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9年第2期
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王立新
1905-1906年间因美国排华政策而引起的中国民众抵制美货运动是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文明、理性、和平抵制外货方式反抗西方强权的活动，因而被誉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这场运动不仅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普遍觉醒，而且对中美关系和美国在华利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不仅表现在抵制期间美国对华出口的减少和美货在中国的滞销。更重要还在于它对美国在华传教和教育事业，特别是美国在华形象的打击。过去有关这一问题的研究大多只考察此次运动的经济后果，对抵制运动在其它方面的影响涉及较少。实际上，这次运动所抵制的不仅仅是美国的商品，还包括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其意义远远超出了商业领域。
一
抵制美货运动的初衷是通过“相戒不用美货”的方式阻止中美签订新的禁工条约和迫使美国改变排华政策，因此就其直接效果而言，这场运动肯定使美国在华商业利益遭受到一定的损失，但要精确估计这一损失的程度则是非常困难的。据当时国内调查，美国在华销售的商品主要有以下几类：纸烟、棉布、煤油、面粉、食品、药品、胰皂等洗涤品、钟表、照相器材及杂货。其中损失较大的是棉布、面粉、煤油和纸烟业。早在上海商人酝酿抵制美货时，美孚石油公司就警告国务院，抵制运动“对美国煤油工业来说将是一场巨大的灾难”，新英格兰的棉花厂主预测抵制运动将使其每年遭受2000万美元的损失。【注释】Howard K. Beale, Theodore Roosevelt and the Rise of America to World Power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56), p.228.【注尾】抵制运动之初，美国在华商务颇“有一落千丈之观”，【注释】“警告我同业之资本家”，乙巳年七月初四日《广东日报》，载广东省中山图书馆编印：《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一），1958年油印本，第17页。【注尾】其中尤以广州最为严重。据美国驻广州总领事朱利叶斯·莱(Julius Lay)1905年8月16日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正常年景美国面粉在广东的销售量是50万袋，平均每月4万袋左右，抵制运动开始以后在广州的销售量为零，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量则下降了50%。【注释】Beale, pp.228-229.【注尾】美孚石油公司在华销售额也急剧下降，至10月份则下降到最低点，由抵制前的每月9万箱降至10月份的1万9千箱，【注释】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台北1982年版，第222页。【注尾】据估计该公司1905年的损失约在35万美元左右。【注释】Delber L. McKee, Chinese Exlusion Versus Open Door Policy: Clashes over China Policy in the Roosevelt Era, 1900-1906 (Detroit, 1977), p.170.【注尾】广东还出现抵制者威胁美国公司代理商的事件，如梧州美孚石油公司一个华人代理商受到抵制组织的威胁，不得不逃到了香港，运油船滞留在厘金局，油箱被扎破。在珠江上游一位船妇拒绝为携带美国货物的旅客摆渡。当时广东的报纸一般也拒绝刊登美国商品的广告。【注释】Ibid., p.161.【注尾】据美国驻广州总领事的估计，美国商业在广州地区每月损失大约在50万美元左右。【注释】Ibid., p.163.【注尾】其它地区美国公司的利益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例如由于中国人的抵制，纽约人寿保险公司不得不撤出在华中地区的代理机构。【注释】C.F. Re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3), p.37.【注尾】
以上主要为广东地区的情况，还不足以反映美国商业损失的全貌。从全国范围来看，抵制运动给美国在华商业造成的损失似乎并没有预期的那样大。下页表反映了1905年前后美国对华出口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美国对华出口量无论是出口净值，还是在中国整个进口贸易中所占的比例，1905年都是最高的，是1904年的2.5倍。其原因有三：一是1905年进口货物大多是1904年的订货，而且1905年春，即抵制运动正式开始前并不限制定购美货，一些商人趁机大量定购，掀起投机风潮；二是因为当年华中地区大量铸造铜币，中国大量进口美国铜，而铜不在抵制之列；三是大量美国棉布由于日俄战争结束而进入中国东北。因此1905年美国对华出口额的大幅度增长并不能证明抵制运动无效。而且从1906和1907年情况来看，美国对华出口额有明显的下降，抵制运动肯定是导致这一下降的重要原因。
中国海关统计美国出口额
（单位：白银海关两）
【注释】C.F. Remer, A Study of Chinese Boycotts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1933) p.36.【注尾】
年代 |
美国对华出口额 |
中国进口总额 |
美国所占比例 |
1904 |
29180946 |
344060608 |
8.5% |
1905 |
76916838 |
447100791 |
17.2% |
1906 |
44436209 |
410270083 |
10.8% |
1907 |
36903476 |
416401369 |
8.9% |
1908 |
41245704 |
394505478 |
10.5% |
另外从每月美国对华出口额的变化情况看，1905年4月是美国对华出口的最高峰，大约800万美元；而在抵制运动高潮的1905年10月，则只有375万美元；而到1906年每月的出口额从未超过400万美元。【注释】Ibid., p.36.【注尾】这也说明抵制运动是有相当效果的。
但对抵制运动给美国贸易带来的损失不应估计过高，因为导致1905年底和1906年美国对华出口额下降的原因除抵制运动以外，还有中国自己大量开采铜矿、1905年春上海投机风的结束和1905年下半年南方水灾等多种因素。而且从上表来看，1906和1907年间，无论是美国对华出口额还是美国出口在中国进口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均高出抵制运动开始前的1904年。这说明美国对华贸易总的趋势并未因抵制美货运动而遭受大的挫折。抵制美货运动只是在很短的时期内暂时阻止了美国贸易的增长，损失较大的只是面粉、煤油等个别行业。
抵制运动没有达到重创美国商业的目的，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它始终是一场民间自发的运动，缺少政府的支持和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各地方官态度不一，袁世凯等在直隶大肆镇压抵制运动，致使美货在华北地区广为销售，并大量进入东北市场；国际贸易情况复杂，变化万端，即使在抵制活动最积极的上海和广州等地也不可能禁绝美货的销售，美货冒充和掺杂在其它国家的商品中销售甚属寻常；此外，列强认识到抵制外货是一件利器，如果不加遏制，中国可以用于打击任何国家，因此共同合作瓦解和压制抵制运动。总之，在中国仍然遭受不平等条约层层束缚和经济实力极度孱弱的情况下，商业抵制不可能获得成功。后来中国抵制外货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
二
自1830年裨治文率先来华传教以来，美国在华传教事业迅速发展。特别是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学生志愿海外传教运动更使中国成为美国海外宣教的中心。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基督教传教运动一度进入所谓的“黄金时代”，美国传教士不仅兴办了大量学校，而且参与社会服务，建立慈善机构，试图树立一个为中国服务的良好形象。但是传教士对美国残酷的排华政策不置一词，抵制运动开始后，一些传教士还极力为美国辩护，甚至为美国政府压制抵制运动出谋划策，【注释】张存武：《中美工约风潮》，第174-175页。【注尾】个别传教士居然鼓吹炮舰外交。【注释】如利特尔(S.H.Littell)牧师曾言：“中国沿海和内河应有更多的美国军舰，牢牢控制中国沿海和不断地在其内河游弋，以向中国人显示我们在密切注意他们的举动。我确信，只有这样才能防止一场大的暴乱。” Beale, p.243.【注尾】传教士的这些行为以及美国的排华暴行与其平时谆谆宣讲的爱人如己之道大相径庭，因此使很多中国人对基督教教义发生疑问，对传教士的居心也产生怀疑。
早在1873年，香港《华字日报》载文描述华工赴美的惨状，对美国人参与贩卖华工的罪行提出质问：“各东主皆崇奉天主教，更有分为神父、职司宣传者，其人皆有善人之名，何以遇工人如是其刻？”【注释】“论澳门猪仔”，载阿英编：《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578页。【注尾】作者虽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但对美国基督教的失望充塞于文章之中。无独有偶，32年后，当广州一位教徒看完抵制者发布的反美传单后失望地说，他原以为他接触的美国教士都是非常慈善的，但现在他明白了，“美国人的仁慈完全是伪装的”。【注释】McKee, p.153.【注尾】 美国教会兴办的广东岭南书院的学生在致美国总统的信中说，中国人对美国支持中国、在日俄战争中保持中立的善举是心存感谢的，罗斯福总统堪称是中国人的朋友，但是美国的排华政策却使中国人民非常失望，使他们“看不起基督教”。【注释】Ibid., p.114.【注尾】寓居广州的美国传教士发现，很多中国人不再愿意购买《圣经》和基督教宣传品。福州的一些银号则拒绝为美国教士兑换汇票。上海的抵制运动爆发后，为了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一些华人牧师提出应建立中国自己的本色教会，反对美国传教士干预中国教务，有人甚至主张所有美国教士均应回国。福州美国教会兴办的鹤龄英华书院曾有3名学生赴美时遭受苛待，在海关被阻长达3月之久。因此抵制运动爆发后，全校250余名学生公请校长高智(John Gowdy)电请美国国务院修改工约。并以全体退学相威胁，后又拟定修改大纲十条和致美国总统书。致总统书言道：美国自诩为中国之友，向中国派遣大批传教士，高唱自由、平等和博爱，但是“我们很不明白，为什么你们在中国大讲爱的信条，而在美国，中国人享受的待遇不如任何一个国家，甚至连黑人都不如”，因此不能不对美国传教之道表示怀疑。【注释】Mckee, p.114.【注尾】事实上，这种疑问绝非英华书院所独有，对美国教会的失望在抵制运动发生的地区是相当普遍的。其结果就是中国人普遍对美国传教士的讲道“掩耳去之而不欲听”。【注释】“论各处教会中人对于争美禁约之感情”，光绪三十一年五月二十六日《岭东日报》，载《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一），第115页。【注尾】美国浸礼会传教士耶士谟(William Ashmore)指出，中国人的抵制对象实际上包括美国的教会，因此“肯定会影响美国的传教事业，甚至影响传教士个人的安宁”。【注释】McKee, p.165.【注尾】耶士谟的这一看法并非杞人之忧。1905年11月，广东连州发生数名美国传教士被杀事件，这虽与抵制运动无直接关系，但无疑受到抵制运动激起的反美情绪的感染。抵制美货运动对美国在华传教事业的打击是巨大的。
三
抵制美货运动的另一影响表现在教育方面。
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第一次开会时曾拟定抵制办法共五条，其中之一是“不入美人所设学堂读书”。这一条虽然后来被放弃，但一些激进人士仍要求中国人抵制雇佣美国教师的学校，并鼓励美国学校学生退学。纽约长老会在上海兴办的清心书院学生率先响应，于1905年5月22日全体退学，以示对美国虐待华人的抗议。不久，美国监理会在上海办的中西书院和长老会在广州办的岭南书院也有部分学生退学。在天津，袁世凯不得不解聘时任北洋大学堂总教习和直隶全省西学督导的美国人丁家立(Charles D. Tenney)，因为中国教师拒绝与之共事。美国学者德尔伯·麦基评论说：“丁家立事件表明美国在中国教育发展中的影响遭受一次严厉打击。”当时的驻华公使柔克义也认为丁家立被解雇“是与美国在华利益有极重要关系的事件”。【注释】McKee, p.154.【注尾】美国卫理公会主教穆尔(D.H. Moore)在众议院作证时承认1905年的商业抵制对美国在华教育和传教事业产生了不利影响。【注释】Ibid., p.153.【注尾】
美国一直把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留学作为扩大美国文化影响、控制中国未来发展的重要手段。因此早在19世纪70年代，美国就欢迎中国派遣幼童赴美学习。美西战争后，在许多中国人眼里，美国科学发达，国力昌盛，且为世界民主的样板，因此堪称世界文明之国的楷模。许多年轻人漂洋过海，把美国作为求学的理想国。但是直至1908年，中国赴美留学的人数一直未超过300人，【注释】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2页。【注尾】与同时期留日热相比，相差天渊，远未形成留美热潮。其原因即在于美国对中国留学者的苛待以及抵制美货运动期间的反美宣传。
根据中美条约，留学人员在被允赴美人员之列。但美国移民当局制定了大量苛例限制中国学生入美。根据梁启超的研究，美国制定的“对于游学者之苛禁”共有三条：（1）“执游学之护照入境，既入境后，查有做工等弊，即驱逐回国。”当时“日本在美之私费学者，大率皆半岁做工，半岁读书，以供学费”，惟对华人实行此例是欲“使我国苦学界永不能扩充于美国也”。因而此例“阻碍于我学界前途者最甚”。（2）“非习高等学问者，不许入境……所谓学生者专指欲望来美习高等学问或专门学，因在故国无从学习者。”显然，此例使“非持有本国中学卒业文凭者皆不准入美”。（3）“必须预备学至卒业是所需之费用，经税关委员会验明属实，乃得入境”。此例之目的也是“不许我国之寒士得求学于美国”。【注释】梁启超“记华工禁约”，《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二，中华书局1988年影印，第158页。【注尾】
如果说这些苛禁在早期还不为国内所知的话，那么，抵制美货运动期间出现的大量反映中国学生在美悲惨遭遇的作品则给那些计划赴美留学者当头一棒。1905年《绣像小说》杂志曾连载杞忧子的《苦学生》，描写了一个中国学生在美的经历：因他半工半读，美国竟“另定几件专待支那学生的新例”，说他“不应再做工人，限厂主于二十点钟内驱逐出厂”，学校又借口他是工人，也把他赶出。他愤而去找中国公使，却遭到公使的训斥。书中揭露的留学生在美的遭遇，令人震惊。【注释】阿英：“关于反美华工禁约的文学”，载《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第17-18页。【注尾】另一篇由支那自愤子撰写的《同胞受虐记》在抵制期间曾广为流传，书中记录了一名叫梁渡的中国学生在美入境时的遭遇，读来令人发指：
“梁渡是到美国读书的学生，在今年（指1905年）正月十九日从上海动身，抵了桑港，就有官医生下船验疫，验疫时不过看看眼睛就去了。到第二日，……说他有目疾，不准上岸。……大约他受了二三十天的风浪……一路上千辛万苦，早起晚眠，总不免带些憔悴的形状，所以官医生就叫他有病了，同学闻之大怒，要商量一个办法，就向老办这事的律师问计，律师就替他请了一个官医生至交好友，他却请了一个高明医生，到船里诊视，给他一瓶药水，用了药水以后，眼睛果然红肿起来，这正是中他诡计了。看了一个礼拜，非但不好，只是加重。问他到底要传染不传染，他只说‘恐怕要的’，又说‘你的手巾别人用了，是逃不过的’。同学见了这样的情形明知他有意为难，就打个电报到梁钦使那边，请他设法，那知这个权柄都在官医生一人手里，总是没用。……后来要再想走门路，也总是不成，只好垂头丧气，趁着原船回转。”【注释】《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第538页。【注尾】
不难想象，任何一个读过这些作品的中国人都将会“视来美为畏途”，【注释】“论美国商务将因华工禁约而败坏”，《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一）第7页。【注尾】他们放弃美国，选择其它国家就没有什么奇怪了。中国教育会的美籍会员道出了这一事实，他们在1905年致美国总统的信中说：因为入境困难，大批中国年轻人去了日本，每年竟有5000多人，其中官费生就有3000人之多。如果美国的排华政策持续下去，美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以扩大美国影响的愿望就会全部落空。事实上，中国留日人数在1905年有8000人，1906年12000人，1907年也有10000人。【注释】李喜所：《近代留学生与中外文化》，第186页。【注尾】这固然主要是由于日本战胜俄国对中国刺激的结果，但未尝不是因为美国的排华政策以及抵制美货运动期间宣传使大批中国人放弃赴美的打算而转向日本。正如美国传教士明恩溥(Arthur Smith)指出的那样，“我们美国过去对希望来美的中国人的苛待应对中国的留日潮流负更大的责任”，“如果没有排华立法以及我们在执行这些立法时表现的更加歧视中国人的不友好精神，美国在世界各国中将成为中国最自然的选择”。【注释】Arthur Smith, China and America Today (New York, 1907), pp.212, 215-216.【注尾】美国学者韩德(Michael Hunt)对此评论说：“美国为其排华政策所付出的代价是丧失了美国的文化影响，在中国学生来美国的过程中所设置的障碍迫使一些学生回国，并使其他人放弃前来美国的计划，那些获准入境的学生则在脑海中永远留下了美国反华的印象。”【注释】Michael H. Hunt, The Making of A Special Relationship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p.248.【注尾】1906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埃德蒙·詹姆斯建议美国退还庚款资助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时，曾不无惋惜地说：“如果美国在三十年前就成功地把中国学生的留学潮引向美国，并不断扩大这股潮流（有一度看来似乎有可能），那么我们今天就可以通过在知识上和精神上对中国领袖的支配，以最精巧和最令人满意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了。”为此他建议，“我们可以不接受中国的劳工，但我们可以宽待学生，把我们的教育设施提供给他们”。【注释】Smith, pp.215-216.【注尾】
美国正是吸取了抵制美货运动的教训，最后决心退还庚款资助中国的教育事业，以挽回在中国失去的影响。
四
1905-1906年抵制美货运动对美国利益的最大打击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美国在中国人心目中一贯具有的美好形象。
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商船来华揭开中美关系序幕以来，美国在相当多的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一直具有十分美好的形象。这不仅因为美国富庶、强大，而且还因为美国对华政策比较温和，不若英俄日对中国赤裸裸的武力侵略和掠夺。早在鸦片战争后，魏源在其《海国图志》中就曾称赞美国“富且强，不横凌小国，不桀骜中国，且遇义愤，请效驱驰”，【注释】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卷59，“外大西洋墨利加洲总序”。【注尾】认定美国对中国“有谊而无损”。【注释】《海国图志》，百卷本，卷74，“国地总论上”。【注尾】而稍晚一些的徐继则把美国社会比附为中国儒生理想中的“三代之治”，并称华盛顿为“泰西古今人物”中的第一人。【注释】徐继：《瀛环志略》，卷9，第35页，同治丙寅重订，总理衙门藏版。【注尾】
魏源、徐继等人塑造的美国形象对后世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深远影响，特别是魏源提出的美国可以为中国之“谊”国的思想尤为深入人心。郑观应在光绪年间言道：“美国秉信守礼，风俗庞厚，与中国素猜忌嫌，当相与推诚布公，立敏和好，有声则稍资臂助，无声亦遥藉声援。”【注释】郑观应：《易言》，光绪二十一年时务丛抄本，卷中，第13页。【注尾】因此，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均相信美国会主持公道，并认为“以美制夷”之策能避免中国被瓜分。1899年美国宣布门户开放政策颇得中国朝野一些人士喝采。直至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爆发，袁世凯等仍以美国夙对中国友谊为由主张镇压各地的反美运动。他在给外务部的密电中说：“查美与我夙敦友睦，自日俄开战以来，美创议保全中国中立，并限制战地，又约各国不侵占中国疆土，近更首先劝和。中国势处积弱，深赖美廷主持公道，资其赞助”，因此抵制运动“有碍大局”。【注释】《清外务部档案》，收密电簿，光绪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收北洋大臣电，转引自：《中美工约风潮》，第68页。【注尾】
但是抵制美货期间出现的大量揭露美国排华暴行的小说、戏剧、散文和各种反美宣传品使中国人重新发现了一个“真实”的美国，笼罩在美国人头上自由、平等和公正的光环再也无法放射出往日夺目的光彩，代之而来的是“用强权、蔑公理、污蔑人道、破邦交”的丑恶形象。【注释】《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第604页。【注尾】中国人不禁在美国“文明”的标签上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1905年《美国华工禁约记事》发刊词质问道：“那美国岂不是平日所皆称的文明国么？美国自己亦自夸他的文明了不得。如今却不许我中国人到他美国去，并且立了许多野蛮的法则待我在美的同胞，把我同胞看得好像猪犬一般，要骂就骂，要打就打，要赶就赶，要杀就杀。咳！可怜我同胞住在美国，其像住在地狱里一样，受了这许多恶待，只得暗地里哭哭，没处伸冤。”【注释】《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第655页。【注尾】
从“三代之治”到人间“地狱”，美国的形象一落千丈。不仅如此，中国人也开始对所谓美国倡导门户开放避免了中国被瓜分的神话提出了疑问，因为正如孙中山后来认识的那样，“一个歧视华人的国度不可能反对其它大国，来保卫一个非白人的国家”。【注释】参见C.Martin Wilbur, Sun Yetsen: Erustrated Patriot (New York, 1976), p24.【注尾】《时敏报》1905年5月的一篇文章不仅怀疑美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用心，甚至把美国称为意欲瓜分中国的“第二俄罗斯”。【注释】“美人禁工新约评议”，《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第611页。【注尾】
事实上，排华政策激起了中国人对美国的普遍恶感。抵制运动期间，国人把美国的排华暴行称为“国之仇”，【注释】莫等闲斋主人“国之仇八章”，《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第4页。【注尾】“华人之切齿腐心于美国者，如潮之涌，如火之燎，蓬然勃然，郁积愤懑而不可遏”。【注释】“敬告美人对于禁工条约之利害（续）”，光绪三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岭东日报》，载《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一），第98页。【注尾】对排华政策激起的中国人的反美情绪，时人曾予以警告。1905年5月，《岭东日报》载文正告美国人，排华政策已使“中国之人皆将张目裂须，以切齿于美国人”。“不曰美人前者之过示和好，特欲收拾我人心，以和平为侵略耳，则曰美人独深结好于宫廷，特欲欺我政府，以攫其所大欲耳，于我国民固非肉食之不甘心也；不曰保全之论，美人不过托名公正，以自饰其野心耳，则曰美人实有吞噬我国之心，特以为时尚早，己之势力未固，以此为钳制各国计者也，一发将更非他人比耳。”总之，“举国上下，举以美为强暴之尤、祸我之魁”，“美人前此之情好美意”皆“空消失于无何有之乡”。【注释】“警告美人对于禁工条约之利害”，光绪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岭东日报》，《广东1905年反美爱国运动资料汇辑》（一），第97页。【注尾】美国一些有识之士也意识到这一点，如后来的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认为排华引起“巨大的、日益强烈的不满”，并“构成了对中国和美国良好关系的最严重威胁”。【注释】Hunt, p.248.【注尾】但是美国政府对这些警告置若罔闻，那么中国人掀起反美运动也就在所难免了。
抵制运动对美国在华形象的打击是巨大的。正如一位美国传教士在回答连州教案调查组的提问时说的那样，一年前，美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国家，可是“现在我们是他们最憎恨的人”，而且“到处都是如此”。【注释】McKee, p.170.【注尾】美国驻福州领事格雷西(S.L. Gracey)也痛苦地承认抵制期间“产生的对美国人的不友好感情是难以估量的”。【注释】Ibid., pp.154-155.【注尾】有意思的是，当格雷西打算将这番评论在波士顿一家报纸发表时，遭到美国国务院的阻止，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评论抵制运动对美国的影响：“这是一场具有广泛基础的抗议运动，它威胁的是美国的整个利益，包括经济、宗教、文化和政治各方面。”【注释】Ibid., p.155.【注尾】
“今日环球所公认之文明国者，莫不曰合众国”，这是1905年前中国人的认识；“今观其禁华工一事，实足为文明政治之玷”，这是抵制美货运动后中国人的结论。【注释】《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第611页。【注尾】
王立新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