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美国经济地位与“软着陆”的可能性探讨
黄卫平
〔内容提要〕近年来，有关美国“高科技泡沫”的讨论在全球进行着。作为经济规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商业周期而长盛不衰的，虽然刚刚显示出生命力的信息产业、生命工程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新一轮的经济繁荣，但周期迟早会出现。由于人们对经济规律的认识和先进技术的扩散从而导致美国经济地位的相对下滑，这种“软着陆”现象有可能在21世纪初发生。美国经济可能由此而进入新的周期。
关键词：美国经济地位/软着陆
世界经济的历史表明，任何国家或地区，即使是幅员广大、人口众多、资源丰富的大国，如美国，也必须在尽可能大的范围内参与国际经济交往(包括交换与分工等)，在更深的层次上融入国际竞争，才可能充分利用世界现有的资源加速经济发展。从经济理论和实践上看，生产的社会化要求各国一定要在利益最大化愿望的基础上，积极开放，即全面吸引外国资金，引进先进技术、科学知识和管理经验，全面进入国际市场，参加国际分工，通过贯彻国际经贸惯例，适当开放关境（如EU、NAFTA），使得国内外的要素投入、经济产出得以顺畅地双向流动，国内外市场能够更好的对接、融合，经济才能得到发展。
在中国1979年开始走向改革开放之路的时候，世界上有着四类经济大国和一个国家经济集团，某种意义上，它们经济发展的合力就是世界经济大趋势的基本方向：（1）美国。在1980年代，它是一个全面的超级大国，经济总量列世界第一，政治、军事、文化在世界上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但在1980年代初期却因1970年代长期的经济滞胀，有着自身的困扰，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相对下降；（2）苏联。它是当时另一个公认的超级大国，经济规模大约是美国的60%，军事强大，处于全球范围对美国的攻势，政治上挟一个阵营，又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影响自不待说；（3）日本。由于1960－1970年代经济产生的质的变化，1980年代日本经济生产总量列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是经济的巨人，潜在的政治大国；（4）中国。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是一个人口的超级大国和经济上的潜在大国，中国之外的人们怀着各种想法，对于邓小平领导的“新长征”表示欢迎。另外，欧洲经济共同体(EEC) 这一发达国家经济(包含一定政治)集团，以经济一体化为平台，力图达到共同繁荣并继续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极。
20年弹指一挥间，在面临2000年的门槛上，人们发现自己所处的世界发生了巨大的翻转：美国成了这个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星球大战计划搞垮了苏联，却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建立了美国自己的新经济结构，海湾战争确立了它在世界上的政治霸权地位，东南亚金融危机又确立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控制地位，这一经济地位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很难受到来自其他国家的挑战；苏联的解体使俄罗斯得以恢复，由于其内部种种矛盾的爆发，使得这一昔日的超级大国在经济发展上举步维艰，已经从过去的一流的强国落败为潜在的经济大国，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也在下降，但具有再次中兴的机会与可能；日本从1980年代的经济顶峰急剧下滑，由于房地产泡沫作怪，1990年代陷入困境，金融领域频频出问题，经济结构急需调整，面对2000年日本的改革已经开始迈出步伐；中国继续保持人口超级大国的地位，但第一的排序有可能在2000年后不久让给印度，与此同时，中国在改革开放的20年间维持了高速经济增长率，已经转变为经济大国之一，并有着光明的发展前景；欧盟是近20年间世界经济又一个具有划时代的进展，经济一体化发展到了经济货币联盟阶段，使得欧盟继续保持着世界经济中重要一极的地位。
对于这一段经济史的变迁，人们可以大概总结为：1970年代是美国失去的十年(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美元失去了过去等同黄金的地位，1973－1975年，1979－1982年一直处于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之中)；1980年代是拉丁美洲、非洲失去的十年(债务危机、经济困境和大饥荒)；1990年代是日本、俄罗斯失去的十年(体现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长期不振)。笔者1993年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进行过一年的合作研究，当时最深的感受是美国大众开始从惧怕日本人的阴影中恢复了信心。经过阅读美国的杂志、报纸以及上互联网查询才清楚，日本人1980年代以大量贸易顺差为基础，在美国大肆购买的房地产、娱乐业资产(美国人曾经惊呼日本人要把美国买下来)。这些资产在1990年代开始不断亏损，经营上输给美国人，或廉价返卖回美国人，其数额之巨大，甚至超过了当初的投资，这种过程给了人们这样的印象：日本人以其发达的制造业和出口立国、乃至今天的技术立国，辛辛苦苦地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获得着贸易顺差，通过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和其他高科技领域，又都以泡沫崩溃的形式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美国人的腰包。日本人似乎上了美国人的当，它的经济活动在另一层含义上实际是在给美国人打工，这种贸易和金融流动格局是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始料未及的，它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于世界经济格局的看法，也给各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一
1980-1990年代， 世界经济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美、欧的经济地位经历了如此大的起伏、变化和反复，这些变化及其原因实在值得深入探讨。
（一）美、日、欧经济结构存在着差异确定了它们各自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
在经济结构转换的分析中，笔者认为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低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 因为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低一个层次结构中的设备机械，在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的眼中，大抵属于废铁和原料。人们都在讲，美国发明了半导体的生产，但却在规模生产上败给了日本人，市场也让给了日本人，甚至韩国人，并认定这是美国在产业上的失败与悲剧。但却很少有人换一个逆向角度来分析：在高技术时代，半导体仅仅是一种原料和中间产品，完全受到高技术本身发展趋势的左右，美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去让日本人、韩国人生产这种投资大、成品率低的“原料”，而自己集中全力去发展信息(IT, Information Techonology)产业，同时可以居高临下地控制后者的产成品在下游市场中的实现呢？
今天，美国从1999年5月开始个人电脑的生产已经归到了“传统产业”的范畴中，而无形的软件产业、网络产业、一切带有E——(电子)的行业——电子贸易(E-trade)、电子商务(EBusiness)、电子商业(ECommerce)、电子管理(EManagement)、电子服务(Eservice)等等，却在逐渐居于重要地位，因为它是以创新来增提附加值的，价值的载体是无形产品，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在美国，甚至只要你采用本公司的服务，如英特网驳接业务、手机漫游业务，硬件属于“白”送——送计算机、送手机，甚至只要你能耐心地每天听几只电话广告，电话费可以减免。从微见著，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趋势：高技术的无形增值产业最终将控制有形的标准化的制造业产业。要不然，具有一流、强大加工能力的实质产业的日本，何以会败给了一般加工业并不如日本的美国？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包含信息产业、生物工程和金融工程，它们的产出大体上是有形的少，无形的多，而它们却在左右着经济的发展方向，而美国在这方面则体现着先行的特点，因而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也可以从上述的情况中得到部分的说明，而日本，乃至今天欧洲经济的现状似乎也可以从上述的解释中得到部分的说明。（二）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经济强大的具体表现，在于具有控制关键生产要素和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能力和力量。目前，美国是世界上唯一具有这样力量的国家
在中国人的眼中，日本曾经是东亚地区技术的重要供给者，这也是它在本地区强大的基础，但是在90年代，它自身失去了调整的方向，已经不能作为新技术的来源地，失去了对于技术要素流动方向的控制，加之它很少能大量吸纳本地区的产出，意味着日本经济地位在本地区的下降。美国的情况则正好相反，它是今天世界经济中唯一从根本上既可以控制生产要素流动方向，又可以控制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国家，加上前面提到的强大的创新能力，奠定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由于经济在东亚、拉美、东欧、俄罗斯的动荡，大量资金流入美国，为美国提供了廉价的货币资本，又因为美国良好的基础设施和科研设备，大量的高技术人才也纷纷流向美国，美国实际是在用世界的资金、他人的头脑，赚自己的钱。另外，今天的世界贸易中，从贸易盈余和赤字来看，日本是盈余，中国是盈余，东盟是盈余，欧洲是盈余，拉美也是盈余，只有美国是赤字，换一个角度可以认为，美国是世界上商品的最后实现者和吸纳者。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美国在世界范围中控制着要素(尤其是高科技人才)的流动方向，也控制着商品实现的流动方向。国外高质量要素的流入，一方面提高了美国的科技竞争力，压低了要素成本，另一方面，世界产出的流入进一步增加了竞争，刺激了进步，而廉价的商品的流入能够进一步减轻要素的成本压力，提高了美国产业的竞争力。
控制要素和产出的流向，事实上就有可能控制住他人发展的方向，试想美国如果不再吸纳东亚生产的商品，将会导致东亚商品的大量过剩，引发经济之外的社会问题，如严重的失业和收入下降。控制要素的流向，可能会导致更大的后果，如果我们将问题局限于经济，可以看到的是，每年大量的留学生从世界各国流向美国（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流向北美的人口是世界流动人口中素质最高的），不仅带去了凝结在这些学生身上各国支付的人力资本，而且带去了未来美国产业创新的生力军，因为智力意义上的人是经济增长和结构转换最根本的要素，控制了这种要素的流动方向，也就控制了未来经济创新的机会与可能。应该讲，美国在这方面的力量如今尚没有其他任何国家可以与之匹敌。这也是它强大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同样，美国从另外的方向也在控制着资源的提供与产品的供给，美国向全球“输出”它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念，从而试图左右他国的社会经济进程的方向。它控制着世界高科技产品的供给流向，却试图保持自己与其他国家的经济技术差距，这种趋势实在值得各国注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必须认真应对。
(三)美国经济在21世纪初可能会实行“软着陆”，从而进入新的周期
近来，有关美国“高科技泡沫”的讨论在全球进行着。作为经济规律，没有一个国家可以逃脱商业周期而长盛不衰的，虽然有刚刚显示出生命力的信息产业的增值产业、生命工程可能会给美国带来新一轮繁荣，但周期迟早会出现，究竟周期是以泡沫崩溃(如日本)还是“软着陆”形式？如果以与其他国家的相对落差急剧缩小而进入经济的相对低谷，则对美国乃至世界经济有着重大的影响而“软着陆”，即由于人们对于经济规律的认识，先进技术的扩散从而利润平均化导致美国经济技术地位的相对下滑，这种情况完全有可能发生，其造成的经济停滞，对于美国的经济地位具有重大负面影响，但对世界其他国家，却未必会产生重大的不利影响(可能是有利的影响)。后一种情况实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趋势却非常明显。如果说存在“经济全球化”过程的话，这种技术扩散造成的利润平均趋势，则是美国在全球化中获得种种利益时应该付出的代价。
二
自1980年代以来，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财政、金融和贸易政策方面的联动统筹运作，体现了一个经济在政策制定和实施方面的进步，并使得经济的运行具有了更大的空间和灵活性， 这对于21世纪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有着重大影响。
（一）经济政策的联动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个国家调整经济格局的特点
自1970年代以来，日本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存在着大量盈余，美国的贸易账户则有着大量的赤字，传统国际经济学理论认为这是两国经济实力此消彼长的过程，因而才有了各个国家在经济发展和增长的过程中比照日本不遗余力地追逐贸易盈余的情况。但美国经济中的巨额贸易逆差与经济实力增长并存，却引起了人们的新的思考。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克莱茵教授认为，只要世界相信美国经济运行良好，不断购买美国的资产，将资金投到美国，美国的贸易逆差就不会出大问题。因为资金流入美国，经济增长，需求扩大，进口增加，逆差加大，其他国家将贸易盈余再投到美国，促进了该国的经济增长，这是一个对美国对世界的“双赢”过程。从1980年代的的宏观经济学看，在财政盈余、贸易逆差、投资储蓄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投资大于储蓄时，需要有贸易逆差来平衡投资与储蓄之间的缺口，如果投资储蓄之间是平衡的，财政盈余则可以用来平衡贸易逆差，如果财政收支是平衡的，则储蓄大于投资的部分可以用来平衡贸易赤字，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十分清楚。美国1998年底财政出现了盈余，据人们乐观地估计，未来10年间这种盈余可以达到1万亿美元之巨，这为美国提供了吸收贸易赤字的潜在可能，而美国之外的资金大量地流入该国，也使得美国市场上资金充裕，生产性资本比它应该具有的要大得多，产生了应付贸易赤字的另一方面的空间。【注释】这方面的论述可以参阅：International Economy, May/June 1999, Volume XIII.【注尾】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财政、金融和贸易之间联动关系的结果很多情况下是负面的：储蓄不足要求有贸易赤字来弥补投资之需的缺口，而财政赤字又限制了贸易赤字的规模，削减财政赤字又因其具有稳定社会的功能而受到了很大的限制，最终要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当然财政、金融和贸易之间良性关系的出现却也有待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二）世界经济一体化、高新技术层出不穷、产业结构不断变化、跨国公司日益发展使得美国经济受益极大，但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则日益边缘化，比较优势在相对下降，我们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警示 以知识为背景的高新技术的开发从来就是一个资金智力双密集的过程，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为在知识经济时代抢占制高点，在这方面制定的投资计划多在千亿美元之上，发展中国家绝无可能与之匹敌，更遑论赶超，彼此的经济差距因此不断拉大。从经济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在一定的技术阶段，劳动与资金之间有着相互替代的某些可能，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丰富的优势尚有发挥巨大作用的余地，但随着资金与技术高度结合的经济发展时代的来临，劳动与资金之间的替代程度极大降低，其结果便是发展中国家固有劳动力丰富优势的丧失，身处边缘地位的状况难以很快地改变，南北差距加大，而且这种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的数量上，更重要地将主要体现在质量和结构上。然而，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本国国情，量力而行，适当部署，参与国际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某些研究、生产阶段，高新技术的引进也将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在发展与发达之间建立起“金桥”。
高新技术的出现，对于跨国公司，尤其是美国的跨国公司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真正意义的全球经营，通过在全球的信息获取、战略决策、指挥调度、设计生产、市场营销、财务核算而最终形成。环球经营网络已经使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经济利益越出了国家的限制，成了地球村的生产单位，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权力及职能的分配，利益的分享，不仅将极大地有利于跨国公司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使人才、资金、信息、技术、自然资源更加有效地配置和结合起来，而且将有利于跨国公司结成广泛的国际联盟，实行分工合作，形成优势互补，使生产经营最优化，经济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的某种“无国籍”的趋势，以及它们超越国界的追逐利益，使得国民经济的民族性、主权性在某种程度上被削弱，跨国公司通过教育从业人员对于本公司的忠诚(使之超过对于民族国家的忠诚)和公司至上来贯彻公司的全球意图，从而能够从另外的角度超越主权国家的政府行为，在经济的微观层次上推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
今天的经济已经将人事实上分成了智力意义与体力意义上的人，高新技术的开发离不开高质量的智力意义上的科技人才。由于全球网络系统的出现，今天各国科技人员的工作完全可以进行远距离的合作，从而降低科技人员流动的机会成本，也产生了将各国的智力库结合成为世界库的机会。因此而产生的各国智力外流的形式，与传统的智力外流相比，对于流出和流入国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美国是最能适应这一变化的国家。例如，本国科技人员为合资经营企业工作，至少就有相当的成份是在为外国资本服务，而通过网络的合作则使本国科技人员完全脱离本国的控制而为外国工作，且这种“智力”外流是完全无形的，后果也无法测度。当然，这种情况一方面能够使本国科技人员更好地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智力人才的争夺更隐蔽、成本更低，这将加重发展中国家人才匮乏的状况。２１世纪经济竞争的基础是人才与教育，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由于政府为了稳定而发放大量的财政补贴，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劳动成本(既便只是维持生活的水平)并不低，已有高智力人才存量的无形损失，无疑将进一步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优势。
另外，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将使全球成为“信息地球村”，绝无国界可言，从网络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避免，因噎废食又将使一国被排除于国际社会进步的行列。然而，比意识形态影响更为需要注意的是，高新技术所带来的生活方式方面的“示范”作用。美国的生活方式以“人”为中心，以资源大量占有、使用为基础，以舒适为目标，发展中国家的大众若追随此种以浪费为代价的生活方式，政府当局则完全无法引导人们的消费意向(难道发展中国家仍然要将发达国家的今天，作为自己的明天来追求么？)。生活方式对于社会生活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远而且超过意识形态宣传的(这是内心追求与外界灌输的差异)，它的不可逆性很可能给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带来出乎人们意料、戏剧性的影响，在谈论高新技术的作用时，这点实在是需要注意的。
三
21世纪的世界经济，在其发展过程中，将呈现着一种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的格局：今天的国民经济要以知识为背景的高科技为基础，能够控制重要的资源和产出的流向，最终以控制(主导)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高技术的标准制定为目标，这才是真正的强大。中国面对他国咄咄逼人的气势，只能以更为深化的改革开放作为回应。
面对2000年，20世纪的世界经济给人们留下值得回味的东西已经很多了，21世纪的来临又给人们带来了许多必须要深入思考的问题(例如，人类自我克隆问题)，高新技术的发展、人类自身的进步与完善也给人们提出了若干新的课题。中国，作为世界经济中的发展中大国，它未来的发展趋势和方向，以及它所面临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正在给中国的老一代、中生代、新生代的人们提出着继续努力的方向：
首先，作为经济大国，中国巨大的人口显然是国家力量的象征之一。在保持巨大人口的同时，提高人口的全面素质，使得物质丰富、社会有序、生活文明、文化程度极大提高，这是中华民族自立的基础；
其次，完善市场主导型的资源配置，宏观经济结构完整、综合、先进，经济的主导部门能够反映出世界产业结构发展的基本潮流，微观经济具有活力、决策科学、技术先进，能够自我良性循环。中国不仅要有巨大的国民生产总值，较高的人均收入，生产能力强大，而且经济发展将从高速度、低效益，转变为低速度、高效益；
再次，逐渐增强经济较大的控制力，这主要表现为对于(国内外)有关国计民生的要素流动方向的控制能力，以及对于(国内外)经济产出流动方向的控制能力。这是一个经济强国应该具备的基本能力；
最后，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应该表现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存在着自身的利益，因而关心介入、积极参与世界经济游戏规则的制定，在制定中反映出中国的利益，在与世界发展中国家群体的关系中，应该坚持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的思维，在竞争中与世界其他国家共同进步。
人们常说，让历史告诉未来。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巨大成绩，已经明确地昭示了天下，也坚定了中国人的信心：在21世纪的地球村中，中国将是强大、富裕、文明的成员，它对世界进步所做出的努力，绝不仅仅局限于对“四大发明”的历史回顾，而在于今天和明天所作的贡献和促进上。
黄卫平：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