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1999年第3期
“温厚单极和平论”解析
——评《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
李小华
一年前，美国乔治敦大学教授、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库普坎(Charles A. Kupchan)在《国际安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为《美国治下的和平之后：温厚霸权，区域一体化和多极稳定的根源》的长文，【注释】Charles Kupchan, “After Pax America: Benign Power, Regional Integration, and The Sources of Stable Multipola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all, 1998.【注尾】全面探讨了当前国际政治中一个敏感而又不容回避的课题：美国霸权地位衰退后，在全球化、区域化和多极化相互作用下国际社会的安全问题，并提出了应对之策。该文认为在三大地缘政治与经济板块即北美、欧洲和东亚中，如果能分别建立一种基于等级制国际体系的和“中心区”与“边缘区”之间“讨价还价”关系上的“温厚的单极和平”(Benign Unipolar Peace)，就可以确保美国霸权衰退后国际社会的安全。作者自称他的这一创见“为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关于维护国际和平问题上的主张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一、何谓“温厚的单极和平”？
库普坎认为，当前的国际结构潜存着巨大的危机，这是因为国际和平取决于美国霸权的作用，美国是欧洲和亚洲不可或缺的“平衡者”，解决国际冲突和慑止侵略的“守护神”，还是推动国际贸易自由化的“发动机”，世界秩序的维持有赖于美国的霸权地位，但美国的衰落又是不可避免的，同时国内的孤立主义情绪也会限制美国的对外介入；而国际政治学界洋溢着一股乐观主义情绪，觉得国际政治正发生着新的质变，民主化、全球化、国际机制的扩展和国家权力来源的变化都使战争日益变得不可思议，现实主义者则在关心“极”的数目与和平的关系。作者对此都不屑一顾。在他看来，这只能说明国际安全研究和国际政治经济学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隔阂。他的研究就是要打通它们之间的障碍，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地缘政治学与区域主义结合起来，探讨国际政治结构日益区域化的经济意义和国际贸易、投资所带来的战略后果，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能化解国际政治矛盾的“结构”(Structure)，才是确保和平的最佳途径。
作者认为，对于美国而言，就应该在力量没有完全消退之前，努力促成地缘政治与经济的三大板块欧洲、东亚和北美内部建立起“温厚的单极和平”，保障区域安全，进而实现全球安全。作者定义了这一概念的含义：这是一个等级制的结构，内部强大的中心力量对弱小的边缘力量有自上而下的影响。跟帝国一样，中心凭借其无可比拟的力量优势和经济规模对边缘区构成吸引力，边缘区则对中心力量表现出足够的敬服和向心力。与传统帝国的不同之处在于结构的秩序，在于中心与边缘之间相互一致的妥协，而非单纯地依靠武力。“温厚的单极和平”这一概念并不否认权力在国际政治中的核心作用，而是要通过刻意营造的机制，改变权力的运作方式和权力追求的目的。权力的等级制和行使权力的审慎方式是“温厚单极和平论”的两大支柱。由于有一个具有压倒优势的单极势力，便打消了其他国家向它挑战的欲望，也可使中心力量更有效地制订它们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原则。中心力量行使权力时自制、温厚的方式消除了其他国家的恐惧，促成了它们在内部形成信任、共享的利益、价值观与身份认同，以及相互遵守的国际机制，这一机制又确保了无政府状态下不会形成无序竞争。为此，作者引入了“准无政府状态”(negarchy)的概念，认为这一结构像美国的国内政治结构一样，通过分权和权力的制衡，保证了体系的正常运作。自制机制和权力的分配状况的结合采取了二种方式：中心建立原则和机制来约束它们的对外行为；中心建立外部原则和机制来规范它们之间的行为。“温厚的单极和平”与传统的帝国有根本的不同，中心对边缘的影响是通过更为温和的方式；贸易、投资、多边机制的建立已取代了过去的殖民统治；另外，中心将更多地通过共同的价值观和成员的身份认同来行使统治权。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区别不同于强权同弱者，而是富国和准(Soon-to-be)富国之间的区别。因而，“温厚的单极和平”结构也不会面临过去困扰着帝国的过度扩张(overstrechment)。“温厚的单极和平”有望化解区域间和区域内部的无序竞争，成为国际和平的可靠保证。在作者看来，这一国际政治组织结构已不同程度地在北美、欧洲和东亚出现。
自从美国崛起为一个大国之后，北美就天然地形成了单极结构，这确保了北美不再发生大规模的争霸战争。由于美国所具有的无可比拟的力量优势，北美在形成“温厚单极和平”的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来自对美国力量的制约。欧洲有很长的多极时代的历史，并因之而吃尽了苦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利用美国在欧洲所创造的和平秩序，通过法国与德国的历史性和解，在欧洲内部创立了一个多元核心(Puralistic Core)，实现了多极向单极的过渡，推动了一体化和欧盟的发展。中心行使力量的审慎态度，吸引了周围的小国自愿加入这一进程。今后欧洲所面临的挑战是确保法德轴心在美国的力量消退之后还能保持下去。“欧洲的过去就是东亚的现在”，唯一的不同在于东亚有美国的存在，阻止了出现类似欧洲多极时代所发生的大规模战争。目前东亚建立“温厚单极和平”的关键是中日两国实现和解，组成一个坚固的中心。由于中日两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是东亚其他国家的3倍，军费开支是其1.4倍，而且这一比重还会由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加大。与欧洲不同，东亚没有利用美国存在的时机创造出自己的政治一体化。战后的日本与西方国家达成了相当程度的一体化，与亚洲国家的联系则仅限于经济，且少而不对称。美国的存在虽然维护了一时的和平，但从长远看则阻碍了东亚建立区域一体化的努力，而这，才是确保东亚地区长治久安的关键。
二、“温厚单极和平”的构建与权力“自律”的可能
自从近代以主权国家为单位的国际体系形成以来，在一个以无政府状态为其最基本特征的世界上，维护国家安全的方式主要有均势、集体安全与霸权和平三种。将霸权和平与区域主义结合起来就是所谓的“大国势力范围论”，它最早是由李普曼和卡尔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提出的，后由摩根索集之大成。【注释】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118页。【注尾】大国势力范围理论的前提是较小国家几乎无法凭借自身实力来实现地区联合和保持地区稳定。该理论认为，一种较好的可能解决办法是：组建一个以核大国的优势力量为依托的地区集团；小国应当聚集在地区大国的周围，与大国保持一致，而大国则应推行“威望政策”，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以此观之，“大国势力范围论”与“温厚单极和平论”在理论上是一脉相承的。但是，“大国势力范围论”要在实践上可行，必须满足二个前提假定：大国有能力保障地区安全；大国对其较弱小的盟国奉行克制忍让政策。对这两个前提的满足程度，同样可以用来检验“温厚单极和平论”的可行度。
库普坎称，“温厚单极和平论”这一概念有两点与传统的“极”与国际政治结构之间的关系不同。一是国际政治结构有可能被“有意识”(willfully)地创建，而不一定是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必然结果；二是权力有可能“自律”。作者举了几个例子加以说明：美国通过统一改变了北美大陆的国际政治结构，德国的统一和其后的法德和解都是人为改变结构的实例。但作者回避了如何创建与创建后又如何维持的问题。关于如何创建，摩根索提出大国必须推行“威望政策”，具体的方式分外交礼仪和炫耀武力；鉴于外交礼仪已随着传统外交的衰落而成昨日黄花，炫耀武力就成了唯一的方式。摩根索最为推崇的便是战舰示威，因为它是“威望政策的得意工具”，“能够把一国的旗帜和权力带到地球的四面八方”。【注释】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114页。【注尾】然而，这样创建的“和平”能算是和平么？至于如何维持这一既定的结构，“温厚单极和平论”认为只需以总体结构模式建立一种“结构”，以“高级政治”支配“低级政治”，这样，权力资源将被用于一切问题领域以获取相等的边际收益，当某一问题领域的结果与其他领域不相一致时，就可以预测会出现使这一问题领域的结果与军事、经济权力结构相一致的转变。但正如基欧汉所批评的，总体结构模式忽略了国家层次上的决策过程和背景；忽视了议题之间的不同排序；也忽视了各个社会之间的多渠道联系所造成的复杂情况。核心国家在军事上的主导地位并不一定能转化成在其他领域的支配权。【注释】罗伯特·基欧汉：《权力与相互依赖》，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55-58页。【注尾】
至于国家能否做到权力的“自律”，摩根索认为可以。但他是把这一推论建立在“威望政策”成功的基础上的。“当威望政策使奉行这一政策的国家获得了权力声誉，而这一声誉足以使该国放弃对威望这一权力工具的实际运用时，威望政策就取得了最大的胜利。这一胜利之所以可能，是由于有这样两个因素：拥有不受挑战的权力声誉和使用这种权力时的自我节制的声誉。”但同时享有这两种声誉是极为罕见的，历史上只有罗马帝国曾有过。由于各国之间的利益冲突与实力不均等使国家间的权力斗争不可避免，强国对弱国产生扩张野心，就成了“国际政治铁的规律”。因而必须促使或限制强国权力的行使方式。对此，摩根索也开出了药方：国际道义、世界公众舆论和国际法。但其结论却又简单而悲观：由于不存在一个世界性的社会，也缺乏用以判断国家行为是否道德的普遍标准，所以无法形成能够制止国家推行某项国际政策的世界公众舆论。至于国际法，它的实质性缺陷就是分散化，而且没有国内法那样权威的立法与执法机构。【注释】摩根索：《国家间政治》，第114页。【注尾】“温厚单极和平论”则认为，“极”完全有可能“自律”其行为。这是因为：第一，权力的来源已发生了变化，信息、技术已取代了土地和劳动力成了财富的主要决定因素，贸易和投资是比领土征服更可取的聚财之道；第二，国际规则(international norms)的变化鼓励温厚的权力行使方式；第三，“民主化”的全球扩展有利于降低武力的作用；第四，国际社会一体化、机制化和规范化的发展限制了权力的滥用；第五，国际社会主要国家内部社会思潮的变化，对和平的要求已成了全世界人民的共同呼声。对于这五点原因，第三点前文自身已作了否定，后三点被摩根索排除，只剩第一点。然而，贸易志向型国家能否取代军事志向型国家？经济自由主义能否战胜政治现实主义？美国政治学者沃尔特的话很耐人寻味：“冷战的结束并没有带来权力政治的终结，在我们的工具箱中，权力现实主义仍然是唯一最有用的工具。”【注释】Stephen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注尾】
三、安全、区域安全与全球安全
“温厚单极和平论”的基本逻辑就是，以区域安全保障国家安全，区域安全的累加构成全球安全。维持安全的手段，在区域层次上是“核心国家”，北美、欧洲和东亚分别为美国、法德和中日。在全球层次上是由核心国家（“也许还要加上俄罗斯”）组成“董事会”(directorate)，负责为国际社会提供“交通规则”(rules of the road)。由此引出了三个彼此相关联的问题，对它们的回答将会检测“温厚单极和平论”的理论周延性和逻辑缜密度。第一，它保障的是什么样的“安全”？是民族国家所追求的综合安全吗？第二，国家安全能在区域层次上得到有力的维护吗？第三，全球安全是否就等于区域安全的简单累加？三大地缘板块以外地区的安全怎么保障？
从安全的内涵而言，所谓国家安全，是指一个国家不受外来威胁的状态和感觉，其中既包括军事性内容也包括非军事性内容。在冷战时代，人们一直习惯性地把国家安全的内容界定为主权安全和军事安全。冷战结束以后，国际政治发展的现实要求“重新定义安全的概念”。【注释】Jessica Mathews, “Redefing Security,”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89).【注尾】完整意义上的安全被认为应当包括主权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和文化安全。时下兴起的建构主义和女权主义则主张国际政治中安全的概念不应当只限于国家安全，也应包括社会正义、人权、生存环境等内容。【注释】Charles Kegley and Eugene Wittkopf, World Policis: Trend and Transformation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5), p.439.【注尾】
以此观之，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显然是否定的。“温厚的单极和平”企图保障的只是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军事安全。第二个问题应分解成二个方面来回答。其一，区域主义在维护国际安全上优于全球主义能否得到经验证实？据哈斯统计，从1945到1984年，世界上共爆发了319次冲突，有86次（占总数的27%）提交美洲国家组织、阿拉伯联盟等地区性组织，其中74%的冲突没能得到解决；而且区域组织的功能自1975年以后一直呈下降趋势，至今未见反弹。【注释】Ernst Haas, Why We Still Need the United Nations: The Collective Management of International Conflict, 1945-1984 (Berkley: Institut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86), p.17.【注尾】欧盟在南斯拉夫和科索沃问题上的失败就是最新的例证。因而，“区域主义与其说是对全球主义的替代，还不如说是对它的补充。”【注释】Ernst Haas, “Regime Decay: Conflict Management and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1945-1981,”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Spring, 1983).【注尾】其二，区域主义能否应付对安全的新挑战？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深，各种全球性挑战日益显现，毒品、环保、难民等都超出了国家和区域组织的能力范围。最大的挑战来自经济领域，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最近撰文指出，国际经济体系自身孕育出了“三难困境”，如果不在全球层次上加以协调，整个资本主义体系就有崩溃的可能。【注释】这三难困境是：各国都希望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发挥作用的余地，都希望多少保持汇率的稳定，希望保持货币的完全可兑换性。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Foreign Affairs (Jan/Feb, 1999).【注尾】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就远远超出了东亚国家的范围。关于第三个问题，即使三大区域内部实现了和平，能否就保证全球和平？库普坎认为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权力的自律和一致性妥协等权力运作原则不光在其内部，也在它们之间适用；第二，区域内部单极和平结构的建立会促进区域间进一步的一体化，从而有利于全球一体化与和平的维护；第三，结构的政治规则限制了区域单极和平结构发展成为单个力量中心的可能；第四，如果它要对外行使霸权，首先遇到的就是其内部的反抗。这种看法与大多数学者的意见不一致。如瑟罗认为，日本领导的环太平洋经济区、德国领导的欧洲经济区和美国领导的北美经济区会“迎头相撞”，“三个经济霸权中的每一个都倾向于超过其他两者，无论哪一个实现了这种超越，都会像美国主导20世纪那样主导21世纪”。【注释】Lester Thurow, Head to Head: The Coming Economic Battle among Japan, Europe and American (New York: Morrow, 1992), p.246.【注尾】奈认为：区域集团模式与全球的技术发展趋势南辕北辙；严格的区域集团与少数国家需要全球体系保护自己免遭邻国蹂躏的国家利益相背离；它低估了区域集团间的“政治断裂带”。【注释】Joseph Nye, “What New World Order?” Foreign Affairs (Spring, 1992).【注尾】对于奈的第三个意见，库普坎认为，鉴于“温厚的单极和平”的一个潜在的不利后果是会把一些地区和国家排除在一体化进程之外，这三个地缘政治和经济中心就应该对它们实行“包干”：北美负责中、南美洲，欧洲负责中东、非洲和西南亚，东亚负责南亚和东南亚。但他对“包干”的动力与手段却没有作进一步的说明。
四、美国的霸权地位与国际安全的维护
在库普坎看来，美国是当今世界安全问题的“最后仲裁者”，美国不仅确保了北美地区的和平，而且也是欧洲和东亚不可或缺的“平衡手”；为了避免帝国过分扩张的历史规律，美国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联盟组建力和制度创新力，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建设，减少霸权成本；一方面应使自己的霸权地位尽可能的延长，另一方面应积极促成“温厚的单极和平”的实现，以期使美国的霸权在不可避免地衰落时，最大限度地保障美国的利益。如果与作者此前在《外交》上发表的《重振西方》一文相参照，可以更清楚地发现作者维护西方、特别是美国优势地位的良苦用心。【注释】Charles Kupchan, “Reviving the West,” Foreign Affairs (May/Jun, 1996).【注尾】但与前文相比较，作者对国际政治现实的洞察力和对美国霸权地位的认识都有明显的进步。
在《重振西方》一文中，作者认为，本世纪国际政治中一个最伟大的创造就是造就了一个“民主国家共同体”(A Democratic State Community)。它基于市场经济和自由社会的共同目标，政治上发展出了高度的相互信任，它们之间的战争已变得不可想象。这一“民主核”(Democratic Core)的巩固和扩大，将是世界和平最有力的保证。但冷战后共同威胁的消失使西方世界内部凝聚力下降，文化认同松弛，民主制面临着普遍的危机，因而全球安全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对此，作者开出的药方是：将北约、欧盟和西欧盟三者合而为一，组成一个“大西洋联盟”(Atlantic Union)。按照欧洲议会的方式创立“大西洋议会”，将欧盟扩至中、东欧和北美，将北约也改造成为维持和平，开展预防性外交的非区域性军事组织。与此同时，鼓励日本发展东亚的区域性政治经济组织。这样，美国就天然地成了全球一体化经济的中轴(Pivot of An Integrated Global Economy)。
在后文中，作者提出了延长美国霸权地位的三点建议：第一，美国应“自律”，对权力的运用要更为审慎和有节制，加强多边机制的力量，放弃单边主义。第二，美国应鼓励欧洲和东亚多元中心的建立和巩固。美国应介入东亚，但不能阻止中日两国的接近。美国应向日本表明，在安全问题上不可能无限期地依靠美国，而必须实现与中国的和解；同时应敦促日本对历史作出深刻反省，消除与中国之间的障碍。鼓励中日间加强安全合作，包括信息共享、军事人员的交流、联合军事演习等。第三，美国应让地区主义优先于全球多边主义。美国在北美、欧洲和东亚的政策，不该以能否最大限度地扩大美国的影响力来衡量，而应以能否促成自主持久的和平秩序来衡量。比较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认识上的进步。
类似的进步也体现在以下几点：关于全球安全的维护问题，前文认为，只有在“大西洋联盟”的基础上形成“全球民主国家协作”(Global Concert of Democratic Powers)，才是全球安全的可靠保障，明确排除了非西方国家。而在后文中，则认为组成一个核心国家“董事会”即可，就意识形态的考虑而言，已有很大的进步。对于俄罗斯问题，前文认为俄罗斯要么融入大西洋联盟体系，如果融入不成功，则已建成的“大西洋联盟”可用来作为对付俄罗斯的工具。在后文中，作者提出，由于三大“温厚单极和平”的建立，使得夹在中间不断受到蚕食的俄罗斯成了一块“真空地带”(NoMansLand)；俄罗斯要么加入由北约约束的欧盟区，要么建立自己的“温厚的单极和平”，但后一种选择又有俄罗斯权力不能“自律”之虞。对于中国和日本，在前文中，中国被明确地排除在“全球民主国家协作”之外；日本也被排除在“大西洋联盟”之外，其一是因为“大西洋联盟”非基于领土的组织，而是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信仰，其二是因为这样会分散日本进一步融入邻国的努力，不利于美国扩大在东亚的影响力。但在后文中，则承认中国是名副其实的“核心国”，对全球安全负有特殊责任；中日实现历史性和解既有利于全球和平，也符合美国的利益。这也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时值世纪之交，在国际政治周期性规律和趋势性规律的交互作用中，美国霸权地位与国际社会安全的关系这一敏感而又不容回避的课题又摆上了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案头。比照近几年，尤其是90年代中期以后充斥美国学术界的“下一个美国世纪”的论调，【注释】近年来美国有影响的政论刊物都有这方面的论调，有代表性的可参见：Mortimer Zuckerman, “A Second American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May/Jun, 1998). Robert Kagan, “The Benevolent Empire,” Foreign Policy (Summer, 1998). Robert Kaplan, “Travels into Americas Future,” Atlantic Monthly (July, Aug, 1998). Thomas Friedman, “A Manifest for the Fast World,”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March 28, 1999).【注尾】库文虽未脱理想主义的稚气，相对而言却是一种清醒得多的估评。
李小华：解放军外国语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