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0年第4期
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美日同盟
任晓、刘星汉
〔内容提要〕在克林顿政府上台之初，美国为 “短视”的经济利益所左右，对日实行高压政策，美日之间一度产生尖锐矛盾。而到90年代末，美日同盟却以一步步得到强化而告终。本文认为，从根本上说，这是双方的利益需要使然。美国欲保持全球 “领导地位”，就必须保持在亚太地区的 “领导地位”；而欲保持在亚太的地位，又必须首先巩固美日同盟，它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个关键部分和基石，多边机制不能取代美国在本地区的一系列双边军事同盟包括美日同盟。同时，这也是美国经济利益的需要使然。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仍是处于主导地位。
关键词：美国外交/美日同盟/再定义
美日同盟是冷战的直接产物，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间接产物。１９５１年９月，美国与日本在旧金山签署“美日安全条约”，美日同盟由此起航。１９６０年１月，鉴于两国关系中的变化，美日在华盛顿签署了《共同合作和安全条约》，通称新日美安全条约。它改变了美日在条约中过分不对称的状况，调整了同盟关系。在30余年间，美日同盟的结构十分稳固和稳定，１９６０年前后虽曾有一些冲击，但无伤根本。首要的原因，乃在于美日面临着共同的、压倒一切的敌人即苏联。但是由于苏联所发生的变化和冷战的终结，世界格局发生了改变，美日同盟的内外环境也出现了重大变化，美日同盟开始了深刻的调整和转变过程。
一
20世纪９０年代，美日同盟关系的发展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１９９３年１月克林顿政府上台至１９９５年２月美国发表《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这是美日同盟关系受到冲击、相互怀疑并引起反思的阶段。
第二阶段：从１９９５年２月至１９９６年４月，即从东亚战略报告发表到美日两国首脑发表《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这是美日两国完成反思，对美日同盟关系重新定位的阶段。
第三阶段：从１９９６年４月以来到１９９７年９月最终完成《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修订和１９９９年５月日本国会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这是美日同盟关系逐步强化的阶段。
在第一阶段，美日同盟呈现出随波逐流的不确定之势。
布什政府后期，美国最终取得了冷战的 “胜利”并打赢了海湾战争，但布什未能再次当选总统。究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经济不景气的局面未得到扭转。十分自然，克林顿上台后确定的头号任务，就是重振美国经济。
从千方百计振兴国内经济的考虑出发，克林顿政府在对外经济贸易方面采取了压贸易伙伴国（包括盟国）开放市场的政策，首当其冲的便是日本。日本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美国对日出口超过美对德、法、意出口的总和，然而，美国对日贸易却存在巨额逆差。１９９２年，逆差达到５００亿美元，为此，美国对日本实行了高压政策。１９９３年日本首相宫泽喜一访美时，克林顿明确提出： “冷战时期那种美日合作关系已落后于时代。……如今要特别注意经济领域中的美日关系。”美国竭力压日本落实前已承诺的把日半导体芯片市场让出２０％的保证，一再要求日本尽快制订出美国计算机、汽车、钢铁等各类产品在日本市场占有率的具体的数值指标，并要求日本承诺在三年内使其贸易顺差减少到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２％以下，这意味着日本要把１９９２年贸易顺差的总额减少一半以上。同时，美国还在汇率上做文章，有意让日元大幅度升值，以利美对日出口。【注释】周兴宝：《克林顿政府以经济为中心的内外政策》，《国际问题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３期。【注尾】
当时美国政府内部（包括白宫、贸易代表办公室、商务部、财政部等）在对日政策方面的共识是，美国一定要从日本那里得到 “真正的结果”。在国防部， “修正”倾向也很明显，在该部最高层尤其如此。国防部长阿斯平专心于保证美国的高技术工业基础在日本的 “不公平”竞争面前不被 “挖空”。他的头号对日政策，是使与防务有关的技术从日本流向美国。这种 “以技术换技术”政策（ＴＦＴ），被视为是一种 “战略性技术政策”，就像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的 “战略性贸易政策”一样。
从一开始，克林顿政府就取消了此前布什政府迫使日本进行经济结构改革的政策目标，认为与其借助市场看不见的手还不如借助日本官员看得见的手，以便快速见效。在美日贸易谈判中，美国有意识地摆出了强硬的谈判姿态，以最大限度地缩小日本谈判代表的 “摆动空间”。它要求以可检验的进展指标和 “自愿目标”为基础签订协议，一个产业一个产业地扩大美国的出口。一言以蔽之，美国想从它与日本的贸易协议中得到明确的结果。
１９９３年７月１０日，美国总统克林顿和日本首相宫泽在东京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共同发布了勉强达成的《美日新经济伙伴关系框架》的细节。这个协议几乎覆盖了所有主要部门的市场准入问题，同时也包含有继续谈判解决两国结构性差异问题的空间。这个协议还清楚地描绘了要实现的目标，如 “大大减少日本的当前账目剩余，增加外国的市场准入，大幅度增加进口”。美国则 “减少其财政赤字，提高国内储蓄，增强国际竞争力”（这些都已经是克林顿的总统经济计划的组成部分）。最为重要的是，框架文件认为 “每一个领域的措施和政策的执行以及所取得的进展，都将用质和量的客观基准来评定”。然而，美日双方对此却有不同的解释。
几乎从讨论执行框架文件的第一天起，它就在两国之间引发了前所未有的尖刻言词。用当时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阿马科斯特事后描述当时情形的话来说， “不信任是相互的”。面对美国的压力，日本一直坚持反对规定日本向美国产品让出国内市场的具体数值指标。确实，关于协议的含义和意图，美日双方争论激烈，仿佛人们已经忘记了两国是盟国。各个优先问题领域的交易，往往是在直接的报复威胁下才达成的。【注释】David L. Asher,“A U.S.Japan Alliance for the Next Century,”ORBIS，Summer 1997.【注尾】
１９９４年２月，日本首相细川护熙访美，美日举行首脑会晤。在会谈中，日本拒绝了美国关于确定日本从美国进口产品的数值指标的要求。美日谈判破裂。这是战后美日谈判的第一次全面破裂，也是日本政府第一次对美说 “不”。这是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事件。
与此同时，美国对日贸易逆差继续攀升，１９９４年达到６６０亿美元，创历史最高记录。到１９９５年年中的汽车和汽车零部件谈判之际，日本公众对美日同盟的支持达到了最低点。根据《华尔街日报》和《日本经济新闻》１９９５年４月联合进行的民意测验，在日本被调查者中，认为 “一旦日本遭到进攻可以依靠美国帮助”的人数第一次降到了５０％以下，有３８％的人认为 “显然不能”。当被问到20年后哪个国家将是日本 “最重要的伙伴”时，只有１４. ５％的人认为是美国，有６６. ４％的人回答是中国。【注释】Newsweek, Feb. 28, 1994.【注尾】不难看出，美日两国民众的彼此信任度下降。
１９９４年４月底，美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向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提交了一份备忘录，认为美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已趋全面紧张，面临 “岌岌可危”的地步。例如：与中国在人权问题上的拉锯战，与日本的贸易争端，与中国和泰国在武器扩散问题上的争执，与台湾在濒危物种方面的分歧，与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在劳工问题上的冲突，以及在新加坡鞭打一名被控破坏他人财产的美国青年问题上的争吵。这些事件汇合在一起，造成美国与亚洲国家关系的普遍紧张。在美日关系方面，美国坚持要日本同意先行讨论 “数值指标”作为衡量日本市场的对外开放程度才可恢复谈判，否则，美国不仅不同日本谈判，而且还要重新启用“超级３０１条款”，两国经济关系十分紧张。
克林顿就任总统时，对美日同盟几乎未置一词。１９９４－９５年间曾任国防部日本处顾问的美国学者戴维·阿什认为，在其第一任期的头两年，克林顿政府在经济贸易优先这一思想指导下，在保持美日同盟和阻止美日关系下滑方面无所作为，美日同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信任危机。克林顿政府头两年，安全方面唯一的重大动作是以技术换技术政策。美国国防部宣布，如果没有某种日本的两用技术返回到美国，日本的承包商将不能获得作为联合开发项目一部分的美国防卫技术。这种政策类似于克林顿那种以结果为取向的贸易政策，其结果是双方言辞尖刻和彼此怀疑的增长。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与国防有关的美国公司最后被问到它们是否希望从其日本竞争者那里得到与军事有关的技术时，几乎无人表示有兴趣。于是，五角大楼的技术政策制定者也就打了退堂鼓。【注释】Asher, op.cit.【注尾】
不过，也有头脑清醒之辈。１９９４年２月，美国驻日本大使蒙代尔在先后接受日本经济新闻社等新闻机构的采访和在东京帝国饭店发表演讲时，就表明了这样的观点：（１）美日间的经贸矛盾不能动摇双方的同盟关系；（２）美日两国应在亚太地区共同发挥领导作用。蒙代尔认为，美日两国在政治、外交、安全保障等方面一直保持着良好、健全的关系，这种相互依赖的密切关系今后仍将继续维持下去。世界上没有比美日关系更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的经济、贸易摩擦并不能动摇整个美日关系的基础。
也是在这一年的２月，日本首相细川成立名为防卫问题恳谈会的首相私人咨询委员会，其任务是重新研究１９７６年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提出建议，以供政府制定新的防卫计划大纲时参考。对此，美国国防部的反应是喜忧参半。因为，如果美国对日本防卫政策的变化反应不足，就可能加速日本游离与美国的安全同盟。相反，如果美国政府提出一系列有说服力的倡议，就能诱使日本继续做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关键盟友，扩大它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支持，并把未来寄予一种协调而持久的 “双边国际主义”。１９９４年６月底，羽田政府下台，自民党以与社会党联合执政的方式重新掌握权力。美国的戒心进一步加重，担心日本迅速漂离美日同盟。当时美国国防部关注的中心是，日本是否会要求撤出部分驻日美军，以减少日本在驻日美军方面的开支，而不是如美国国会所要求的那样增加对同盟的财政贡献。
同年７月，日本防卫厅官员把防卫问题恳谈会题为《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应有的情况：迈向21世纪的展望》的报告初稿非正式地提交给了五角大楼。报告引起了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警觉，也引起了中央情报局属下的国家情报委员会中两位顶尖的日本问题观察家约瑟夫·奈和埃兹拉·沃格尔的注意。这份报告的特点是，它并没有如以往那样重申美日同盟在日本安全保障中的中心地位，而是提出了广泛而模棱两可的建议。报告一方面突出了美国核保护伞对于确保日本国家安全的作用，强调在下一代军事体系如战区导弹防御（ＴＭＤ）方面需要与美国合作。另一方面，它对未来美国对亚洲尤其是日本的承诺提出了疑问，建议把联合国提升到与美国同样的 “安全伙伴”的水平，扩大日本军事力量的作用和使命，支持开发和获取有助于实现战略自主性的手段如情报卫星、远程海空运输工具、空中加油机等。【注释】防卫问题恳谈会：《日本的安全保障与防卫力应有的情况：迈向21世纪的展望》，１９９４年８月１２日。【注尾】报告很好地抓住了日本对美国作为保护者的可靠性问题上正在增长的疑虑，反映了日本政府内部在 “一旦美日安全关系严重恶化时日本该怎么办”这一问题上的混乱认识。
早在首相咨询委员会的报告发表之前，美国国防部日本处就聚集了一个由政策分析家和政策计划者组成的小组，全面分析正在进行的恳谈会报告内容。小组的结论是，报告强调日本的多边、双边和单边安全选择是一个试探气球，既是为新的防卫大纲奠定基础，也是试探美国是否真心实意想保持未来强有力的美日伙伴关系。美国国防部确信，美国必须迅速采取坚决的行动，向日本表明，美国既不会退出亚洲，也不会采取导致降低美国对日本安全承诺的步骤。这时已确定出任负责国际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的约瑟夫·奈把重申和提升美日安全同盟作为其首要任务。【注释】Asher, op.cit.【注尾】
约瑟夫·奈对日本早有兴趣。１９９３年，有国防部长威廉·佩里及奈本人参加的阿斯彭战略小组曾发表题为《扼制正在升起的太阳：美国对付日本作为全球大国崛起的战略》的报告，提出美国必须制定新的对日战略，这一战略应包括四个要素：
首先，必须以明确的美国国家利益概念为基础，但在执行时必须考虑到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一种战略只有明确规定、区分并力求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才能在政治上长期维持下去。但是除非这种战略还通过强调两国共同利益鼓励日本合作，否则不可能成功。
其次，必须把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结合起来。美国的新战略必须承认在新的世界秩序中经济对保证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一项建立地区安全结构的积极主动的政策必须伴之以使美国长期介入亚洲经济的协调一致的努力。
第三，美国新的对日战略要长期存在下去，还必须从国内和国际的机构上表现出来。这些机构能使政策变为长期战略，不受日常政策的牵扯，并且使日常政策变化有一个框架。
第四，美国对日政策必须植根于长远战略。美国现在是，并且今后仍将是一个有着相互联系的全球利益的全球大国。它对美日关系的态度还将影响到更加广泛的美国同亚洲和欧洲的关系。因此，美国的对日战略只能是对付国际新秩序挑战的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注释】Joseph Nye et al.,“Harnessing Japan: A U.S.Strategy for Managing Japans Rise as a Global Power,”Washington Quarterly, Spring 1993.【注尾】
奈认为，现行美国对日政策是充满矛盾的政策结合体。日本没有被置于其应有的位置。相反，只有当一个日本首相下台或美国考虑进行贸易制裁时，日本才能进入总统的议事日程。迫在眉睫的是，美国政府必须确定，日本是美国进入世界上经济增长最快地区的入口，还是需要 “敲打”的经济对手和潜在的军事对手。一方面试图与日本重新谈判驻军费用负担和相互提供服务协议，以便能够在亚洲出现危机时依靠日本的后勤支援，而与此同时又在经济上威胁日本，这对国务院和国防部那种不花力气的想法即认为经济政策和安全政策可以分开无疑是个嘲弄。克林顿政府没有把经济和安全利益联系起来并制定一个全面的对日战略，而只是想走捷径，毫不考虑这样一种行动对美日同盟的损害以及对美国在亚太地区其他地方利益的损害。
因此，约瑟夫·奈及其顾问们敦促美国政府考虑日本在美国长远的国际战略中的地位和作用。他们认为，全球均势向亚洲倾斜意味着日本的战略重要性是增加了而不是下降了。
无论如何，就像美国在海湾战争中所领悟到的那样，实现未来战略目标的关键是与具有共同利益的盟国密切合作。因此，按照奈的观点，日本的力量必须加以 “扼制”（harnessed），使其对美国有利。不能把美日关系当作冷战的遗物予以废弃，而要缔造一种更为平衡的同盟以应付２１世纪的发展变化。
１９９４年１１月，美国制定对外战略的中枢白宫决定对日采取集中的主动行动，并决定由国防部而非国务院主其事。在国防部长佩里的大力支持下，奈立即着手工作。首先，他和其他有关高级官员开始同日本方面讨论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对于美国的重要性并传达美国的希望，即希望是美日双边同盟而不是联合国或多边主义成为日本未来战略大纲的基础。其次，奈迅速获得授权进行部门间的亚太政策评估，目的是制定一种新的协调一致的东亚战略，清晰地阐明美国的承诺和利益，重新激发亚太国家对美国在该地区存在的信心。第三，奈启动了就重新评估１９７８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进行美日对话，目的是就扩大日本在同盟内一系列的作用和使命，建立起双边共识。
由此，根据奈的设想和美国的主动行动，美日开始重新检讨、研究美日同盟。反思和重新定位的结果，便是１９９５年２月发表的在奈主持下写就的《美国对东亚太平洋地区的安全战略》报告。
报告的措辞跟美国政府的其他报告一样坦率，称 “在保持在亚洲的同盟结构，以之作为地区稳定的基础和作为促进美国对亚洲一些关键问题的影响力的手段方面，它显然与美国利害攸关。亚洲的朋友和盟国对于我们许多方面全球战略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报告认为， “美国在本地区的利益是互相促进的：安全是经济增长所必需的，安全和增长使人权更有可能受到尊重，民主更有可能出现，而民主化将减少国际冲突的可能性，因为民主国家相互之间不打仗。” “在审视亚太地区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就是安全，美国坚定的军事存在将继续是保持美国在世界上这一生气勃勃的地区的安全作用的基石。”从经济上看， “美国经济越来越依赖贸易；在过去的20年间，商品出口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翻了一翻，从５５％上升到了１１６％。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亚洲出口。７０和８０年代，美国对亚太地区出口的增长是对欧共体出口增长的两倍。”具体到日本，报告认为，对美国来说，“没有比美日关系更为重要的双边关系。”无论是对美国的太平洋安全政策，还是对美国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言，美日关系都是根本性的。美日同盟是美国的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这份报告中耐人寻味的一句话，或许也是报告中最重要的一句话是，“我们不能允许贸易摩擦损害我们的安全同盟，而如果要长期保持公众对美日关系的支持，在解决双方根本性的经济问题方面必须继续取得进展。”【注释】“United States Security 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 Department of Defense,Offic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ebruary 1995.【注尾】
二
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的发表，标志着美国对日战略新阶段的开始，也标志着美国重新把安全放到了美日双边外交的首位。其结果，是阻止了同盟的放任自流。以此为契机，美国和日本得以重申美日安全伙伴关系的重要性。
在此前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情，为美日同盟最终的重新定位作了准备和铺垫。
１９９５年１月，克林顿在白宫会晤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后，公开转变态度，放弃了此前的强硬立场，淡化日本对美国贸易每年６００亿美元顺差的重要性。
同年６月，美日汽车谈判达成协议。汽车贸易难题一向被视为美日贸易摩擦的象征。在美日签订汽车贸易协定之前，汽车和汽车零部件领域的贸易不平衡曾高达３７０亿美元，占美国全部贸易逆差的1/4，对日贸易逆差的６０％以上。因此，汽车贸易是美日之间的头号摩擦 “悬案”，是 “一揽子经济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美日汽车贸易谈判达成协议使美日贸易摩擦出现了冷战后少有的缓和状态，成为美日贸易摩擦趋缓的转折点。 １１月２８日，随着美日双边对话紧锣密鼓的进行，日本内阁会议正式通过新的《防卫计划大纲》，以取代沿袭了１９年的、１９７６年三木内阁时期制定的《防卫计划大纲》。
新《防卫计划大纲》涉及制定大纲的宗旨、国际形势、日本的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的作用、日本必须保有的防卫力量的水平，以及在发展防卫力量时的有关注意事项。新大纲的突出特点之一，是强调日美同盟，进一步加重日美安全保障体制的分量。１９７６年的《防卫计划大纲》曾充分肯定日美安全同盟在维护安定的国际环境和防止针对日本的大规模侵略方面的作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则进一步肯定，日美安全保障体制对确保日本的安全和日本周边地区安定的国际环境是 “必不可少的”。《读卖新闻》记者专门作了一个比较，发现１９７６年《防卫计划大纲》只有三处提到日美安保条约或日美关系，而新《防卫计划大纲》却有13处提及，并且详细罗列了日美两国在安全保障方面的具体合作领域，诸如 “交换情报”、 “协调政策”、 “交流军事技术”，以及开展共同研究、共同演习和共同训练，创造便于美军在日本驻扎的条件等，甚至包括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冲突以及在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中，也将谋求 “圆满地有效地运用日美保障机制”。【注释】参见吴寄南：《冷战后日本防卫政策的重大调整：〈新防卫计划大纲〉剖析》，《国际问题论坛》１９９６年第１期。【注尾】
若把此前的１９９４年防卫问题恳谈会报告与新《防卫计划大纲》两者相比较，也可以发现意味深长的变化，前者强调联合国的作用和日本自身能力，后者则强调美日同盟是 “不可或缺的”，并确定了提高 “美日安全安排的可信赖度，确保这些安排的有效执行”的先后顺序，包括密切的政策协商，扩大防务技术合作方面的共同规划，保证为驻日美军提供费用等等。
此外，新《防卫计划大纲》的措辞也为日本在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打开了门户，而又避开了日本宪法是否允许进行 “集体防卫”活动的难题。所谓 “集体自卫权”，就是指在本国并未直接受到攻击而与本国关系密切的国家遭到武力攻击时，本国以武力去阻止这种进攻的权利。长期以来，日本政府内部就有这样的看法，即日本具有集体自卫权，这是联合国宪章第５１条赋予的，并由１９５１年《旧金山和约》第５条和１９６０年《新日美安全条约》的序言所承认的，但这一权利的运用为日本宪法第九条所禁止。
根据美日原先的安排，克林顿定于１９９５年１１月在出席亚太经合组织大阪会议前访问日本，美日已商定并开始草拟《美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确定在克林顿访日时由两国首脑共同发表。新的《防卫计划大纲》当在克林顿出席大阪会议前后与《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差不多同时发表，实际上两者是相互联系、相互呼应的。然而就在克林顿访日前夕，美国国内立法与行政两大部门，在预算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导致很多政府部门暂时关门而无法运作。克林顿遂决定推迟访日并由副总统戈尔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只是由于这个原因，新《防卫计划大纲》才先于联合宣言发表。
９０年代美日同盟的发展过程，也是 “日本威胁”论在美国走向消退， “中国威胁”论则随之兴起的过程。 “日本威胁”论消退的背景，是美日国内经济发生了不同的变化。
从１９９１年４月起，日本经济陷入 “平成萧条”，其严重程度为战后之最。日本经济迟迟不能走出低谷，从１９９２年开始连续数年几近零增长。
１９９３至１９９５年间，日元出现了戏剧性的升值。由于日元的持续升值，美日贸易因之出现了很大变化。其一当日元同美元的比价接近８０：１时，只有不到１０％的日本汽车出口商能够赢利，对日本产业界来说，货币市场的这种形势比美国所能作出的任何形式的制裁都要严厉。其二，在无休止的谈判拉锯过程中，美国谈判代表挫折感颇深，他们似乎最终认识到自己所付出的努力和所能得到的结果根本不成比例，美国消费者和依靠日本的一些美国产业也因贸易摩擦而受到了消极影响。其三，由于李登辉访美而造成的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和朝鲜半岛形势，美国意识到了日本的重要性和强硬的经济政策可能付出的政治代价。这些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使美国选择了妥协，放弃了它的 “客观基准”和 “市场份额增长”的要求，而在规则和措施方面转而争取达成不那么具体的协议。汽车谈判协议的达成是克林顿强硬的对日贸易政策的微妙的转折点。此后，美国政府在对日摩擦方面迅速降温，并开始谈论美国在国外打开市场战略的 “巨大成就”。
美国政府20多个打开市场的协议，其中有些确实取得了相当的进展，在金融服务业（养老基金管理和手段创新）、保险业和蜂窝电话等方面尤为突出。在使用美国汽车零部件和扩大美国航空公司在日本的降落和运输权等方面的谈判也取得了进展。美国在进行了多边或双边谈判的领域出口的增长是未进行谈判领域的２５倍。与此同时，日本对美国制成品的出口显著下降，尤其是汽车。其结果，美对日贸易赤字连续23个月呈下降之势（直至１９９６年１０月），日本的贸易顺差从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３％降到了１４％。
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出现强势增长。由于美国科学技术，尤其是高技术领域的固有优势，美国式市场经济体制的特点，也由于克林顿政府推行美国式的产业政策，政府、企业、大学增强合作，再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美国经济逐步恢复活力，产业竞争力迅速恢复和增强，如汽车工业，就重新超过了日本，夺回了市场。美国当前账户和预算赤字显著下降，储蓄和投资有了增长，美国公司的竞争力重新增强。
由于日本进口的增加和对美出口的下降，日本对美贸易顺差在１９９４年第4季度达到顶峰后开始呈下降趋势。据日本大藏省统计，１９９５年日本对美顺差为４５５６１亿美元，较上年减少１７％，远高于日本总体贸易顺差减少１１４％的平均水平。即使按照美国方面的统计，其对日贸易逆差１９９５年也出现了4年来的首次下降，比上年减少９７％。【注释】数据见杨伯江：《日美贸易摩擦何以趋缓》，《现代国际关系》１９９６年第３期。【注尾】
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美国产业复苏，中国综合国力增强，在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下，美国一度甚嚣尘上的 “日本威胁”论逐渐消退，美国人开始客观地、不带感情色彩地看待日本的实力了。美国专栏作家罗伯特·塞缪尔森在一篇评论中写道： “由于日本经济的失败，主张以日本为榜样的看法已失去了其合理性。只有美国才能在下个世纪保持世界上最大且生产率最高的经济大国的地位。”日本威胁论的消退从各种舆论调查中也可见一斑。日本《朝日新闻》驻美国总分社社长船桥洋一认为，美国人对日本的感情在１９９２年１月布什总统访日时降到最低点，从１９９３年夏天开始逐渐恢复。到１９９３年年底，对日本存有 “好感”的美国人达到６０％。在另一次舆论调查中，美国 “具有影响力阶层”的近３０％的人认为，日本的经济力量在本世纪末将走下坡路。此外，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也微妙地影响了对日本的看法。由于中国经济的迅速增长和所谓的人权、核扩散、导弹技术扩散等问题，美国人开始越来越关注中国。美国哈里斯公司的副总经理德维特·克雷恩称： “美国人开始把中国和日本相比较。照此下去，美国公众对中国的反感将日趋加剧，相反，对日本的好感将与日俱增。”【注释】船桥洋一：《美国对日本的看法发生变化》，《朝日新闻》１９９４年１月２７日。【注尾】
根据美国商务部的统计，１９９６年６月，美国对华贸易逆差首度超过对日本的贸易逆差，该月中国对美国的贸易顺差达到３３亿美元，超过了日本对美贸易顺差的３２亿美元。这为美国国内舆论从 “日本威胁”转变为 “中国威胁”又提供了一个 “依据”。【注释】例如理查德·伯恩斯坦和罗斯·芒罗：《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隋丽君等译，新华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１０９页。【注尾】
三
第三阶段是美日同盟一步步得到强化的过程。
１９９６年３月，台湾举行 “总统直选”。为了表明严正立场，中国大陆在台湾海峡及其邻近地区举行了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和导弹发射试验，美国则派遣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先后进入该地区，从而形成了一场 “台海危机”。从时间上说，这场危机与《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的发表是个微妙的巧合。
１９９６年４月，美国总统克林顿对日本进行了一次推迟后的访问，美日首脑发表了《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联合宣言的发表，标志着冷战后美日同盟一个新阶段的开始。
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的头两年，美国把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和打开市场放在优先于关注美日安全同盟的位置上。而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结束之时，美国已大幅度地改变了战略，重新选择了走以往历届政府走过的 “防务第一，贸易其次”的道路。到１９９６年４月克林顿访日之时，美日已把贸易问题放到了一边。
《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是美日一年多紧锣密鼓的磋商和研究的结果。宣言称，两国政府集中研究了过去一年多来不断变化的亚洲太平洋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保障形势以及两国之间的安全保障关系的各个侧面的问题。双方确认，要使日美之间的合作基础牢固地继续下去，而且在２１世纪继续维持这种伙伴关系是 “极其重要的”。这是基于对地区安全形势的认识，即亚洲太平洋地区 “依然存在着不稳定和捉摸不定的因素。朝鲜半岛仍然存在着紧张局势。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军事力量依然大量集中存在着。”为了加强两国在安全保障方面的信任关系，美日要努力推进以下领域的合作：
（１）基于两国之间在防卫问题上的密切合作是美日同盟关系的重要因素的认识，两国继续进行密切协商是不可缺少的。两国政府要就国际形势特别是亚洲太平洋地区的问题进一步交换信息和意见。与此同时，为了对付在国际安全保障形势方面可能发生的变化，双方要就最能满足两国政府需要的防卫政策以及包括驻扎日本的美军的兵力构成在内的军事形势，继续进行密切协商。
（２）为了增进日本同美国之间已构筑的密切合作关系，要开始重新研究１９７８年制定的 “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有必要研究在因日本周边地区可能发生的事态而对日本的和平与安全产生重要影响的情况下的日美合作问题，并促进日美之间的政策调整。
（３）鉴于日本自卫队同美军之间在合作的所有方面互相运用的重要性，日美在下一代支援战斗机（Ｆ－２）等技术与装备领域，要进一步加强相互交流。
（４）为了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扩散，两国要采取一致行动，与此同时，要在已经开始的弹道导弹防御研究方面继续进行合作。
在进行 “地区合作”方面，《联合宣言》提到了三个国家，即中国、俄罗斯和朝鲜。宣言重申，《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是日美同盟关系的核心，是日美相互信赖关系的基础，是日美在全球规模问题上实行合作的基础。
在《联合宣言》中，美日重申 “双边安全条约对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性”。作为双方扩大两国战略关系之作用的第一个步骤，日本与美国签署了平时相互提供服务协议，使日本在联合演习和国际维持和平行动中为美军提供后勤支援成为可能。
《联合宣言》标志着美日同盟的目标、范围和作用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１）美日要把两国之间产生于冷战时期的双边安全合作体制变成冷战后时期亚太地区安全秩序的支柱。 （２）该体制的作用将从遏制苏联、 “保障日本的安全”变为对付地区内各种 “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处理 “紧急事态”， “维持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３）适用范围从原来针对 “日本有事”扩大为 “日本周边地区有事”，从日本本土及菲律宾以北的 “远东地区”扩大到整个亚太及至波斯湾地区。【注释】杨伯江：“《日美安全保障联合宣言》意味着什么”，《现代国际关系》１９９６年第６期。【注尾】
与此同时，经过美日双方的协调，美军继续使用冲绳基地的问题趋向解决。
在驻冲绳美军军事用地中，有相当一部分的租借期限将于１９９７年５月１４日到期。例如驻冲绳美军楚边通信所和嘉手纳机场等12处军事用地的土地使用合同期限都将到期，但冲绳的土地所有者们无意与日本政府继续签订土地租用合同。随着租借期限的日益迫近，日本政府顶住反对美军继续驻留冲绳的压力，于１９９７年４月初通过了同意驻日美军继续使用冲绳军事用地的《驻日美军用地特别措施法修改案》。４月１１日，日本众议院以压倒多数通过了《特措法修改案》。１７日，“修改案”又在参议院以多数票赞成得到通过。至此，因冲绳县知事大田昌秀拒作代理签名而引发的美军强制使用土地问题得到解决。
制定和修改冲绳美军用地的法律，这已是第三次。第一次是制定《公用地法》。该法规定在冲绳回归五年内强制征用土地。可是到了期限以后，日本政府以包括美军用地在内的全县的地籍划分不明确为由，又制定了《地籍明确法》，五年的期限延长为十年。在地籍划分明确以后，日本政府又采取一项措施，即将本土适用的《驻日美军用地特别措施法》应用到了冲绳，该法是日本政府根据日美安保条约，承担为驻日美军提供基地的义务，于１９５２年制定的法律。从那时起，在冲绳的驻日美军一直以此为依据，甚至不顾冲绳县居民的反对，通过日本政府，采用强制签订租借合同等手段占用日本的公有土地和一部分民有土地用于军事设施。
在此次对“特措法”的修改案中，有一条规定最为关键，此即 “在土地使用合同期满最后一日前，若没有完成取得土地使用权的必要手续，只要提供补偿损失的担保，就可以继续使用”，这就为美军继续占用冲绳县民土地的行为提供了合法依据。
值得注意的是，在让美军继续驻留冲绳从而维护美日安全同盟的问题上，自民党和新进党这两个“冤家对头”握手言和，共同促成了《特措法修改案》的顺利通过。由于得到了新进党和民主党的支持，《特措法修改案》在众议院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得到通过。这就是说，在维护甚至加强美日同盟这一点上，日本政界的主流势力是有共识的。
根据美日首脑《联合宣言》的精神，美日要对两国的防卫合作指针进行修订，目的在于具体确定美日双方在同盟内新的作用和使命。评估是由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成员为美国国务卿、国防部长和日本外相、防卫厅长官）下的防卫合作小组委员会进行的。在经过一年多的研究讨论之后，美日于１９９７年９月２３日最终公布了修改后的新的《日美防卫合作指针》。
与１９７８年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相比，新的“防卫指针”发生了至少五个变化：
（１）极大地扩展了美日军事合作的领域，由原来主要用于保障日本的安全，转变为主要在亚太地区维持和进一步确立有利于美日两国的军事态势和安全秩序。
（２）其对付的重点由北向西转移，即由原来的以对付苏联威胁以及遏制苏联为主，转向对付所谓 “中国的威胁”及所谓 “朝鲜半岛的威胁”为主。
（３）由以军事手段对付军事入侵为主，转变为以军事手段为后盾、运用多种手段对付包括军事冲突在内的多种事态，尤其是干涉在日本周边地区发生的被美日两国认为是影响它们利益的事态。
（４）由消极防卫为主、积极干预为辅，转为二者并重，对周边地区的积极干预为先；由采取干预行动时的美国实施、日本支援，转为共同参与、分类实施。
（５）以军事职能为核心，进一步扩大了日本所承担的各项职能，通过在美日安保体制和以联合国为中心展开的国际维和行动之间架起桥梁，为日本参加海外军事行动开辟了新的通道。【注释】臧志军：《析新日美防卫合作指针》，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全球问题研究中心通讯》１９９７年１１月号。【注尾】
显然，这一评估和修改，是冷战后美日同盟强化的又一重要发展。
１９９９年５月，日本国会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的相关法案，即包括自卫队法的部分修正等在内的《周边事态法案》。该法案称周边事态是 “若置之不理就有可能直接发展为对我国发动武力攻击等在我国周边地区对我国的和平与安全造成重大影响的事态”，制定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对付 “周边事态”而 “规定我国实施的措施、实施程序和其他必要事项”，以便有效运用日美相互合作和安全保障条约。显然，这是通过国内立法的形式对日本实施新的“美日防卫合作指针”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加以规定并使之合法化。至此，历时数年的强化美日同盟、完善美日 “有事体制”的过程终告完成。
四
分析美日同盟的走向，需要我们探讨冷战结束后美日关于未来战略取向的辩论，因为美国之于日本和日本之于美国，都是各自对外政策考虑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是较为突出的部分。
先看日本。在冷战时代，日本国内关于日本安全政策的辩论大致有三派。第一派是右翼民族主义者，他们认为日本应修改战后的宪法，使之允许不受阻碍地重整军备，包括获得力量投送能力，同时应探寻一种减少对美依赖的外交政策。第二派是左翼的和平主义者，他们主张应严格遵守宪法所体现的和平主义原则和非武装的中立主义政策。第三派是主流分析家，他们支持政府的政策和对宪法的解释，建立防卫性的军事力量，保持与美国的安全关系。
１９９０－１９９１年间，海湾战争和苏联瓦解的双重冲击使上述争论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日本必须承担更多的与经济能力相称的责任和负担这样一种认识有了增长，中立主义和严格和平主义外交的支持者影响力下降。民族主义的 “大国自主”的鼓吹者影响有所上升，受到很多注意，尤其是外国媒体的注意。当然，他们对日本安全政策的影响仍有一定限度，不应夸大。关于具体政策意义的突出辩论是在主流分析家中间展开的，主要形成了两派，即 “大国国际主义”与 “和平国际主义”之争。所谓国际主义，是在两派都支持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以及与西方大国相协调来追求日本的国家利益这一意义上而言的。但两派在以何种适宜的方式进行这种国际合作问题上存在分歧。【注释】参见兰德公司为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撰写的报告。Mike M. Mochizuki,“Japan: Domestic Change and Foreign Policy，”RAND, 1995. Prepared for the Office of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by RANDs National Defense Research Institute.【注尾】
“大国国际主义”（下称大国主义）主张日本承担与经济力量相称的军事责任，重振冷战后时代的日美同盟。他们认为，日美安全伙伴关系是枢纽，与此同时日本要参与发达工业国家的 “大国协调”，以保持稳定的全球安全秩序。这一派人物包括冈崎久彦、佐藤诚三郎和西原正等。他们所提出的政策主张是：扩大对驻日美军的支持，包括财政支持和物质支持两个方面（例如提供美国航空母舰所需燃料的费用）。而且，不仅要为美国在日本，而且要为美国在太平洋的驻军开支提供财政贡献；在保卫日本列岛之外的亚太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中与美军合作，重新解释甚至修改美日安全条约以使日本能够发挥更广泛的地区安全作用；提升与美国的防卫技术合作（例如联合开发战区导弹防御体系）；通过立法允许向海外派遣自卫队救援日本公民；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包括担负战斗性使命），建立维和行动的地区训练中心，最终充分参与联合国维护和平的行动，并使日本成为常任理事国；重新解释甚至修改宪法，不仅明确使自卫队合法化，而且批准集体自卫权。
这些思想和主张，在海湾危机前后自民党的 “国际社会贡献委员会”报告中已初露端倪。该委员会的主席便是小泽一郎。小泽后来在《日本改造计划》一书中进一步发展了这些思想，并引入了 “普通国家”的概念。【注释】小泽一郎：《日本改造计划》，冯正虎等译，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注尾】在日本的主流新闻媒体中，《读卖新闻》越来越支持类似大国国际主义的观点。１９９２年，该报组织了一个战后宪法研究委员会，建议制订《安全基本法》阐明日本的个体和集体自卫权，并使其合法化。
与此相对照， “和平国际主义”派认为，日本应该在战后和平主义传统的基础上主要通过非军事途径对世界事务作出贡献，成为 “全球和平大国”。这一派尽管没有提出像小泽一郎的 “普通国家”那么清晰的观念，但它在日本民众中间得到了更大的支持。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包括《朝日新闻》驻华盛顿分社社长船桥洋一和东京大学的加茂等。和平国际主义提出的政策主张是：遵守严格限于防卫的军事思想，放慢防卫开支增长速度；在地区和全球的层次上积极参与并促进军备控制进程；明确承认日本的侵略历史以赢得亚洲国家对日本更大的信任，同时支持本地区的人权和民主化；促进地区经济一体化，以之作为减少东亚各国间地缘政治上互不信任的一种方式；主要通过非军事途径（例如外援、人道主义救济和非战斗性维和行动）对国际安全作出贡献，发展一种不太强调获得经济利益，而更多地支持环境保护等其他事务的外交政策；作出努力增强多边机制（例如联合国）的作用，在争当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行动方面自我克制。
日本政治家细川护熙等所发表的著作，包含了和平国际主义的不少方面。
由于９０年代参加细川的 “七加一”联合政府和作为村山和桥本政权基础的三党联盟的各政党之间在安全政策上的分歧，大国国际主义与和平国际主义之间的思想辩论是形成政治重组过程中的一个关键因素。两种思想的合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日本外交战略的取向。
在美国国内，处在这样一个从冷战到冷战后时代的大转变中，东亚战略也自然地引发了不同观点的争论。美国战略家认为，关于美国的东亚战略可以设想出五种战略选择：
选择一：从东亚撤出，实行一种西半球战略或以大西洋为唯一关注对象。
选择二：从与该地区国家的双边同盟中撤出，因为冷战已经结束了。这一战略主张让正常的均势政治代替美国的领导作用。美国在其中起平衡者的作用。在这种主张的支持者看来，对美国来说，这是一种成本最低的战略选择。
选择三：建立松散的地区机构取代东亚的同盟结构。
选择四：创立类似于北约的地区性同盟。
选择五：保持美国的领导作用。【注释】Joseph S. Nye, Jr.“The Case for DeepEngagement，”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5.【注尾】
对于第一种选择，实际上并没有人认真地对待。第三种选择并非易事，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否则不可能很快形成。而要实现第四种选择的目标，似乎可能性不大，实际上并不可行。真正的争论是在第五种选择与第二种选择之间进行的，前者以约瑟夫·奈为代表，后者以查默斯·约翰逊、特德·卡彭特等为代表。
约翰逊认为，现存的美日安全体系既没有反映美国已经变化了的世界地位，也没有反映地区性的地缘政治现实。在日本并没有面临可想见的威胁之时，美日安全关系使日本继续以美国的力量为代价，使经济力量对比朝对日本有利的方向发展。约翰逊主张从日本撤出美军地面部队，修改或和平地摒弃美日安全条约，让一种正常的力量平衡机制在西太平洋发挥作用。他认为，日本是非常适合于在这一地区 “平衡美国和中国的利益的”。【注释】Chalmers Johnson & E. B.Keehn,“The Pentagons Ossifie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July/August 1995.【注尾】
美国思想库凯托研究所对外政策研究部主任特德·卡彭特持有类似的主张。他认为，华盛顿牺牲美国纳税人的利益补贴日本的防务。自５０年代以来，这种补贴已达近９０亿美元（按１９５５年美元价格计算）。它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促使日本继续白白地享受美国提供的安全保障。日本大肆吹嘘它作为东道国每年提供的５０亿美元的支持，实际上，对于美国承担的安全义务总开支而言，这不过是个零头而已。那些坚持要使日本继续处于依附状态的美国官员和对外政策专家认为，如美国撤出，日本在较大程度上重新武装起来，就会引起日本的东亚邻国的惊恐，而导致地区军备竞赛和危险的不稳定状态。卡彭特认为，不应夸大这种前景，而认识到，日本公众一定会帮助遏制今后的某个政治领导人可能抱有的任何侵略图谋。50年来，日本公众不仅抵制军国主义，而且连有限地扩大日本的军事作用都抵制，这样的公众是不大可能赞成大规模扩充军力和狂热的军国主义主张的。卡彭特认为，美国应发展一种基于冷战后的世界现实而不是基于过去时代的美日关系。在过去的时代，日本缺乏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自信、独立作用的经济实力或政治信心。新的目标应该是平等的双方之间的成熟关系——这种关系承认日本在各个方面都是大国。美国必须采取几项措施促成真正实质性的变化：（１）应通知日本，美打算在今后五年从日本领土撤走美军，两年后将宣布废除安全条约。到那时，预料日本将完全依靠自己提供防御。（２）应向日本表示，美不再反对日本在政治和军事上在东亚采取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相反，美国的态度应是：期待日本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大国使东亚局势稳定、帮助解决争端和遏制可能出现的分裂或扩张主义威胁。（３）美日同盟应由一种比较有限的、非正式的安全关系来取代。美国总的目标应该是在东亚建立相对稳定的均势。美日合作不应采取缔结联盟的形式。在东亚的安全均势中，美国不应成为最初的介入者，而应该在最后解决中起平衡作用。采取这一战略的最关键步骤是把首要的地区安全责任移交给该地区的主要大国日本。【注释】Policy Analysis, November 1, 1995.【注尾】
在几派的争论中，主流是清楚的。以约瑟夫·奈等为代表的主流派认为，美国从东亚双边同盟中撤出并转而起一种平衡者的作用，这样一种战略在实践中将是成本高昂而又破坏稳定的。东亚的力量结构不是美国可以在各国之间机械地调整其关系的那种稳定的平衡。东亚各国对均势取向的反应将会导致地区军备竞赛。由于美国不得不去平衡该地区的力量，因此其参与将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也更为危险。美国将只能自我消化这些成本而失去由亚洲盟国分担负担这样一种收益，目前盟国的分担使美国的开支每年减少５０多亿美元。此外，这样一种战略忽视了、也浪费了美国在该地区已经作出的投资。奈认为，美国的最佳选择是保持和加强双边同盟，保持美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作用。１９９５年的美国东亚太平洋安全战略报告正是体现了这一主流观点。
主流派所主张的这一战略有三个组成部分，其中心是加强双边同盟，确定其在冷战后时代的新基础。其次是保持美国的前沿军事存在。第三是发展地区机制，这些机制不是要代替美国与东亚国家的双边同盟或者把它们统一起来，而是一种地区性的建立信任措施，简言之是补充而不是取代美国在同盟中的领导作用。这种地区机制在经济领域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安全领域则是东盟地区论坛。
从理论上来分析，联盟或同盟有四个主要功能即增强对外力量、内部安全、约束盟国，以及建立国际秩序。
影响联盟的建立、持续或衰亡有多种因素，有一些是特别重要的 “决定性因素”。这些决定性因素影响着联盟的特征和联盟所发挥的功能的性质，但它们主要涉及的还是联盟的基本问题，例如联盟是否能存在、是否有用和是否重要。
由此来看美日同盟，四种功能中第一种功能即增强对外力量在冷战时代曾是美日同盟的首要和主要功能，即两家结为同盟共同对付苏联威胁。冷战结束后，增强对外力量的功能减退，而约束盟国和维持 “秩序”的功能日渐突显。就拉住日本而言，美国感到在冷战后时代外部环境已经改变的条件下，有必要赋予美日同盟以新的功能，从而使其避免漂流，保持活力。就维持 “秩序”而言，美国需要在东亚有一个可靠的伙伴共同维持一种符合其战略利益的 “秩序”。这一可靠伙伴的首选便是日本。此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拉住了日本，美国才能有效地维持地区秩序；只有维持住了某种秩序，美国才能更好地把日本纳入其战略轨道。
美日同盟的走向取决于各种短期和长期因素相结合形成的合力。这些因素中既有比较确定的因素，又有某些不确定的因素。这就形成四种情况：（１）短期的确定因素，例如美日互有需要；（２）短期的不确定因素，如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３）长期的确定因素，如中国的崛起；（４）长期的不确定因素，如两国国内政治支持的变化。不管是短期还是长期，只要在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仍存在着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美国就会认为它有充分的理由保持在这一地区的存在，日本也会认为它有充分的理由希望美军继续驻留。
五
自从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美军占领日本时期告终以后，美国的每一位总统、国务卿、国防部长，日本的每一位首相、外相、防卫厅长官，在各个场合，以各种方式，反复重申一句话：美日同盟是两国各自对外政策的一块基石。战后，日本充分而有效地利用了美日同盟所提供的条件实现了经济发展。它从美日同盟中得到了极大的好处，这是确实无疑的。同样确实无疑的是，美国也利用了美日同盟为它的全球战略服务。正因如此，美日同盟才能历数十年而存在至今。
１９９３年克林顿政府上台以来美日同盟的演变说明，安全关系在美日关系中所占有的重要的分量。美日经济摩擦曾经十分严重，但最终还是让位于同盟，不允许它影响美日同盟关系。
从根本上说，这是双方的利益使然。美日同盟是美国亚太战略的一部分和基石，多边机制不能取代美国在本地区的领导地位和美日同盟。同时，这也是美国经济利益的需要，是在亚洲寻求产品市场、为国内创造就业机会的需要。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仍是处于主导地位的。从冷战到冷战后，美日同盟关系中的力量、地位和义务不对称性虽有改变，但不对称性依然存在，美国仍是主导的方面。然美国亦有隐忧，即担心日本在 “成长”过程中逐渐脱离美国。故此，一旦把战略需要摆在适当的位置时，美国就会紧紧攥住日本，不让日本游离美国的战略轨道。美国在同盟中的主导性有不少例证，发表《联合宣言》是一例，修改“防卫合作指针”是又一例，拉日本合作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亦然。所有这些均表明是美国处在主动地位。
冷战结束后，由于共同敌人的消失，美国的某些盟国曾担心美国是否能保持它对盟国的承诺。现在看来较为清楚的是，美国选择了同地区强国建立强有力的关系，利用地区强国维护其利益的政策，认为这是一项能使美国以最低的成本在世界上发挥最大影响的政策。在中东，美国借重以色列和埃及的力量，打压利比亚、苏丹和叙利亚。在南美洲，巴西、阿根廷、智利是地区强国，阿根廷更是已被美国视为 “非北约战略盟国”。欧洲是美国与之有着一个长期的多边军事同盟的唯一大陆，美国有各种理由要使北约继续存在下去，与此同时，美国也试图同欧洲的主要国家建立更加密切的双边关系，与德国的关系就是其中的组成部分。而在亚洲，很显然，美国依靠的是日本和韩国。因此，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对外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利用地区强国保护和促进美国的利益，从而保证以尽可能低的费用维持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和 “领导地位”。这对美国来说是最可靠、最经济的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在冷战结束、苏联这一共同敌人消失后，美国千方百计要使美日同盟继续保持活力的最根本的原因。修订“美日防卫合作指针”使其成为日美安全条约的 “实施细则”，是要使美日同盟适应新条件下的安全需要。由此我们可以预计，美日间的相互需要决定了美日同盟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还会继续存在下去。
任晓：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副教授
刘星汉：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