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0年第4期
在新的现实中解释过去：在中国与历史和历史学家的短暂相遇
埃里克·方纳
2000年6月，应一批中国大学的邀请，我和妻子以及我们12岁的女儿一起在中国访问了三个星期。我在天津的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西安的陕西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的华东师范大学作了演讲，演讲的题目包括自由的概念在美国演变的历史、内战以来美国黑人地位的变化，以及美国史学研究近来的趋势和动向。此外，我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世界历史研究所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并会见了中国历史学会的负责人。中国历史学会是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对应组织。这次访问是由我以前的学生王希协助安排的。王希出生在中国，90年代初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美国史的博士学位，现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印第安纳大学作教授。他每年夏天都回中国去教书。
从个人角度来说，这次访问的确是一次非常难忘的经历。“你们将看到中国的过去、现在、甚至（可能的）将来，”在旅途开始前，王希这样对我们说。他所指的是我们将要访问的几个地方，包括西安，这里不仅是丝绸之路的东端，同时也是被誉为古代世界奇迹之一的秦兵马俑所在地。其次是北京，这座城市交通拥挤，污染严重，但它拥有故宫，当然还有天安门。再就是上海，它的空中轮廓线条明快流畅，富有后现代气派，整个城市洋溢着一种热气腾腾的商业文化气息。但与此同时，如同在我们旅行结束时一位法国新闻记者对我们所说的：“千万不要认为你看到了中国。”我们没有看到农村，中国人中的大多数仍然居住在那里。我们也没有看到那些在为美国市场制造耐克运动鞋和其他产品的工厂，那里的工人们每干一个小时只能挣几个美分的收入。
不消说，仅凭这次短暂的访问，显然没有资格称自己对中国做到了了如指掌。但是，我在中国的经历的确使我加深了对当今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的了解，以及对那些来听我的演讲、并在事后与我进行了长时间坦率交流的学生们的思想和观点的了解。我想，美国历史学家
们很可能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思想自由（intellectual activity）的尺度有多大？我想我的回答应该是：自由度不够大，但是比起过去来已是相当的自由。在最近一期的《泰晤士文学增刊》（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上，历史学家孔华润（Warren I. Cohen）写道，（中国）近年来的改革“毫无疑问地为大多数中国人带来（比从前）更大的经济、思想和个人自由”。我的访问证实和加深了这种印象。
在新的现实中解释过去：在中国与历史和历史学家的短暂相遇美国研究
在思想探讨方面仍然存有一些限制，但是，由于进入因特网的可能和方便，以及学生和教师们至少在课堂内所日渐表现出来的直言不讳等原因，这些限制的效力在一定程度上大为降低。有些历史题目——如六七十年代的文革——基本上还是属于出版的禁区，但在课堂上却可以坦率地得到讨论。许多有争议的和遭到禁止的文献在因特网上得以公布，并在大学校园内广为流传。直截了当地批评政府也许有可能会给个人招来一些麻烦，但是最近在上海出版的一本批评政府腐败的书却在公开出售一个月并卖出了10万册之后，才受到禁止。中国读者对美国和美国民主体制的历史发展有着普遍的兴趣。王希（用中文写作的）论述美国宪政历史的专著曾被三家出版社以太冒险为由而加以拒绝，最近却由有名的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我自己的著作《美国自由史话》（The Story of American Freedom）的汉译本也将很快问世。
教授和学生们都称他们可以在课堂上谈论任何他们想讨论的题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无论是公开讨论还是私下交流，学生和教授们都表现出一种在思想交流中的蓬勃向上的活力，他们明显地不担心自己的提问或发言会受到监听汇报，也不害怕因为批评政府自己会在事后受到责难惩罚。我感到中国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对当代美国生活和美国历史非常熟悉。他们在听完我的演讲后提出的问题与我期望从美国听众那里听到的问题相差无几。下面是他们提出的问题的一些例子：一个民主社会如何保护少数人的利益？限制使用毒品的法律是否违反了个人自由？“语言转向”对历史学研究的涵义是什么？第二条宪法修正案与携带枪支的权利应如何理解？为什么美国黑人在财富、预期寿命和教育方面仍然大大落后于白人？法国思想家对18世纪美国自由观念的发展有什么影响？谁负责选择美国学校的教科书？
有几个问题在我访问的每一所大学都有人问到。令人吃惊的是，其中一个问题是辛普森案。看上去中国学生对此案细节的掌握远远超过我。回答这个问题自然牵扯到对其他相关问题的讨论，如“举证责任”和“嫌疑人在未被证明有罪之前始终是清白的”的原则、刑事与民事审判的区别，以及一个富有的嫌疑人相对于一个非常贫穷的嫌疑人在刑事犯罪程序中所具有的优势等。另一个问题是微软案。与辛普森一样，比尔·盖茨看起来也成了国际明星。“将微软一分为二，谁的自由得到了保护？”有一个学生这样问道。其他人则对美国反托拉斯的历史表现了浓厚的兴趣。最后，还有许多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问题。虽然许多学生提到这个词，但他们大多数人似乎并不清楚它的涵义。
另外一个反复出现的讨论话题涉及到历史研究的“问题症结”（problem atique）。我不止一次地被问道是否相信历史发展的必然性（historical inevitability）（我不相信），以及有什么其他的基础逻辑体系可以用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目的论（teleology）。现代化的思想是否提供了一个可以替代的模式，还是仅仅以一种事先决定的发展途径取代了另外一种？在历史发展的进程并不确定的情况下，历史学家如何能写出具有连贯性的叙事性历史？这些问题并非是能够轻易予以回答的，但它们反映出了（中国历史学家）对历史学的思想基础所进行的一种颇为深邃细致的思考。
在中国讲学自然使我回想起10年前我作为富布赖特美国史学者在莫斯科国立大学的经历。当时戈尔巴乔夫时代正在划上句号。当然，在经济领域内，在从苏联式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型的过程中，中国看上去比俄国做得更为成功。尽管中国人的生活水平仍然不高，但至少在城市里，食品极为丰富，数不清的商店里挤满了忙于采购的中国人。在1990年的莫斯科，拿得出手的食物只能在外汇商店和漫天要价的自由市场上（private markets）才能买到，国营商店的货架上空空如也。四年之后，当我重返莫斯科参加一个会议，苏联已经消失了，思想自由多少已取得了绝对的胜利，但是（俄国的）经济却因吞服了一剂哈佛震荡疗法的药而江河日下，其结果是，少数几个俄国人一举成了巨富，而大多数的俄国人却被抛进绝对贫困的深渊。1990年，我觉得莫斯科的日常生活有一种难以忍受的不愉快，可1994年，朋友们告诉我说，我那会儿其实是生活在莫斯科的黄金时代之中。
对俄国灾难的了解也许说明了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愿意将所有的经济控制权一放了之、让中国经济对贪婪成性和不受节制的资本主义敞开大门。这同时也说明了为什么中国学生虽有强烈的挣钱的愿望，但却对市场是一剂能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的说法充满疑虑。我在俄罗斯讲学时，那些具有改革意识的青年学生所崇拜的哲学家是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而在北京，学生们谈论的是伯林（Isaiah Berlin）、米尔（John Stuwar Mill）,和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一位学生曾直截了当地要求我阐述在不断加剧的社会不平等的现实面前知识分子应该拥有什么样的责任。如同10年前的俄国学生一样，中国学生也赞赏美国所奉行的个人自由，但是与俄国学生不同的是，中国学生也意识到我们社会中存在的种种缺点。而这种对美国的怀疑态度往往因为一种极为普遍的对美国的人权说教（pronouncements）的反感和愤怒而变得日益严重。即便是那些对北京政府持强烈批评态度的人，也把美国的人权说教看成是一种淋漓尽致地表现自高自大的举动(a consummate exercise in hubris)。我不止一次地被问道：“谁给了美国把自己标榜为国际人权监察员的权利？”尤其是在我们自己并没有完全实现我们宣称的理想的情况下，对这个问题，我并没有准确的答案，而只能谈谈美国使命感的历史，以及需要在相对主义与普遍主义之间掌握一种平衡——即既要意识到不同社会有不同的历史发展过程，又要信奉对极度不正义的反对是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的这样一种思想。
无论他们对美国模式有何种怀疑，几乎我所遇到的所有人都希望与美国开展更多的学术交流和有机会接触到更多的美国史学研究的成果。中国历史学家非常渴求获得历史研究的新方法和新角度。此外，尽管这个国家的经济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它仍然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支持大学运转的经费十分有限。虽然中国学生对美国历史兴趣浓厚，但除了南开大学和北京大学拥有质量较高的、由美国新闻总署赠送的（有关美国史研究的）藏书外，各大学拥有的近期出版的美国史著作远远不够。因特网可使人获得比过去多得多的原始材料，但有钱买得起电脑的学生寥寥无几。当我与中国历史学家协会的会长和四位副会长见面时，谈到美国历史学会的财政预算相对宽裕，拥有一套固定的学会工作人员班子，并能组织范围较为广泛的活动时，他们感到吃惊和羡慕。他们的组织没有一个永久性的办事班子，其运转和工作完全依赖于协会领导人的志愿服务。
“２１世纪将是中国世纪”——在我的访问中，我曾不止一次听到这句时髦上口但又难以把握其内涵的口号。毋庸置疑，中国正处在一系列令世界震惊的变化之中，但这些变化的结果现在还无法预测。一位学生曾提出了一个喻义深刻的问题：当等级观念根深蒂固地嵌入人们的家庭生活、工作场所和政治之中时，这样的国家还能够发展出一个民主的文化来吗？一位南开大学的学者对我说，“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在道德方面。旧的意识形态已经死亡，除了金钱崇拜或爱国主义，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什么东西来取代旧的意识形态。”
随着中国转换成为一个市场社会，许多老人痛惜社区、邻里关系和家庭团结等传统的衰落。与此同时，年青一代——至少那些有幸进入大学学习的精英分子们——则努力拥抱物质进步可能带来的前景、个人隐私的观念以及前所未有的表现个人主义和价值（individuality）的宽广空间。
无论这个广阔无垠、充满忧患但又生生不息的国家的未来如何，历史知识——它自己的过去及其独特的社会和文化的过去——对于那些力图懂得和影响中国的转型的人来说，将始终是必不可少的。（王希译）
埃里克·方纳：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教授、美国历史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