力系统地压制的事实，另一方面对这种压制的反对又太过于极端：如对于胎儿权利及现代生育技术的看法，就是反科学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有损于妇女健康的。
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否定了启蒙时代的思路，它虽然也承认存在着父权制和性别不平等，但不认为有着统一的认同和一成不变的父权制。它也不像其他流派一样提出宏大的、普遍的解放理论，因为它不相信人类历史会向启蒙时代的人所认为的那样，永远朝向自由和进步。同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一样，它更多地看到差异性，不仅有男女之间由于知识、权力、霸权话语而造成的差异性，而且还有不同地域、文化、种族、阶级、性倾向等导致的差异性。它无视普遍性、同一性、一致性、主体性的结果恐怕会导致女性主义本身的解构，而不是建构。
二、结论
由女权（womens rights）过渡到女性主义，其实是妇女运动由第一波发展为第二波的结果，女性主义已不仅仅是一种追求权利平等（尤其是政治、经济、社会和法律的权利）或机会平等的思想（尽管它仍然是女性主义所关注的核心），它还是一种对女性及性别进行全方位认识的思想，其目的不单纯是为了提高女性自身的权力、地位，也是为了更好地使人权或民权得到广泛的贯彻和实施，使两性关系、婚姻、家庭、人类和社会制度健康协调地发展，这当然时刻离不开对以男性为中心的传统社会及对当今制度进行深刻地认识和批判。
通过对美国女性主义思潮的六大派别的考察，我们可以粗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这些派别的产生和流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这里有两层含义：其一，每一派别的产生都与其所产生的那一时代的社会发展密切相关；其二，每一派别的产生都与那一时代的理论思潮相呼应。如第三世界女性主义与60年代末第三世界的觉醒（在美国则是民权运动）、族群意识的提高、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理论相配合；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与80年代后现代社会的发展及后结构主义息息相关。
第二、各派虽然实践经验不尽相同，影响有大小之分，但就目前来说，六派之间都能相互批评、取长补短，如在实践方面比较有影响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就吸收了不少激进主义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理论观点；而在理论界影响较大的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则受到先前的女性主义的批判。
第三、各派虽然有不同的理论来源和历史背景，但它们都要回答以下几个女性主义的问题：其一，妇女受压迫的原因是什么？作为一个群体，妇女为何处于从属地位？为什么男女不平等？阻碍妇女人权或民权充分实现的障碍究竟在哪里？其二，如何争取男女平等？如何实现妇女的解放？其三，男女平等的模式是什么？女性主义所怀抱的理想的两性关系及人类社会是什么样的？
第四、这些女性主义的理论基本上是建立在以下几个范畴上的，即“妇女”、“经历”和“母性”、“性别”。由这几个范畴引发了女性主义的一些共同认识：其一，父权制（不管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是妇女受制于男人的一个原因；其二，“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分离是妇女地位低下的一个表征；其三，“性别制度”是男性话语霸权的表现，其四，生育使妇女在劳动市场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妨碍了妇女在事业中取得成功。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由于后学（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冲击，女性主义理论发生了重大转变，一是作为主体的“妇女”在女性主义理论中的地位被动摇，后结构主义派干脆称根本就不存在可以代表不同妇女的“妇女”；二是以往的女性主义不论出发点如何，最后都能落脚到“同样的平等”这个目标，而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则放弃这一目标，声称保持“差异性的平等”或“多元的平等”。
第五、男女的同一性（人）和差异性（男或女）一直是使女性主义者颇感困扰的一个问题。生物意义上的差异基本上是天生注定的，无可更改的，而文化的、道德的、心理的、思维的、性格的、社会角色的差异则被女性主义者认为基本上是男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炮制出来的。难道生物上的差别完全没有意义了吗？
总起来看，当代美国女性主义思潮丰富多采，既吸纳了众多的理论思想，又对女权运动的实践进行了经验总结。它有好的方面，也有不足之处。它从自由主义引入了机会均等、权利（力）共享的意识，从马克思主义引入了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阶级斗争的观念，从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引入了“话语霸权”、“知识权力”、“解构建构”等说法，为它从多角度、多方面认识妇女因为性别缘故受到不公正待遇提供了分析工具。不足之处是，它缺乏辩证的观念，重平等轻自由，重对立轻统一，重群体轻个体；而且，作为一种理论，它显得庞杂零乱，甚至自相矛盾（尤其是不同派别之间）。但不管怎样，它毕竟开拓了人们的视野，为社会、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种新的角度，并且在实践中为人权的进步、妇女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
张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