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9年第3期
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断裂
朱世达
【注释】Note: This author owes his gratitude to Asia Foundation and Ford Foundation for their grants which helped materialize his project to complete this paper at Harvard Univeristy.【注尾】
一
对于美国社会的深入研究，使人们清楚地看到美国社会在一系列社会问题上存在分歧。这些分歧远远超出了问题本身的范围，而带有一种文化价值的和哲理的内涵（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宗教的内涵），涉及到对权利法案和对美国开国元勋的理解，甚至涉及到美国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等问题。这是一系列有关美国民族归属性和民族终极目的的争论，有关美国的真正含义(the meaning of America)——或者说到底什么是一个美国人的争论。正如我们在各文明之间发现多种的断裂带一样，在多元的美国，在美国的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中，我们同样发现了这些亚文化间的断裂带。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在１９５５年就指出，战后美国物质繁荣将在社团中引起新的政治冲突，这些社团不是为经济利益而是为改善其社会地位而投入这一政治冲突中。【注释】引自James L. Nolan Jr. ed., The American Culture Wars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Charlottesville, 1996), p.136.【注尾】对于这些断裂带的进一步认识将有助于我们了解美国，了解美国社会。
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断裂，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冲突，或者如詹姆斯·亨特（James Davison Hunter）和小詹姆斯·诺兰（James L. Nolan Jr.）所言，是一种“文化战争”。亨特将文化冲突定义为：“由于植根于不同的道德理解体系而造成的政治的与社会的敌意。”【注释】James Davison Hunter, Culture Wars-the Struggle to Define America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1), p.42. 杰·德默拉斯(Jay Demerath)对于文化战争的定义，与亨特不同，她认为，文化战争是“植根于不同的道德理解的政治的与社会的冲突”，冲突的关键在于“一种道德理解征服另一种道德理解”。也有人认为，文化战争是“为了追求非经济的利益而进行的旨在赢得政府合法性与控制的集体暴力”。【注尾】这种道德理解体系不仅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价值观，而且是一种基本的信仰，这种信仰使生活其间的人们有归属感、目的感与团体精神。说到底，这种文化战争是由不同的世界观造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于关于如何规范个人生活方式以及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而造成的。
由于世界观，或者说集体意识(collective consciousness)或集体无意识(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的不同，在美国，在诸如堕胎、肯定性行动、同性恋权利、公共教育、多元文化主义一系列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看法。这些不同的看法实质上都可以在不同的道德权威体系(moral authority)或者说是非观中找到根源。
文化冲突直接关联到美国的体制与理想。它主要在如下的几个断裂带上展开：家庭、公共教育、大众媒介和选举政治。关于家庭，分歧不仅涉及繁衍和生殖、性方向、同性恋，而且还涉及家庭概念的现代含义、堕胎、合法性事的限制、妇女在公共与私人生活中的作用和孩子的养育。在公共教育方面，分歧存在于美国的孩子们在学校里倒底需要学习什么——学习的内容对未来美国人的思想、行为与素质有重大的意义。由此而引伸出大众传媒的内容问题，即大众传媒——电影、电视、书籍乃至艺术——应该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和内容。在法律方面，这涉及到对权利的理解——什么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什么人不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归根结底，它还包含对美国作为国家本身的理解，包含对人生、自由、公正和社团的理解。
这种文化冲突最明显地反映在与美国价值有关问题的认识上。美国致力于在全世界推行美国价值，推行民主、个人主义、多元主义和市场观念；而在美国本土，美国价值本身却在消蚀。
美国价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优胜劣汰和家庭价值受到空前的威胁。在社会中，由于一系列自由主义政策的实施，评价一个人不再是以德性与优点为标准。在这种理论指导下实行的福利制度、肯定性行动以及教育制度对美国的精英原则提出了极大的挑战。精英原则的日益削弱直接影响了美国的价值体系，同时对美国民主本身的精髓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刚毅的个人主义”的肆虐，个人自由恶性膨胀，蔑视社会纪律，犯罪率持续上升，这对美国民主价值也构成了威胁。
美国在60年代之后在社会思潮中出现了反文化的倾向、性革命、同性恋、生活方式的自由主义(life-style libertarianism)或生活方式的左倾主义(life-style leftism)对在社会问题上持保守观点的思想、甚至对自由派内部主张社团利益高于个人利益的和衷共济的社团主义(communitarianism)和传统的家庭价值观念进行了有力的冲击。这是造成当今美国文化颓败，或者说民主价值颓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价值是个人、阶级、社会所崇尚的、值得为之而追求的社会原则、目标或标准。美国人或美国社会所追求的价值纷繁杂陈，但总的来说，作为其盎格鲁－撒克逊的主流传统价值应为：民主政体、自由原则、个人主义。在此基础上派生出关于人的政治、文化权利和种种价值观，如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的原则，个人财产的不可侵犯性，等等。
根据1989年底和1990年年初拉美裔全国政治调查的结果，56%的墨西哥裔、73%波多黎各人、64%古巴裔和44%盎格鲁裔人认为美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社会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该项调查的主持人伦道夫·德拉加扎(Rundolfo de la Garza)认为，在所有的社会问题中，被调查人最关心的是“犯罪”、“吸毒”和“家庭破裂”。【注释】Ben J. Wattenberg, Values Matter Most (WashingtonD.C.: Regnery Publishing, 1996), pp.114-115.【注尾】
1991年，《华盛顿邮报》和美国广播公司调查也表明在美国最严重的是社会问题。1995年3月16日的调查显示：1981年，5%的人认为社会问题是他们最为关注的问题，而1995年这数字增至55%。沃思林集团的调查显示，1981年50%的人对美国前途悲观，而1995年持悲观观点的人增至69%。【注释】Ibid., p.117.【注尾】
二
犯罪问题是美国诸社会问题中首屈一指的问题。《纽约时报》和美国中央广播公司1997年1月对1307名成年人的调查显示，13%的人认为美国最严重的是犯罪问题，10%的人认为是伦理和价值问题，9%的人认为是毒品，6%的人认为是教育。由此可见，犯罪、伦理和价值、吸毒、教育成为美国公众最为关心并认为最严重的问题。
根据1994年哈利斯调查(Harris Poll)，在一系列问题中——犯罪、医疗、吸毒、经济、就业、资助贫困人口计划、联邦赤字、教育、控制枪支、电视上有关性的描写、福利和纳税——52%的调查者认为犯罪是美国今日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注释】Harris Poll, 1994, ibid., p.119.【注尾】全国政策研究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Policy Analysis)的摩根·雷格诺兹教授(Morgan Regnolds)的调查结果显示，1950年严重犯罪率为0.5%，1980年骤升为2.28%，1993年为1.84%。美国联邦调查局报告，暴力犯罪率1957年每十万人为117人，而1993年增至为746人。【注释】FBI Uniform Crime Reports, Crime in the United States, ibid., p.143.【注尾】司法部统计资料表明，1960年在押犯人为212,953人，1994年年中为1,012,851人。【注释】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Prisoners in State and Federal Institutions on December 31, and Correctional Popu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ibid., p.144.【注尾】
犯罪问题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它与许多社会问题互为因果。由于美国的中产阶级大量从城市中心撤离到郊区，随之而去是大量的工作机会。城市的颓败产生了贫穷的群体（大多数为黑人和拉美裔美国人），而绝望的贫穷群体滋生了城市中心的犯罪现象。由于家庭破裂与未婚先孕、单亲家庭、特别是女性为家长的家庭增多，家庭中缺乏男性榜样的力量和权威，这是造成街头犯罪率增高的另一个原因。人们还可以指出，吸毒也是造成犯罪率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1960年到1970年暴力犯罪率增加了令人惊讶的126%，从1970年到1980年上升了65%，从1980年到1990年擢升了23%。【注释】Wattenberg, p.142.【注尾】为了适应犯罪人数的增长，各州要每6天建一座具有1000个床位的监狱才能适应。【注释】Ibid., p.151.【注尾】
美国灾难性的高犯罪率造成了非洲裔黑人与白人的严重对立。它对美国和美国民主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挑战。
除了犯罪问题，美国家庭也集中反映了美国社会中文化冲突的诸种问题。它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最充分地展现了存在于公共生活中的问题：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他们各自在社会中的作用与地位，孩子的教育，合法性事的实质，等等。这些问题的扩大便成了社会的与政治的问题。
美国的工业化破坏了家庭的凝聚力，将家庭与亲属、社区及教会的关系割断，这从另一个意义上破坏了家庭成员之间的亲密关系。
在家庭问题上，到底传统的家庭是什么？传统的家庭价值又是什么？传统家庭价值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这在正统冲动与进步冲动之间引起了争论。在正统思想的人们看来，１９世纪的中产家庭即所谓的布尔乔亚家庭是理想家庭模式。他们认为，这样的家庭模式一方面是符合自然的、是上帝所要求的，另一方面，则有助于社会和谐。而进步冲动的人们则认为，这种传统的布尔乔亚家庭是不平等与压迫妇女的社会象征和源泉。他们要求对于不同性别之间的婚姻应该有一个新的概念，夫妇平等地分担家庭和养育孩子的责任以及随之而来的经济负担。更有甚者认为，对妇女的压迫来源自妇女的生理生育功能，要求废除传统家长式的权威的一切形式。他们不是从夫妇的生理关系来规范家庭，而更多的是从伴侣的角度出发。基于这样的认识，他们便会主张“不同的家庭模式”——单亲家庭、同居、同性恋。
关于家庭价值与男女角色的争论衍生出了关于同性恋的争论。最近的调查显示，美国大多数人认为同性恋是错误的。【注释】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IHS), July 16, 1998, p.3.【注尾】保守思想的人们死死抵制“平等权利法案”，因为一承认“平等权利法案”就等于承认同性恋权利；而同性恋运动是对美国传统家庭价值自建国以来最可怕的进攻，对美国社会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公共政策的争论主要围绕以下问题进行：在性事中，什么是“自然的”？什么是正确的，合理的？关于同性恋的争论带有明显的文化战争的痕迹。在进步冲动的人们看来，反对同性恋实质上是一场反对自由主义的、平等主义的社会原则的文化攻势。对于同性恋的恐惧反映了保守派人士竭力捍卫传统的家长式家庭，进而捍卫社会中现存的阶级、种族和性别优势。占美国人口６％的同性恋者【注释】James Hunter, p.183.【注尾】、反文化主义者反映了美国社会中边缘化人们的心态，认为主张同性恋是对现存社会秩序中的压迫的一种反抗，一种社会改革的努力。
同性恋者在美国一直竭力要将同性恋权利成为民权的一部分。科罗拉多州1992年与1993年发生的事件使有关同性恋者的法律地位的争论成为一个全国范围的争论的题目。
1991年2月，在科罗拉多州意见听取会上，有人提议，给予同性恋者以如同少数种族那样的合法地位；对同性恋的任何口头指责都将是一条重罪。该州州长罗伊·罗默（Roy Romer）早已发出过行政命令，禁止基于性方向的歧视。州议会也通过了一项法规，禁止保险公司执行基于性方向的有关保险资格的标准。
该州家庭价值联合会(Colorado for Family Values)生怕给同性恋以特别阶级的待遇，在总统大选中发起全州选民投票，就该问题进行公决。他们提出了著名的所谓“2号修正案”(Amendment Two)。反对修正案的人们，包括科罗拉多同等权利会(EquralityColorads)和一些基督教与犹太教的神职人员，认为家庭价值联合会的倡议是不道德的，认为2号修正案将使对同性恋的歧视合法化。在1992年的公民投票中，53.3%选民赞成2号修正案，467%反对。大选之后第二天，州长、丹佛市长带领400名同性恋者到州议会抗议2号修正案。同性恋者号召人们抵制科罗拉多，在冬天不到该州滑雪（滑雪是该州的一项重要财源）。亚特兰大市议会、纽约市长戴维·丁金斯（David Dinkins）和其他５个美国城市为了抵制科罗拉多，禁止官员到该州花钱或旅游，称科罗拉多为一个“充满仇恨的州”(Hate State)。
此后，科罗拉多州联邦法院裁定目前没有必要实行２号修正案，同时否认同性恋者在联邦法律下是一个“存有疑问的群体”(suspect class)。
在继后的1993年11月2日，辛辛那提市选民通过一项对市宪章的修正案，该修正案要求拒绝给予同性恋者以特殊的受保护阶层的地位。投票结果62%支持修正案。
目前的文化争论集中在同性恋者的结婚权利上。承认其结婚的权利等于正式公开承认其同性选择，这对同性恋伴侣也意味着一系列的经济好处：同性恋者可以参与其性伴侣的健康与退休计划，继承其遗产或政府控制的廉价住房，共同承担税务责任，等等。有关公共政策的文化争论在其他方面也显现出来。例如，最高法院1986年在“鲍尔斯诉哈德威克案”中，支持了乔治亚州的反鸡奸法。美国共有24个州实行该法。在同性恋者看来，这些法律的继续有效表明联邦政府赞同个别人士对同性恋恐惧的心态，这同美国南方由于仇恨而造成的对黑人的歧视法律如出一辙。在1990年通过犯罪统计法案的过程中也反映了这种文化战争。该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收集基于民族、种族、宗教或“性方向”偏见而造成的犯罪。在国会讨论该法案本身便意味着美国社会最高级的决策层对同性恋问题加以关注。然而，国会在通过该法案时，附加了一个修正，表明美国家庭生活是美国社会的基础，该法案的通过并不能被认为国会促进或鼓励同性恋。而全国同性恋专门工作组(the National Gay and Lesbian Task Force)则认为该法案的通过是“美国国会历史上同性恋最具意义的胜利”。【注释】James Hunter, pp.191-192.【注尾】
同性恋问题在教会中也尖锐地表现出来。教会坚持认为，同性恋是一个道德问题，而不是人权问题。1998年，15个宗教保守团体，包括基督教联合会(the Christian Coalition)和家庭研究会(Family Research Council)，联合对同性恋发动了一场浩大的广告宣传攻势，将同性恋与酗酒、偷盗癖、性犯罪等同起来。【注释】IHS, July 16, 1998, p.3.【注尾】犹太－基督教信仰对同性恋一直是竭力反对的。正统的教会人士一致认为同性恋是对上帝的犯罪与亵渎，绝不能给同性恋者授予圣职。但教会中的进步冲动派人士，例如唯一宇宙神教（Unitarian Universalists），斯维登堡派（the Swedenborgians），联合基督教会 （United Church of Christ）和基督会（Disciples of Christ）地区性组织以及个别的圣公会（Episcopalian）和路德教（Lutheran）主教公开地给同性恋者授予圣职。根据罗马天主教廷的统计，在美国教区中有１０％到１５％的同性恋牧师。【注释】James Hunter, p.193.【注尾】
由于道德的相互疏远性，在诸如堕胎问题上的公共政策上达成社会共识几乎是不可能的。反对堕胎的人们认为，正如《圣经》指出的，上帝的生命礼物在怀孕时就存在了；堕胎无疑是扼杀无辜的生命，堕胎就是反对耶稣；从1973年到1988年全美堕胎数为2200万，这无疑是“大屠杀”。【注释】Ibid., p.129.【注尾】而赞成堕胎的人们如宗教堕胎权利联合会(the Religious Coalition for Abortion Rights)则认为，潜在的生命与实际的生命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胎盘与实际的生命之间没有相同的道德价值；堕胎是一个宗教问题，不同宗教信仰对于人(personhood)持有不同的神学上的与哲学上的理解，对于堕胎的道德合法的认识也是不同的，如果推行一项禁止堕胎的法律，岂不是破坏了社会中一部分人（认为堕胎是合法的人们）的宗教自由？而宗教自由正是一个社会民主程度的试金石。在宗教界，在堕胎问题上走极端的人甚至采取爆炸等恐怖行为；如“上帝军”1997年在亚特兰大和1998年在亚拉巴马州制造了爆炸恐怖事件。【注释】IHS, Feb. 4, 1998, p.3.【注尾】
根据亨特的观点，在堕胎问题上的歧异表明两个在范式上绝然不同的世界观；因为堕胎问题牵涉到道德言语(moral discourse)，它在架构上与其他的政治方面的辩论是不同的。在堕胎问题上形成的不同派别具有文化意义。而迈克尔·狄龙（Michael Dillon）认为，把在堕胎问题上形成的歧异说成不同的世界观的反映，过于简单。例如，尽管天主教和南方浸礼会(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在堕胎问题上一致，但它们在教义上即道德权威上的分歧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她认为，目前进行的堕胎辩论实质上是一场关于美国文化传统以及这一传统如何在当代法律和行为中加以表述的公众对话。【注释】James Nolan Jr., p.116.【注尾】
1973年自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划时代的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之后，堕胎成为自黑奴制问题之后美国社会中意见最为歧异的问题。
盖洛普调查显示，虽然美国人对堕胎的道德性心存疑虑，但他们赞成将堕胎作为一个合法的选择权利来对待。1989年的一次调查显示，当人们被问及如果怀孕对一个女人的事业有妨碍时，37%赞成堕胎，56%不赞成。而到1998年《纽约时报》与CBS的联合调查表明，赞成的人数下降到25%，不赞成的升至70%。同样，在1989年，当人们被问及堕胎对于一个面临要辍学的未婚十几岁的少女是否合理时，48%的人说合理，而1998年的调查表明，赞成数降至42%。1989年，40%赞成合法堕胎，1998年，该数字下降到32%，而认为堕胎应有更为严格的条件者从4%升至45%。彻底反对堕胎的从18%升至22%。【注释】IHS, Jan. 17-18, 1998, p.3.【注尾】上面的数据显示在美国社会中逐渐增长的保守倾向。人们倾向于接受“允许但不鼓励（堕胎）”的模式。同时，调查也表明，大多数人认为堕胎是一个个人问题，不应成为政治问题，不应成为评价公共官员立场的一个标准。
在教育上的争论涉及公共学校与教会的关系、种族关系、学校内祈祷的合法性、教科书的道德内容、用公共财源资助教会学校，等等。
因为教育在本质上是培养未来的一代美国人，它与美国的归属感密切相关，与未来美国的价值取向有关。争论的焦点围绕“世俗的人道主义”(secular humanism)和“基督教化”而展开。正统的天主教和犹太教人士认为，世俗的人道主义和伦理相对主义(ethical relativism)已占领了美国的教育阵地，他们反对在学校中教授进化论，进行性教育，讲授最终将导致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集体取向的哲学”(collectivistic philosophy)。他们认为，公共学校教材中缺乏有关美国历史、传统家庭价值、自由创业、宗教传统、保守观点的内容；而性教育往往是教授学生如何进行性生活的课程，仅仅成为避孕教育。
他们认为，1962年通过的禁止在公共学校内设祈祷课的法令是美国家庭、学校、乃至整个民族道德沦落的根源。他们说，自那之后，婚前性生活增长200%，婚前怀孕增长400%，梅毒增长200%，自杀增长400%，离婚率增长120%，单亲家长增长160%，同居率增长350%，婚外情增长100%至250%。【注释】James Hunter, p.204.【注尾】他们认为，由于伦理相对主义引进课堂，学生变得更加主体性，更加以自我为中心。他们摆脱了家庭、社会和宗教的思想束缚，个人认定的价值成为他们最终的价值观，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个人的抉择才是最终的。
对于自由主义的鼓吹者们来说，“世俗”实质上是公共学校的非宗教化，“人道主义”实质上张扬了个人的自主性与责任心，这正符合美国社会的个人自由与多元性(pluralistic diversity)。他们所做的一切是抵制原教旨主义者企图将宗教的创业说塞进公共教育的课程中，将自己的宗教信仰强加给学校，并试图将每个孩子基督教化。他们指责保守主义者在教育中惧怕生活中日新月异的变化、企图用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或极端的保守主义禁锢孩子的创造性。
三
美国社会中文化间的紧张关系，不仅源自在一些诸如教会结构及有关教义的理论争议等学术性问题上的歧见，而且源自美国文化的多元结构。因为美国种族的多元结构和美国文化的多元结构促成了由于各自试图按自己的道德权威规范释解社会现实而造成的更深层次的对峙。各类少数族裔的弱势文化为了追求它们在美国社会中的一席之地，以实践它们各自的教义、意识、道德和终极关怀，而相互竞争。这种社会中的一席之地或空间将为它们扩展为道德社团或文化集团的利益提供可能性与合法性。同时，新教主义以及由新教构筑的民粹主义(populism)竭力排斥其他的少数族裔的弱势文化以保持其释解与规范习俗和美国文化的主流或者垄断的权利，这也是造成文化间紧张关系的原因之一。
基于对美国政治文化的深入研究，我们认为，美国目前文化冲突之所以日益尖锐，主要是因为下列几点原因：
1．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于美国经济的繁荣，美国经历了一个激烈的社会演变与过渡的时期。美国经济由工业经济而演变到信息经济，各种族中大量中产阶级的崛起；
2．冷战的结束使美国国内的保守主义者有可能集中精力思考美国国内的文化战争问题；
3．高等教育迅猛发展，更多的各种族的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以及高等教育所提供的新思想、新观念，改变了诸多人的世界观；
4．美国60年代的民权运动和社会变化提高了妇女的经济与政治地位，使妇女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社会力量。
这一切改变了美国社会以前存在的秩序，使人们否定了以前存在的美国人在生活方式问题上的社会共识，而追求一种新的美国未来的议程。
根据亨特的观点，美国当代文化中冲突的核心是正统冲动(the impulse towards orthodox)和进步主义冲动(the impulse towards progressivism)。对于不同的信仰体系，正统的含义是不同的。例如，对于犹太教来说，正统就意味着忠于犹太律法(Torah)；对于天主教来说，正统就是信仰罗马教廷；对于新教来说，正统就是忠于圣经。信仰正统的人们一般都倾向于文化保守主义。它的主要力量来源于中低阶层。而文化进步主义则是指现代精神所规范的一种理性精神，它的社会议程一般来说是自由主义的。它的主要力量来源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上阶层。
正统冲动与进步冲动在美国宗教中发生了十分有趣的重组现象。互相对立的各教派在新的现代文化冲突中重新组合。福音派教徒、保守的天主教、正统犹太教徒和古典的柏拉图主义者组成正统联盟，以反对世俗的现代主义者、自由主义的新教徒、进步的天主教徒和犹太教改革派。同时必须指出，在美国宗教界，传统的保守与自由主义的范式正成为过去，代之而起的是宗教界的“马赛克”。这表明，不可能将任何教派固定在一定的范式以内，在正统冲动与进步冲动的冲突问题上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注释】New York Times, Apr. 12, 1998, p.B1.【注尾】
美国的文化冲突从根本上讲是在于正统冲动与进步主义冲动对美国文化含义的不同解释以及由此而演绎出来的在一系列问题上的不同理解。文化上保守的正统冲动的人们将他们对世界的认识基于超验的形而上学之上，认为真理、善是永恒不变的；而文化上进步冲动的人们则拒绝承认这种被普遍认可的真理的永恒性，认为一切事物都是可改变的。
新教徒们认为美国象征着上帝的智慧，美国开国元勋们创立的制度是基督教思想在政治上的体现。尽管有来自犹太教和天主教的反对，这种福音教派的观点一直主宰对美国“神秘”诞生的解释。从这点出发，他们认为“美国实验”的全部意义在于基督教民主规范了一个体制，这种体制保证了自由与公正；所谓公民自由，就是一个社会自我管理、自由生活，而免于专制主义；在这个信念的基础上，美国社会必然会拥抱资本主义，拥抱民主资本主义精神：人们可以完全自由地在没有任何政府干预的情况下追求经济利益。他们说，上帝本身就是一个资本家，而不是社会主义者。而进步主义冲动则认为，开国元勋们在草拟美国宪法和权利法案时，就将美国规范为一个世俗的人性的国家；他们更关心人的权利。亨利·康马杰(Henry Steels Commager)在《美国思想》中就认为，美国思想从一开始就是实用的、乐观的、世俗的，对宗教与非理性的力量注意甚少。他指出，虽然清教主义的传统将在美国持续下去，但清教主义并不是作为追索个人的赎救而存在，而是作为追求个人的精神和物质的繁荣而存在；美国人对上帝的恩赐并不十分信仰，在宗教上他们并不像他们的父辈那样正统、那样虔诚，虽然大多数人仍然承认一个力大无比的神意的存在，但在他们的眼中，神意是世俗的，是与人的世俗的幸福休戚相关的。【注释】参见Henry Steele Commager, The American Mind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1957), pp.409-411.【注尾】小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也认为，美国社会的主要特征是世俗性，美国思想从本质上与传统上说，是怀疑主义的、多元的、相对的。【注释】参见James Hunter, p.113.【注尾】虽然进步冲动的人们也主张自由与公正，但他们所信奉的自由是自由主义的自由，着眼点在于个人的社会与政治权利，个人免于政府、教会和其他个人的干扰。正是在这个思想的基础上，进步主义者主张“多元化”与“多样性”，关心个人选择的权利。
美国在进入70年代时，政治开始趋向调和。人们，特别是民主党的左翼，承认美国是一个病态的社会，开始指责美国的种族、性解放、环境退化等问题。于是，在美国政界产生了一种内疚(guilty)思潮。根据这种内疚思潮，社会中那些不幸的人们、贫穷的人们被认为是美国社会的受害者，他们理应分享社会财富；他们的不幸和贫穷是美国的罪过、美国的责任。在这种形势下，种种的自由主义利益集团开始形成并壮大起来，它们包括民权主义、女权主义、同性恋、环保、消费、民权自由、福利和和平组织。它们以诊断美国病为己任，并为受害者追索政治的分享权和赔偿权而奋斗。于是，他们接过许多美国传统的思想加以扩展，给以新的阐释和语境，但却每每做过了头，以至与美国生活方式相悖，与美国传统价值相悖，这就是所谓的价值破产(value-busting)。
自由主义者的“善意”（BOI，Best of Intentions），由于“法律的无意的副作用”(LUSE, Law of Unintended Side Effects)，造成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怪圈。由于善意，政府使年轻的少女不结婚便可轻而易举的生育孩子；由于法律的无意的副作用，美国制定的法律鼓励了潜在的犯罪者；本来是有益的福利措施，然而在实施过程中却适得其反，成为社会的巨大负担。例如，对赡养无法独立生活的儿童的家庭资助计划(AFDC, Aid to Families with Dependent Children)，本意是资助寡妇，结果却资助了大量未婚的母亲。补助性保障收入(SSI, 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本意是向贫穷的老人和残疾的成年人提供一定数量的资助以弥补收入的不足，结果却资助了酒鬼、吸毒成瘾者以及并不残疾的人。福利援助最终却成了许多搭车人的福利天堂，成为其长期的依赖。
自由主义的内疚感及其在美国政治中的实践表明美国新精英心目中的民主已经等于“自我尊重的民主化”(democratization of self-esteem)，他们鼓吹的是当今时髦的口号——多样化、同情感、给予自立的能力(Empowerment)、分享(entitlement)和多元文化主义(multiculturalism)。他们生活在后现代主义的中心思想——“现实的社会性构建”(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之中，醉心于在人为的环境里，即计算机的“超现实”中的控制，与美国民众和现实脱节，以为通过善意和鼓动性演说便可以弥合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深刻的种族与贫富的裂痕。他们鼓吹“色盲”(color-blind)，鼓吹主流社会对少数种族的尊重，这种尊重不是基于德性和成就，而仅仅是因为少数种族、特别是黑人、在过去遭受了太多的社会不公。
迈克尔·哈林顿(Michael Harington)在60年代写的《另一个美国》(The Other America)中就认为，在美国，贫穷是由美国经济的性质造成的；对穷人的补偿，是一个是否公正的问题，而不是恩赐。【注释】Ben J. Wattenberg, p.160.【注尾】乔治·韦利继而提出“福利是一种权利，而不是一种特权”。【注释】Ibid.【注尾】他们之所以提出这种观点和思想，主要是当时美国社会中弥漫着的这种自由主义者的内疚感。于是，福利就成了一种分享或补偿，甚至是赔偿。
美国存在的价值问题，每每相互关联。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主流价值造成的悖论所产生的。在讨论美国的价值问题时，我深感到孔子关于“过犹不及”的智慧。一件很好的事物，因为做过了头，便会产生与本来的愿望相反的效果。
根据社会学家菲利普·里夫(Philip Rieff)的观点，文化的核心在于它禁止做什么；文化是一整套道德要求。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美国是一个“没有文化的社会”；在美国社会中，已没有任何东西被视为神圣，因而没有任何东西被认为是犯禁的。里夫认为有的社会学家把文化仅仅视为“一种生活方式”的观念是很不够的。他认为，一种生活方式必须植根于“神圣的秩序”之中，植根于一种终极的宇宙的观念之中，也即宗教的观念之中，宗教的观念告知人们“什么不应该做”。然而，今天美国的自由主义政治和社会政策把里夫的宗教的观念置之度外，把容忍视为最高的美德，将容忍与爱加以混淆。美国所面临的犯罪问题，教育问题，吸毒问题和未婚先孕问题都表明美国年轻一代道德上的颓败，在他们的心目中已没有所谓价值的观念。可以说，美国的青年对价值问题茫然无知。他们指责社会的伦理要求是对他们个人自由的干预，他们认为个人的权力应包括“创立个人的价值”。但他们并不了解价值本身就包含道德义务。
另一方面，美国的暴力、犯罪和一般社会秩序的混乱与美国社会中盛行“自我实现”(self-fulfilment)和“自我尊重”的风尚有关。由于“自我尊重”的膨胀，人们不再顾及公民义务，不愿将自我利益置于一个总的社会意志之下——这正是世纪末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真髓。美国社会学家注意到在美国社会中传统的内部约束(internal constraint)机制的丧失，由于工作伦理价值受到福利主义的冲击，由于自我放纵不再受到社会约束，美国社会学家提出了一个严峻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社会还可能生存吗？
美国的价值危机之所以达到今天这样严重程度在于美国政界中的自由派和保守派对许多价值问题看法相悖。美国保守派看到了美国社会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离婚率的上升，女性为家长的单亲家庭的增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以及这种不稳定性对儿童的影响。但这些问题在自由派看来是社会变化中的健康迹象，是从以男性为主的核心家庭模式向多元的家庭结构的演变。自由派最不喜欢一个单一的共同文化、一个单一的言语。他们认为，从单一向多元的变化可能在社会上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但这种混乱是获取自由选择的代价。而保守派则认为，自由派人士将家庭崩溃看成一种社会进步现象、一种生动的社会演进和变革是极端错误的。
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在他的《公正的范围》(Spheres of Justice)中认为应该提倡一种“公民自由主义”(civic liberalism)，以与“金钱自由主义”相对。他认为对于美国民主，至关重要的是不仅限制财富，而且要限制声誉和社会影响力对市场的影响。平等的原则不是依靠平等地分配财富而是靠限制将一切社会价值变为商品的市场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the market)而达到。【注释】转引自Christopher Lasch, The Revolt of the Elites and the Betrayal of Democracy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1996), p.21.【注尾】
实质上，经济的不平等是造成美国民主危机的根源。美国的传统政治文化一直认为奢侈是道德上无法接受的，是与民主理想不相容的。只有经济平等才可能产生社会与公民平等。然而，在美国的实际情况如何呢？根据美国国内税收总署的统计，1980年全国1%的巨富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8%，而1992年升至14%，全国90%的中产阶级和工人1980年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68%，而1992年降至61%。在美国，占家庭总数1%的巨富控制差不多１／３（30.4%）的国民纯财富。【注释】Donald L. Barlett and James B. Steels, America: Who Stole the Dream? (Kansas City: Andrews and McMeel, 1996), pp.7-8.【注尾】
根据关于民主的经典理论，民主必须依赖于财富的广泛分配，民主习惯——诸如自立、责任心、驱动力——能在经营与管理生产中得到锻炼。所以，当美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的巨富操纵着１／３的国民财富时，便理所当然地滋生了犯罪问题、家庭破裂问题、教育水平的下降问题，便理所当然地发生了社会秩序的混乱，最终便理所当然地给美国民主带来危机。同样，当社会分配出现畸形、贫富日益两极分化，自由主义的“善意”——伟大社会、福利社会和肯定性行动的承诺——无法挽回这种民主的颓势，反而给美国民主社会本身的价值观带来挑战。
本·瓦顿伯格(Ben Wattenberg)认为，在美国，价值问题或者说社会问题、文化问题已经具有与经济问题同样的重要性。他说，“如果美国垮台的话，它首先是在价值问题上垮台。”【注释】Ben J. Wattenberg, p.393.【注尾】
美国价值问题源自自由主义思潮，源自自由主义者对美国社会病态的认识，自由主义者的内疚感和对受到社会伤害的不幸的人们的同情。这实质上是一种企图缓和社会阶级和种族矛盾的思潮。本质上说，价值问题之所以在自由主义政纲中提出主要还是因为在美国社会中出现了贫富两极分化，美国社会陷于种族矛盾的困境之中而不能自拔。人们发现，主要的价值问题都不同程度地与种族问题相关联。自由主义思想演变成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政治建立了自由主义的政府，实行了种种“毫无成效的”或者说“适得其反”(something for nothing)的政策。自由主义者想解决美国的贫富之间、种族之间的矛盾，然而终因美国社会本身结构性的矛盾所羁，而陷于种种的怪圈——犯罪怪圈、教育怪圈、福利怪圈之中。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社会中的文化冲突有如下的特点：
1．美国的文化战争是美国价值危机的直接结果，而价值危机本身又加剧了文化战争。
2．它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可以说是宗教的美国与世俗的美国之间的争论。
3．它具有极强的伦理思辩性。在争论的所有公共政策问题中，都涉及到伦理的标准、对伦理的理解。
4．它是和平的。美国的权力制衡体系有可能缓和有关公共政策辩论中出现的过火行为。美国广大的中产阶级有一种调和的能力和影响，在争论轴心的两极之间、在两端极端份子之间存在大量的实用主义者。占人口大多数的实用主义者最终将决定公共政策的结果。
5．必须指出，在分歧主轴的两个极端的人都是少数，并且是不固定的、游移的。大部分人处于中间状态，即所谓糊涂的中间人们(muddled middle)。
6．美国文化有一个多元的结构。从终极关怀意义上来说，它主要包括新教、天主教、犹太教和摩门教；从文化体系和种族来说，它包括盎格鲁－撒克逊文化、法国文化、德国文化、黑人文化，等等的影响。
关于这场文化战争，美国学者持有不同的意见，有根本否认文化战争存在的，认为战争的提法本身夸大其词。【注释】James Nolan, Jr., p.129.【注尾】如德梅拉思（N.J.Demerath）认为，有的人鼓吹的文化战争，实质上是一种文化民主。【注释】Ibid., p.246.【注尾】悲观主义者认为，目前的文化冲突有可能使美国部落化。这场文化战争的最终结果将是怎样的呢？正统冲动与进步冲动之间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冲突将以什么方式得以解决呢？这些冲突的结果对美国民主将产生什么影响呢？
必须指出，美国的民族归属性最充分地反映在这样一句经典哲学的拉丁词语中：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虽然目前存在于美国社会中的文化断裂或者说文化战争非常激烈，但它们没有涉及到美国主流价值最核心的部分——自由。对于自由，对于个人自由以及基于个人自由上的个人主义，人们没有分歧，也就是说，在这对于美国生命攸关的问题上，没有文化断裂。所以，美国公共哲学所建立的新的公共言语将有可能在21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提供处理这些文化冲突的机制。在美国，有可能找到一种新的“一”，一种新的理性，在这种新的理性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公共伦理和公民标准。美国从建国开始，就充满了不同意见的冲突。社会变化之所以成为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在文化冲突中形成、发生和演进的。美国民主实验本身容忍多样性，而多样性也正是民主实验的动力。目前的文化冲突将在美国民主的政治的秩序范围内得以解决。美国的主流价值将在社会演进中发展，而美国仍将保持它对自由、平等和个人主义的信念，将保持它的“合众为一”的传统，它的“一”（unum）将继续存在下去。
朱世达：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译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