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0年第1期
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一点看法
——评法里德·扎卡里亚的新著《从财富到权力》
张立平
正当一些美国人陶醉在单极世界里，踌躇满志地规划着“美国治下的和平”或“世界领导的作用”时，美国《外交》刊物的主编法里德·扎卡里亚的目光却穿越历史的隧道，反思百年前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与一般历史学家不同，作者的疑问不是“美国为什么在上个世纪末进行世界扩张”（如1898年美西战争），而是美国为什么没有早一点、多一点进行世界扩张（如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为此，扎卡里亚用国际政治理论的知识对1865—1908年的美国外交史进行一番检测分析，然后得出结论说：政府中心型的现实主义可以较好地解释美国为何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没有将其增强的国家力量化为海外影响，它也是对一个新兴国家的外部行为进行分析、解释、预测的较好的理论。
“政府中心型的现实主义”（statecentered realism）是扎卡里亚在批判他所认为的外交政策的两个基本理论经典现实主义(classical realism) 和防御型的现实主义( defensive realism)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一种修正理论。他认为，经典现实主义和防御型的现实主义均不能完全解释一国的外交政策。他批评说， 以权力界定利益或以能力塑造意图的经典现实主义在权力的界定上有疑点：国家的力量由谁来代表？或谁来判定国家实力有了相对增长或下降？富国是否都是强国？当一国的力量相对增长时，该国是否总是使其利益最大化？历史事实表明，并非所有的国家在其实力增长时都相应地在海外扩张其影响和势力；而主张不安全感导致扩张的防御型现实主义的缺陷是：（1）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安全”的定义比其他范畴更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借口受到威胁而扩张或以不安全为由而进行扩张的事例比比皆是；（2）一国并非总能理性地估量扩张的后果或认真吸取历史教训，国家的理性取决于人的理性。那么，如何矫正这两种外交政策理论的缺失呢？扎卡里亚建议用“政府中心现实主义”，即将“权力界定利益”的“权力”从空泛的国家权力改为中央政府的权力；当一国中央政府的决策者感到国家实力相对上升时，该国就试图扩张它在海外的利益；中央政府越强大，它汲取全国的力量为其政策目标服务的能力也就越大，反之亦然。
循着以上的理论框架，扎卡里亚考察了美国1865年至1908年的历史：在1865年—1889年期间，随着美国国力的增长，美国有22次扩张的机会，但只抓住6次并付诸实践，其他机会都放弃了；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可以解释15次机会（包括行动和未行动）；在这期间美国没有进行与其上升的实力相应的扩张主要是因为中央政府（这里主要指以总统为首的行政部门）的软弱所致，行政部门的设想没有转化为政府的外交政策；1877—1896年期间，随着内战重建以失败而告终，美国总统（无论是民主党总统还是共和党总统）开始在两个层面上对政府的权力结构不断进行挑战，即将有些过去属于州的权力收归联邦，将国会的某些权力收归总统；加上官僚机构（主要是文官机构的改革），结果中央政府的权力得到大大加强，这为以后新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础；1889-1908年，美国开始以世界强国的姿态出现，并将32次扩张机会中的25次付诸行动；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可以解释32次机会中的22次（包括行动和未行动）。扎卡里亚认为，美国在这一时期的扩张主要是由于力量外溢（尤其是中央政府的力量加强后），而非如防御型现实主义所言是由于不安全感或受到威胁的现实所致。在扎卡里亚看来，强大的中央政府使富国变成了强国，而软弱的中央政府则做不到这一点，也就是富国没能在世界上发挥它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
扎卡里亚对上个世纪末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论证似乎非常符合逻辑，但他所提出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已不能完全解释今日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日美国是世界上惟一存在的超级大国，它的财富、资源、物质力量或权力的集中程度超过历史上任何一个霸权国家, 它在经济、军事、技术和地缘方面的优势更是其他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注释】William C. Wohlforth, “The Stability of a Unipolar Worl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1999, Vol. 24, pp.9-22.【注尾】，按照扎卡里亚的理论假设来说，美国这种独一无二的强大力量（有人夸张地称之为“单极力量”）应该促成它在海外的与此力量相称的扩张，也即称霸世界（如形成单极的国际体制或国际格局，实际情况是否是单极，人们对此颇有争议）；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应当从美国政府权力的构成寻找原因。诚然，冷战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力并未随美国成为单极力量而上升，反而由于主要敌人或外来威胁的减弱而下降，如总统在与国会的部门权力角逐中处于劣势，国会对外交政策的发言权不断增大，对总统的外交意图形成不断掣肘；联邦权力下降，而州和地方政府的权力上升；府院分治也削弱了中央权力，这些结构性因素固然是阻碍权力化为影响或利益（相称）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对美国世界作用的限制远远不止这一点【注释】王缉思：《高处不胜寒——冷战后美国世界地位初探》，《美国研究》，1997年第3期。王缉思先生在文章中认为，美国“软力量” （社会凝聚力、文化及意识形态的吸引力）的下降及世界力量的分散（美国所联合的西方国家从总体上或相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其力量正逐渐削弱）使美国无法行使如英国一样的霸权或“领导世界”的责任。【注尾】，比如新孤立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抬头使得美国的海外行动大受影响（国会连联合国的会费都不愿支付，遑论增加对外国援助和海外冒险的拔款），而民众对美国起世界领导作用的冷淡使政治领导人面对强大国力徒叹奈何【注释】安德鲁·科胡特和罗伯特·托特：《对外事务的断层线》，《华盛顿邮报》，1997年12月28日，转引自《参考资料》，1998年1月1日。【注尾】：近年舆论调查显示，公众与政治领导人对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看法有巨大差距，前者普遍认为美国在世界上积极活动的程度应当不比其他任何国家大，或者应当比其他任何国家小一些；美国在对外冒险行动中投入的军队和财力物力应当持克制态度；而大多数有影响的政治领导人则认为，美国应当起强有力的领导作用；而在冷战前的70年代和80年代，公众和领导人都认为美国需要起全球的领导作用（实际上那时美国根本不可能起全球作用，因为即便有公众的支持，美国的影响也无法扩展到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公众虽然不直接参与外交决策，但可以通过媒体和各种利益集团将他们的意见转达给决策者，而决策者在制订政策时不会不考虑公众的态度。如此看来，冷战后的美国虽然有霸权的力量（主要指物质力量）和霸权的意图（尤其是精英人物的），但却缺乏霸权的意志和霸权的动力（民众不支持）。
对照现实可以看出，作为外交政策理论，扎卡里亚的政府中心型现实主义虽然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并不全面。原因有三：其一，扎卡里亚对“权力”的界定有缺陷，他所说的“国家权力”主要指“硬力量”（即物质力量），而不包含“软力量”（如前述）；而他所说的政府权力结构中也撇掉一些非制度性的重要因素如党派政治、利益集团及舆论力量，而恰恰是后者对外交决策的影响越来越大。其二，扎卡里亚没有将国际系统考虑进去，如国际系统如何影响一国的权力实施，这中间的变数很多，即便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一个富国是否就能成为强国，这有赖于国际系统对该国的态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富裕起来的德国和日本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型例子。其三，对富国海外扩张的方式及内容的变化没有作出适当的估计，如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富国对海外扩张的方式主要不是靠军事力量，而是靠经济力量和主导国际规制；而富国海外扩张的内容已不再是领土的兼并，甚至不是政治影响，而是海外贸易和投资。尽管如此，瑕不掩玉，扎卡里亚的著作为我们分析外交政策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
（FareedZakaria, From Wealth to Power: The Unusual Origins of Americas World Role,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本书的中译本将由新华出版社出版。）
张立平：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