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研究》2000年第2期
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
阎卫民
复旦大学的张济顺博士最近出版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1943-1953）》（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4月第1版）一书，运用后殖民理论对1943-1953年历史大转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全书从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与其政治认同、其所受到的权力制约、其所处的时代文化和建国后“一边倒”的战略格局四个角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作了缜密的分析，相当全面、准确地反映了这一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美国观的丰富内涵。
在“导论”中作者阐明了本书的宗旨：“我希望笔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不再是我的主观臆想、也不再是某种价值裁定的概念的产物，而是血肉之躯的思想、情感与精神的真正体现”。（见该书第3页，以下只注页码）作者对其理论工具——后殖民理论——的使用范围作了严格的限定：“它只能针对着战后世界和中美关系的某些后殖民征兆，在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中作一定范围内的理论设问。”（第15页）与后殖民理论相对应，“文化现象中的权力因素”也成为作者分析知识分子美国观的一个重要角度，后殖民语境下的权力分析由此也成为本书一个突出的特点。
作者首先从政治认同的角度，对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的紧密联系及由此对其美国观产生的巨大影响作了详尽的阐述和分析。作者认为：从华盛顿会议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分成了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两大基本类型。前者从马列主义出发，视美帝国主义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并由此同美国的民主政治和个人主义文化彻底决裂。后者则真诚信奉美式自由主义及其政治文化，甚至美国在现实国际政治中的形象越来越变为“干涉者”的形象时，也依然对美式自由主义政治文化充满向往。从这个角度出发，作者引出了她在本书中一再提及的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基本困惑：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取向之间的共生和冲突。中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站稳了“民族独立与国家主权完整始终是百年来中国革命的头等主题”（第47页）的基本立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则试图将“民族独立”与“十足地道的民主”并取，小心翼翼地避免美苏之间的任何一边倒，企图将美苏两种对立的体制和文化加以调和，走一条既有“经济民主”又有“政治民主”的第三条道路。现实的政治风云很难允许他们做这种试验，他们自己也在民族主义与现代化取向的冲突之中日益发生着深刻的分裂。
从权力运作的角度，作者将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分成了三种类型：第一类“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为权力所异化，他们的美国观由其地位和对权力的认同所决定。”（第67页）作者以步入民国权力中心的留美学生群体如宋子文、孔祥熙、宋美龄等为例，辛辣地点明他们公开亲美的目的只不过是“尽力争取美援而避开美国的控制”，自己像美国人那样富有，但仍需要占有中国的全部权力。（第69页）第二类知识分子如胡适、蒋廷黻等“既与现政权若即若离，不想事事苟同，又企图‘捍卫’自己的美国认同以及美国知识的‘纯正性’，他们在权力与知识之间寻找着夹缝，其结果往往又落入权力的陷阱”。（第81页）这类知识分子处于社会中心权力的半边缘状态，在理念上也完全接受了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对美国政治文化有着高度认同。在美国霸权主义激发起来的日益强大的反美政治思潮和反美运动中，他们的特殊身份和执着信念决定了他们采取躲避甚至回击态度，以更坚定地倒向美国来克服美国霸权主义阴影造成的认同危机。第三类知识分子以傅泾波、陈光甫为代表，对美国的霸权主义有着独特和深入的认识，对其危害也颇有警觉，却又在现实中不得不仰仗美国。
什么使这群“学者—官僚”坚持亲美的政治立场？一个重要原因是身处权力网络的他们在巨大的政治权力面前陷入了权力与知识的夹缝之中，“屈从权力的摆布无异于宣布自己的自由主义政治认同丧失殆尽，而违抗权力的支配也表示亲美的政治态度有所变化，同时也打击了自己的政府”（第96页），这种权力要求他们在政治上服务于一个腐朽的政府和以世界警察自命的霸权主义国家，否则就给他们加上“言行不一”的恶谥。尽管胡适们最终并未完全屈服于权力的压制，但他们为保持亲美政治立场还是加入了乞求美援的行列，从而陷入了日益深刻的人格分裂之中。
总之，受个人政治认同和权力网络的制约，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里有着鲜明的政治色彩和现实权力考虑。在美苏两家、国共两党全面对峙日趋激烈的情况下，每一个知识分子的美国观无不都在强国之梦的两大基石——民族独立和现代化之间徘徊：是扶助国民政府，坚决维护自己原有信念的纯洁？还是向左转，摒弃不合时宜的思想，进而追寻民族主体意识的弘扬？尽管他们各自作出自己的抉择，现实政治的巨大洪流还是要将这些抉择加以总体的整合。
在“文化视野的美国观”中，作者运用后殖民理论对美国的文化侵略进行了充分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它主要依靠各种软性的意识形态策略和对美国价值的无可怀疑的表述，企图进一步弱化知识分子的中国认同，引发他们对自身价值和使命的困惑，迫使他们就范于美国文化霸权。”（第140页）
尤其在都市的大众文化消费领域，美国文化无孔不入。美国以美国新闻处等机构为后盾，利用国民政府给予的特权，进行文化侵略，有意识地在许多中国人心中制造崇美、亲美和文化自卑情结。一位《西风》读者的信里就有类似流露：“……尤其是年青的美国，竟然飘扬起学术界首脑的旌旗。拿我国的文化和美国比较起来，真是令人羞愧！国人还谈什么五千年古国三千年历史这种精神胜利的废话！”（第124页）
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文化在中国大获全胜，许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左翼知识分子）还是对包括好莱坞电影在内的美国通俗文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在较高的文化层次上，以《观察》杂志为代表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界也“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民主主义、自由主义正在堕为美国政治霸权的一个最时髦的话语”（第147页），尽管他们也将这两大主义视为自己的人生信条和理想，他们还是自发地对美国话语霸权进行了自己的批判：
“‘美国’本来是个理想，是个追求，靠近的目标……这目标在道德上必须超过一切。……苏联把美苏看成两个体系，所以斯大林说‘不妨并存，更可合作’。美国并不这样看，是两个理想，两个爱人。理想和爱人岂可携贰？杜鲁门回答说，‘并存不得，你得让我’。从经济上和政治上没有人能指出美苏必须冲突的理由，但在美国人的心理上却有些非理性的病根。”（第160页）
作者在对这些自发的批判进行批判后，指明了文化侵略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美国观的必然选择：要么跳出西方对东方的传统——现代的话语霸权，寻求在东西文化冲突中建立新的主体意识；要么陷在西方文化优越的话语陷阱中，用美国思维规范和既定的价值标准去体认美国。
正是在建立主体意识的意义上，建国后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的权力运作，荡涤了美国文化，转变了知识分子的政治立场和文化价值观念，使得他们成为“为人民服务”的新型知识分子，最终摆脱了美国文化霸权的控制。思想改造运动因此有着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其最大的缺陷仍然在于：“在表述上，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服从了统一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取向，而在认同上，知识分子并未建立对美国和西方文化自觉的批判意识”，（第23页）表面的整齐划一之后仍然埋藏着巨大的疑虑和迷惘。
本书当然也存在一些缺点。首先是一些提法问题，例如作者将中国知识分子所包括的对象扩大到“官僚——学者”队伍，在分类上也把中国知识分子大体上分为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其实严格来说如宋子文、孔祥熙之流的留美学生充其量至多只作过读书人，并不能算知识分子，更不能算学者，以他们为例来证明知识分子主体意识为权力异化是没有多大说服力的。在知识分子的分类上，作者显然也忽略了以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陈寅恪等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本位主义者。其次是方法问题：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作者似乎过分强调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的后殖民主义影响，而未注意到美国文化对涤荡中华民族封建流毒、感召中国人民追求自由民主的积极方面，而这一点正是许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坚持其原有美国观的关键所在。正如作者也承认的那样：“身处中国文化语境的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回应并不完全是对东方主义或是后殖民话语霸权的回应，还包括对西方现代化(modernization)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回应”（第15页）。后殖民主义只是观察角度之一。第三是文风问题。作者在作理论阐述时有时用词太过生涩和西化，偶尔还犯一些语法错误。比如“旨趣”、“嬗变”、“合辙”、“话语场”、“原真”、“情境结构”等词对许多读者来说都颇难理解。以上批评只是笔者一孔之见，希望作者和方家给予指正。
阎卫民：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