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
樊吉社
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军控和防扩散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日趋重要。为了加强对军控问题的研究，促进国内外学术交流，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于1998年10月成立了“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中心”。军控中心于1999年4月9日在京主办了“军控与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会议由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军备控制与防扩散研究中心主任顾国良主持，来自外交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装备部、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宇航学会、国际战略研究基金会、国际战略学会、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国防科技信息中心、国际问题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日本研究所等单位的3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
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就中美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合作与分歧、军控与中美关系、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而深入的讨论。现将学者们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中美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合作与分歧
与会学者认为，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取得了较大进展，拓宽了合作范围。中国相继加入了一系列军控和防扩散条约，并在制止南亚核军备竞赛和推进朝鲜半岛无核化等问题上做出了积极努力。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国际军控和防扩散活动的举措受到了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赞誉，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与此同时，两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也存有严重分歧。中国承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和无核区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美国则继续坚持核威慑政策，拒绝接受中国提出的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主张。美国还积极在东亚地区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甚至考虑把台湾纳入这个系统。这不仅将破坏该地区的力量平衡和稳定，也将构成对中国主权的干预。美国若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上对我们施压，中国一定要坚决斗争，在外交和军控政策上相互配合，表明我国的立场和态度。
学者们认为，近年来中美两国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的合作与分歧是由两国国力、国家地位和战略决定的，双方在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也有相互影响的一面。从长远来看，两国的分歧将从防扩散领域转移到军备发展，双方的摩擦和斗争可能趋向长期化、复杂化。
二、军控与中美关系
学者们普遍认为军控问题在中美关系中地位的日趋重要反映了中国国家地位的提高，今后军控问题的份量将继续增加，处理好两国在军控问题上的分歧有助于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
军控问题既是国际领域的多边关系，又是双边关系的重要内容。美国围绕自身利益，一方面将军控作为它“发展自己，限制别人”的政策工具，达到维持其绝对军事优势、绝对安全的目的，需要借助中国的力量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美国将军控作为中美关系中的一张牌，以经济制裁相威胁，以遏制中国军备发展、将中国纳入美国等西方国家的防扩散机制。
中国的军控政策既需要着眼于国际军控，也要考虑到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一方面，中国在重大国际军控和防扩散问题上的进退，应根据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和中国的国家利益，依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与中国的安全需求形成独立判断；21世纪的中国外交应是大国外交，在国际军控和多边谈判场所，中国应采取负责任的大国政策与立场，承担与之相应的责任；对于一些多边军控条约，我们参与与否取决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利益，而不要受到中美关系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军控在中美关系中的重要性增加，美蓄意将军控与中美关系挂钩，以经济制裁等手段压我国在军控问题上做出让步。因此，在中美双边领域的军控问题上，中国既要坚持有利于国家安全利益的原则，又要适当考虑中美关系大局的需要。
三、军控与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
中美两国在军控领域最大的分歧就是美国对台军售。如果美国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中美关系将会严重受挫。
学者们认为，近年来美台关系出现了显著变化：1、军事上美国在80年代售台武器较为谨慎，90年代美台关系回升，军售是关系回升的核心。冷战后到1996年5月，美国没有形成稳定的对华政策，打台湾牌是要牵制中国的崛起和在亚太地区的影响。2、现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战略思想是和平与稳定，美国认为中国是潜在的威胁，中国如对台动武将破坏亚太地区的稳定。加强军售的目的是阻止中国使用或威胁使用武力，军售也有促进美国经济利益的因素。3、美台军事战略指导思想正逐步接轨。在亚太地区，台湾对美有两层作用：一方面台湾是个麻烦，容易引发中美两国的冲突，另一方面台湾可以当作美国遏制中国的前沿。台湾在主动向美国战略靠近，提出了有效吓阻思想，旨在增强军力。台湾采取的策略包括提高强大的预警系统，提高反制力量，加强空军力量和反导力量，确保海峡的制空权和制海权，借此提高动武的代价，使大陆不敢轻易动武，削弱大陆动用武力的意志和能力。
学者们指出，台湾问题最大的麻烦是美对台军售采取了渐进发展的策略，美国还考虑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是一个复杂的网络，它由设在各国（地区）的预警、探测、发射、储运等子系统组成，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成员国之间由此构成了一个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军事体系，相当于结成军事同盟。如果台湾被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就等于美国与台湾结成了准军事同盟，将严重损害中国的主权利益，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制造了严重障碍。美国以前的政策是保持两岸军事平衡，现在则声称要根据大陆对台意图作出判断。实际上，这种单方面的评估的随意性增强。美国一方面向大陆施压，要求大陆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一方面又敦促两岸谈判，维持台海军事稳定。美国考虑将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还包含着将台湾问题国际化的意图。
四、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
学者们普遍认为美国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和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有违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潮流，不利于裁军和军备控制，必将刺激军备竞赛，对21世纪的全球和地区战略平衡与稳定产生广泛而深远的负面影响。
有学者分析了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几个特点：1、具有很强的进攻性。美国军政领导人一直辩称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防御性质的，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军事上的进攻与防御在一定条件下是相互转化的。在双方都拥有进攻手段时，都害怕对方的报复，形成“恐怖平衡”，造成僵持和军事安全；如果一方打破平衡，加强了防御能力，就不害怕对方的报复，因此也就增加了进攻的可能性。由此分析，美国研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虽有防御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着眼于以后的进攻。2、中国是其防御的重要对象。美国认为其海外驻军遭短程导弹打击的危险早已存在，美国本土遭战略导弹袭击的危险不久也会出现。俄罗斯、朝鲜和伊朗等国确实是美国考虑的弹道导弹威胁，但美国也一直把中国视为重大威胁之一，在制订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计划时，中国的导弹是其考虑的重要内容。3、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前途未卜。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是由80年代的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演变而来的，导致战略防御计划破产的因素现在仍然存在。首先是耗资巨大，难以承受。美国在战略防御计划上花了550亿美元仍然没有成功，国家导弹防御系统成功的可能性也不大。据估计，即使部署最简单的国家导弹防御系统也要耗资数百亿美元。美国2000财政年中仅有105亿美元用于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这是远远不够的，美国国内舆论认为此举是浪费钱财。其次是技术复杂，难以突破。国家导弹防御系统牵涉到一系列高科技领域，有些领域美国至今未能突破。美国陆军的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进行了五次试验均告失败，部署计划从2003年推迟到2005年。再次是违反条约，不得人心。美国研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违反了1972年美苏签署的《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简称《反导条约》），届时能否部署前途难卜。
也有专家分析，虽然《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条约》是双边条约，但有世界意义，美国研发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违反了条约，主要体现在：（1）《反导条约》禁止建立有可能快速转变为全国范围战略防御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而目前美国研发的高层防御系统具有防御战略导弹的潜力。（2）建立全国性的反导防御系统是《反导条约》明确禁止的，而根据美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准备计划，弹道导弹防御部门正在研制的初始部署系统旨在从美国中心的一个基地保护美国所有的50个州。（3）《反导条约》为了防止外层空间军备竞赛和外空武器化，严格禁止部署天基反导系统和部件，而高性能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和国家导弹防御系统要在大气层外实施拦截，使交战范围进入外层空间，必然会部署天基系统和部件。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加强国内职能部门、技术和科研部门的沟通和交流非常重要；通过同美国学术界的交流，向美国阐述中国的立场、态度，有助于中美关系的发展。
潘小松
3月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召开董乐山先生学术讨论会，来自美国所、日本所、外文所、新华社、中国和平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等单位的资深学者、董先生生前好友、亲属等近30人参加了会议。
董乐山先生（1924-1999）是我国著名的美国问题专家、杰出的翻译家、优秀的文化随笔作家，一生著译宏富。他主持翻译或独译的《第三帝国的兴亡》、《西行漫记》、《光荣与梦想》等译作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他的文化随笔集计有《译余废墨》、《边缘人语》、《文化的误读》、《文化的休闲》等。董乐山先生晚年翻译出版的名作有《苏格拉底的审判》、《基督的诱惑》和《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等。学术界、出版界对董乐山先生的译作评价很高。《读书》杂志前主编沈昌文说董乐山先生的选书有思想性，不单纯为翻译而翻译，董译有启蒙作用。作家王蒙说董乐山的翻译作品得风气之先、开国人眼界。
美国所陶文钊副所长在开场致词中说《第三帝国的兴亡》、《光荣与梦想》这种文采斐然的译作曾在历经文革浩劫的中国知识界造成很大的影响，《西行漫记》对他关于中美关系史的研究工作帮助颇多。董乐山工作勤恳、兢兢业业，他的有关美国历史、文学、社会文化作品的翻译，正如所有杰出的翻译家所作出的贡献那样，“功不在大禹之下”。董乐山先生在学术上的追求是一贯的，他有着科学、严谨的学风。我们今天纪念董乐山先生的最好的作法是把董乐山先生的人品、学风和学术成果发扬光大。
美国研究所梅绍武先生说，董乐山一生做了很多事。他经历坎坷，被耽误了二十年，文革后才又拿起笔来，晚年写了许多关于美国文化的随笔，编了《美国社会知识辞典》。在《马克思与世界文学》一书中，董先生承担翻译最难的一部分，并且译得很认真。书中出现马恩著作引言，他本可照搬《马恩全集》中译本的，但他觉得中文本与英文本有些地方有出入，就坚持按原文译，另加注解，提出商榷。董译《苏格拉底的审判》、《基督的诱惑》都很艰深，不了解希腊社会政治制度、哲学、民主思想，对宗教缺乏深入的研究，对《圣经》不甚熟悉，则没法完美地将它们翻译出来。现在的中文本《圣经》错误很多，他就加小注自译，并呼
吁宗教界组织人重新翻译《圣经》。董先生在翻译和学术上都有自己的见解。如果健康允许
，天假以年，他是能留下更多遗产的。
资中筠先生说一个真正的翻译家必须是学者。董乐山先生作为翻译家是名副其实的。他的中、英文都不是一般地好。董先生学术造诣高，有思想且思想一贯，这一贯即人文精神。他年轻时追求进步，参加左翼运动，后来却成了右派，他的一生是我们时代的缩影，是人文知识分子遭遇的缩影。年轻时崭露头角，最好的年华未被利用，最后几年发挥了作用，60岁以后做了大量工作，出了很多成果。这本该值得骄傲，却不乏悲剧色彩。董先生一贯的追求没变，他的才华、治学精神都是我们敬仰的。年轻人不要浪费还有的机会，学习他的精神，这便是最好的追思。
会上，来自社科院美国所、外文所的学者杨达洲、霍世亮、钱满素、曹德谦等先生，董乐山的弟弟董名山，原新华社参编部沈毓强、刘炳章等先生的发言都高度赞扬了董乐山先生的爱国心。董先生从初中起就参加抗日救国运动，青年时追求真理。他有机会出国工作，但却坚持留在祖国服务，“我的事业在祖国”。他关心国家大事，痛恨贪官污吏。他谦虚、思想活跃，有反思精神，对青年人很关心。无论是原新华社参编部的同事，还是社科院的同事，对董乐山先生工作认真负责的精神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董乐山虽然去了，他的文字永存；他对美国学研究的贡献，永存学术界、知识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